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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是没有希望的
——批判小说
傅 翔
在飞逝的时光面前，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当今中国读小说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书籍杂志的畅销并不代表读者很多，他们只不过是新时代的“拥有者”与“收藏者”。常见的情形是，买书的人不读书，订杂志的人不读杂志，它们即便被放置在案头枕边，那也不过是一种摆设与装饰。以我这样一个并不称职的评论家为例，我的藏书真正被我完整读过的真可说是凤毛麟角，而订阅的杂志也未能幸免，基本上是浏览一遍就束之高阁。已经没有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了，这才是这个时代与我们最大的悲哀！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半的原因是时代造成的。这个时代的浮躁与功利已经深刻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坎上，物质主义的影响甚嚣其上，精神的疲乏与日俱增。没有人关注贫穷与苦难，没有人抚慰绝望与忧伤，浩大的声音合唱着财富的骄奢，权势的淫威，名气的泡沫。翻遍书刊与媒体，这个合唱几乎霸占了每个空间，这个时代的病已经是如此触目惊心了！
更可怕的是，我们不仅深受其害，我们自身就是这种病的发散者与传播者。时代是不会病的，病的恰恰是我们人类自己，正是因为病的人多了，这个时代也就病了。这个病就像瘟疫一般，它的形成不仅有共同的气候和环境，而且有相似的人群。共同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杠杆下，大家只关注自己活得牛不牛，活得快活不快活，而别人的死活与自己无关；相似的是大家的抵抗能力都在下降，体质由于长期没有接受阳光而骄嫩软弱了。
“糖衣炮弹”的威力由此可见一般，由于长期浸淫在物质主义的权势下，大家都患上了“软骨病”、“说谎症”、“忧郁症”、“瘫痪”等不同的症状。作家也是如此，良知日渐丧失，责任束之高阁，“小资情调”泛滥，他们更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脸色苍白的精神贵族，不仅透出一股腐朽的气味，而且透出虚伪专横的歇斯底里的挣扎。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文学，不用看我们就知道有几斤几两，媒体的咋咋呼呼与煞有介事又算什么呢？它不过是媒体的自作多情而已。炒作是它的“命根子”，连“命根子”都没有了，它活着也就“没劲”了，因此，大可置之不顾。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的阅读，而不是人言亦言，更不是以讹传讹。中国的事，人言亦言与以讹传讹的居多，而真实的自己的主见甚少，因为这种人往往是低调的，不好出风头的，其见解也往往是不合时宜的。
面对小说，我要说的是，中国小说是没有希望的，至少就目前而言，它还缺少大家气象，与大师的胸怀与精神相距甚远。有许多评论家看好余华、莫言等人，认为他们是值得期待的，我的意见则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风华已过，都是早已“到顶”的，并无期待可言。中国绝大多数小说家与评论家都很聪明，都很自以为是，但就是缺少智慧，缺少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们的身心与视野常常被名利所累，被狭窄的文人圈所蒙蔽，被中国人的老于世故所欺骗。他们找不到自己与真正的大师之间的距离，有的找到了，但又被身边美丽的言辞所欺骗，以至于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这种状况类似于《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那个皇帝就是中国人的绝好写照。在我近几年越来越深的体会中，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作家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而评论家就是那个“聪明”的骗子，皇帝就活在骗子的言辞之中。很多人都可能知道自己的作品并不令自己满意，也很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或令自己感动的地方，可在评论家狡猾的口舌中，稻草成了金条，裸体成了新装。评论家的悲哀也许就在于此，应该说，“骗子”并不是他的职业，可一旦他发现骗术与谄媚竟如此适合生存的时候，他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仔细读一读评论家的文章，包括目前红极一时敢于“鲁班门前弄大斧”的明星评论家，他们的文字都沿袭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那就是“圆滑”二字。他们有着善于把稻草说成金条的能事，更有明贬暗褒、先抑后扬、信口雌黄、珠圆玉润之能事。很难说，他们巧舌如簧的能事与那骗子又有何异？
要想说实话是很难的，特别是当你把评论当作一门职业的时候，因为你要靠它养家糊口，靠它安身立命，扬名立万。你要策略，要交际圈，要关系网，要互相肉麻地吹捧，要请客吃饭，要拉帮结派，要“拜把子”，要结死党……这样的后果自然不用我再多说，它产生的除了垃圾与泡沫之外又有什么？我们已经看了太多有非凡才华的作家与评论家成名之后锋芒渐敛，变得圆滑世故与庸俗不堪了。
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国民的悲哀，就像古人所写的“仲永”，神童的悲剧并非古才有之，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中国作家评论家不都是这个“仲永”吗？如果把年龄线划在40岁这个界面上，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没有几个不是“神童”，而又没有几个不是“仲永”的。因为40岁一过，他们的天才与锐气也就褪得一干二净了，只靠那一点可怜的小聪明维系着他们的写作。40岁后的作品几乎都是垃圾，都在重复，他们也都在“吃老本”，都在开会与应酬。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大师”！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心目中怎么有那么多“大师”与“准大师”？而我们的文学到底又有多少值得我们自豪的东西？我们到底是裸体的皇帝，还是穿着新衣的皇帝？
显然，在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时代里谈论大师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谁都应该知道，只有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大师才会现身，就像将军产生于革命时代，伟人生于乱世一样。在这样一个平庸的时代，一切都平庸无奇，一切都麻木冷漠，一切都腐朽势利，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他也难以抵制这巨大的平庸的侵袭。没有激情，没有宣告，更没有呐喊，有的是死寂与绝望，有的是平庸与无聊。没有回应，没有感动，没有忧伤与泪水，没有爱，这是多么可怕的世界啊！
到底去哪里寻找那颗有力量的心灵？那颗美丽的心灵又在何处？我想，翻遍当下中国文学的角角落落，这只会令我们失望。说到底，我们有的是技艺，有的是虑无与怯懦，有的是平庸与麻木，而恰恰就没有爱，没有眼泪，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念。我们都在编造与自己无关的故事，都在冷漠地观望这个世界的苦难与不公，都在象牙塔内自筑想象的天空，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人走出去，没有人说实话，没有人解剖自己，没有人指证人生的意义。
每个作家都在靠那点可怜的小聪明“复制”小说，他们那苍白的想象掩饰不住技艺的贫穷。没有生活，只有道听途说；没有体验，只有可怜的一点想象。这样的长篇，其失败是注定的。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可以肯定地说，作家对于卖血人的生活是非常不了解的，他们的对话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可奇怪的是，这些都成了作家自我标榜与评论家大肆谄媚的资本。这里实在无需举例，随便翻开小说，截取一段对话来分析，你就会发现这种对话是多么无力，多么不符合人物身份，甚至显得多么造作。这与其说是卖血人（或说贫苦农民）说的话，还不如说是神经质的诗人或小说家说的话更贴切。从这一点，我们就洞悉了作家的狂妄与无知，据说，余华还多次宣称自《许》后就不再害怕写对话了，还说，对话是考验一个小说家才华的关键。这倒是实话，像这样的对话基本上都称得上有“经典的风格”的，以后再写，如法炮制也就可以了。可这样的对话真的是“经典”吗？也许，我们都离开农民太久了，要不就是智力太过贫乏了。如果以剧本来要求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对话会是好剧本，恰恰相反，这样的对话是不过关的，它更像是作家过于知识分子化的语言，而不是卖血人许三观的语言。
对于许三观的生活，余华也不敢深入，因为他不熟悉。因此《许》对于许三观这一类人的刻画也是相当苍白的。我们根本就读不到震撼人心的苦难与同情，相反，反而被作家那过于造作过于诗意的语言所阻塞。这点有点类似于《活着》，如果说《活着》还有可以原谅的地方，那么《许》就令人无法忍受了。这点显然远远不如赛珍珠的《大地》，甚至还不如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
我不理解的是，如今许多人（包括大部分评论家、编辑家）对小说的理解都有点舍本求末了，往往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他们不关注小说能够达到的情感与心灵的层次，而过于刻意地追求那故弄玄虚与浮华的技巧与形式。也许，这个时代本来就是如此，大家更愿意做的是消解神圣与崇高，消解感动与眼泪，而膜拜眩目的技巧与翻新的制作。技术的日新月异的革命带来了一批批人对技术主义的热情，技术主义时代的到来注定我们的文学也走向了心灵的反面。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也是我们时代的另一病症。大家不关注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不投身于那火热的广阔世界中去，却在象牙塔内为名所累，为体制内那枯燥乏味的单调生活所累。这哪是作家的生活？又哪是“大师”的作为？如果我们的“大师”都是这样现身的，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抱任何幻想与侥幸的心理都是无益的，这样的作家，实在不要对诺贝尔奖有任何企图。他应该先问问自己对生活了解多少？是否离那火热的生活太过遥远，而在文人圈与名利场呆太久了？体制内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与作家的职业显然存在着诸多不适，只是大家都已习以为常。正如卡夫卡所说的“监狱”，大家对“监狱”中的生活都过于满意，没有人反抗，没有人思想，他们抬眼便只能看见“四角的天空”，而对“屋外的世界”茫然无知。
看当下的小说，这种感受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已经认同了小说家的弱智与低能、狭隘与无知。他们的“小资情调”与“贵族气息”，他们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过于单一与生活面的过于狭窄，他们对人物把握的力不从心，他们讲述的故事的乏味无聊，都令我们徒生厌倦。确实，能够引发人阅读欲望的小说是越来越少了。人们读小说，绝不仅仅是猎奇，也不仅仅是看故事，而是要在动人的故事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与经验，获取生活的激情与盼望，甚至在感动中找到自己，找到爱。没有生活的小说肯定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哪部名著是没有绚烂的生活的？每一部名著都有着一幅巨大的生活画面，就像一个奇妙的新鲜的世界，读者可以投身其中，与主人公一同呼吸，一同生活。
如今的小说已经基本上做不到这点了，因为作家本身的生活太过贫乏。生活是想象不来的，故事可以虚构，对话可以虚构，但生活是虚构不了的。生活是活出来的，它要的是经历，要的是体验。
重新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它们之所以还能够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而这批小说恰恰代表了当今许多优秀小说家的最高水平，如余华的《细雨与呼喊》与早期的一些中短篇，莫言的“红高梁系列”与一些关于童年的中短篇，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与一些关于农村的中短篇……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也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下所有优秀的小说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当初创作的灵感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甚至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如曾经创造了高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探索小说”等等，它们都让我们看见了那激情四射的生活，令我们神往！故事也清新动人，充满感情，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
这样的小说，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不仅仅在于那个时代对小说的渴求，更在于它们自身散发出来的迷人的光辉。回到今天，艺术的激情在丧失，多姿多彩的农村生活已日渐远去，到处呈现出虚无与冷漠，城市坚硬的面孔折断了艺术家想象的翅膀，生活的单一与贫乏正成为大家共同的忍受。平庸与晦涩由此构成了小说的基本面貌，虚伪与怯懦支撑着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平庸正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形象概括，平庸的时代造就的正是这种平庸的文学。不仅内容毫无新意，形式与技巧也不见高明之处。生活的平庸带来的恰恰就是这种缺乏想象缺乏激情的写作，仿佛遵循了一定的惯势，如匠人做活一般，没有思想，没有追问，一切按部就班。纵览当今文坛，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竟要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
实际上，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病症之一。平庸恰恰是对深刻与意义的反抗，我们并不愿意深刻，大家都更乐意停留在浮浅与流俗。因着虚无与冷漠，也因着麻木与无聊，我们的生活已经不能承受太多的深刻与崇高，更不能承受意义之重。本就活在无意义之中，却要去寻找意义的存在，这种痛苦非人所能承受。我们已经习惯于活在罪中，在罪中取乐，也习惯于同流合污，共同堕落。对黑暗与不公，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对苦难与眼泪，我们已经见惯不惊；对哀嚎与呼告，我们已经充耳不闻；到处是虚伪与怯懦的文学。
虚伪是指写了自己不愿写无需写的，怯懦则指想写的要写的不敢写；一者不真实，一者不勇敢；怯懦使读者没有机会读到大师之作，而虚伪则让人饱尝了平庸与无聊。太多的乏味，太多的隔靴搔痒，太多的矫揉作态，太多的絮絮叼叼正充斥着文坛的每一角落。不用说作家那冷漠的态度，也不用说那麻木的眼神，单就这点人之为人的本真的勇气与真实，我们的作家又有几个还在持守？本就对生活过于冷漠，过于麻木，没有激情，没有发现，可又偏偏丧失了做人起码的良知与爱心，丧失了勇气与真实，这怎不令人为之扼腕？
确实，没有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艺术终将停滞不前，而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黑暗与苦难，我们就不能感受到真、善、美的震颤。良知是勇敢者的利器，它可以穿透黑暗与邪恶；爱心是勇敢者的盾牌，它可以抵御虚伪与冷漠的漫延。当我们不再怯懦，不再虚伪，不再冷漠的时候，我们创作的自由才会到来，我们的文学才会燃起真的希望，我们的大师才会真的现身。
2004年3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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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2-31 20:51:07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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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31 22:1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