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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3 12: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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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三、深化客家研究的途径
当今客家研究热潮日益升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和显学。这原本是个好事,然
而随着恳亲会友、商贸洽谈、寻根祭祖等主题的客家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客家学术研究面临
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客家研究逐渐朝情绪化、功利性等不良方向发展。
这些问题有些是老毛病,有些则是新问题。然而当今的一班客家学者,在谈到客家研究的成
果如何如何时,便抬出罗香林先生,奉为精神领袖。却对罗香林先生指出的问题避而不谈,
视而不见。这种态度和取向实际是客家研究的弊病,是致命的硬伤。只有下大力气破除障碍,
客家研究才能拨开云雾见晴天,才能深化发展。
第一, 研究立场要理性化。客家研究存在的对于客家文化的美化和强烈的族群意识以及过分情绪化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罗香林先生对此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例如罗香林先生曾批评以往客家研究的偏颇和美化。“(西方学子的探索)然大率皆零零星星,不能将客家风俗为一个有系统的载述;客家学子,则往往有意为己系粉饰,每谓客家风俗如何合于古道,如何‘完冕文明’。结果,反将一部分所以寄托其民族意识的风俗,弄得糊混不清。”(第21页)客家研究上的非理性和唯美化倾向,亦为后来学者所诟病,如汪祖德、陈支平等人。
第二,研究队伍要多元化。要鼓励和欢迎国内外广大非客家籍贯的学者加入了客家研究阵营。毫无疑问,现在从事客家研究以客籍学者居多。客家人研究客家文化,自然有其本文化的优势,如客家话的熟捻、社会氛围的浸淫,文化习俗的习得,等等,都为其后的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客家人研究客家,容易犯局内人高视、无视或忽视局内事的通病。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尤其对于客家这样一个族群意识强烈的族群而言,非客籍学者之类的局外人可能会更客观公正,看问题也更清楚明白些。这种非客籍人士的“加盟”,有利于改变了以往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客家研究朝着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
第三,学科和方法要多样化。由于客家研究起源于历史学,而且一直以来,无论是客家研究的学者还是研究理论与方法均多出自于历史学科,它对于客家研究虽有足够的重要性我,但并不意味着客家研究仅限于此。实际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客家研究的意义同样重要。例如文化人类学关于某一族群的起源发展、语言、习俗、宗教、经济等问题,就是客家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如,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主位和客位研究法等基本理论,对于深化客家研究,引导客家研究走向理性化,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据台湾清华大学的罗烈师先生的研究表明,二十年台湾的客家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台湾地地区近二十年来以客家主题的硕博论文就达129篇,这些论文分别来自于台湾各大院校系所,涵盖了语言学、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可见,客家研究显然不属于任何一门传统学科,因此,跨系所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已经是势在必行。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客家研究多强调从正史典籍、地方史志、族谱家史、碑铭石刻、民间科仪等文献材料入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其作用亦不容轻视。然而正史的缺失,族谱家乘的失真,碑刻科仪的湮没,给客家研究带来很大困难。而强调亲身参与的田野调查是深入认识客家文化不可必缺的手段。特别是对于文献资料少有记载的客家民间信仰、宗族社会、习俗等,只有通过诸多的田野调查个案,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达到目的。认识、探讨一个民族或民系文化,需把握其特点而作为拓深的一个突破口。又如,注重比较法的运用。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中容易找出不同点。特点从何而来?如何显见?关键在于比较。比较方法有二:一是本民族或民系文化与其他民族或民系文化进行比较:二是本民族或民系文化内部进行比较。前者是区分\辨别己文化与他文化的关键,而后者则是突显己文化内涵与实质的根本。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作为南迁汉民族的客家民系、广州民系、潮州民系等等都是炎黄子孙,在血缘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能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认同感加上区别。 “客家人开埠,广州人旺埠,潮州人占埠”。这谚语不一定科学,但多少区别出了这三个民系文化的个性。
第四,要摒除狭隘的地域门户之见。整合现有研究力量,推陈出新。现在的客家学界,有一股不好的风气:各客家地区之间各自为阵,各立山头,搞山头主义,山大王心态严重。从“客家中心”到“客家母亲河”再到“客家祖地”、“客家大本营”的不休争论,逐渐导致了学术阵营的分化。在研讨会,各自吹捧本省本地的客家如何如何。甚至有的省市召开客家学研讨会,竟然不邀请相关省市的客家学者参加,大搞“一省一市一言堂”。这种不健康的学术空气不仅不利于客家研究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学术环境。罗香林先生曾指出,“‘客家研究’是一个极其繁重的工作,任是何人都没法一手包办。以后这门学问能否‘发扬光大’纯视一般研究客家问题的人能否‘分工合作’。这编导论只是报告一点关于个人研究客家问题的短短经过而已,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知究有多少。”(第21页)作为奠基人的罗香林尚且谦谦如此,其诤言尤让吾等后来者深思和反省。
第五,埋头苦干,多做实事,夯实客家研究的学科基础。在客家研究的另一个隐患在于,空谈清议多,埋头实干少。眼下的客家研究问题不在于冷清,不热闹,恰恰相反,这股“客家热”被炒得过热,过火,并演化为一股浮躁的风气,向着不健康、不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多做扎实的实际工作,多收集各种文献和口述资料,少谈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不要拘泥于客家源流的考订,少进行浮躁的争论。目前尤其要大力开展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抢救、保存文化和实物。在客家地区从事多年研究的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就把“抢救客家民间文化”作为其主持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课题研究的主旨。大陆学者中除与劳格文博士合格研究的房学嘉、杨彦杰等人外,在客家研究中充分重视田野调查的人并不多。而充分利用田野资料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双少,周大鸣先生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黄淑娉教授和何国强博士。前者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研究报告集》,后者独著的《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均是基于扎实田野调查之上的力作。其实周大鸣对于客家研究亦有所贡献,他曾主持“汉的重新思考”课题,其子课题之一便是“潮客文化与族群互动”,他组织一批客家研究学者,运用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对客家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宗族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见于《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一书,它既注重详尽深入的个案研究,又强调理论性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是对当代华南宗族研究较全面和系统的一部著作。正是这些不博风头、不赶潮流的有份量的成果,才为客家研究在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发出难得真正学术的声音。但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成果还太少太少,客家研究只有少说多做,长期积累,聚少成多,才能蔚为大观。
在具体的研究方面,要找准一个突破口。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许多矛盾中其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哪里是它的突破口呢?我认为这突破口应该放在客家文化和族群性上。通俗地说,也就是要把握客家文化的个性,以及其产生的缘由和影响。客家文化和族群互动研究如果能得到深化,客家其它问题的研究也就容易带动起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庄英章教授主张,客家学研究要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出发。既强调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探讨。客家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长期与少数民族维持密切的互动,另方面在族群意识上又坚称自我为汉族之血统精粹,两种不同张力拉锯形成了客家文化。因此必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探讨客家社会在不同区域发展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文化过程。族群认同:同时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客家族群到底透过哪种特殊的文化逻辑来选取他们所认为的特色,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关于这一点,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吾人研究客家问题的使命,不仅在于探索客家民系的属性,而尤在于找出了他的属性后,再进而考核由此属性所产生的势力和影响。前此中西人士之言客家问题者,均因有别的关系,未能注意及此。”(罗香林,第21页)
参考文献: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罗烈师《台湾地区二十年来客家博硕士论文简述》,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hakkaonline.com/foru ... hread&tid=4406. (Download: August 2, 2003)
张卫东、王洪友主编 《客家研究》第一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黄淑娉.《广东汉族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何国强 《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周大鸣等:《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谢剑、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苏》[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周建新 客家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思考[J]。江西师大学报,2003(4)
房学嘉《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徐正光.族群、地域与民间文化:客家传统社会特质与变异[J]. 客家研究辑刊,2000(2)
汪祖德 许怀林 王东林 《中华客家研究丛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周建新(1973-),男,江西萍乡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jxzhou16@163.com
转自 OPEN TIMES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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