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江津客家会馆 走进真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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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客家会馆 从江津市支坪街道办事处出发，在翠竹遮掩的泥泞土路上颠簸4、5公里之后，一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乡场便出现在路的左边。“真武到了哟！”车上的售票员扯着喉咙招呼道。

　　真武，记者此行的目的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一个客家移民聚居的地方，一个曾经商贾云集的水码头……


　　信报记者 陈伟/文 张秀良

　　也许是地处偏僻的缘故，民俗和史志专家去年才发现，江津市真武镇至今还保存着尚未在史料中记载的一处规模宏大的客家会馆群；由于地处偏僻，重庆主城区的市民大都还没见过其“庐山真面目”。

　　令人称奇的会馆

　　走进真武场，三所基本保存完好的客家移民会馆特别引人注目：建造于清代的天上宫(即福建会馆)、南华宫(即广东会馆)和万寿宫(即江西会馆)呈“品”字形修建在三条小街巷头，相距只有百十米。

　　真武场的这三所客家会馆结构大体一致，会馆大门门扇均是厚实坚硬的柏料，而门坊、门檐、门槛则用雕刻精细的石料砌成，石柱山门上有阴刻楹联。跨步进门，里面是开阔的四合院布局，青石板平实而光滑；再往前约20米，上四五步石梯，方进入正厅大堂。大堂主楼高达10余米，皆用圆形木柱支撑，整体悬空，颇具气势；大梁、侧梁上精雕细刻有记者说不出名字的飞禽走兽。正厅是主要活动场所，中央供奉有客家人参拜的神像。与大堂遥相对看的是戏楼戏台，戏台下两厢则是书楼、看楼……传达出当年这里乡情乡音的韵味和纷繁热闹的气氛。

　　据当地人介绍，真武场上本来还有一所设在禹王宫的湖广会馆和一所设在三元庙的陕西会馆，可惜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如今只留下几道冰冷的断壁残垣。

　　另据史料和地方志记载；江津境内共有各类会馆65所，其中客家移民会馆40所，这些会馆多已不复存在。也许是史家的大意，真武场的会馆竟没有上册。当时客家人在当地已占六成，成为居民的主体。又据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和文物部门的资料显示：现在成渝两地存世的客家移民会馆仅有20所，而在这小小的真武场就发现了3所。这不能不令人惊奇……曾经闹热的商埠

　　真武场有这么多的客家会馆，与它当年的辉煌有关。

　　早年，进出川黔仅有綦江河一条水路，人流、物资都要在真武中转：贵州的煤炭等物资进来，这里的盐、布和其他日用品又运往綦江河上游，真武渐渐成了有名的水码头，客家人也在这里找到了生根发展的机遇。

　　据当地81岁的彭姓老妪回忆说：“我曾经听父亲说过，他小时候看到的真武很闹热。河岸前后靠满了各处来的商船；河边的茶铺一家接着一家，生意都还兴隆；街上的酒肆和卖牛肉汤锅的店铺常常是通宵营业。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到各家演戏的会馆东跑西串。”

　　从她的描述中，我仿佛看到了另外的一副“清明上河图”：码头上桅杆林立、千舟竞发，街巷里南腔北调、车马喧嚣，会馆内庭院深深、香烟袅袅……

　　上世纪初叶，随着公路、铁路的修通，这里失去了当年的繁华和热闹，连绕场而过的綦江河也变得平静了。据支坪街道办事处的庞国翔副主任介绍说，我们经过的那条泥泞公路，就是以前通小火车的铁路，这条铁路从万盛出来直到这里紧靠长江的猫儿沱。神秘的大石龟

　　在真武场发现客家会馆之后，离此一公里多的檬梓村一村民在翻地时无意中挖出一大石龟，加上原就露出土面的二个，这里就有了三个石龟。当地大多数群众说，石龟是镇山压邪的神龟；而村里姓戴的村民则说，这神灵之物和戴姓有关……

　　据庞国翔副主任介绍，后挖出的石龟原埋在一片竹林地，它和另一个石龟上下相距约10多米，距另外较远的一个约 200米。三龟大小基本一致，每个全身长2米44，其中，颈长66厘米，甲背宽约1米33，身高只有45厘米。

　　在去拜访石龟的路途中，记者恰好遇到了打柴的戴家后人、已经74岁的戴安慰。在他的指引下，记者很容易地在通往名为“龙门槽”的路坎边见到了这些“神物”。三龟龟甲、头、尾、四肢基本齐全，昂伸长颈，面朝綦江河，爬行欲动，惟妙惟肖。其做工考究，工艺精湛，令人惊叹。龟背上有道深深的槽痕，让记者颇为不解，于是便请教这位戴家后人，戴安慰说：“这是龟背上的大石碑在破‘四旧’被拿走后留下的。”当记者问他祖上立碑是为了什么原因时，他答不上来，但他爽快地说：“我们家有族谱，我拿给你看，上面应该记得有。”

　　不久，他拿着用塑料包裹着的厚厚族谱赶了来，记者大概翻阅了一下，没有发现记载。为了弄清原由，记者与他又去找91岁的戴泽辉老人了解。

　　虽然戴泽辉老人听觉已经吃力，但是大声一点还是能够知道是问什么。据他介绍，其实这是竖碑之龟，用它做碑基坚固牢实，风雨不拔。这种龟古时候它叫赑屃，传说是龙的第九子，它力大无穷，能驮三山五岳，常在江海里兴风作浪。大禹治水时，常让它推山挖土，为治水做出了贡献。洪水治后，大禹怕它恶习不改，就用一块巨大石碑压在它身上，石碑上刻着大禹治水的功绩。

　　古人认为，人死了以后还有灵魂，所以在墓前建道，即所谓神道，以便死者神行。在神道上竖的碑叫神道碑。碑上刻着死者的爵位生平和功德等。不是谁都可修神道碑的，碑高碑大象征着死者的身份和地位。为使碑固千秋，就以笨重、力大、爬地的“龟”为基脚。

　　记者在戴泽辉家的菜地上，看见了一块刻着“XXX戴公声和大人之神道”文字的残缺石碑，字体遒劲有力。戴泽辉说，这碑是他家祖上“戴侯爷”戴声和的神道碑，原竖在路边石龟上，另两个石龟所驮的石碑也都是戴家的。在他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戴氏家乘》(族谱)里的记载。《戴氏家乘·卷下·故迹》篇曰：“铁匠炉／在檬梓林面山下叔祖崇恩公神道碑竖此／皇清诰授奉直大夫戴声和之神道竖此／敕授儒林朗戴公慎常之神道竖此／牌坊旁”据悉，三个石龟现在所处具体位置都是在大地名檬梓林内：一个在小地名铁匠炉旁，一个在现称“牌坊”的旁边，一个在“祠堂”旁。文献上记载和现在的情况完全吻合，神道碑是戴家的确信无疑。

　　据悉，戴氏当时在仁沱场和真武场是大姓，是望族。据江津市地方志和民俗文化专家钟永毅等编著的《江津姓氏与战争》说：江津戴氏于清代迁来的共有三支，一为戴玉英的子孙，由福建漳浦县迁来，落业仁沱镇真武场河东河西两岸……”

　　对于真武场历史文化背景很有研究的庞国翔副主任向记者介绍，明清官员一至五品以上用皇帝的诰命授予，称为诰授；五品以下用敕命授予，称敕授。高级官员文职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由此可见，戴声和当时应是五品以上文官，戴慎常有五品以下的官位。现今当地高龄老人都知道清朝这里出了个“戴侯爷”。

　　庞国翔认为，这龟和碑应该有近200年左右的历史。戴氏族谱中记载有戴声和筹建“光裕会碑”一事，落款是“嘉庆XX年X月X日”，而嘉庆最早是1796年，所以神道碑最多不能超过208年。

　　庞国翔特别指出：“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古代神道碑都是建在坟墓附近，而这三个神道碑附近则没有墓地，而是本家牌坊、祠堂等，这不能不说是个新的课题。重庆境内乃至全国现在的神道碑很少，驮碑之龟保存完好的更为少见，三龟集中一地实为稀罕。市政协文史委员、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考古队副队长林必忠先生说：‘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真武场“驮碑之龟”的发现，对研究清代雕刻、书法艺术、民俗文化、地方史志等都有很高的价值。

http://news.sina.com.cn/c/2004-12-02/095450998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