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

ysynhqc

赴港谋生多年，忙于生计，甚少机会返回家乡探亲访友。我所敬重的大哥庄振典兄，遍寻我的下落多年，去年潘世墨学长路过香港，承蒙陈成秀学长、王少华学姐作东，使得多年未曾相遇的双十校友，终有再续前缘的际遇。

这次应邀回厦大母校，在南强学术讲座上，为厦大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一次涉及香港问题的学术讲座，厦大母校居然将我视为是厦大人的骄傲，这种称誉让我至今仍如坐针毡，坐立不安。

世墨兄热心联系之下，也有机会和振典兄再度相遇，当晚，在同属初一年段的陈少华同学家中，和李永裕校长、彭一万老师以及郑启伍、吴德丰等校友聚会，是夜大醉方归。

年过半百的我，难于抑制因勾勒起八年下乡武平艰苦岁月诸多往事的伤感，借着酒意，竟不顾礼仪，大放悲声，所有在座的师长和校友亦陪我神伤黯然。这种失态，是深藏于潜意识的历史记忆的苏醒，也是对岁月坎坷蓦然回首的伤痛。事后，庄振典大哥和郑启伍兄亦嘱我务必为双十校友总会即将出版的《感悟双十》一书，撰写一篇文章，以抒发胸中块垒以及长年潜藏在心的喜怒哀乐，或许也可以试作为精神的疗伤止痛和情绪抚慰。

返回香港之后，郑启伍兄再度致函敦促，虽然我并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但这次稿约看来是无法推托的。尤其是仔细拜读了厦门老三届知青合作编撰的《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之后，我对我的同龄人和伙伴们，如此执着追寻逝去岁月的青春年华，以及如此眷恋那一段无法从人生记忆中抹去的记忆惊叹不已。可以说，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很少能够看到像厦门老三届知青这样的群体，是如此执着于坚持用笔和心，用各种可以借助的追忆手段，试图去告诉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父母辈曾经走过的路；但我也注意到一个不为外人察觉的现象，就是我们多数同辈人在告诉后代的同时，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他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或者是最不至于让后代晚辈们于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善意的回避，或者是一种刻意的遗忘，我感到困惑，而且这一段时间里，也一直苦苦思索，但迄今为止我仍然找不到自圆其说的答案。

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学长郭天赐兄也曾希望我能够为老三届知青集体编撰的回忆录撰写一点东西，但我曾加以婉拒，另一位学长王军能据说多次拒绝对过往在武平农村的诸多往事试作任何的“蓦然回首”，或许是记忆中的伤痛太多太多，我能够充分理解王军能学长的心情；这次在无法回绝校友总会同学师长的盛情，勉为其难下笔之前，对应该如何感悟双十，实在是徘徊再三，费尽踌躇。

之所以不愿意回顾往事，是因为那一段花季少年的往事，并没有太多的鲜花和阳光，恐怕更多的是辛酸和痛楚，欢笑或许是存在的，但在记忆的深层处早已淡忘和模糊。能够刻骨铭心的，并不是青春期的生机勃勃，也不是初恋幻想和羞涩，那是一个情绪紧绷，思想亢奋，无法分辨是非，更多时候是盲从和愚昧，任何时候都可以作出下意识的破坏性杀举措的年代，那是一个彼此仇视，怒目相视，亲者痛仇者快的年代；那还是一个师生伦理道德毁誉一旦，校园里曾经哀声不断，枪声不绝，曾经满目仓夷，教室里几乎找不到完整的黑板和课桌椅的时代，我们还有一些可敬的老师和同学，在极左路线的极力摧残下，在盲目追随正确路线下，葬送了宝贵的生命，那样的记忆又将如何感悟，如何回首，如何将真相如实告诉我们的后代呢？

告诉我们的后代，应该告诉他们真实。告诉他我们记忆中任何一块碎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是眼泪还是笑声。

母校双十中学的校名，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以和辛亥革命齐名的双十而享誉于八闽大地，乃至声名远播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双十中学的校名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困扰。六十年代以降，大陆政治气候骤然而紧，双十中学的校名从双十改为八中，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再拨乱反正灰复原有的双十校名，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坎坷，就是那个精神错乱年代的缩影，也是双十八十五年历史最为耻辱的一页。

作为双十中学老三届最年轻的一届（68届），年纪最小的一个班（初一七班），我们的感悟和记忆显然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65年夏天进入学校时，李永裕校长已“靠边站”，四清工作队是学校当时的“大哥大”。65年暑期的八中气氛格外压抑，但是这种压抑我们当时并无法直接感受到，在和平楼楼下的教师里，看到朱植梅校长双鬓花白的华发，文静瘦弱的身躯，班主任兼英文老师潘明贵老师的朝气风发、语文老师彭一万的潇洒倜傥、数学老师萨珍的雍容睿智，都让所有刚刚踏入中学校门的我们，有一种初生牛犊莫名的兴奋，那是一种根本还没有长大但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的怡然自得。

仔细算来，我们在八中或双十学习的日子，如果扣除寒暑假和法定的节假日之后，大概不足八个月的光阴；但我们经历了双十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见证了双十历史上最荒唐的岁月，我们的印象和记忆中，几乎没有花季少年应该有的一切无忧无虑，即使是那次难得的参与学校合唱团在人民公园草坪上的演唱会，因为台子太小，最后只能被安排站在舞台的一侧，即使踮起脚尖也无法看到台下的观众，也不知道自己尚未发育的尖细嗓子，究竟能否为学校的大合唱如何壮行色，添光彩，实在不得而知。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遗憾和满足。

六十年代中期的花季少年，所处的是思想和情欲禁锢的年代。男女同学是不讲话的，虽然桌子中间已经不用再画上“三八线”，但彼此之间的拘谨，远远超过了青春期最需要的好奇，更没有探索究竟的一丝半点冲动；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即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她相约到公园照相馆拍结婚照，当时和我的同桌同学丘秀英邂逅，居然没有打招呼的勇气，只是擦肩而过而已；虽然早就知道陈少华是初一三班的同学，但我也是最近在前述的聚会上，第一次和不同班但同年段的陈少华同学正式打了招呼，时隔将近四十年才姗姗迟来的招呼，这种难于想象的滞后，应该告诉我们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当年的心身发育是何等的自闭和压抑，这是一种近似病态的自闭和压抑。

考入双十（当时已经改名为八中）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事，一个是自己当年的考试成绩相当优秀，另外一个是家里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离家里很近，无需搭乘公共汽车上学；时任厦门一中校长王毅林，解放前曾经担任厦门地下党城工部市委书记，父亲和王毅林校长有过一段相处和共事的经历；和王毅林的相识是父亲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王毅林事后获悉我已经被八中录取，还对父亲有所抱怨，何以不让他就近照顾一下世侄，但如果当时因此进入一中，我也就没有感悟双十的福份了。

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全家人都很高兴，妈妈同时也告诉我，需要自己赚一点钱缴纳学费；那一年我的暑假是在旧居闷热的木板房里糊纸盒渡过的，当小学同班同学，也是后来中学同班同学吴国琴带着班主任潘明贵家访时，我的双手沾满的是浆糊，和一脸的尴尬情境至今还念念不忘。

初一年的学习并不如意，第一学期下来，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最后还需要补考才能过关。萨珍老师让他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龚元利用业余时间对我进行辅导，我也是那时才知道教务处长龚志溥是龚元的爸爸，适逢高考准备最紧张的时期，每次到萨珍老师家，总是会听到龚麟学长怒气冲冲的抱怨声，弟弟妹妹们的声音经常很吵，吵得让他心烦意乱；龚志博老师和龚麟学长让我感到神秘和敬畏，我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打招呼，当然当时的他们基本上连正眼瞧我的机会都不给我；但轻声细语的萨珍老师，让我经常可以感受到母亲加上老师的温馨，我很羡慕龚元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

66年的夏天就要来到，匆匆忙忙的考试即将来临，第二学期开学之初，潘明贵老师在课堂上发给我们每人一份登记表，要求我们如实填写家庭成员以及他们详细的政治履历情况，不得有任何的隐瞒；兴冲冲的我在把表格带回家之后，我并没有从祖父脸上那一丝忧郁神情看到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份必须老实交待家庭政治成份的表格，年仅不到十三岁的我，押根不知道它叫政治太沉重的份量；递交表格之后，班主任在班会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一些同学没有如实交待和填写家庭政治成份和父母亲的历史问题时，虽然没有将严厉的目光特别投到我的身上，但我当时似乎有一点忐忑，至今我并不知道这种忐忑是怎么走出来，或许是一种第六感吧。

第六感很快就获得验证。66年的6月，学校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校园沸腾了，年段主任和班主任宣布学期考试取消了，班上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开心极了，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高年级，天大的好事，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馅饼并没有吃到，但学校开始批斗老师了，大字报不仅贴满校园，也开始贴到班级里和走廊上，此时此刻，我和班上的同学，才吃惊地发现，彭一万老师是大右派，萨珍老师是历史反革命份子，还有更多的老师被贴上大字报，许多老师的名字被打上腥红的大叉叉，其中包括许建立同学的父亲，卫生室黄则松老师、陈动同学的母亲、讲授历史的施淑敏老师以及许多素昧平生的师长们……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天，萨珍老师在贴满大字报教室门前，被迫趴在地上从一个小小的类似狗儿进出的门洞里爬进教室，她的脸上看不到的惊吓和屈辱，我却在龚元同学的脸上看到了；同班的同学们后来竟然模仿高年级斗争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某一个上午，也在和平楼二楼的走廊上对陈动同学开起了批斗会，也就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是我的恩师陈孔立的名字。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它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黑七类”的孩子，身上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我无法资格触摸红色风暴的漩涡，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那还是十四岁不到的年纪，至今我还深深记得父亲将他当时属于敌我矛盾行列的真实告诉我时，并为此而捶胸顿足失声饮泣的情景，我望着父亲充满负疚愧责的双眼，望着墙上挂着父亲在我尚未出生时，为了确保东山战役唯一的运输管道－漳州的江东桥，差点葬送生命而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一等功奖状，我大惑不解，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明白，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的战地救护，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也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万国租界”鼓浪屿的他，为什么就成了人民的罪人呢？年幼无知的我，找不到善与恶、是与非、罪与罚的标准，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就是从那一刻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花季的十四岁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付铁镣伴随我走上了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我要告诉我的后代，我第一次偷着尝试抽烟，是在双十最混乱和最动荡的1966年，时年仅仅十四岁；和烟草还有过的另一点记忆的炼接，应该是1966年的冬天，被红卫兵从福州抓回厦门接受批判的教育厅长王于畊，当时和她的秘书被关押在和平楼楼梯底下的工具室，王于畊烟瘾极大，两手被烟草熏得焦黄，一天晚上，大概是烟瘾难忍，王于畊于耕看的四下无人，于是对一旁看热闹的我展开政治攻势，无知的我乐颠颠地跑到镇海路的小烟摊上，给王于畊买回两包汀溪牌的烟丝，至今依然记得王于畊贪婪地吸着手卷纸烟，吐雾吞云的定格画面……

ysynhqc

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我，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数学教研室里的昏暗灯光下，和龚慎思（后来才知道是许建立同学的姐姐）、王少华学姐双手沾满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着革命传单，这是当时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的我，每天乐此不疲的“功课”和“作业”；1967年复课闹革命期间，如果不是林雪娥老师及时的止喝，我可能会将更多的石块扔向那些当众说我是四类份子儿子的同班女同学；过了若干年，在我下乡所在的象洞公社的圩场上，如果不是同班同学，同一个大队插队的杨毓棋同学拚死拉住我的手臂，我手中的砍柴刀可能早就劈向那个在大庭广众斥骂我是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儿子的农民；如果不是这种原罪的铁镣，我也不至于在武平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也不至于在病退回城之后，到处扛石头打小工，清下水道污泥度日，或者利用周末晚上，在厦大大礼堂和厦门市任何一家电影院，骑着自行车来回狂奔，赚取微薄的津贴藉此“聊补无米之炊”；这次庄振典兄告诉我，我所在的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已经逝世，逝世前，最让罗胜男牵挂的是，当年所在公社党委，曾经要求罗胜男就近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因为他们是黑七类子女，让罗胜男生前最感到困惑的是，庄振典和杨锦麟是他所了解的的知识青年中，各方面表现最好者，为什么要被暗中监视呢，为什么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还要有加倍的付出呢？罗胜男临终前并没有对家人交待太多的后事，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必须将当年自己授命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这件事想方设法告诉他们，他在临终前还想着我，而我却拒绝像其它下乡知青农友那样眷恋那一片红土壤，“近乡情怯”在这里只能有负面的解读，甚至不敢试作解读。虽然我时至今日作梦还能梦见当年的梯田和无数道田坎弯弯……

还有很多不堪回首，一旦蓦然回首就会伤痛不已的记忆……

学校一分为二，同学一分为二，老师一分为二，还有很多被撕裂的故事和被撕裂的伤口，为了争取进步争取表现，作为“黑七类”的儿子，我也就是那时，在幼小心灵里埋下对原罪的朦胧解读和希望最终可以脱胎换骨的赎罪基因。尽早赎罪是为了尽早站在革命的队伍中，去为一个被涂上金色光泽的偶像和某个可欲不可求的理想境界去不遗余力，去爬山涉水，去脱胎换骨，希望在一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是当年自己经常做的梦；这个荒唐的梦境终究没有机会实现，但一纸初中毕业证书和一双橡胶皮制作的“草鞋”，一套毛泽东选集，一声足以掩盖梧村火车站站台上空不断哭声的汽笛声，那一声长长的汽笛，是如此的悠扬，如此的浑厚，如此的无法掩饰的忧伤，反革命份子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参与送行的，只有妈妈在月台上泪水盈盈地看着我，那一张挂满泪水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我兴冲冲地登上了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的征途，却不知道此情此景就叫做生离死别。

就这样告别了母校，走上了人生旅程新的路途，这段路程足足走了整整的八年……

之后和母校的邂逅，是在返城之后参加当年的高考，时在1978年、1979年间，我还在街道办事处打一份散工，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生物楼听生物老师吴瑞雪的辅导课，课室里人头躜动，几乎看不到老师，但能够再度听到老师在讲解解剖青蛙的道理，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满足；王若畏老师的地理复习课，我也听了几堂，施淑敏老师已经不在双十任教，我是在七中上她的历史高考复习课，但也可以算是和双十的炼接；参加高考前的自我复习多半是在清晨时分，从家里跑步到大操场边的树下，开始紧张复习的一天，陈光验老师每每路过，总是给我一个鼓励加油的眼神；当年高考的教室也是在母校，但那时没有机会回到和平楼，而是在建设楼二楼当初初二五班的教室里，这大概是和母校最后的一次缘份的链接。正式参加高考的当天，是在团结楼前操场上最后的召集，记忆最深的是巫日辰老师惊奇相对的目光，一个只读了不到一年初中，继而荒废足足十年光阴的人，能考上大学吗？坦白说，我自己当时也缺乏信心，但最终的峰回路转，终于实现了“我要读书”的梦想。

我也要坦然地告诉我的后代，我已经找不到我的初中毕业文凭，只记得上面写着毛主席要我们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说到那少得可怜的知识，更是难于启口，虽然当年参加高考的历史、政治考试分数在厦门算是“数一数二”的，语文和地理也还说得过去，但数学分数考得很抱歉，只获得11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个11分告诉萨珍老师，至于英文更是一片空白，所幸当年的英文考试分数只做参考，否则我更没有资格进入厦门大学；直到进入厦大历史系就读时，已经在厦大生物系就读的庄阳同学每天傍晚到我的宿舍辅导我的英文，从ABC开始，这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重头来过，值得感念和感悟的其实是英年早逝的庄阳同学。永远记得那一天，杨毓棋、陈动、龚元同学和我一齐将从福州运回来的庄阳同学冰冷的身体抬进殡葬所情景……感悟双十，包涵了感悟那些过早离开人世间的同窗学友的浓浓思念之情……

我们没有资格为双十的那一段历史见证，因为我们那时很年轻，太幼稚，无法分辨是非真善，只有盲从和狂热，只有不知疲倦的斗私批修，只有对未来前途的茫然，只有少小不知愁滋味的滥觞，只有莫名其妙的气壮山河，只有一股现在想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的激情……

未曾参加九十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纪之初双十老三届多次组织的大型返校聚会。但事后听闻，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在见到备受磨难依然健在的萨珍老师时，当众深深地向萨老师鞠了一个躬，希望萨珍老师原谅学生当年的愚蠢和卤莽，作出了让老师伤心的事，这种坦诚感动了萨珍老师，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同学。

我们在感悟双十的同时，其实也应该学习和提倡那位同学的坦诚和萨珍老师的胸襟和境界。

双十的岁月，只是人生旅程的一级小小的台阶；未能感悟双十，只有感怀，最值得感悟和感怀的，或者是最不堪回首的是那一段被颠倒的双十历史；不堪回首的历史以及曾经发生的诸此种种，值得我们深思、反思、甚至忏悔和痛责。

借助这个难得的篇幅，谨向在那个荒唐岁月里，所有被有意无意伤害、污辱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歉意，无论这种伤害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向那个荒唐年代里因为种种历史因果而葬送自己生命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哀悼，无论他们是不幸在武斗中丧生的，还是在不堪忍受非人的私刑之下，走上不归的绝路，抑或是种种诱因之下精神崩溃的……

借助这个难得的版面，向所有关心和关切我成长，并在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向我伸出有力的双手，付出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和帮助的同学、师长、知青农友们致谢，许多曾经在人生不同阶段帮助过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多半是双十中学不同年级的校友，也有不少是同时代的不同中学的朋友们，未必都是双十的校友，但都付出了难能可贵的真诚。

感悟双十不能忘了不应该忘记的往事。

当年乳臭未干但当下已年过半百的我，其实不应该再有不堪回首的伤感，不应该再有粉饰历史阴霾的胆怯。传统的政治说教告诉我们，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坦白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不再记忆，宁愿选择被附加了背叛惯性政治价值的忘却，让我们的记忆，经过这样的忏悔和反思之后，心灵深处再也没有潜伏这些不愉快经历的阴暗角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安详和宁静，以及几乎被淡忘的宽容。宽容得像李永裕校长一样，像萨珍老师一样，像永远年轻的彭一万老师一样，像至今依然保持古道热肠心境，为了双十校友总会事务到处奔走的庄振典大哥一样，像热心公益，关心母校，仗义疏财却又谦虚低调不事张扬的陈成秀学长和王少华学姐，像潘世墨、潘世平、潘世建三位学长一样，像龚麟学长、像吴德丰学长一样，像郑启伍和徐学学兄一样，像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双十校友，向川流不息的鹭江之外的浩瀚大海一样……

感悟双十忆及感念双十校训、校风的精髓，不是人到中年才油然而生的依依不舍，不是聊备一格的校友聚会和交际，不是永远铭记仇恨，永远抱怀猜忌，永远躲闪历史阴霾，或者在时隔多年之后，不期而遇时的尴尬笑容，而是积极进取，一切向前看，迎接明天，看向未来，彼此扶持，相互理解，和而不同，宽容相处。双十精神不仅要有催人上进的内涵，更需要宽容、宽恕、大度、大爱、感恩，如此这般的感悟双十，才能够绵延不绝，直至永远……

当我们不再年轻，当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成长，尤其是当我们的共和国土壤里，至今仍残存着或多或少的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冲动元素，残留着无意彻底反思极左路线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精神无法磨灭的摧残，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后代，那一段荒唐的历史不可以重演，这种历史的负重，可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承受，但绝不应该让我们的后代，有朝一日还有历史倒带的惊吓和震撼。

行笔至此，深感实在有必要在双十校园矗立的老三届知青集资兴建的纪念亭里，再竖立一块石碑，石碑上即使不方便写上“忏悔”，也应该有机会用如椽大笔，书写上两个血红的大字－－“反思”。

张开我们的双手，是十根指头；两位校友的双手，是“双十”的连扣；无数校友的双手连环，就是无数个“双十”；在追寻早已逝去岁月的酸楚、伤痛的同时，我们还要感到庆幸，庆幸恶梦已经过去，祈祝共和国的未来，永远不会再重演那一场人间的悲恸；没有感悟只有感怀，感悟或者感怀双十，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是为了让双十精神能够在新世纪注入更多的感恩和宽容……

作者杨锦麟 1953年9月出生  初一年七班  六八届初中毕业生  下乡武平象洞联坊大队司前生产队、联坊大队径子耕山队、象洞公社林场八年  七七年病退回城，后考入厦大历史系 毕业后留校，先后在历史系、台湾研究所任职，八八年赴港，先后在多家媒体任职，担任记者、高级编辑、编辑主任、主笔、杂志主编等职，现为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厦门大学客座教授。

备注：文中所提及的人物，均是作者中学以及下乡期间的同学、老师的姓名，他们多半还健在，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