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王越[兴宁人]

yanxiuhong

暨南大学原副校长、百岁老人王越：梁实秋先生所托未成令我终生遗憾！

    2003年01月10日




　　本报记者　梅志清　胡键　实习生　黄彬彬　杨婷婷
　　通讯员  夏泉　魏霞
　　如果不是暨南大学举办的那个百岁诞辰，我们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全国绝无仅有的百岁大学校长就在身边。
　　许多历史片断时常在老人的脑海中回味————陶行知、陈寅恪、陶铸、冯乃超、马寅初、梁实秋……当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从老人口中淡淡吐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真是历史对于这位世纪老人的厚赠。
　　屋里鲜花飘香，那是百岁诞辰的祝福；窗外阳光灿烂，那是羊城冬日温暖的慰藉。许多尘封的往事在眼前鲜活，隐隐还能听到校道上同学们的欢笑。
　　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到今天，是越发的淡泊，越发的致远。　　
　　许多老朋友都已走了，只留下这位老人每日在暨南园自家的阳台上来回踱步；然后，读书，写作。
　　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起身告辞，没想到这时老人久久望着墙上挂着的梁实秋先生的墨宝，发出深深叹息——

　　陶行知先生是影响我终生的恩师。中华教育促进会想要他去做试验，去一个叫晓庄的地方创办乡村教育，他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在那里，他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还挑水挑粪。
　　记者（下简称记）：听说您读大学时，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您的老师。
　　王越（下简称王）：我是广东兴宁人，靠着父亲苦心经营生意的一点钱读完了小学、中学。１９２１年，我考进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那时陶行知先生就是教育科的主任，可以说，就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和对青年的一片真诚，引领我走上教育工作之路。
　　有些事情可能今天没多少人知道了。１９２３年秋，陶行知先生召集我们全科同学开会，说他将辞去科主任的职务，去北京主持中华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当时普通老百姓一个月３块大洋就可维持一个月生活，而陶先生每月就有３６０块大洋。那时的师生关系是很密切的，平时我们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向他请教。得知他要离开，同学们非常舍不得。
　　他对我们说，你们的厚意我心领了，但在一个大学主持教育科，影响不大，而中华教育促进会的事业关系到全国教育水平的改进，尤其是对促进平民教育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不得不前往。当时，很多同学都忍不住哭了。
　　记：作为一代教育家，陶老先生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王：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一个留学生，著名大学教授，还跑去农村发展乡村教育。他认为在中国要做好教育工作，首先要培养乡村教师，发展乡村教育。中华教育促进会想要他去做试验，去一个叫晓庄的地方创办乡村教育，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在那里，他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还挑水挑粪，你看现在有哪个教授能做到？这样的老师你是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的，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千言万语都道不尽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啊！

　　陈寅恪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有些政协委员在会上讲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
　　记：１９５２年，您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当时中大正是大师荟萃的时候，谁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王：当然是陈寅恪老先生了。其实我跟他接触并不是很多，可当时慕名前来拜见他的人很多，你知道陈老先生的脾气是很大的，不轻易会见客人，往往要通过校长办公室或教务处去征求意见，问他愿不愿意接见。这里面说起来还真有不少故事。
　　有一次，一位官员想拜见陈老，陈老同意了，于是我陪同前往。陈老问他：“你是分管文教的，那么戏剧、音乐方面你管不管呀？”客人回答也管。于是陈老脸一沉，很不客气地说：“有人送了三张京剧的戏票给我，我很高兴，但临出门前，突然告诉我因故暂停了，这是为什么？难道你们就没有考虑过观众的感受吗？”客人向陈老作了解释，说是中山纪念堂临时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开，那场京剧就不得不暂停了。陈老觉得这不是理由，拿起茶杯就叫喝茶，有点下逐客令的意思，场面很尴尬。（笑）他不是北方人，却喜欢京剧，虽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耳朵可是灵得很，纯粹的“听戏”，哪个演员唱错一个字，唱走一个音，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大约在１９５５年，时任广东文化厅厅长的杜国庠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希望与陈寅恪先生见见面。我向陈老转达后，陈老说：“杜国庠倒是个读书人，可以和他见面谈谈。”见面后，杜国庠向陈老表达了全国政协拟请陈老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意思。陈老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有些从前的熟人当了政协委员，在会上讲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只有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实事求是，我愿意听。”
　　陈老一说起周总理，杜国庠和我立马想起来，陈老和总理在欧洲留学时就相识，后来又曾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不要因扩路而被迫搬迁之事去函周总理，得到总理的帮助，陈三立的墓得以保存下来。陈老一直对总理心存感激。于是，杜国庠恳切地向陈老说：“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周恩来总理。”并且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当然，如果您愿意去，也一定会照顾好先生的。”话说到这儿，陈老也就表示同意了。　
　　记：真是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王：陈老真不愧是中国的大师。他掌握许多门外语，而且记忆力非常惊人。眼睛盲了还著书立说，材料完全凭记忆，每天他的助手到他家整理材料，他就坐在那里告诉他，哪一句出自哪本书，哪一章，哪一页上，他的脑子就是一个大书橱。而陈寅恪老先生最过人之处，就是他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从不逢迎权贵，提倡做学问要独立思考，他认为独立思考是做人最重要因素。
　　其实，我和陈老先生见面大都是向他请教学问，他也很乐意教人。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在自家阳台上给学生和教授们上课，中间夹杂着各国语言，甚至引用梵文，我们听不懂时，他的助手就会把引文写到一块小黑板上。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每年都开课，而且他的讲义一经出版，他就再也不讲这方面东西了，开另外的新课，课课有新意，也只有博学之人才会这么言之有物。
　　这位铮铮铁骨的老人内心是非常爱国的。１９４９年，胡适等人劝他到台湾去，他呆在广州不肯走。还有一件事，那是１９５６年春节，我到他家拜年，一到门口就看到贴着一副对联，是苏东坡的两句诗：“野老已歌丰岁语，暗香先返玉梅魂”，我看了就知道他心情很好，一聊才知道，原来他的家乡有人来，告诉他丰收了，现在大家都有饭吃，有田耕，他听了很高兴，一挥而就写下了这副对联。

　　陶铸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又是暨南大学的校长，我是第一副校长。陶铸先生每两个星期必来一次学校，有时忙得很，就在学校吃饭，边吃边谈问题。
　　记：１９５８年，您受命组建暨南大学，并被任命为副校长，听说当时校长是省委书记陶铸兼任，对吗？
　　王：当时我在中大任教务长，陶铸到中大去“挖”人，说要办暨南大学，中大不放，他就说，你们中大人才有的是。我就这样被他“挖”到暨南大学来了。（笑）
　　陶铸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又是暨南大学的校长，我是第一副校长。陶铸每两个星期必来一次学校，有时忙得很，就在学校吃饭，边吃边谈问题。
　　暨大创办之初，首先是校舍问题。当时石牌岗顶有一个华侨补校，陶铸说华侨补校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空出办暨南大学。但是我到那里一看，地方太小了。于是我们想到了石牌村那一大片田地，可不可以请整个村子搬走来办大学呢？陶铸一听，就说好，我写信给朱光，让他来解决石牌村迁移问题。朱光是当时的广州市市长。事情得以顺利解决，而且村民每交一亩地就可让两个人进暨大当工人，村民们也很高兴，暨大就这样开始发展。那时大家真是在一片山头坡地赤手空拳白手起家，挑泥巴，运砖瓦，什么体力活都干，暨大的明湖和南湖硬是靠全体师生的肩膀挑出来的。
　　记：在你记忆中，陶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他真是敢说敢干，说了就干，绝不拖延，不行的也明确告诉你不行，真的是非常有魄力。后来学校发展了，觉得办水产系需要一个生产基地。陶铸听说后，又立马写信给朱光市长和林西副市长，没几天，珠江边水木清华的３００多亩地就给了暨大，可惜这样的好领导在文革时被迫害致死，那是一段惨无人道的日子啊。
　　记：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大学从此在中国大学名册上消失，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王：当时我在南边大概就是现在的三水一带劳动，都没什么人身自由了，但我始终没有灰心，我总坚信那种日子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暨南大学会重振威风。
　　记：１９７８年，党和政府决定复办暨南大学，当时您都已７０多岁了，又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工作千头万绪，为什么还接受这样的重任？何不在家颐养天年算了。
　　王：是啊，当时我已经很老了，但政府找到我，希望我仍然能够出来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一职，说我对暨大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想，暨大就像是我的孩子，从它呱呱落地到学会走路，我有责任把它抚养成人，特别是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
　　记：您现然应该是全国绝无仅有的百岁大学校长了。
　　王：哪里，在我之前还有马寅初老先生，原北京大学的校长，也是百岁。那时候开会我们还经常见到，这位老先生人很好，非常耿直，不唯上不唯书，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精密的调查研究，新人口论就是这样调查研究出来，他认为中国要得到更大的发展，一定要节制生育，可是却受到围攻，后来事实证明马老的主张是对的，这也是位充满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
　　记：很多人很想知道您的长寿秘诀。
　　王：很简单，作息饮食要有规律，最关键的还是精神充实，勤钻研，惜寸阴，处逆境，莫灰心，而且我是活到老，学到老，常动脑，勤思考，这样也不会得什么老年痴呆症了。

　　国民党曾派人到我家威胁警告：是不是不顾前途命运了？我说：这是教授们的决定，大家要求我出来主持我又怎能推辞？所谓“见义不为非勇也”！我不愿当一个懦夫。
　　记：有一点我们觉得很好奇，在您的前半生中，好好地在大学当着教授，可后来为什么又跑到香港去了？还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呢？广州解放时，您是以中大军事接管联络小组副组长的角色出现的，以前的那些教授朋友还接受你吗？
　　王：这段历史说来话就长了。１９４９年春中大闹“罢教”事件，你们知道吗？那时中大已经３个月没有给教职员工发工资了，有些教授不得不变卖衣服以维持生活，还有全家自杀的，加上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压制进步学生。后来，全校文、理、工、农、医、法、师范７个学院统一罢教罢课。大家推举我当主持。国民党曾派人到我家威胁警告：是不是不顾前途命运了？我说：这是教授们的决定，大家要求我出来主持我又怎能推辞？所谓“见义不为非勇也”！我不愿当一个懦夫。后来，校方被迫同意给全校的教职员工发工资，７个学院的教职员工的３个月工资要用几辆汽车来装，其实都是一堆废纸！
　　为了我的安全，１９４９年端午节前后，地下党员刘渠同志通知我去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后来又去了东江游击队，１０月，广州解放，组织叫刘渠和我回来接管中大，由于在此之前我们搞过罢教运动，和中大的教授很熟悉，大部分人都同意我们的接管。但也有小部分人怀有不满，写信给当时中央派到中山大学当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说我们是客家人，有地方主义情绪。冯乃超校长经过调查后明确“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我继续做好工作。
　　记：其实您从３０年代开始就关注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也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可为什么直到１９５７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这可能与我的恩师陶行知先生的教诲有关。陶行知先生与共产党一直密切合作，当时在他主持的晓庄学校就有党组织，但他自己从未要求入党，他认为作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工作起来更方便，受了老师的影响，我也就从不急于入党。一直到１９５７年，党组织忽然通知我去上党课，并要求我写自传。我写了，然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３０年代，在燕京大学，我认识了一位美国教授，中文名叫夏仁德，是一个基督徒，可他为学生开出的参考书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对我这一辈子影响很深。
　　记：您的第一本专著是《人格测量》，在三十年代就对“人格”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王：我是学教育的，我认为教育就是要以儿童及青年学生为主，针对他们因材施教。要了解学生的个性，首先就要对他们进行研究，对他们的特点尤其是人格进行研究，一个人的情绪、智慧、个性甚至内分泌都会影响他的人格，决定他的命运。
　　那本书是在燕京大学写成的，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美国教授，中文名叫夏仁德，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在燕京大学，他为学生开出的参考书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对我这一辈子影响很深。他对我说，人活着要有信仰，要有博爱的胸怀。他全心全意地帮助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从他身上我不仅学到知识，也学到做人的力量。
　　记：您终生追求革命，又是一个教育家，为什么对墨子情有独钟，一直对他有研究，还著有《论人性》？
　　王：还是前面所说，我认为中国学术最辉煌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中国学术要发展，就得有这种氛围，尤其是墨子，他的“兼爱”和“非攻”让人感悟，他和他的三百弟子可以同生死，共患难，这样的师生关系，能不令人向往？８０年代初，我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把墨子的思想介绍给外国朋友，他们惊叹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伟大的思想家，这让我对研究墨子发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梁实秋先生思乡情与日俱增。于是９０年代他便写信给我，表达了想回来看看的意思。为这事我找了有关部门，后来也没结果，没想到一年后梁先生就离开了人世！
　　记：这里还挂了梁实秋先生的墨宝，您和梁先生也有交情吗？　　
　　王：这幅字说起来还是一件令我终生遗憾的事情！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梁实秋先生在中大中文系和外文系教书，与我相熟。解放前夕，他对我说想去香港，后来到了台湾。
　　在台湾，梁先生是知识分子的领袖，连蒋经国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去他府上拜访。然而，离开内地几十年，梁先生思乡情与日俱增，他的儿子就在我们暨南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于是９０年代他便写信给我，表达了想回来看看的意思。为这事我找了有关部门，后来也没结果，没想到一年后梁先生就离开了人世！这条幅就是当时梁先生随信寄来的，录的是杜甫的一首诗：“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你看，老先生晚年的思乡情有多浓！可惜这竟成了他永生遗憾，我也抱憾终生！

　　人物档案
　　王越是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暨南大学副校长、顾问、第一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第一届广东陶行知思想研究会会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解放前，他撰写了《人格测量》、《教学原理》两本专著；解放后，他与友人合作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

来源：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cache:kjgJS2rzPH0C:www.nanfangdaily.com.cn/nf/20030110/gdxw/200301100714.asp+%E7%8E%8B%E8%B6%8A+%E8%88%88%E5%AF%A7%E4%BA%BA&hl=zh-TW&ie=U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