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插队二、三事（上下篇）

老猴1233

插队二、三事   


一九六八年，我们一行几人由兴宁岳桥农场转点到本县山区插队落户。
时令正是深秋，我们几个人坐上汽车，前往兴宁最北边的一个乡镇——罗浮镇。
和我一同插队的有刘镇番、钟绍中两位场友。
我们来到“公社”报到，然后在公社门口的小广场集合，我们被分到离罗浮圩十公里的浮塘大队。

下午四时许，我们随着散圩回家的人，以及浮塘的大队干部一同往目的地进发。
也许是刚下过雨，路上泥泞不堪，时有积水的小坑，绊路的石头，我们随着前面的人跌跌蹉蹉的往前走。
远处的群山挡住了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天渐渐黑下去，我的身前身后不断的有人点起了火把，不久火把就联成了一串往前面沿伸而去，我往后一看又是一串火龙紧随我们，微风吹来，火舌摇曳，煞是好看。
前面黑黝黝的一座小山挡住了我们，带队的人说，这是“朱方栋”是浮塘和浮西交界的地方。一级级的石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起劲的往上爬，在山顶有一座歇脚的凉亭，我们在那里稍事休息，借着火把昏暗的光烛，我依稀看见栋梁上刻着“清道光十六年所建”，想不到，这不起眼的建筑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稍后我们下坡而去，路两边有高高的松树和稀疏的灌木，到了平地，我们沿着一条小溪又往前走，但见潺潺的流水，微微的风，熊熊的火把，弯弯的路，我们好像来到了世外桃原。
我们经过了一座“依、呀”作响的水车，再绕一个弯，就来到一个叫“大眼塘”的地方，这是浮塘大队部所在地，一个黑黑的约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在等着我们，我们插队的地方叫作“韭菜塘”，这个人是“韭菜塘”的队长，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韭菜塘”离“大眼塘”还有八里路，我们还得往前赶，路是十足的羊肠小道，两边的树木越来越多，最多的是松树，还有那参天的枫树、乌桕树、坛树、杉树以及那些说不出名字的树，树下面又是灌木，密密麻麻的人不能进。
子夜时分，我们终于来到目的地，一座泥砖砌成的建筑呈现在我们面前，远处不时传来犬吠、松涛声。我们匆匆吃完早已准备好的晚饭，各自钻进自己的被窝，进入梦乡。
清晨，小鸟“啾、啾”、云雀高飞，我们来到户外，只见满目苍翠、林木森森，空气清新宜人，那“黑黑的汉子”走上前来，与我们搭讪：“你们新来乍到，可先熟悉一下环境，过几天才去干活。”我们吱吱唔唔的应答着 ，队长说完扛起锄头上山而去。
我们在外面兜了一圈，觉得此地虽好，还是走为上策，于是大家背起背包，不告而别。
我们又在罗岗出现，遇到了张建昌、李云庄等人，他们说整个罗岗就属“红旗”大队最好，每十工分有九角多钱的报酬。于是我们决定，就到“红旗”大队插队。
我们来到罗岗公社，由朱社长接待我们，我们冒充是刚到罗岗的知青，要求到红旗大队插队，朱说红旗大队已经满员，你们可到五联大队插队。
“五联”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一无所知，反正是免费旅游，不坊走一遭，于是我们又拨脚而行。
我们一行几人奔向前往“五联”大队的旅程，先是缓缓的平地，然后愈走愈陡，渐渐的前面出现了一级级的石阶，以后石阶越来越多，过了一面山，前面还是一面山，所有的路都是由无数的石阶组成，我们越过了不知几千几万个石阶，路还是远无尽头……
路的两边是光秃秃的黄毛山，寒冬十月我们走得满头大汗，太阳毫不吝惜的使劲发出光茫，路上没有一颗可以遮阳的大树，我们都在心里暗暗的诅咒那可恶的朱社长。
忽然远处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只见有十多个人举着横幅敲着锣鼓向我们走来，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我队插队落户”，我们顿觉受宠若惊，那些善良的山民们纷纷帮我们抬行李，问寒问暖，送茶送水，犹如欢迎当年的解放军。接下来是吃午饭，只见早已煮好的十二“小”碗摆上桌面，里面少不了我们久违的猪肉、鱼肉、肉丸、鱼丸，不过这些丸子个个“货真价实”，从身上滚下来留下道道白痕。
我们全都吃得酒足饭饱，置于为什么十二大碗变成十二小碗，就无从考证了，反而觉得那个“可恶的”朱社长有点可爱。
第二天我的两位同伴感到盛情难却，均留下来权当山民，我却经由宝山过黄陂直下兴城，继续过我的优哉生涯。
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天我又被赶出兴城，此时何去何从真使人费思量，我再三权衡还是觉得“韭菜塘”对我比较适合，于是我又回到了韭菜塘。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尝到孤独的滋味，我从小至今都过惯了集体生活，周围不是朋友就是亲人，现在孑然一身留在异地，还要随着那些山民上山劳作。
我决定明日回家，那时候罗浮至兴城只有一班汽车，开车时间为上午九点，如果我早上五时起来，穿好衣服吃完早饭立刻动身，还来得及赶上开车，如果错过了开车时间就得在圩上住一晚，那时我身上仅剩下可买一张车票的钱，绝对不可能在圩上住宿，于是我乘黑夜先偷来一大束可用来做火把的竹子，并打听到鸡叫三遍后天亮，自己应该在鸡叫第二遍时就起床，那时候没有时钟也没有手表，只能借用这原始的方法。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宿未睡，鸡叫二遍时就赶紧爬起来，匆匆穿好衣服，吃完饭赶紧动身，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繁星满天，我点上火把挎上简单的行李，走上生涩的崎岖的山路，由于是深冬的晚上，万籁俱寂，只听见我“刷、刷”的脚步声，两边黑影幢幢，奇形怪状的树木张牙午爪，背后似乎有什么人紧跟而来，我停他亦停，我走他亦走，弄得我魂飞魄散，搞了好半天，才知道是自己的脚步声。
我经过大眼塘、中匣、朱方栋、浮西，最后走到目的地，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当时天还未亮，那鸡叫三遍天大亮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兴城不能久呆，韭菜塘的孤寂我又难以忍受，面对这样的处境，真使我无所适从。
在浮塘大队有一个叫“蛇坑里”的小山村，在那里有三个我在岳桥农场的场友，他们分别是李浩孟、李绍坚、钟左天，钟左天我们又叫他“阿左”，是钟韶光先生的儿子，按辈份我应该叫他“阿叔”。
我百般无奈 ，觉得如果能迁到蛇坑里去，未尝不可，起码不是独自一个人面对这尴尬的人生。我向大队提出迁队的要求，结果被批准了，从此开始了我在蛇坑里八年的插队生活。
我们的“三同户”是寡妇林嫂一家，林嫂看上去有五十多岁，满脸皱纹，她男家姓刘，育有一男、一女，男孩我们叫他“海宁古”；女孩我们叫她“满娣嘛”；男孩穿着较为整齐，正在读小学；女孩在家做家务、干农活，穿得破烂不堪。她们一家生活过得极为艰苦，是全村最穷的一家，她们的锅台旁边，放有一个小碗，碗里面放着一块黑糊糊的东西，起先我们不知是何物，待炒菜的时候，林嫂将这东西放进炒锅里面转几转，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一块肥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她家穷到何等地步。
蛇坑里地处“杜腾河”边，杜腾河是一条由江西流入的河流，俗话说：“江西九十九条河，只有一条下广东” 这条河，就是杜腾河。杜腾河河水湍急，清澈见底，平时河水不大，河床上满是大小不等的顽石；河对面属龙川县管，有一个由龙川人管理的渡口，叫赤石渡。撑渡的是一对邝姓兄弟，一高一矮，脾气怪僻。
有一天中午，我想到赤石渡买烟，恰逄邝姓兄弟吃午饭，渡口空无一人，只有渡船静静的靠在岸边。这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我赶忙去拔竹篙，后面来了一位挑谷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孩，这女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我会不会撑船，我胸有成竹的说，会，我撑得多了，那女人与小孩就一齐上船，我拔起了竹篙，船立刻飞速地顺流而下，怎么也控制不住，两岸的景物不断的往后退，邝姓兄弟像发疯一样狂跑，嘴里不知在骂什么，我想绝不是在叫我爸爸吧，船上的女人脸色雪白，紧紧地护住小孩，船终于在下游一公里外停住，我将船系在一条树上，然后慌不择路的逃跑，那女人不住的在后面骂娘，我也懒得管她，翻过了一道坡后跑得无影无综。

[ Last edited by 老猴1233 on 2005-7-14 at 10:37 ]

老猴1233

蛇坑里四周大都是黄毛山，中间是一个小盆地，一条比黄陂河稍小的小溪，从盆地旁流过，小溪两旁没有耸立的河堤，只有参差不齐并不陡峭的溪岸，在溪流稍为宽阔之处，是乡亲们挑水、洗衣的地方，溪旁稍高的地方曾是我们的小菜园。
蛇坑里的村民大多姓刘，分成两个队，我们这个队的队长叫刘开招，我们都叫他“开招叔”；另外那个队在对面，队长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边有一个大队干部，叫王世伟；村里比较年长的人有，“流民叔”、“松招叔”，还有什么“海凤古”、“海环古”等等。以后因开招叔辞职，由海环古接任队长之职。
沿渡腾河溯江而上，经过司马地可达浮西的下佑、咸水、山背，原铁山林场的几十个知青在那里插队落户，亦有嫁给当地人为妻的。
在咸水有一个知青，外号辣椒，他学会了理发的手艺，经常走家串户，亦常来蛇坑里为我们理发，这个人古文根底很深，经常讲一些寓意深长我们又不太懂的故事。
又一次辣椒闲逛至蛇坑里，穷极无聊，与另一个人，将路旁的茅草点燃，没想到火势很猛，那个人临阵脱逃，辣椒救援不及，火一直燃至流民叔屋背的松树林，全村的人都来救火，火舌窜至几丈高，“辟里劈拉” 很是恐怖；风助火势，青青的松树，好像干柴一样，很快就着，祗见一团团硕大的火球，从这条树跳到那条树，跳到那里，火就烧到那里，片刻之间松树林就烧烬，火也就熄灭了。
辣椒比我年长几岁，老大年纪仍未成婚，有一次在家蒸红薯（番薯），边烧火，边想心事……“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结婚生子，最麻烦的是给孩子起名字，左思右想仍不尽人意，将可选择的字眼一个个排来，还是无从选择……” 不知什么时候，锅里的水已被煮干，整个锅烧得通红，锅盖也冒起烟来，辣椒还在添火，同伴从外面赶来，问他在干什么，辣椒说名字还未想好，此时锅盖已经着火，番薯早已成焦炭，从此故事便被流传……
罗浮有很多杉树，而杉木是做家俱的好材料，所以我们都想成为木匠师傅。木匠的工具无非是刨、斧、凿、锯，这些工具都好找，只是那做刨子的黄线稠，无从购买。这事和辣椒谈起，辣椒便带我们去砍稠木。这稠木质地致密，入水即沉，耐磨擦，适于做刨子。我们带齐工具，跟随辣椒往稠木山进发，经过司马地、下佑、咸水、山背，我们走进一片绿色的世界里，山不太高，郁郁葱葱，在谷底，常见那赤色的、褐色的藤蔓从树上挂下来，挡住我们，这藤蔓有的粗如儿臂，许多须根又缠绕在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大小树干上，发育成无穷多的藤藤蔓蔓，到头来不知是藤缠树，还是树缠藤；谷底以阔叶树居多，什么枫树、坛树、野柿子树、樟树等等，应有尽有；地上满是落叶，腐败的、枯黄的、新鲜的积成厚厚的一层；路愈走愈陡，渐渐的就没有路，茅草高可及膝，我们趟着茅草，攀着树枝、树干、藤蔓，奋力的往上爬；针叶树渐渐增多，松树、杉树成片成林。翻过几个山坡，前面出现一大片黑黝黝的树林，祗见高大的乔木挺拔笔直，大的双人合抱，小的亦有碗口粗，这就是我们神往的稠树林。辣椒说树粗的无用，只要对开可做两付刨子的即成。绸树有黄绸、白绸之分，可用刀把树皮刮开，如果露出黄黄一片的，就是黄线绸。我们最后找到一条适中的绸树，费了好大的劲把它放倒，这绸树倒下来的气劲可谓摧枯拉朽，隆隆的声音，着地时强烈的振动，都是出人意料的。我们每人扛一截绸树回去，余下的任由它腐烂。
有一年的春节，同伴们都回去了，余下我一个人想领略一下山区过年的情趣。
大年三十，夕阳从对面的山头上徐徐而下，不久就收起了最后一丝光辉，夜幕渐渐降临。乡亲们在吃完了一年之中最丰盛的一顿年夜饭后，纷纷跑到各自的禾坪里来。最高兴的是那些孩子们，穿上自己最得意的衣裳和簇新的鞋袜，在禾坪里喧闹着、蹦跳着，不时的放出一两响鞭炮，吓吓那些捂着耳朵的女孩子们。大人们抬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烟花、炮竹，孩子们远远的站成一圈，紧张的注视着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刹那间几乎全村同时点燃了鞭炮，火光闪动着，炮声隆隆，浓烟纸屑满天满地，有些鞭炮手放得性起，脱光了上衣，将鞭炮缠在自己的身上，边转身边放炮，大约一个小时候后炮声稍歇，孩子们一哄而上，去抢夺那未能点燃的哑炮。接下来是放自己制造的“松光炮”，这“松光炮”用松香浇铸而成，硕大的个子，长长的身躯，炮手们点火的时候小心翼翼，孩子们站得远远的，全都捂着耳朵，“轰”的一声巨响，地皮颤动了几下，树叶哗哗作响，炮声在小盆地上空几次回旋，那“隆、隆、隆” 的声音是城里没有的。午夜时分，乡亲们各自回房休息，临走时有人特意交带：今晚不要熄灯。我问：为什么？答曰：老鼠帕灯。回到房里，我迟迟不敢熄灯，但如果灯点到天亮，明晚就要摸黑了，“唉”不管他了，将灯熄灭，脱衣而眠，我想明年老鼠定然很多。
不知什么时候，邝姓兄弟突然对我很好，可能是因修收音机之故吧，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常有邝氐亲属的收音机来修。有一天，邝家老大对我说，有一位住在江西的亲属，收音机早已损坏，经多人修理仍未修好，要我去为他修理，并说那地方离罗浮很近，走路不到一天的路程。我因偌大年纪仍未出过省，就答应了他。
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饭，即刻动身。经大眼塘、朱方栋、浮西、罗浮圩，再向北而行，直至罗浮的最北边，祗见公路左侧竖起一副石碑，一面写着广东，另一面写上江西，这就是广东、广西两省交界的地方，我一脚踩上广东的土地，另一只脚踏上江西的土地，一个人横跨广东、江西两省，那份得意之情难以言表，没想到三十年后我的双脚仍未跨出省门，这份悲哀之情又不知何以言说。
江西与罗浮接壤的地方有一个荒唐的名字——“荒唐肚”。当晚我们就在“荒唐肚”找到老邝的亲戚，在其家住下来。主人的小儿子刚刚结婚，新房布置得很漂亮，崭新的被褥，刚做好的衫木大床，四壁雪也似的白，地板用青砖铺就，只是新人未见。主人待客殷殷，吃完饭以后，我便在新房安歇。躺下未久，忽感骚痒难忍，一手按下可见四、五个跳蚤，跳蚤这东西，一跳可达三尺高，现在随意可抓，其密度真是匪夷所思！在这荒唐之地好不容易过了一个荒唐之夜，早上我睡眼朦咙起来，匆匆吃完早饭，为主人修好收音机，即到“荒唐肚”游览。
“荒唐肚”坐落在一个小盆地之间，四周较为宽阔，有学校、卫生院、供销社，还有工厂；公路贯穿其间，可达寻邬县城，公路两边可见挺立的大叶桉、细叶桉，电线杆一个个往前沿伸，电话线、电力线挂在其间，耳边传来高音喇叭的歌声，正在播放革命歌曲，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天刚好圩日，路上熙熙嚷嚷，挑担的、推车的，买卖小宗农产品的络绎不绝，我随着人流涌到供销社，只见店里面人头挤拥，买农药、化肥和其它农资商品的人比比皆是，亦有穿着较为新潮的青年人混杂其间，老邝说这些人是上海“阿拉”，因江西属华东地区，许多上海知青前来插队，这些 “阿拉”定属知青无疑。祗见一位知青，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小竹子，竹子的顶端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但见他将竹子伸进条柜里面，一会儿又拉将出来，只见竹子顶端粘着一张“大团结”，阿拉们便一哄而散。
我见到实在好笑，阿拉们盗而不贪，一张足矣。

[ Last edited by 老猴1233 on 2005-6-26 at 08:55 ]

老猴1233

顶一下

linqifeng

好在留意到老猴，但有一事不解，上下乡者大概就四十到五十岁间，老猴六十一。。。
在下不才，十分困惑！

老猴1233

老猴在插队以前先在农场劳动五年，什么“居民农场”。

linqifeng

愿老猴健康，天天有好文章！

老猴1233

Posted by linqifeng at 2005-8-16 16:04
愿老猴健康，天天有好文章！

老猴在《家在兴宁》论坛做“斑竹”，欢迎你进来浏览，交个朋友。
网址：http://www.jzxn.com/
谢谢！

郑启五

Posted by linqifeng at 2005-8-16 13:34
好在留意到老猴，但有一事不解，上下乡者大概就四十到五十岁间，老猴六十一。。。
在下不才，十分困惑！

文革狂潮中1969年上山下乡者为“老三届”，最小如我53岁，最大的应该有58岁了！

郑启五

我插队落户的闽西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村离城关百余里路，四周群山连绵，是全省最偏远的自然村落之一，进村后仿佛与世隔绝。

年未的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请我们抽江西的“爱民”牌经济香烟。所谓“经济香烟”，就是最便宜的一种香烟。我对这种商标的卷烟闻所未闻。我喜欢集邮，连带对香烟盒也有点关注，可能是当时江西出了一个解放军的“爱民模范”叫“李文忠”的，所以有了这样特别的商标。我们福建的经济香烟叫“丰产”，一包9分钱。他轻描淡写他说是从江西买来的，并说离这里最多二十里山路就是江西会昌的洞头公社。“这么近啊！”知青们惊叹道，于是情不自禁，都想尝一尝出省的滋味。

几天后我们按捺不住探奇之心的知青使兴冲冲地上路了．沿着一条嵌着鹅卵石的黄泥小路，穿山越岭，走着真走着我们发现林木之间隐约有个小村，不一会儿便看到村头的水田里有三个知青模样的姑娘，有一个高卷的裤腿下涂着斑斑点点的紫药水。我们便下意识地用厦门话与她门招呼，结果她们愣住了，象撞上外星人似地了解望着我们，然后相互用上海话嘀咕了几句。这下我首先猜出她们的身份，使改用普通话激动地问；“这里是江西吧？你们是上海知青吗？”没容她们回答，我又迫不及待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们是福建的厦门知青！”她们三个也异常高兴，争相从水田里拔出湿淋淋的泥腿子踏上田埂来，口中说：“是呀，是呀，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并热情地招呼我们“来，来，来，来喝水！”连续四个“来”字使我心头骤然一烫。在当时厦门人的印象中，上海人总有高人一等的自负，而关于上海姑娘，也有“赤脚羞于见人”的传闻，但一下就在陌生的碰见里烟消云散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随后，她门带我们周游了这个微型的江西小山村，并到知青窝里作客。大家在交谈中都为做了几个月的“邻居”而互不知晓，大为感慨了一番。而我好奇的眼睛一直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她们分发的生活、生产用具与我们的大同小异，只是锄头的式样有些奇特。特别难忘的是我随手翻了床头的一手抄歌本，里面全都是全文革前的电影插曲与外国民歌，与我们厦门知青点上的手抄歌本，简直如出一辙。主人们用几个印着“上山下乡干革命”字样的搪瓷子缸盛了热腾腾的白糖开水请我们喝。我至今仿佛还能感受得到那杯开水腾腾扑面的热息。在那个大队供销社买了一包一毛四分的“爱民牌”香烟后，我们就带着莫大的满足，匆匆告别了那个深山中的江西村子和那三位不知名的上海女知青。
   
那回是我们当中的好些人平生第一回的“出省经历”。事后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同公社的厦门知青吹嘘说，我们交了几个上海知青朋友，那三位热情的上海姑娘已在我们加油加醋描绘中变成了天仙一般。当然，也是仅此而已。
   
往后的几年里．会昌的上海知青与武平的厦门知青不时有一些人来往。不少上海男知青春节返沪就从福建走，有的还先在武平的厦门知青点睡一夜，然后搭长途汽车到龙岩换上火车，经来舟转福州到北京的特快到上海，旅程三天半。据说这样还可以比从江西走快上半天。

老猴1233

Posted by 郑启五 at 2005-8-17 11:09
文革狂潮中1969年上山下乡者为“老三届”，最小如我53岁，最大的应该有58岁了！

同是“老插”倍感亲切。老猴在一九六三年到本县城镇岳桥农场劳动，一百几十个青年将户口迁往农场，那时我刚刚是十九岁。五年后又转点到本县山区插队。
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恍若在眼前，从你的文中又看到昔年的峥嵘岁月，那山那水，那纯朴的山民，那满山遍野的松、杉，那弯弯的、崎岖的山路，那水中的小舟……还有那些可亲可爱的知青同伴……
我们彼此插队的地方，相距应该不到一百公里，无缘相见，甚感可惜！

linqifeng

五叔，猴叔：
  
  您好！  
  看完〈凤凰电视台〉有关“老三届”的报道后，我和主人公一样，心情沉重，但崖相信他/她的一句话：不后悔！
  因为那是一笔人生财富！

祝平安！
Linqifeng上

郑启五

如果算是“财富”，也是“国难财”啊！

linqifeng

五叔：

您好！
您的名字让捱想起我的另一个老乡，您应该认识他---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惠阳人。

上下乡，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错不在人民，在我们的伟大领导！

昨天本网站有个新贴-----假如没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中国会更富强！

我们还是谈回“上下乡”吧，可不可以在百忙之中给我们讲多一点情况？

谢谢，祝安康！
Linqifeng上

郑启五

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邮票


为纪念厦门知青上山下乡35周年，我们各校老知青举办了“2004厦门知青文化活动年”，以展览、著书、征文、旅游和汇演等多种文化活动，来纪念那刻骨铭心的往事。该系列活动在最后掀起了十分引人注目的高潮，举行了“知青·一代人”大型文艺晚会和大型图文集《我们的亲情》的首发式，并邀请早年名闻全国的三位知青英模侯隽、邢燕子和董加耕一起到厦门现场出席。

这三位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培育出来的知青模范都年过六旬，他们很是激动，说是他们三人还是头一回同时出席知青活动的聚会呢！在我上个世纪60年代初年的记忆里，是在《中国少年报》上第一次知晓邢燕子等人的故事的，是在老旧的《中国青年》的彩色封面上认识他们的面容的，是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那一部又一部彩色和黑白的《新闻简报》、纪录影片里和他们见面的。而时隔40年要和真人见面，感觉很不一般。

见面活动时的场面十分感人，他们三人即席发言被掌声赢得了热情和百感交集的掌声。年过半百的厦门知青排起了长队，当起了“追星一族”，热情有加地请三位老知青劳动模范签名留念。大伙拿的都是当天首发的《我们的亲情》一书，而我则不然。我一是将自己的知青生活文集《情结武平》请他们三位留名纪念；二是把寄给我入场卷的“《知青·一代人》大型文艺晚会”专用公函实寄封也一并带上请签；三是带上三枚2005的贺年有奖明信片“福建惠安女”，以便让收藏签名邮品的邮友也一并分享这样难得的机遇。我发现我那被签名的实寄封是现场的唯一，因此也可能是中国的唯一。

我这样做，首先自然是邮迷因素在作祟，但也不全是。我认为虽然都是早年的中国上山下乡知青，但曾经当选任过天津市委副书记的邢燕子是上一拨知青，并不是属于我们这一拨知青。请他们在反映我们这一代知青人间生活酸甜苦辣的《我们的亲情》上签字，并不是特别地贴当。回眸新中国往事，知青上山下乡风起云涌，从1953年到1979年，此起彼伏，先后有好几千万人卷入。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三拨，而三拨人各有被表现的邮票。我们的邮票以阳光的画面保留了三拨不同知青的时代身影，如此周全的“政治档案”可谓罕见，真的非常值得研究！

第一拨是1953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响应的是政治口号是“缩小三大差别”和“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且基本是主动或半主动下去的，是局部和相对小批量的。是当时的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进入各行业就业以及参军等等出路之外的又一种选择。他们在下乡的地方或多或少起到了口号呼唤的内容。表现他们那一拨知青的邮票是1964年9月26日发行的《特66·知识青年在农村》，四枚一套，有收获，有种植，有学习，也有科研，画面温馨协调，至少也“小有作为”，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就是他们最著名的代表。

第二拨是1968—1971年文革中期的下乡知青，响应的政治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卷入的是“老三届”，既1966—1968的高初中毕业生，也是文革中所谓的“革命闯将”——红卫兵，约1600万人。他们上山下乡有主动，也有半主动，但更多的是被动或强制性的人口迁移。1969年9月仅仅20万人口的厦门市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就“动员”了近三万人离乡背井，到闽西落后边远山区插队落户，被民间称为“黑色九月”。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文革初期的倒行逆施，全国的工业、教育等领域遭到重创，高等教育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连续三年的高初中生积压在校无处可去，而几千万小学毕业生无校可进。于是就有了这次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青年人口迁移。我就是属于这一拨知青。反映我们这一拨知青的邮票有1969年10月1日发行的《文17·知识青年在农村》和1970年1月21日发行的《文19·革命青年的榜样》，尽管前者的票名与1964年的“特66”完全相同，但内容上知青已经从送文化与知识到农村去的“老师”，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学生”了。这次波及全国几乎所有城镇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葬送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是“文革”灾难性后果的重要构成。

第三拨是1972—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由于第二拨知青在农村苦难的命运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和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关注。毛泽东亲自在反映知青问题的“李庆霖来信”上批示，于是当局对严酷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政策性的“改良”：处理了一批残害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坏蛋”；让部分知青“病退”回城，让部分知青进入厂矿和大中专院校读书。而这一拨新知青下乡“动员”的方式有所和缓，强制性的力度有所减弱，大部分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以集体场队取代星散的插队；注意给知青一些“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我们厦门就是以同安和灌口、东浮等取代了以往的闽西山区作为下乡的地点……直接反映这一拨知青的邮票是1976年12月22日发行的《在广阔的天地里》，而间接或部分反映这一时期知青生活的邮票还有1973年8月25日发行的编号票《82—85·赤脚医生》、1975年3月8日发行的《T9·乡村女教师》和1976年9月6日发行的《工农兵上大学》。之所以有这么多邮票直接或间接反映知青生活，主要是当时把1968年以来的知青上山下乡当成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其主流自然是要大加肯定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形成“运动”的第二拨和第三拨知青与第一拨知青有着相当大的不同。我以为主动奔赴与强制性的户籍迁移是文革前和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分水岭。

同时，旧信封也是上山下乡的见证和文物。老知青对信封可能都有特别的感觉，那时信封一个一分钱，甚至有更便宜的，一角钱12个。那时的专用信封也很多，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企业和学校革命领导小组的，但就是没有农民和知青的。山区农民很少写信，而信则是大多数知青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给陈嘉庚的复信用的是旧信封翻制的，这让爱吃地瓜稀饭的嘉庚老人感慨不已。而到了80年代作家冰心发现少年儿童读者给她的信用的是公家的信封时，便深感担忧。可见在过去，在书信年代，小小信封并不小，它牵扯着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视线与举止。

但自制信封事关的不仅仅是勤俭的美德，对于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有时更多的是生活的必需或无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知识有时就只能在书信世界里得以体现和维系了。一分钱在当时是可以维生的小钱，至少它可以买半盒火柴或一两多的盐巴，翻新一个信封或用旧报纸糊一个信封就意味着赢得了上述的物资，很划算的！当时知青用旧报纸糊信封虽然不是人人有份，但也不乏其人。我无意中保留了一个这样的实寄封，近来拿到课堂上用投影仪展示了出来，还真让新的一代的大学生们开了眼界：报纸信封浑身上下全是密密麻麻的铅字，信址与收信人的姓名就用钢笔硬是写在铅字当中，黑糊糊的是小而密的铅字而蓝而大的是手书的钢笔字，泾渭不明，但尚可辨认。封上贴的是8分钱的“延安”图案的普通邮票，销的是1970年的“福建武平中堡”的邮政日戳。现在想起来还蛮配套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恰恰是“延安精神”倡导的内容之一。不过知青的自制信封自然不完全是什么艰苦朴素了，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向现在使用手机发短信的大学生们说得清楚的。

当年贫苦的知青在回城探亲的日子里，倍感愧疚和不安，20左右岁的青年，还要老爸老妈抚养着，不少人想方设法参加一些居委会安排的手工劳动以贴补车旅开支，挖空心思减少家庭的压力，而糊信封和火柴盒是相对容易争取到的手工活，大概要糊几十个火柴盒或上百个信封才有一分钱的收入，写到这里，连我都怀疑是不是搞错了，但没有，当事人大多还健在，大家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知青从闽西山村回厦门过年光路费就是9元左右，这该糊多少信封或火柴盒才能弥补或如愿！

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干预下，1979年的百万知青大返城给上山下乡运动划上了句号。但归根结底，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形成了人口的“逆城市化”，与社会文明发展的“人口城市化”背道而驰，所以它随着时代的进步是注定是要终结的。至于在人口城市化之后出现的“逆城市化”和上山下乡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了渐渐远去的历史，而邮票以它特殊的方式永远记录了这段历史。尽管邮票上的知青总是年轻，但生活中的知青已经不再年轻，且大多伤痕累累，不少老知青在当代社会中正是由于缺乏知识和体力，成为首当其冲的“下岗人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所谓“四零五零”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很大一部分指的就是第二和第三拨知青。但老知青因往昔的生活磨难而变得坚强而坚韧，大多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微笑着面对时代的挑战。知青邮票和其他涉及知青当年的使用物已经成为特殊的文物，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见证。

fangshang

当年的知青已返回城里，可那些山村在知青返城三四十年后却依然和当年没什么区别。
难道说只有知青在那里过的才是磨难吗？当地的人们天生就应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