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聯副 時代記憶 別來滄海 專輯 人的因緣地的因緣

venen111

彭瑞金

我在青春期以前的歲月，只有生活沒有文學。吳濁流和鍾理和的文學，大大開啟了我的文學眼界，原來文學也可以把庶民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寫得如

此深刻，如此感人！我才恍然大悟，文學就在我身邊，文學就是生活……

最讓中年一代台灣人印象深刻的美國總統，恐怕非被譏諷為花生總統的吉米．卡特莫屬。他派來台灣傳達中美建交訊息的特使克里斯多福，被井然有序的民眾丟雞蛋、丟番茄，差點把台美關係弄巧成拙。之後，台灣人展開阿Q式的幽默，常常藉機會嘲笑這位出生於美國南方的總統。有一則報導說，卡特十六歲時，家裡才有電燈，屈指一算，真巧，我也是十六歲時家裡裝了電燈。不過，當時錯愕的是，怎麼美國也有落後地區？

六○年代初，我念高中時，學校裡有一位怪人美術老師，大概隔行如隔山吧！他在過世前幾年得到國家文藝獎美術獎，我才知道他是國內知名畫家。蕭如松老師是生、化實驗室之外，全校唯一擁有專科教室的老師，他一個人包辦所有的美術課，只要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都是他的弟子，好像謝義鎗就是。蕭老師終年一襲像醫師服的潔白上衣，深色西褲。假日，頭上會加一頂俗稱的屎杓帽，到我家附近，今寶山水庫寫生。美術教室總是一塵不染，上美術課一定要裝備齊全，畫具、畫板不可缺，一定要提早進入教室，上課前屏息端坐，老師則手提教鞭站在講桌旁，靜候學生入座。印象最深的是，上課嚴禁挖鼻孔，他說是「挖煤礦」，如果有人不自覺地把手指伸向鼻孔，他會一個箭步衝過來，將教鞭向書桌猛抽一鞭，再加一聲足以將全班嚇破膽的怒吼，大概是我最深的高中生活記憶。回想起來，高中時代，一定很多人和我一樣家裡沒有電燈，都是以煤油燈秉燈夜讀，才會有這麼多煤礦工人。與外隔絕的谷底客家聚落

我出生的地方有個很有趣的名字，叫面盆寮，據說從前環山都是巨大的樟樹，有人在這裡蓋了一座寮，專事生產樟木面盆而得名。小時候，我不這麼想，這個客家聚落，剛好在北埔、竹東、寶山三個鄉鎮交界，是褶狀地形的谷底，我念完高中以前，沒有汽車可以通行的道路，對外聯絡都要用雙腳從谷底爬到山頂，再從山頂走到「平陽」才有市集、學校、官廳……。記得米食一項最為辛苦，一早把家裡的穀子用籮筐、擔竿挑著，一會兒昇坡，一會兒降坡，走了約四公里，送到壟間（碾米廠）碾成白米挑回來，往往已經過午。我們家孩子的「大食期」，一個月要來來回回走四趟。聚落裡，不同姓的人家又另成小聚落。每天早上上學時間一到，大部分的人家都沒有時鐘，憑「生理時鐘」作息，小聚落的學童，從家裡出門的時間不太一致，有趣的是，他們會像部隊行軍一樣，先出門的人，或蹲下來看小溪裡的小蝦子、田溝裡的蝌蚪，採野草莓……，調整步伐，等大致到齊了，再沿著山間小路成行成列走到學校。

雖然那個時候，誰也沒有那種自覺，但事實上，住在谷底的人，不想和外界交通則已，否則，非得一步一步向外爬昇不可。我前後屆同村的學童，少說也有六、七十人，僅有個位數的人念到初中，大部分的人，小學一畢業都向外發展，或到工廠做工，或拜師學藝，有些女生，小學都未畢業就在外面討生活，幾乎沒有人留在家裡務農。丘陵地帶的山田，收穫量低又費工，種起來格外辛苦。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同班好友從鄰鄉把印著榜單的報紙送來我家時，我正蹲在快要龜裂的旱田裡拔草。如果不是天旱缺水，應該是跪在水田裡挲草，拔草是聊盡人事，即使等到老天下雨，收成也是有限。我童年的農民生活，大體上可以窮而不困形容，像我家有田地有山園，經常田裡的農事忙完，接著茶園、果園的農事就在等著你，沒有所謂休閒空檔。但只要肯做，土地從不會苛扣人的食物。我同年紀的文友，有人吃過番薯簽，穿「中美合作」麵粉袋做的褲子，我沒有類似的經驗，最多只是飯鍋裡摻入薯塊。大概是我們有產有業吧！天主堂的麵粉等救濟品，從來沒有被徵詢過。

恍然文學就是生活

面盆寮人的生活，現在想來蠻有象徵性的，黎明即起，男女老少都有，除了留在盆底務農的，無不擔竿肩挑把生產所得酖酖稻米、蔬菜、水果、雞、鴨往外輸送，換取金錢，為更好的明天築夢。每天清晨，順著盆壁逶迤跋涉的人群，有壯漢、有婦女、有老人，也有孩童，好像都在說，他們的希望在盆外。我也是在假日加入挑擔築夢的隊伍時，碰到蕭如松老師帶著畫具來寫生。我在青春期以前的歲月，只有生活沒有文學。我的祖父喜歡講「走番仔反」和「蔡清琳」。因為我的曾祖父母聽到「番仔（日本人）來囉！」嚇破膽，不久相繼去世，祖父十八歲，尚未成婚，便沒了父母。蔡清琳事件（一九○七年）差點造成北埔被清庄。我從來沒有聽人講過姜紹祖，更遑論黃南球了。大人口中的「大隘」、「石家碌」好像是非常遙遠的地方。七○年代末，在南鯤鯓文藝營遇到龍瑛宗，才知道他家就在慈天宮前的廣場旁。這種情形，正如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就住在天水堂裡面，我懷疑他小時候是否知道自己是姜紹祖的後人？歷史總和人擦身而過？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花了將近一個學期的時間拜讀了包括《濁流三部曲》在內的所有鍾肇政作品，並寫成我的第一篇台灣作家論〈論鍾肇政的鄉土風格〉。我從鍾老的作品發現姜紹祖，從吳濁流的作品知道蔡清琳，才恍然大悟，文學就在我身邊，文學就是生活。我這篇台灣文學的初作，成為鍾老發給我的台灣文學學生證。他要我把那篇初作修改、增補後，推薦給台灣日報副刊刊登，又在《台灣文藝》上登了出來，向吳濁流、葉石濤推薦我，寫信請顏元叔替我開書單，介紹我和鍾鐵民認識，並要我著手研究鍾理和。吳濁流和鍾理和的文學，大大開啟了我的文學眼界，原來鍾肇政這種戰後最早出發的本土作家，還不是台灣文學的拓荒者，有人從日治時代就開始為台灣做文學。尤其是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和《雨》這兩本短篇小說集，帶給我極大的文學觀念衝擊，原來文學也可以把庶民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寫得如此深刻，如此感人。幾位最早接觸的文學前輩，都帶給我文學觀念的震撼，一再地認為自己只是文學小學生。

「北鍾南葉」的同時加持

我從六○年代後期來南台灣念書之後，就成了南方人。一九七五年，我在高雄成家、定居，就住在左營北站附近。葉老（編者按：葉石濤）住在公車左營南站的蓮池潭邊，相距不到兩公里。這樣的地緣關係，種下了我另一段文學因緣。鍾老雖是我的台灣文學啟蒙老師，記得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時候，他還在小學教書，每天的作息不是創作就是翻譯，遇到假期上午寫作四千字，下午翻譯，我輕聲問他對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看法？他雙手一攤，眼睛朝上一翻，搖頭說：「哪有時間？」我即使就在龍潭陸總部服役，也不敢空著腦袋去煩他，他實在太忙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吳濁流病逝，鍾老一肩挑起《台灣文藝》的重擔，隔年他更提早從小學退休，為了主持《民眾日報副刊》，我立即成為北鍾南葉兩大文學戰友之間跑腿的連絡人。

一九七八年底起，我和葉老每個月對談一次《民眾副刊》上的小說，持續一年多，同時，受託合力編選文華版一九七八至一九八○連續三年的年度小說選，感覺上每逢假日便聚在一起討論文學。對我來說是無比珍貴的文學訓練。葉老的博學，不只是文學的，更是歷史的。以一部活的台灣文學史形容他絕不為過，我何其有幸，在他的《台灣文學史綱》出版前，就聽過他無數次的口傳台灣文學史，這種一對一的文學傳授，絕對勝過學位的修習。

我籍屬北部客家，客家山居的經驗，讓鍾老引為忘年知交，把我當同鄉後進大力提攜，以他數十年經營的文學光環罩我。南來之後，和葉老不約而同選擇在左營定居，更巧為近鄰，得獲文學良師。北鍾南葉都是性情中人，都有當台灣文學使徒的使命感，提攜後進，向來都不遺餘力，也都各有不少的文學信眾和傳人，但像我這麼幸運同時得到北鍾南葉加持的，可能絕無僅有。我的文學有得於人的因緣，有得於地的因緣。

【2005-03-18/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