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流新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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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與『主』是兩個立場相對的詞。本文不以歷史考據為主，而是著重在『客人』內在精神探討。

一、前言：客家的名稱與起源
        西晉末年，距今一千七百餘前，中國因西晉積弱，予北方游牧民族可乘之機，大舉南侵，後來晉室被迫渡江南遷。中原漢人有不願為外族統治者，亦因此而先後離開故鄉家園。這批從中原出走的漢人遷徒至他處落腳時，相對於原來就居住該處之『原住民』，或較早移居該地的『先住民』而言，為了區分你我及行政管理上的便利，這些後到者遂被當地的地方政府當局、『原住民』及『先住民』以『客人』來指稱，這是一個統稱之詞，『客人』使用的語言則稱『客話』。久而久之，這批人也以『客人』自稱。
      『客家人』一詞出自何時並無定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政府推行『國語』之後，因為『國語』用詞中的『客人』，與原用來指稱使用特定語言『客話』的一群人的專有名稱『客人』相同，在教科書及各種文獻、媒體用詞中，原具有指稱特定族群意義的『客人』一詞便改為『客家人』，而今似已約定成俗，定型化了。這裡面固然可以看得出政治力及附著其上之教育權、及媒體權的威力，但更應注意的是，今天講客話的族群大多仍以『客人』自稱，而不稱『客家人』。即便是閩南話，至今亦仍對使用母語為『客語』者以『客人』一詞來指稱之。『閩南話』和『客話』則都仍用『人客』來指稱『國語』中的『客人』，也就是說，『國語』的政治力仍有其限制，無法改變『客話』及『閩南話』千百年來的傳統。
        進一步言之，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經驗來看，某地的原住民或已經『在地化』的先住民，通常都會用當地地名拿來表示自己與他處人之間的區別，因此有人自稱是『山東』人、『福建』人、或『廣東』人。同時，這些人習慣上也把自己使用的語言冠上該地名，因而有所謂『山東』話、『福建』話、或『廣東』話。所有這些『某某』人、或『某某』話都是以範圍明確的『地區』或『地域』為名，但新到的這批『客人』無法再用當地的地名來稱呼自己的族群、或使用的語言，這是『客人』先天不利的地方。因為他們是從一個範圍不是那麼明確、泛指黃河中下游一大片原來漢人居住的所謂的『中原』分批遷出者。由於這片土地確是漢人文化主要的發源地，因此原在該地生活的漢人，心中多少還存有某種程度的文化優越感。也因此，至今仍有部分『客人』偏好在自己的刊物或社團組織上冠以『中原』一詞。對他們而言，『中原』一詞似乎在文化上的意涵，但也有人堅持具有兩種意涵，以與他人區隔。近幾年，有政治人物用『新中原』一詞來和『中原』作區隔，其用意似乎就像企業推出新商品時，喜用『NEW』或『ALL NEW』來和原來的商品區隔一般。
        再進一步言之，部分『客人』可能是為了表示不忘本，時時提醒自己的文化為中原文化。但筆者認為，如果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或許會更有意思，那就是，部分『客人』在自己群體前面冠上『中原』兩字，或許出自於想要用『地域』名詞來指稱自己的來源，期以化除『主』、『客』對立的場。但因為『中原』不像『四川』、『河南』那樣固定，『中原』隨歷史發展的階段，先後指稱現今的『河南』、『黃河下游』，更有指稱陝西南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一大片的地方。因之，也很難和地域較為固定的『四川』、『福建』、『廣東』......之類者相抗衡，同時，也難免被譏為自大、沙文。
當前的台灣，由於國家認同與土地認同尚未獲得共識，統獨爭議仍然是政治社會衝突與族群對立的焦點，因此，當有偏好用『中原』或『新中原』時，難免引發社會爭議，造成不同政治立場者之間的誤解。

二、『客人』的遷徒與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渴望

        當『客人』們分批遷移到新住地時，所面臨的一個新的難題是：他們的出現無疑是對當地人生活資源與居住空間的一種競爭或擠壓。又因雙方語言、文化、生活習慣上的差異，這批新到的人與當地的『先住民』及『原住民』之間，出於生存本能的反應，彼此之間必然會出現緊張關係。當他們被統稱作『客人』時，至少有兩層意義，其一是『先住民』與『原住民』係以『主人』自居，因此用『客人』來指稱新來者時，這是區分人我、親疏關係最簡單方便而有力的分類；其二是他們有意無意的要提醒這些新到的人，得隨時準備回到自己的故鄉，不可長留在此相爭生存的資源與居住空間。
       十分不幸的是,西末年以後亂事並未在三、兩年內結束，一拖就是三百六十年。以後的中國，除了唐朝『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曾有短暫的平靜日子以外，大都是中原板蕩，未曾稍歇。別說西晉未年開始逃離家鄉的第一批『客人』無法回到『中原』故鄉，相反的，還有更多更多的人從從故鄉『中原』遷出。這些先後遷出的人幾乎都被通稱作『客人』。他們與新住地當地的『先住民』及『原住民』之間，直至明末清初的一千年之間，由於大亂、小亂相隨，難得有較長時期的平和日子可以彼此調適相融，難得有較長時期的平和日子可以彼此調適相融，反而是因為雙方人口的不斷增加，對生存資源與生空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加上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的差異，致彼此之間的緊長關係，亦未得舒緩。
       這些先後遷出的『客人』，雖然有部分留在新住地，或被新住地社會同化，但相當大的部分則是逐步從北方分次移居到今之山東、安徽、江蘇、浙蘇、浙江。再南移至湖南、江西、福建、及廣東四省交界的廣大山區，才稍微安頓下來。其其中又有部分北遷四川，另一部分則移至海外中南半島、南洋、及台灣各地。這種約每兩三百年一次的大規模遷移，前後共有五次之多，成為中國歷史上重大的移民風潮。
      『客人』不斷遷移的此一史實，實際上反映了重要的社會文化意義，值得深入探討。於此，簡單的提出兩點，其一是這批『客人』有某種堅持，特別是對自己語言文化上的堅持。他們自認為較別人（新住地的『先住民』及言文化保持下去的堅持，這是一種基於歷史感情的責任。同時，由於其不同於當地『先住民』及『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及生活習俗，正好作為『客人』自我認同及團結的基礎。
        其二是相對於當地的『先住民』或『原住民』，『客人』的人數較少，政治經濟力量較小，在生存競爭下，由於中國歷代政權大都貪腐無能，以致代表中有『皇權』的地方官員，與代表地方『紳權』的地方但伸及一般民眾，同樣都對『客人』欺壓不公。『客人』們千百年的忍氣吞聲與委曲求全，終未能獲得較為公平的社會待遇，因而蓄積了甚多的反抗能量。這只要看『客人』居所兼具生活與防衛功能的土樓或圓樓建築以及『客人』男子普遍練習武術，女子則保持天足便可知曉。所以當清朝中葉的『客人』洪秀全、楊秀清革命起義時，遂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聚集兩廣、湘贛地區的『客人』共襄盛，建立太平天國，做出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最後雖然失敗了，但『洪楊革命』卻將中國數千年僵固的社會鬆動了。六十年後的『辛亥革命』，是再一次由『客人』主導的革命運動，他們進一步地搖撼了中國不合理的社會長期無數的不公待遇，因此，他們對社會正義公平的期望特別高，也成為此一民系內在深沈的族群性格。當環境條件一旦無法忍受時，『客人』民系必定會奮力一搏，犧牲性命，在所不惜。

三、台灣的『客人』－『渡台禁令』與『義民爺精神』
      『客人』究竟什麼時候開始移墾台灣？目前所知的是，明末神宗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廣東揭陽縣人馬義雄、周榆森二人，恭帶故鄉霖田廟『三山國王』香火，在今之鹿港登陸。次年，在今彰化縣溪湖建廟，名日『霖肇宮』。一九八五年，『霖肇宮』並有慶祝開基四百週年的紀念活動。至今已有四百一十四年，可能是全台最資深的廟宇了。
一六八三年，當明鄭的叛將漢人施琅在為異族清康熙皇帝消滅明後，竟扭曲史實，奏准實施『渡台禁令』，污衊『客人』為海盜，禁止『客人』來台墾殖。在實施禁令的一百年間，『客人』冒死偷渡『黑水溝』來台謀生，艱險無比，『六死三生一回頭』的『渡台悲歌』最能描述此一悲壯史實。
        但一方面，由於禁令施行期間，台灣西部平原的肥沃便捷地區，多數已被施琅以血緣、地緣之私，所招來的泉州、彰州人士據有。禁令實施期間偷渡來台、或乾隆晚期解禁後才大量來台的閩西、粵東的『客人』，只能在較為貧瘠丘陵山區耕作營生，而這正是『台三線文化』形成的原因。另一方面，械鬥本是閩、粵地區流傳已久的地域性或族群間的對抗傳統，閩、粵人士移墾台灣之後，此一歷史傳統並未稍緩，人口居於少數的『客人』受害極深，『客人』父老世世代代、口口相傳至今的清道光六年閩客械鬥引發的大屠殺，『客人』傷亡尤其慘生。。由於掌握台灣歷史解釋權與政治、經濟權的多為閩籍人士，因之此種械鬥對抗的另一結果便是，『客人』對台灣開發的犧牲貢獻與『客人』所受的傷害在台灣史中幾乎隱誨不見。甚至連『客人』先民為了保衛家園，在本質上為『自力救濟』而壯烈犧牲的『義民爺精神』，至今仍被部分閩籍人士，作為族群對抗的歷史依據。可悲的是，許多『客人』子弟，雖然學富五車，未經審查，竟也附和其說。其實，『義民爺精神』正是『客人』移墾台灣後，要在台灣落地生根，認同這塊用自己血汗灌溉開墾的土地所做的最有力的詮釋，要用行動將千百年來外人所加於族群身上的『客』字，從『形容詞』改為『名詞』，也就是說我們要和其他族群一起做這塊土地的共同『主人』，這是『客人』後代子孫必須深切體會的，也是其他族群的朋友應該放開心胸，瞭解接納的。唯有如此，台灣才有可能發展成多元民主的共和社會。

四、結語
      『客人』，或俗稱的『客家人』的『客』字是一個名詞，不是形容詞，我們的祖先來到台灣後，深切感受千百年來先民在中國大陸遷徒流離的『不定感』，因此從兩百多年前枋寮義民爺的犧牲，或一百多年前乙未戰爭時吳湯興等人的壯烈成仁，甚至是近十年來具有文化社會意義的覺醒，或美濃六堆的『新義民軍反水庫運動，基本上是一脈相傳的，是要以行動來認同這塊先人用血汗開墾的土地，要在此落地生根。並以我們的主體性意識作為基礎，和共他族群一起做這塊土地的共同主人。
（文章來源：客家月刊107期，作者為范振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