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及赣南在客家文化形成中的作用[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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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及赣南在客家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刘   劲    峰

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地缘性群体。而客家文化是这个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旦这种文化产生，它就成了该群体的识别标志及维系该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没有客家群体，就不会有客家文化；但如果没有客家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客家群体也是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在的生命力，以至于经过数百上千年之久，还能维系到现在。

既然如此，那么客家文化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其自身具有哪些基本特征？作为客家中心区域的赣、闽、粤边界地区，它们在客家文化形成过程中又各自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呢？

一、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1、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

我们说它是一种地域性文化，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非常明确的地域范围。它只产生于赣、闽、粤三角地区，而不产生于其它地方。

为什么在这里会产生具有如此强烈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里是一块四周被大山包围的丘陵山地，在它的西面是罗霄山脉，东面是武夷山与九连山脉，南面是南岭，在罗霄山脉的中段还有一条雩山山脉与武夷山相连结，从而把江西的南部与中部隔开，形成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是与赣、闽、粤、浙等南方地区同一族属的百越民，他们“各有种姓，互不统属”。秦汉以后，由于北方汉子不断进入该地区，使得百越民，有的成批汉化，有的被强制迁往江淮地区，有的则退出平原，进入深山老林，成了历史上曾经名藻一时的“山越”民，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这里早已是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两晋之际，尤其是唐宋之际，由于北方不断遭受战争的摧残，农村经济凋敝，因而使得大批难民渡江南下，另求生计。在经过不断辗转迁徙之后，部分移民来到了这块被大山屏蔽的赣、闽、粤三角地区，与当地土著相互杂居，并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与自然条件下，与土著民相互融合，从而创造出一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与周边文化相区别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客家文化。所以，组成该文化的原始基础是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土著文化和具有汉唐风韵的中原汉文化，而推动该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动力是唐宋以来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北方移民。故有学者称其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移民文化，亦不为过。

正是由于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比如，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是由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需要。正是由于他们在不断迁徙中求得了生路，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才使得客家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树挪就死，人挪就活”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在非移民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有同志以客家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力是两晋之际，尤其是唐宋之际大量北方移民渡江南下为由，把客家文化形成的摇篮推到赣、闽、粤以外的中原地区，认为只有那里才是客家文化真正的源，其它都是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客家文化说到底只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它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发生。同样是晋、唐时期的中原移民，他们定居到江浙地区，后来便加入到越海文化的行列；定居到赣江中下游地区，便加入到福佬文化的行列；只有定居于赣、闽、粤三角地区的人们，最后才创造出客家文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撇开文化的时空界限，仅根据其中所包含的某些源流要素，就把文化的源头追得无穷的远，范围无限制地扩大，岂不是全中国最后都只剩下了中原文化这根独根苗，哪里还会有什么民系文化可言呢？

2、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性文化。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是因为组成客家文化的最核心内容是汉唐以来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所以，它与汉文化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二者有同有异。

有同志以客家文化事项中，无论从语言到风俗都与汉唐时期的中原文化具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便认为客家文化最纯正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貌，甚至把它看作是汉唐中原文化的活化石。这实际是一个误解。应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经过数以千百年的变迁，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民系，都不可能“纯正”地保存本民族、本民系的文化。因为民族、民系之间的隔绝是相对的，而人员上的相互交往、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吸收是绝对的。正因为各个民族、民系在相互交往中，各自走过了不同的道路，有过不同的取舍，所以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

客家文化也是这样，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至少要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

（1）    前文所述，形成客家文化的赣、闽、粤三角地区，原本是百越人聚居

的地方。秦汉以来，中原汉人陆续来到此地。尽管他们到来的主要目的是驻守南疆，但年深月久，相互之间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诚如《太平寰宇记》卷108转引顾野王《舆地志》所载：赣县有木客，“形似人，乃鬼类也。语亦拟人┈┈能砍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易，以木易人刀斧。”如果我们把这种形似人的“鬼类”理解为当地土著，那与之交易的便是文化上比他更先进、能制造铁工具的中原汉人。他们之间的物质交换，便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文体上的相互交流，并促使当地土著的逐渐汉化。同时，中原汉人来到温暖潮湿、瘴疫流行、自然环境与北方完全不同的南方地区，为了生存，他们也不可能不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吸收与借鉴土著文化中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风俗习惯。所以，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唐宋两代，当大批移民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之后，这种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情况便变得更加明显，诚如宋人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所说到的“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苑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南畲漳、浦、清，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汀、赣贼人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接触，所以当南宋末年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溪峒之蛮”能与赣、吉豪杰共同响应，并肩战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可以想象，共同的战斗生活也必然会带来相互之间的进一步融合。

其实，对于客家文化中北方文化与赣、闽、粤土著文化的相互融合，前人早

有论述，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就曾说到：“客家初到闽、赣、粤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接触已多，要想不与他们互相混化，亦事势所不许。”（罗香林，1992，74页）清代知名学者温仲和在评论家乡改葬及买水习俗时也明确肯定“此而谓为蛮夷之陋俗，岂得为过”，“吾州向无僮僚，不知何从染此，抑或草昧之初，僮人居五岭时，辗转流入耶？今不可考矣。”（吴永章，2000，11页）

（2）    我们说客家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力是自两晋以来，尤其是唐宋以来，由

于战乱等原因，使大批北方移民渡江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与当地土著民杂居。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使得客家文化在这里孕育而成。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北方移民只是一种泛称，它并不局限于中原地区。因为无论从历史文献还是现存的各种谱牒资料，都可以证明，这时期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并最终成为客家一员的那些移民，来源非常复杂。他们中，有的确实直接来自中原地区，如宁都孙氏，所《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记载，始祖 ，原籍河南陈留，中和四年，因黄巢之乱，领兵游击江右闽、赣之间，以功封东平侯，遂定居于虔化（今江西宁都）；宁都邱氏，据《灵村邱氏七修族谱》记载，始祖崇公，原居河南洛阳，袭父爵左卫将军，唐乾封二年，以事杵高宗，贬任虔州指挥使，由洛阳迁居赣州。然而，也有不少来自中原以外的地区，如宁都黄氏，据《江夏璜山黄氏十二修族谱》记载，该氏世居江夏（今湖北武昌），宋时有峭山公讳实，生二十一子，其十八子诚尊父命，由江夏徙居石城河麓。历三世，日耀由河麓分居到虔化县城；宁都罗氏，据《江西罗氏大成谱》记载，该氏世居豫章（今江西南昌），黄巢作乱，仪贞致仕隐吉，因家吉丰。唐昭宗时，长子景新由吉丰徙居宁都。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姓氏，虽然世居中原，但南迁途中曾经过许许多多个站点，最后才进入到赣、闽、粤三角地区。如宁都谢氏，据《琚溪东山谢氏八修族谱》记载，该氏世居河南，五胡乱华时，申伯三十六世孙衡公由河南迁居浙江会稽，后子孙散居。唐贞元年间，十一居士复由江西抚州迁至虔化县安福乡；宁都廖氏，据《宁都璜溪中坝清河廖氏十修族谱》记载，该氏世居洛阳，西晋末年，由洛阳徙居浙江松阳。唐贞元年间，崇德任为虔化县令，遂由松阳徙居虔化。正因为唐宋以后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移民来源复杂，所以，在其到达定居地以后，便必然会把原始地域的文化或所经地域感染到的文化带到赣、闽、粤三角地区来，从而造成客家文化的多元化倾向。

（3）    客家文化不是孤立状态下的文化，在它周围还有湘赣文化、南粤文化、

福佬文化等多个地域性文化，它们与客家文化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乃至于相互渗透。李如龙先生在《客家民系、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一文中依据自己的调查，从客家方言中找出了与赣方言、闽南方言、粤方言相同的词汇各25个，从而证明“一味地强调客家方言如何纯粹、正宗地保留了中原汉语，在周边文化中独树异帜”的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如龙，2000，5页）。作为稳定性较强的语言尚且如此，语言以外的其它文化事项更是如此。

生活在众多民族、民系环境下的客家与客家文化，对于周边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其实并不是坏事。因为不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民系，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它固步自封，一味追求纯正，而对周围文化采取排斥态度，那么随着时光的流失，这个群体及这种文化便必定要走向衰落。

客家文化之所以那么绚丽多彩，那么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能从各种文化中吸收到新的养份，从而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

二、赣南在客家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多数承认，客家文化是北方移民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之后，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对北方移民应从何时算起，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把影响客家文化形成的大批中原移民南迁的时间定在两晋之交，并由此创立了“五次迁移说”。但不少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台北师范大学范金奇教授在1956年撰写的《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就认为大批中原移民的南下应该从秦始皇算起，现今“广东北江客家人之祖，即最早来自中原者。”而有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东晋以前的中原民南迁只是客家人的久远历史，而非客家人的专史。事实上，东南诸多区域性文化的形成，大多与这些人的迁徙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而认为客家与客家文化的形成应从大批迁民涌入赣南、闽西的唐宋时期算起。

笔者认为，客家文化作为赣、闽、粤三角地区的地域文化，它的形成不能只看北方移民南迁的时间与数量，而应该具体考察该地区的原住居民与外界的接触、交往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变迁。赣南，位于这块三角地的最北端，与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接触最早，变化最大，所以，对它的考察，尤为重要。

前文已述，赣、闽、粤三角地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曾被称为蛮僚之地，有大量百越民在此聚居。但由于这里临近东南边境，且在此之前，由北而南的两条重要交通线已经形成，这就是自中原经泗水，入长江，再溯赣江而上，往南，越过大庾岭可直抵南粤。往东，越过武夷山，可路通闽越。由此，位于江西南部的赣南地区便成了逼闽扼粤的军事要地。从始皇二十三年起，便不断有中原士、民贬谪到这里。他们的到来，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土著的大批汉化。尽管这批人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中，有的后来加入了南粤系，成了“广府人”；有的加入到闽南系，成了“福佬人”；有的则转战江南，后来分别加入到其它地域文化的行列。真正一直坚守在赣、闽、粤三角地区的，为数并不很多（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到太康初年，整个赣南地区仅有1400余户，约占江西全省总户数的2.1%，平均每2.8平方公里才有1户人，足见其人烟之稀少）。但由他们所代表的一种原始地域文化，却真真实实的存在，并对后来的客家文化带来了一定的间接影响。

公元317年，因五胡之乱，元帝迁都建安，于是，大批中原士族与平民渡江南下。从总的局势来看，当时的移民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沿岸，其中仅九江辖区内就建立了西阳、新蔡、安丰、松滋、弘农、太原等6个侨置郡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少量移民在“北归无望”的情况下，也陆续进到了赣、闽、粤三角地区，宁都赖氏、石城郑氏、兴国钟氏、韶关张氏就是几个典型的例证。其中，宁都赖氏，据《松阳赖氏重修族谱》记载，该氏原居河南颖川，西晋末年随王室南渡，居于浙江松阳，恭帝时，因避刘裕篡晋之乱，由松阳移居宁都桴源。石城郑氏，据《石城井溪郑氏六修族谱》记载，怀帝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奔吴，先祖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义熙八年，兄弟孟、远复迁石鼓逮速（今石城县 脑）与吴恭葆居住。而兴国钟氏、韶关张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钟氏为魏太傅繇之后，东晋初年，渡江仕晋。至南朝梁，元辅为临海令，为避侯景之乱，徙居于赣县（所在村庄今属兴国县）。张氏为晋司空华之后，元帝时，随王室南渡，寓居江左。唐代初年，君政因官韶州别驾，徙居曲江。以上为见诸文字记载者，其余无文字记载者更不知多少。正是由于这些迁民自东晋以后便陆续进入到以赣南为前沿的赣、闽、粤三角地区，从而促使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初步的开发。仅以赣南为例。从西晋初年到南朝宋大明八年，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总户数由1400户增加到4493户，增幅达到3.2倍，而到隋大业年间的又一百多年时间里，户数翻了一番多，达到11168户。以至到唐天宝年间，赣南总户数已增至37647，人口增至275410，其所占江西全省的人口比重也由太康时的2.1%提高到17%。与之相呼应，最迟到南朝以前，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土著酋豪便在这里孕育而成，如赣县的蔡路养，宁都的刘蔼（一说刘孝尚）等。历史上的著名豪杰陈霸先，也是乘侯景之乱，“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又得到“南川酋豪”的大力支持，才最终夺取了梁朝政权，建立了陈国。此外，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都、石城、瑞金、兴国、于都、赣县、南康、大庾、上犹等许多县份均发现不少自东汉晚期到南朝的墓葬，从墓葬形制的随葬品的造型、分类，均与汉化程度很深的赣中、赣北地区十分相似，说明它们在文化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刘纶鑫先生在《浊上归阴平与客赣方言》一文中，运用大量语音资料所证明的“客赣方言虽然在公元六世纪以后受大量南迁北民带来的《切韵》音系的影响，但它不是《切韵》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刘纶鑫，2000，33-38页）及严修鸿先生在《客家方言古浊上字的调类分化》一文中所作出的“浊上字归阴平应是客、赣方言的共同特征，是客、赣方言分化之前共有的早期音变，发生的原因是古浊上字声调的调型与调值一度与阴平调十分相似而混入阴平。这个音变发生的地域可能是以江西境内为中心区”（严修鸿，2000，47页）的结论十分吻合，说明在唐末两宋大批北方移民来到赣、闽、粤三角地区之前，位于赣、闽、粤三角地区前沿的赣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作为客家文化形成基础的古客赣文化也已经在这块与赣中、赣北相毗连的地域内形成。

唐代末年，以王仙芝、黄巢起义为起点，北方地区经历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乱局面，这种纷乱局面还部分波及到与之毗邻的江淮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以北方居民为先导，并连带江维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居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迁徙。由于地处赣、闽、粤三角地区前沿的赣南有梅关古驿道及赣闽古道与江淮及中原地区相通，且这里地处丘陵山区，环境相对安定，境内又尚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发，所以，自然成了移民安居的首选目标。仅宁都一个县的初步调查，在此前后入迁该县的便有何、胡、陈、孙、廖、谢、戴、李、宁、谭、古、黎、朱、崔、刘、温、邱、曾、黄、郑等20姓之多。唐末以后，仅安定了二、三百年，接着又是金兵入侵，王室南渡，北方居民再次弃家南逃。由于有了前一次的范例，所以这次迁徙，直接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为数甚多。也正是由于北方移民的大批迁入，使得赣南地区从唐末到南宋中期，经济、文化一直处于发展的高峰期。从人口而言，到宋太平兴国年间，全区共有主客户85148，比唐天宝年间，户数增长了2.3倍。而到崇宁年间达到310153户，757709口，比太平兴国年间，在360多年的时间里，赣南的户数增长了8倍。人口增长了2.8倍。从经济而言，诚如咸淳七年，文天祥在评价即将升任荆湖南路提刑的原赣州知州李雷应的政绩时说到的“（赣州）粟米在市，蚕麦满野，鸡犬相闻，达于岭表。”其中，仅茶叶一项，年产量就达到14000多斤，所产芥茶，被世人称作“香味第一，最难得”。此外，造船、苎布、绢丝的生产也闻名于世。北宋中期，主管皇宫财务的三司一次就在赣州“市绸绢十余万匹”。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诸路共造船2916艘，而其中赣州就有605艘，占总数的20%（许怀林，1993）。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圩市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据明嘉靖《赣州府志》转引宋志的记载，仅宁都县，这时期的农村圩市就达到41处，大大超过了当今数量。熙宁十年，除南安军之外，虔州一地的年商税额达到51229贯，居全省之首。在文化教育方面，到北宋末年，全区已创立府、州、县学14所。两宋期间录取进士292人（其中状元2人）。在这些人中，有以理财名垂青史的尚书左丞陈恕，有执教于著名诗人陆游的文学名家曾几，有曾受到苏轼、朱熹敬重的名臣孙立节及理学名儒阳孝本、李朴等。

在赣南得到全面开发的同时，闽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客家文化在赣南、闽西孕育南而成。

南宋末年，由于元兵入侵，赣南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恭帝德佑元年，伯颜率20万大军直逼临安，文天祥“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言召吉州兵”勤王。其中，仅宁都一县，跟随文天祥抗元的就有连、谢、吴、唐、明、戴等6姓。其余零散组织起来抗元及为躲避元兵，逃迸闽西、粤东深山老林的更不知多少。故终元一代，尽管江西全省的人口仍在增长，但除南安军以外的赣南人口却比崇宁年间减少了60%，仅有71287户，285148口。入明以后，由于赋税加重，地主豪绅又大量隐瞒田产，把沉重的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农民不堪负荷，逃亡者与日俱增，到成化十八年，全区在册人数只剩下37341户，133366口，比元代减少了一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明清时期，在闽、粤、赣家家人向着珠江三角洲及川、桂、港、台与东南亚各地大批播迁时，部分闽、粤客家人和赣中一带的非客家人又迁回赣南。此正如周用在《乞专官分守地方疏》中所称：“南赣地方田土山场坐落开旷，禾稻竹木器厂生殖颇蕃，利之所共趋，吉安等府各县人民前来谋生，结党成群，日新月异。”及清康熙年间兴国知县张尚瑗在《请禁时弊详文》中所说到的“切兴邑地陬，民多固陋，兼有闽、粤流民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于是，明清两代，这些来自各地的客家与非客家移民又与原住民进行了新一轮的社会、文化大整合，从而形成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赣南客家文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客家文化，实际是在赣、闽、粤三角地区内，以移民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势力、社会文化经过长期的、不断整合的结果。正是由于有了文化上的相互整合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才使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类群体——客家民系得以产生。李如龙先生依据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各个阶段的文化特点，将客家民系形成过程分为赣南、闽西的摇篮期，粤东、粤北的发育期及走向大本营后的播迁期（李如龙，2000，7页）。笔者基本同意这种划分，但同时认为，在客家及客家文化孕育之前，还有从秦汉尤其是两晋到唐代中期的很长一段的准备期。正是由于有了这段准备期的古客赣文化作底蕴，才使得客家文化基础更加的厚实，内容更加光彩夺目。

在客家与客家文化形成的四个阶段中，赣南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中，准备期基本是在赣南（及与之相连的赣中、赣北）发生的；摇篮期则在赣南、闽西同时进行；在发育时期，赣南、闽西人口的纵深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播散时期，赣南既是客家文化的向外播散者，同时又是闽、粤客家人回流赣南时的接受者。故而，在客家及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赣南既有源的作用，又有流的成分。

三、余论

从以上对客家文化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特定的地域性文化，它从原始的百越文化，发展成具有浓郁秦汉古韵的古客赣文化，一直到唐宋以后，由于北方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移民一次又一次地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使得一种崭新的文化从古客赣文化中分离出来，形成独具风彩的客家文化。而在客家文化的孕育、成长及向外播迁中，客家文化内部也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整合，并在其整合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周边文化的营养，来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所以，客家文化与中国其它文化一样，又是不断发展的文化。

正因为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客家文化中过去为适应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一些合理文化事项，如小农经济意识、小团体主义及与之有关的生活习惯等，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也许会显得有些陈旧，有些不符合时宜。所以，作为客家的一员，我们应该跳出客家圈，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正确地认识与估量客家文化，以发扬客家人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弘扬客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勇敢地抛弃其中不合时宜的因素。使客家人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1992年1月影印本。

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5月。

吴永章：《客家传统文化概况》，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

李如龙：《客家民系、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第三届客家方言研究会论文集》，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刘纶鑫：《浊上归阴平和客赣方言》，《第三届客家方言研究会论文集》，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严修鸿：《连城方言古浊上字的调类分化——兼论福建闽语“浊上归人”的现象》，《第三届客家方言研究会论文集》，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摘自《南方文物•赣南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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