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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6 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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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您的搜索字词 提交搜索表单 财华网 个股资讯 吴伯雄：一个台湾政治家和他的时代
发布时间： 2009年02月05日 14:1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杂志 【字体：大 中 小】
从吴伯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出身台湾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吴伯雄纵横台湾政坛40年，虽几起几落，但一直屹立不倒，这和他圆融的处事手法有着很大关系，台湾政坛上都尊称一声“伯公”
本刊记者张欢 发自台北
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交流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如果按照台湾人普遍相信的命理学来说，他的脸是典型的佛相。从他的眼睛就会明白，在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至少是亲和力——他会笑，脸不是绷着的。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他对我们也开起了玩笑：谈及台湾族群对立、省籍矛盾时，他拿自己举例：“我家有11个孙子和外孙，过几天要团聚，当我抱着我的外孙，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时，怎么会想，喂!你是番薯(本省人)还是芋头(外省人)啊?
他的私人办公室设在台北开封街一间很普通的写字楼里。这是幢位于老城区的商住楼，周围有很多旧式建筑，街道的整洁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人在这里的漫长统治。
采访介绍人沿途向我们介绍各有来头的景点：这个是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已经卖给张荣发做基金会了;这个是老的中正纪念堂，现在被民进党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了;这个是台北火车站，施明德的红衫军倒扁总部。距离吴伯雄私人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就是吕秀莲的私人办公室，作为前“副总统”，办公室也一样的不起眼。
吴的办公室位于这幢普通楼房的顶两层，复式结构。也许是因为周末的缘故，楼下只有一个看门的白头发的老门卫，只是看了一眼就让我们进去了。
吴伯雄的私人办公室并不很大，这里是他的“伯仲文教基金会”所在地，也是次子吴志刚的受访服务处(吴志刚是台北市“议员”，必须要为自己选区的选民服务)。
与其说是办公室，更不如说是一个佛堂。办公室里有大量的佛教书籍，还有一面墙大的观音大力士画像，套间里的红木座椅也是用来打坐的。
吴伯雄是台湾最为显赫的佛教徒，他的师父是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星云大师在台湾有着深厚影响力，每当台湾举行选举时，政治人物们都会向这位大师朝拜，用来争取人数众多的佛教徒手里的选票。
今天这里非常清静，在我们到之前，总共只有三个人：吴伯雄、李建荣(前《中国时报》记者、现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和一个年轻的助理。
吴伯雄已70岁了，和中国众多的老年人一样，谢顶而且有着一个很大的肚子。他从来不忌讳自己的缺点，曾对摄影记者指着脑门开玩笑：“拍我还需要打灯么?”
和他的前几任都不同，吴显得亲和力更足，握手时他会笑着用另一只手拍着对方的上臂然后让座，即便对方只是他孙子辈的记者。
他的前任马英九有“师奶杀手”的绰号，但为人处世上有着“不沾锅”的特质，很少见到哪个政治人物会把他当成朋友。再上一任连战，则顶着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招牌，一生严谨，哪怕是因为选举需要去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录影，也会西装整齐，不苟言笑。
吴总会用轻松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哪怕他讲述的故事伤感而敏感：当民进党打“2·28”悲情牌时，吴伯雄就会反击——连国民党主席都是“2·28”受难家属，还有什么好说的。
与吴伯雄父亲同为双胞胎的二伯吴鸿麒，是家族里唯一学法律的，光复后曾在台湾高等法院当法官，却死在了“2·28”事件中。
他告诫自己的家族，作为佛教徒，“2·28”事件我们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希望类似事件永远不要发生，更不要把账记在当时都没出生的人的头上。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台湾是用“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的名号参会曾经在岛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因为吴伯雄是开幕式观礼嘉宾，民进党人士向他喊话：“带上两面青天白日旗。”吴则用幽默回应：“他们这么重视‘国旗’这很难得，因为他们的党部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挂青天白日‘国旗’的。陈水扁到‘国外’访问，迎接的都是绿旗(注：民进党党旗)，他们居然会这样重视，哈哈。”
总体而言，吴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在大陆关心的两岸问题上，他提出“国民党主政至少不会搞台独”。
他认同大陆胡温体制的种种做法，极力称赞他们的做法符合老百姓的要求，并用“万里挑一、IQ和EQ都是顶尖、格局大”的顶级词汇赞美他的对手(或朋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在台湾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他拉拢宋楚瑜，团结泛蓝势力。在他任内，国民党接连打赢两大选战(“立委”选举、“总统”竞选)。
连续的胜利让他在今年赴大陆拜谒中山陵时，有勇气说出“报告总理，我们把‘政权’拿回来了”。并随后写下“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横幅，因为他始终认为“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
他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不会像马英九那样对高学历的人才那么看重，马的“内阁”被称作是“校长内阁”、“教授内阁”。
吴伯雄会和电视上的政治名嘴们每周定期聚会沟通，称赞他们的判断比那些教授学者强百倍。而私下聊天时，马英九也会和这些名嘴们拍桌子。
和台湾当下政坛人物中众多的海归博士相比，吴伯雄的学历并不高，他没有海归的背景(并不是他不能去，他也曾考取过国民党送人才到海外留学的中山奖学金)，也不是台大毕业，但他坐到了这个位置，并成功地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推到顶点。
迷局收拾者
两年前的吴伯雄是否有今天的心情，没有人知道，那时候的国民党正面临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
2007年2月，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因为“特别费”案被起诉，马迅速辞去党主席一职，并立即带着副主席詹春柏拜访吴伯雄，希望第一副主席“伯公”接任代理党主席，并正式竞选国民党主席。
此时的吴伯雄已经68岁，常年的骨刺之痛让他已经处在半退休的状态，从政40年后，精力大都已放在自己成立的“伯仲文教基金会”上，并准备任期结束后专心从事佛教传播活动。
他很清楚，国民党已是危机重重：唯一的政治明星——马英九面临牢狱之灾的可能;另一大佬王金平因党主席选举失利仍心存芥蒂;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打击了陈水扁，也敲打了国民党;前“总统”李登辉又在挑动国民党本省籍党员“出头天”;2008年又要面临大考——“立法委员”和“总统”选举……
如果打不赢2008年的两大选战，国民党——亚洲的第一个民主政党就将面临泡沫化的危险，甚至会面临党内再度分裂的局面。
党主席的位置已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旦选战失败，这个主席就将是国民党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面对马英九的请求，吴伯雄并没有马上答应。他向师父星云大师求教：“我该怎么办?”
星云的回答是：“菩萨也有金刚怒目时，你要救众生。”
吴接下了这个担子，在这一年多里，国民党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并接连赢下“立委”和“总统”选举。吴伯雄对跑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的记者开玩笑说，因为实在太团结，所以没新闻，对不起大家了。
2008年5月，“胡吴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1949之后，国民党主席首次以“执政党”领导人身份与共产党总书记会晤。
当胡锦涛感谢台湾同胞“天灾无情人有情”时，他报以——“谁都不能保证没有天然灾害，但可以透过人为的努力保证没有战争”。
面对马英九当选后的“党政分离”趋势，吴伯雄再一次发挥圆融的政治手法，强力团结国民党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维系国民党的影响力。
身处海峡这一边的人们很难想象，中国国民党主席在今天的台湾会没有公车，请客要掏个人腰包。
事实却正是如此——吴伯雄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最大义工”，他坐的车、请的司机，都是自己出钱，身边没有保镖;选举时帮马英九去拜票请客，经常得自己掏腰包买单;选举要打广告，国民党没钱支付广告费，他就得动用人脉“替马英九磕头”。
权力道路
今天的国民党需要一次彻底变革是台湾人的共识，但为什么吴伯雄会成为二次“政党轮替”的掌舵者，是什么将他提升到权力顶峰?
事实上，吴伯雄的崛起与台湾光复后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崛起印证了国民党政府来台60年统治势力的变革：从军事强人蒋介石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再到国民党籍的台湾本土派李登辉，最后到民进党的陈水扁，台湾逐步走向一条本土化之路。
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党政治伦理、日据时代的遗留痕迹、美国榜样的影响以及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诸多力量交杂在一起，让台湾的今天看起来格外迷离：它既是华人民主政治的样板，又是民主乱象的极佳代言人。
理解台湾的今天以及之前的历史，吴伯雄是一个极好的样本，而他的历程也诠释了岛内政治时代的变迁。
台湾“行政院”系统内有一个部委，叫做“客家委员会”，其目标是“复兴日渐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续客家传统文化命脉，打造台湾成为一个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
客家人占台湾人口的13%，是岛内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台湾最知名的报人司马文武(注：即江春南，陈水扁两次“总统”就职演说稿起草人)对陈水扁贪腐事件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阿扁是一个穷小子，一辈子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上台，一旦得势加上有吴淑珍那样一个老婆，在金钱面前很难把握住自己，所以真正的政治一定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贵族才能玩的，因为他们在金钱面前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倒。
吴伯雄就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他出生在桃园县中坜市一个客家望族。吴家的产业包括新竹中小企业银行、第一银行、土地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桃园汽车客运公司、新光人寿保险等企业。吴家还投资了中坜医院、新国民综合医院、新生医院、中台实业、南庄煤矿、新竹茶叶公司、至德投资、优美集团、信东化工、为邦实业、为邦租赁等。
家产雄厚成为吴伯雄进军政坛的一大优势，当选桃园县长后，父亲每月都给他一笔“生活补助费”，让他做官没有后顾之忧，即便交际应酬多，也能够应付自如。
直到今天，两个儿子又先后从政，吴伯雄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让儿子能够不担心家用，一心为民服务，当然这也是为了让儿子们尽可能杜绝贿赂。
吴的祖父吴荣隶为前清秀才，曾在中坜兴学，设立私塾，桃园一带老辈读书人多是他的朋友或弟子。吴老先生有八个儿子，而其中有四个医生。在日据时代，医生地位崇高而且待遇好，一下子带动了吴家的兴旺。
在那个时代，医生从政有着特别的优势：除了济世救人，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多医生担任公职，不用与人争，都是被大家拱出来的。
吴伯雄的大伯父吴鸿森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一面行医，一面从政。在台湾光复初期，吴鸿森是台湾政坛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先后担任过县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省政府委员。
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和日本九州大学，是医学博士，后来进入政坛发展，由医师药剂公会推选为县议员，并连任三届县议员，还担任过桃园县长。
这时，吴家有两兄弟同时进入县议会，这在台湾桃园、新竹与苗栗地区(当时属于一个县)来说是首开纪录，也标志着吴家在地方政坛有强大的力量。
吴伯雄的母亲林访兰娘家是苗栗望族，也称得上是政治世家。林访兰长兄林为恭(吴伯雄的大舅)，曾任“省议员”及第四、五届苗栗县县长。林访兰另外两位兄弟林为宽、林为梁也曾分别担任过“省议员”。
政治世家、望族这样的词汇并不是吴伯雄乐意看到的，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书香世家。他的兄弟姐妹及晚辈当中，博士就有十几个，尤以姐夫宋瑞楼院士学术成就最高。家族聚会时，父亲对已经是“内政部长”的他说：“不要看你官大，但论起贡献哪里比得了你姐夫。”
父亲也会宽慰这个儿子：“伯雄虽然学历是最低的，但是他对社会上的事情还是最了解的嘛。”
1962年，吴伯雄从成功大学工商系毕业，服预备军官役一年，还被指定为“国防部三民主义巡回教官”，锻炼了他日后面对群众演讲侃侃而谈的良好口才。
几年前，他去厦门参加台湾农产品推介会，在会上一张口就语出惊人：“40多年前，我就在这附近。”——那时的他正好在金门服役，手中的几个炮口就对着对岸的厦门。
1968年，台湾选举条例改变，规定“省议员”要高中以上学历。这给了29岁的吴伯雄一个参政的机会。
在家人的鼓励下，吴参选桃园县第四届“省议员”。凭借雄厚的家族实力，他顺利当选，正式进入政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议员”。
1972年，33岁的吴伯雄当选桃园县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县市长。此时，他的父亲结束县长一职刚两届。
吴伯雄开过一个玩笑：“我母亲是最有福气的，因为她跟三个县长睡过觉。”——“我的母亲林访兰，她的丈夫吴鸿麟与儿子吴伯雄前后担任过桃园县县长。我母亲的大哥叫林为恭，曾任苗栗县县长，他们兄妹是我外祖母床上带大的。你们看，我母亲不是跟三个县长睡过觉吗?”
那时吴伯雄的最大希望是要摆脱“吴鸿麟儿子”的标签，因为父亲做医生时对穷人免费看病，很多乡亲都是感恩于他的父亲才投票给他。
他一定能理解立志从政的儿子们的想法——今天，他的两个儿子也希望摆脱“吴伯雄儿子”的标签。
县长任内，吴伯雄出手不凡，尤其在工业发展和交通建设方面。中坜工业园区就在他的任内完成，桃园国际机场征地1000多公顷，他也能推动完成。
不过吴也坦承，在今天的民主时代，再想要征用那么多公顷的土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世家子弟出身的吴并不缺少务实的政治才干：当时的“省主席”谢东闵因为工作经常要从台北跑到台中，吴伯雄就利用自己同学当列车长、站长的优势，一旦有事汇报，就让同学安排谢东闵隔壁的位子。就这样，他可以在桃园站上、中坜站下，如果事情多一点，就新竹站下，谈公事直到谢点头为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给上级首长留下了“能员”的印象。
这时的台湾政坛也在发生着变化。大权在握的蒋经国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提拔年轻有为的台籍人士进入政坛。
蒋经国计划培养吴伯雄为财经官员。1976年，吴伯雄出任最大的省营事业公卖局局长，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11届中央委员，开始了他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公卖局虽然是一个官办机构，但也是当时台湾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营烟酒。
学工商管理出身的吴伯雄在公卖局大胆实行改革，用市场的观念来营运烟酒事业，还把很多酒厂从市区迁出，更大胆地改变公卖销售模式，不惜得罪相关人士。
公卖工作也锻炼了吴的国际视野，比如公卖局要大量购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因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注：美国著名保守派，曾因对台军售和李肇星打过笔仗)的选区就在北卡。
4年后，吴伯雄因“公卖局假酒案”提出辞职，尽管受到“省主席”林洋港与蒋经国的挽留，但还是坚决回到家乡任新竹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
吴伯雄说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事情不多而口袋里的钱很多。
两年后，蒋经国在“总统府”找他聊天：“可以了吧!玩够了吧!年纪轻轻的，不要做生意了!”
蒋经国的一句话让吴走进了国民党中央，接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两年后吴担任“行政院”的“内政部长”，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吴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任中常委。
这时的“内政部”是首席部会，而且正逢蒋经国推动民主化时期。开放集会游行、开放到大陆探亲、开放组党、通过《国家安全法》、取消回台黑名单一系列民主化举动，吴伯雄都有参与其中。
早几年吴伯雄要到香港去还被拒绝，因为香港方面认为“内政部长”是特务头子。吴伯雄碰到前特首董建华后感慨：“你们香港人应该对我很熟悉才对啊，香港入台的证件都有我的签署，我让上百万人次的香港人到台湾，为什么我自己却不能到香港去?”
正在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之时，1988年7月，吴伯雄却从“内政部长”调任台北市市长。“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安慰下属时说“这是李登辉‘总统’的意思”。
在市长任内，吴在政绩上有着不错的表现，进一步奠定了政治人脉关系。
从他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家族是桃园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再配以豪爽、善交朋友的性格，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只有他能主持国民党大局了。
1994，天王山之战
当了两年台北市长后，吴伯雄又重新接任“内政部长”。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台湾政坛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吴的目光开始投向1994年举行的台湾“省长”选举。这也是首次民选台湾“省长”一职。在此之前，他曾经争取过“省主席”(最后一任官派)，却被李登辉调剂给了宋楚瑜。
1993年8月国民党十四大上，吴以第一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可见其在党内的声望;同时在多次民意测验中，吴伯雄均受好评。
选“省长”首先面临党内提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伯雄毫不掩饰地说：“到目前为止，民选‘省长’绝对是我唯一的选择。”
此时的宋楚瑜也公开表示要竞选民选“省长”，而且精心布局打造阵势。面对强敌，吴伯雄喊出“上山下海，就算只剩阿里山，也要选到底”的豪言，并针对李登辉明显偏向宋楚瑜的布局，顽强地声明：“不要还没开运动会，颁奖典礼就先举行了。”
身为“总统”和党主席的李登辉最终还是做出了“弃吴保宋”的决定，并且找到吴伯雄的父亲劝他退选，并向吴的父亲允诺：“伯雄就交给我好了。”
外界这时也有一种说法：李登辉用彻查吴伯雄家族产业相威胁，逼迫吴伯雄父亲劝退儿子竞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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