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與經濟分析*[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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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與經濟分析*

張  維  安                    黃  毅  志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台灣客家族群資源及其社會經濟特色的關係作為分析的對象。首先，討論族群資源在經濟社會學裡所具有的意義，從現代化理論視之為落後的象徵，到新經濟社會學提供深刻的反省，以族群資源作為經濟活動的社會資本。本文進一步將族群資源區分為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結構性鑲嵌，和族群資源作為一種文化價值。以這兩種族群資源來分析台灣客家族群的產業經濟型式與特色。本文發現，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結構性鑲嵌，在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活動裡所發生意義不大。也就是說，在經濟活動裡「是不是客家人」對於客家族群的成員來說，並不是主要考慮的因素。至於族群資源做為一種文化價值，對台灣客家產經特色的形成，可能具有重要性，這方面我們也做了一部份的解釋。客家族群所表現出來的守成、重穩定、重教育，職業活動方面傾向於農或生產性活動（閩南相對的在工商等做生意的活動比較多），與其文化和環境因素，息息相關。

關鍵字：族群資源、族群經濟、客家社會經濟



一、前言

        本文目的在於對台灣客家族群的族群資源及其社會經濟地位和產經特質進行分析。關於台灣客家族群社會經濟地位的研究，學界已經累積了一些成果（蔡淑鈴、瞿海源，1993；林忠正、林鶴玲，1993；薛承泰，1996；孫清山、黃毅志，1994)，近年來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也逐漸的多了（莊英章，1998a; 1998b; 徐正光，1998）但是針對台灣客家族群的產經關係進行實證資料分析的則還不多。根據陳運\棟教授(1998)對台灣五十年來的客家研究所作的分析，關於客家族群網絡與其經濟特色的研究，可說相當缺乏。莊英章教授(1992; 1993)雖然對客家婦女的社經濟地位做了許多研究，並在閩南與客家的社區的研究中，提到一些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面向（莊英章，1994），也沒有特別著墨在客家族群網絡或客家族群資源與其產業經濟特徵的關係。本文將運\用中研院社會所所進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和本研究計畫研究人員在台灣各地所進行的訪談記錄，針對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族群網絡與其產業經濟關係進行分析，全文將分成兩大部份：(一)關於族群經濟學相關概念的討論，過去社會學傳統理論把族群經濟視為落伍的象徵，但是經濟社會學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網絡與經濟活動的討論，對於族群經濟有新的評估和看法；(二)台灣客家的社會經濟地位、族群特色、族群資源及其在產經活動所扮演的角色。


二、關於族群經濟的討論

1.族群經濟是傳統的
        族群經濟(ethnic economy)在古典社會學家眼中，曾經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韋伯 (Max Weber)、馬克思 (Karl Marx) 和宋巴特 (Werner Sombart) 都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是從取代原始的、族群的經濟而來。宋巴特「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企業運\作無關於個人的關係；也就是說，決策時把利潤置於一切純粹個人的關係之前，這些個人的關係包括同族群的關係。相對的，友愛的、社區的情感卻很明顯的影響傳統公司的決策」。韋伯也有相同的看法，前資本主義的公司具有雙重價格的倫理，這反應出對於族群宗教群體的忠誠\，而不是依照利潤極大化的結果來考慮」(Sombart, 1953: 37，引自Light and Karageoris, 1994: 647)。韋伯在討論猶太人的經濟活動與理性的現代資本主義區分之時，特別的批評猶太人在經濟方面的雙重倫理，他認為雙重倫理使猶太人在同一族群與非同一族群者之間，採取了不同的做法。韋伯認為這是世界各處的民族所共有的原始的經濟倫理，他以此說明猶太人之所以和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無緣的一個論據(參考張維安，1994a)。因為「合理的資產資本主義要求和傳統主義之間有一個明顯的斷裂，而猶太人無法突破，所以韋伯認為新教教派首先突破這個在世界各地限制著合理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產生的這些友愛之情、社區之情的障礙。韋伯認為普遍主義允許法律來約制契約與彼此的關係，不再只依賴社會信任和文化的理解。其次，普遍主義可以接受科層體制（bureaucracy），這是一個很關鍵的發明。而科層體制又可以接受組織規模的無限擴充，可依功積來指派職位、決定職務的升遷，合理成本的計算，和持續的技術的創新等」(Light and Karageoris, 1994: 647)。
        韋伯和宋巴特的論點也許值得再討論，但是這種從特殊關係轉變到普遍關係的論述方向，在社會學傳統裡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六○年代紅極一時的功能論也持相同的見解，尤其是柏深思 (T. Parsons) 的模式變項 (pattern variables) 理論，說明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別，傳統社會的行動者選擇的是特殊主義的、情感的這一邊，現代社會則是中立的、客觀的、普遍主義的那一邊 (Wallace and Wolf, 1980)。這些觀點認為，由於傳統（主義）企業的缺失，現在雖還在一些未發達的地區流行，但是其影響力已經日漸式微。畢竟，族群的資本主義企業無法發展成大規模企業，無法使用科層制的組織方式，無法以專業資格為基礎任用工人，也無法推動企業的研究和發展。講究普遍、客觀、形式理性、排除親私關係、利潤極大化的原則，將會消滅和替代傳統(主義)的企業。在一些落後地方，傳統企業雖還存在，但將逐漸降低其影響力。簡言之，這些觀點認為族群經濟只存在於落後的第三世界或未開發的地區，在中心，現代化的地方，傳統資本主義的殘遺已經剷除。然而，從(新)經濟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種以現代/傳統，中心/邊陲，理性/非理性，作為思考的架構，把族群經濟視為傳統社會的、邊陲地區的、非理性的經濟，或者是一種落後的經濟形式，顯然是過度簡化了問題。

2.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社會資源
        經濟社會學對於前述將族群經濟視同落後經濟現象或傳統主義的經濟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個人的行為並非完全受到環境的影響，其行動的目標也非完全被社會所決定，但是，社會文化與價值規範對一個人的經濟行動也不是毫無影響，社會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並非一種原子化的個體。 過度整合和原子化觀點，都忽略了具體的個人所身處的位置，以及關係網絡對於一個人的經濟行動的重要性。經濟社會學家進一步提出在產生信任、建立期待以及產生或執行規範方面，社會鑲嵌 (social embeddedness) 的重要性。這個觀點對於前述所謂理性的現代經濟原則提出挑戰，曾嬿芬(1998)指出族群經濟的運\作邏輯似乎與現代經濟中的「理性」法則，存在著基本的差異，前者根深蒂固於網絡與族群社群之中，使得資源的分配強烈受到特殊主義(particularistic)的影響，而後者則強調公平與普遍的遊戲規則，資源的分配端視個人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分配的過程，更不應該因個人的族群、性別等特性而有所區別。但是，新經濟社會學者提醒我們，現代經濟的運\作，其實不比以前更立基於普遍的理性，而特殊主義也不全然是「非理性」的。以族群經濟的運\作為例，同一族群的成員所享有的族群資源，並不是全然出於簡單的「族群情感」，其中仍可能帶有強烈的理性計算。可見族群經濟不能全然視為傳統經濟，也不能認為就是落後的經濟形態。
        從族群網絡作為一種經濟網絡的基礎來看，族群關係、族群資源有益於經濟的結盟與效益。藉著社會網絡的整合，族群成員之間的連帶，有助於重要企業資源的運\用。例如，企業相關資訊的分享，包括商業與交易的祕密。社會網絡，也鼓勵相互幫忙，例如優先給予買賣的機會。社會網絡對於企業的貢獻與意義是很清楚的。網絡之間並非都是一樣的，有些比較緊密，有些比較鬆散，這要看結合的基礎，也要看其間的互動過程。族群網絡有益於社會信任的建立，族群網絡可作為一種關鍵的社會資源。所有的企業都需要相互的信任，多重的社會網絡，使同族群的人在企業上彼此信任，因為這些關係，在作生意方面可以有許多方便。Coleman (1988: s99)以紐約鑽石批發商為例，說明猶太人通過家庭、社區和宗教的聯繫，提供了市場中有助於交易的一些必要的保證，這些連帶(ties)的強度，使大量的交易成為可能，而且順利進行。
        典型的族群資源包括血族關係和婚姻體系、信任、文化、宗教和語言的背景共識，族群資源對個人可以構成有用的資源。當然，每個社會都有這種相互幫忙的現象，但是有些地方的個人比較自足，比較不依賴他人。東南亞的標會，常是學者們舉列的對象，人類學家Geertz (1962)指出，這些結社(association)對於小額資本的籌集與經濟發展的協助，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也知道，團體成員之間，如果沒有高度的信任，這個制度也無法存在，也就是沒有社會資本的話，這些事也是做不成。社會資本是使人力資本或金融資本變成對行動者有益的條件，如果無社會資本這些人力資源與金融資源，將無法為之所用(Coleman, 1988: s102-103)，這裡清楚的指出了族群資源做為一種社會資本的可能性及其意義。
        除了家庭或擴大家庭的關係網絡之外，有些族群的制度性協助對於族群的經濟活動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例如，猶太人的企業從the Hebrew Free Loan Association得到協助，這是一個猶太社區的慈善機構，相同的，標會組織則支持北美亞裔企業者的資金來源。因為美國窮苦的白人和黑人缺少這方面的文化傳統，顯得猶太人和亞洲人有他獨特的企業支持的金融制度的優勢 (Light and Karageoris, 1994: 658)。可見不同的族群之間，因為文化的傳統或者因為所處的環境因素，而有不同的資源運\用方式。除了資金的累積方面，人力資源的運\用，也會因為族群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族群文化的資源也影響到人力資本的品質與總量。
        關於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討論，曾嬿芬在她的研究中提出許多具體的分析。她說：「社會資本」指的是個人動員其因歸屬於某一團體 (membership) 所帶來的資源。社會資本的概念和鑲嵌性很類似，透過社會資本而來的資源常常是非常廉價、甚至是完全免費的，取得的過程也比正常管道來得方便，且往往是預期以後會有回報的；社會關係的封閉性是使得預期的回報能夠兌現的重要機制。依據Coleman 的觀點，社會資本由社會結構的一些面向所組成，簡言之就是關係的結構（曾嬿芬，1998）。她指出，族群經濟是美國和西歐城市裡很多移民族群經濟生活的重要模式，這種模式可以幫助移民族群免於失業和貧窮。換言之，這種族群經濟對於族群成員的經濟利益有深刻長遠的影響力。例如在洛杉磯向華人銀行取得資本資源就是一項廣為華裔企業有效利用的族群資源。視其為族群資源，乃因非同族群者很難利用這種金融體系取得資本。

3.族群資源做為結構的鑲嵌性與價值文化
        兩組概念有助於我們對本文關於客家族群資源與客家產經特質的討論：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結構的鑲嵌性，和族群資源作為一種文化價值與理念。關於前者，曾嬿芬 (1998) 指出 Mark Granovetter 把鑲嵌理論的概念，區分為「關係的鑲嵌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 和「結構的鑲嵌性」(structural embeddedness)，前者是指經濟行動者個人的人際關係；而後者則是指關係網絡的整體結構，例如一個族群社區。Ports (1995: 14;引自曾嬿芬，1998) 認為「結構的鑲嵌性」比「關係的鑲嵌性」對於落實社會關係的期望有更大的影響力，Ports 稱這種發生影響的機制叫做「強制性的信賴」(enforceable trust)，乃是由集體的強制力所迫使。他指出，「同社區的成員間相互交易、轉讓、贈與等行動，都是強制性的，沒有人會逃避後續應有的償還」。曾嬿芬 (1998) 認為在討論移民創業傾向時，「結構的鑲嵌性」的概念特別重要，因為此概念指出移民創業者所屬社會關係的整體網絡結構，移民社區所形成的關係網絡非僅屬於個人的，它同時可以涵蓋同族群成員，移民創業者所處的「結構的鑲嵌性」形塑了他們創業傾向的族群性格。
        族群資源，除了作為一種結構的鑲嵌性之外，另外一個概念是族群資源作為一種文化價值與理念，它具有整個族群團體所共有的特徵，同一族群的企業家積極的用之於其企業或得助於此。Light 對華裔和日裔的標會行為研究中，他認為提供個人金融援助的標會組織，是一種文化傳統所產生的經濟策略。換句話說，這不是開放給所有人的非正式金融機構，只有某些族群團體才會利用標會這種組織取得資本。這是文化、價值作為一種族群特質的族群資源，例如一個族群的傳統典範、態度都可能對其社會經濟特質產生影響。在此觀點之下，某些族群團體比另一些族群團體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而這就是造成不同的族群有不同創業率或傾向於選擇不同行業的主要原因。可見族群資源在分析一個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並非如現代化理論，把族群的關係解讀為落後的經濟形式。基於此，本文認為台灣客家族群資源與其社會經濟活動的分析，可從兩方面來進行，一是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結構的鑲嵌性，分析族群成員之間、族群社區之內的關係網絡，與族群經濟活動關係；另一種族群資源是作為一種文化價值，從族群成員所承襲的傳統、文化理念來分析他們的經濟活動，以下將用這兩個族群資源的概念來分析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活動。




三、台灣客家的社會經濟背景

在針對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活動加以分析之前，如果可以對其社會經濟背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尤其是和閩南族群做一些對照，對於客家族群的產經活動特質的瞭解，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我們在〈閩南與客家的社會階層之比較分析〉一文中，曾經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計劃」，於民國84年到85年所蒐集之四份問卷調查資料中，選取閩南與客家兩個族群的樣本（關於資料的分析與變項的分類說明，請見黃毅志、張維安，1999），並與七十三年的調查資料做比較分析。分別使用百分比、回歸分析（路徑分析），及邏輯回歸分析方法說明閩客兩族群的社會經濟背景的特質。
整體而言，閩南與客家在行業的分佈一直都沒多大不同，顯示兩個群體之間的差別並不是清楚易見；不過細究閩、客的行業分佈之不 同，仍有一些有意義的發現：例如，客家人行業為農牧獵業、林業、礦業的百分比高於閩南，而閩南在漁業、商業的百分比高於客家，而且這些不同並沒隨著時間的演變而縮減，也沒有日趨同質或同化的現象。閩南與客家在職業的分佈也是一樣，一直都沒多大不同；不過如果細究閩、客的初職業分佈，仍存在一些有意義的不同存在：例如，客家人職業為農林漁牧工作的百分比高於閩南，而閩南在買賣工作的百分比高於客家；這與在行業分佈上，「客家在農牧獵業、林業的百分比較高，閩南在商業的的百分比較比高」，顯得相當一致。而且兩個族群在這些職業方面的不同，也是沒隨著時間的演變而縮減。
既然閩、客在職業的分佈一直都沒多大不同，所以閩、客的平均職業聲望也就一直都沒有多大差別，這是可以瞭解的；不過社會學一向認為教育對於職業有重大的影響 ，正巧客家族群的平均教育年數，一直都高於閩南族群。在控制出生地，父親職業、教育，母親教育等背景變項後，客家族群的平均教育年數仍一直高於閩南族群。但是理論上受教育因素影響大的平均職業聲望卻佔不到優勢，在控制教育後，客家人的職業取得也就低於閩南；也就是說閩南人重商，客家人重農，即使教育程度一樣，閩南人傾向於選擇職業聲望較高的買賣工作，客家人傾向於選擇聲望較低的農林漁牧；目前並沒有充份的整體性證據顯示以閩南雇主居多的就業市場，存有不利於客家人之族群差別待遇，雖然在一些場合，我們常聽到客家青年因不諳閩南話，求職受到刁難的抱怨 。
綜觀閩、客的社會階層之差異，客家人的教育高於閩南，客家人較重視教育；然而客家人的教育優勢並沒有轉換成職業之優勢，我們曾經臆測可能是因為家庭職業的慣習，父母親的工作的影響，或者是文化價值觀的不同（這點很難說明），閩南重商、客家重農，客家人的教育雖高，然而卻仍從事農業居多，這在本書的其他篇章，也得到相似的結論。
        客家人不但教育高於閩南人，而且這項差距多年一直維持不變，職業、行業的差異也是，雖然差別不是很大，但細究之，其中的差異一直相當穩定的存在。客家的教育教育優勢並沒有在職業優勢上表現出來。固然有許多先前研究一再顯示：閩客的文化日趨同質，近年閩客在許多方面已沒多大不同，然而本研究卻顯示閩客的教育、職業分布一直維持著一定程度的差別，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


四、客家族群資源及其社會經濟

        下文的分析，將以第二節中所討論的兩種客家族群資源概念來分析台灣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活動。一是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結構的鑲嵌性，分析客家成員作為一種社區成員之間的社會經濟互動；另一是族群資源作為一種族群文化、價值理念，分析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活動之特色。我們也將以訪談的質化資料來和大型調查的量化分析結果互相對照，以期進一步瞭解台灣客家族群的產經特質。

1.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結構的鑲嵌性
        下文關於客家族群資源與台灣客家產經活動的分析，主要是根據台灣省文獻會客家族群史產經篇訪談資料。 從勞動力的來源、資金來源、專業知識與技術的來源，以及族群意識等四方面，分析族群資源在台灣客家族群經濟活動中的角色。
        在勞動力來源方面，張翰璧在台灣北部地區對栽種茶葉的客家人所作的訪談中發現，在茶葉採收、製茶過程中，24人回答其勞動力多半由家庭成員提供，或者藉助於朋友的協助和鄰居的換工（8人），這些鄰居和朋友，有客家也有閩南，他們說不分閩客，他們互相幫忙。 在南部的菸葉經營方面，由於種煙相當耗費勞動力，需要與別人交工或請工，就訪談所知，過去，在「摘菸的時候就用交工，連托菸都不是用交工的。托菸時主要是請沒有種菸的人來幫忙，親戚、朋友、鄰居，甚至外人有空的都可以」(訪問記錄，個案30)。「沒交工又需要人工時，就找另外沒有種菸的人」來幫忙(訪問記錄，個案32)。現在，工作人口也相對老化。交工、請工其實很難分開，同時存在，或乾脆全部請工。以前交工可能有些特定的對象，但是漸漸的交工團體，也就越來越隨機，以商品交換的形式進行。這些都是來自於整個菸作技術改變之後所帶來的影響(訪問記錄，個案34)。這些互相幫忙的人之間，多數是有關係的人。但在訪談中，沒有明顯的證據指出，這些關係是因為同為客族群的關係。
        在資金來源方面，北部客家茶農回答有關資金來源的19人中，提到自己省吃儉用或說自己家庭經濟能力不錯，而自籌資金的有11人，向農會信用部貸款的有8人，而向朋友借錢的只有2人。其中有人指出向宗親借錢，不如向農會借(訪問記錄，個案5)。看起來資金來源靠親友或族群網絡的情形，在這裡並不明顯。有人提到即使有地方性借款，如向資本家借錢，茶農再將生葉賣給他們，也只是一種地方性組織，與是否為客家人並沒有一定的關係(訪問記錄，個案8)。
        東部客家產業在資金方面的籌措方式。有些說「負債開始時，我找幾個朋友幫忙，以互助會的方式（每期繳一定量的榖子）開始買豬。互助會裡的會員大多是客家人」(訪談記錄，個案51)。這可能是唯一提到從客家網絡之中集資的說明。其他的受訪者，多數都說從銀行、農會中借錢，並未強調客家網絡的重要性：在日本時代，我們的產業經營與其他同樣有農場的家族如高家、黃家、王家等雖然同是客家人，但卻沒有資金上的往來。如果我們需要資本的話，我們會向台灣銀行借錢(訪談記錄，個案47)。台東客屬會理事長張先生也說：「這裡有不少的客家人不原加入我們這裡的客屬會，他們對公共活動並不是很熱心，自然在生意上很少相互幫忙，他們覺得找農會貸款就好了，不需要找客家的鄉親幫助」(訪談記錄，個案53)。鹿野產銷班班長張先生說，「我們在鹿野和別的產銷班沒有什麼接觸，班員和班員間也少有資金往來，而在瑞穗有一個產銷班是我們的姐妹班，平時有一些交流，但也不涉及資金往來。遇到需要資本時，農民會去找農會，或私下組織互助會來解決這個問題」(訪談記錄，個案49)。其他類似的說法不少：「種茶的資本沒有著落，這裡的農民都很窮，哪來的錢發展茶業？那時只好先向農會、土銀貸款來解決這個問題」(訪談記錄，個案52)。「後來我在看書研究之後又決定購買新的機械來耕作，這種新的機械要二萬塊，當時的米價一包五元，也就是說需要有四千包榖子的收入才買得起，所以只好向台灣銀行借錢」(訪談記錄，個案47)。
        在文化產業方面，其創業資金和其他一般產業相同，沒有特別的運\用客家族群網絡的現象。「在創業過程中，會不會尋求客家朋友的協助？其實很少，我想每個人的際遇也不同，像我跟外省人接觸合作的機會比較多，跟河洛人的機會比較少」(訪問記錄，個案75)。經營書店的黃老闆也指出，他的「創業的資金一部份來自自己過去工作的存款11萬，爸爸向農會借款20萬，向隔壁的歐巴桑借20萬，一個好朋友借30萬，還有其他在台北的朋友（受訪者創業前在台北的出版公司工作）借14萬。他特別提到的是這些資金來源也算不上是與客家有關係的資源」(訪談記錄，個案65)。雖然他的鄰居和朋友有些也是客家，但是他能借到資金，發生作用的是他個人的連帶關係，在這資金借貸中，客家族群的因素所發生的作用，好像相當的間接，也就是說關係性鑲嵌重於結構性鑲嵌。相同的，另外一位書店老闆賴先生也有相當類似的說法，他說：「我沒有刻意去運\用客家資源，我想社會上也沒有多少客家資源可以運\用，所以只有自求多福了。我個人在創業過程裡，運\用到客家同鄉或是以前故鄉的人際關係、網絡資源非常少，可以說是沒有。其他一些書店也是，剛起步時有用到一些來自家族的資金，沒有利用多少客家的資源」(訪談記錄，個案66)。還有一位也說：「我的創業基金是由家裡的父母親把房地產抵押，才得以解決」(訪談記錄，個案67)。在資金的籌措上，只有中原電視臺表示，出資者多為「客家朋友」的情形(訪問記錄，個案73)。在分析上，我們仍然無法區分因為是「客家」還是因為是「朋友」，也許都有，但沒有特別強調客家的證據，從其他方面的觀察來推測，關係性鑲嵌，似乎比結構性鑲嵌要明顯得多。
        在專業知識與技術的來源方面，北部茶農的訪談中，回答問題的23人中有7人說是承襲於家傳，學自茶葉改良場（包括一些政府單位所舉辦的活動，如產銷班）人數最多，共有17人，另外從觀摩學習取得新知的佔12人，比率相當高。以北埔為例，因為比賽時是現場做茶，不是只比成品，大家一起在做，做茶的過程大家在相互觀摩(訪問記錄，個案12)。另外也有一兩戶回答是因為受雇於其他的茶場，而學習到專業知識。也有人親自到文山、凍頂去找師父學，但覺得師父不太肯透露，所以也學得不多(訪問記錄，個案17)。在專業知識的取得方面，沒有發現族群因素所扮演的角色。我們認為與資金來源的情形可能有一個非常類似的現象，那就是有一個制度性的管道，解決了他們在這方面的需要，例如資金來源方面，如果農會、銀行借不到，而又需要資金，那麼親戚朋友或各種社會關係可能都會在調度資金方面發生作用。專業知識的來源，因為有茶葉改良所可以請教、學習，又有許多比賽觀摩的學習機會。因此，其他的關係也就顯得沒有這麼的重要。這些背景，可能也能說明何以族群因素的作用並不明顯。 南部菸葉的各種工序的專業知識的來源中，也沒有資料足說明客家族群的網絡資源是否發揮過作用？
        由以上的幾點來看，客家族群資源在其產經活動方面，並沒發生積極的作用。唯一有關的是出客家族群在出版業的網絡功能。例如，經營書店的陳老闆指出，「過去有一些大出版業者，都是外省資本，如商務、正中、世界、東華等，他們的員工有不少是客家人，也許是客家人比較刻苦耐勞，這些從苗栗上來的客家人，在做這些工作時比較能作得長久，自然在這個圈裡形成一個客家的網絡。目前我們在出版業裡的一些客家的現象，就在這種大家多多少少幫忙之下，就出現了」(訪談記錄，個案67)。這說明了一個客家人在台灣出版業的背景。他們之間的互相幫忙，兼有同事、和同族群的關係，族群的因素可能並不獨立發生作用，其影響與作用，可能需要以同行、同事等關係為基礎。關於族群資源的作用，擔任出版社負責人的魏先生指出，「在出版業中我覺得族群的團結不一定是這麼重要，因為力量弱才[需要]團結，但是現在社會是法治的社會」(訪問記錄，個案70)。似乎有意說明在現代社會中只要自己努力就有希望，沒有體會到動員群資源的必要性。社會的開放程度，對於族群資源的動員，可能有相當的關係。在客家與茶葉的部份，我們發現農會在資金提供、農業改良場在技術改進上，扮演的角色減低了運\用族群資源的重要性。在客家米食中心成立與推廣過程中，也有一些相似的例子。該中心為了壓低成本，必須在人工方面節約成本，因此朝向自動化技術方向努力，技術層面受到政府相關單位，如工研院、食品研究所、生產力中心的協助很多。在推廣過程中，除了親戚幫忙之外，糧食局的推薦也有相當的幫助(訪問記錄，個案69)。唯一發現有關係的是：「客家企業在客家雜誌以廣告經費的方式，長期贊助客家雜誌，如資生堂、萬家香醬油、嬰兒與母親雜誌、住商不動產等等」(訪問記錄，個案72)。另外，像新竹企銀也是客家雜誌的長期廣告戶。這可能與企業經營者客家人有一些關連。整體來看，族群資源不如階級資源來得重要，結構的鑲嵌性也不如關係的鑲嵌性明顯。
        從前述勞動力、資金來源以及專業知識的來源等方面，都沒有清楚的資料可以說明，族群因素在北部客家的茶葉經營中的作用，一方面可能與前面所說的制度性原因有關，另一方面，可能這些受訪的客家人沒有強烈的閩、客意識的分別之心有關。25位受訪的茶農中，有22位回答閩客不分，只說語言有差別，其他沒有差別，相處不錯，互相幫忙。他們還強調，配偶並沒有說一定要客家人，即使有些家庭小孩的配偶全是客家人，他們也特別說明，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意的主張所造成，而是因為地理區位，造成他們交往的對象都是客家人的現象。雖然也有3位同時強調客家人有勤勞、純樸、比較保守、重教育和比較優越等，但卻不時的強調在他們的生活上，閩客兩個群之間，並沒有太多區別。就連2位，當兵時受到閩南人排斥或和閩南人的隔閡很嚴重(訪問記錄，個案26; 訪問記錄，個案27)，他們也說在其他方面，或其他時期，並沒有特別的感覺。
        東部客家受訪者 ，多數說他們沒有刻意區分不同的族群，前關山鎮長曾先生說：「我的佃農和包工都是自動來應徵的，其中水田方面比較多佃農，甘蔗就是用包工的方式來進行。我的佃農裡，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不會因為他們籍貫的不同來挑工人」(訪談記錄，個案47)。茶行負責人溫先生也說，「我們有換工和採茶班來解決這個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些換工或是採茶班的組織都是左鄰右舍的鄰居，彼此間倒也不是什麼親戚關係或同是客家、閩南人什麼的，只是因為大家都是茶農，便組織起來相互幫忙而己」(訪談記錄，個案48)。有些產銷班的組織，有許多客家人，但他們也說不是有意的結果：「我們的產銷班共有二十三個班員（其中十五個是客家人，比例算是很高，你沒有問起我倒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不過我想這可能是個巧合，我們沒有特意的去運\作），最近新加入六個。當初組成的時候班員間倒也沒有什麼特別關係（沒有特別去考慮是不是客家人或者在西部是同鄉），只是志同道合而己」(訪談記錄，個案49)。多數的受訪者說產業活動不受他的族群身份所影響：別人（不管是閩是客）並不會因為我是客家而與我合作或不與我合作。我覺得我的客家身分對我從事產業的沒有什麼影響。我也有很多閩南的朋友。(訪談記錄，個案49)。「我並不覺得客家人的身分對我的工作會帶來不方便」(訪談記錄，個案51)。蔡先生說，東部的族群關係十分的融洽，因為大家都知道彼此是經濟的共同體，不能有分離意識，一定要共存共榮，否則就與自己過不去。也許是在這裡沒有一個族群是佔絕對優勢的地位吧，所以大家都清楚，對內可以有自己的族群意識，但對外就要和其他的族群好好相處，在各方面都是這樣，我想在產業上、生意上也是如此(訪談記錄，個案55)。有些則說：我並不覺得我的客家身分對我的事業有不好的影響，相反的，我認為有一些幫助，它使得我閩、客兩邊都能溝通，都吃得開」(訪談記錄，個案49)。「客家的身分對我從事產業並不會有什麼影響，不但不會有什麼障礙，反而使我覺得驕傲。過去我開始在做生意時真的有族群間的岐視，說不定會有不好的影響，但現在從事產業的不會有族群意識在裡面了，別人不會因為你是某個族群的人就不和你做生意，完全要看你的實力。現在做生意是以世界觀的角度去看，而不是族群的角度來衡量「(訪談記錄，個案54)。「客家的身分對我從事產業也許會有些影響，但是我覺得現在做生意還是要看手段和實力（自己東西的品質）(訪談記錄，個案60)。
        基本上，多數人認為客家與原住民、閩南人之間，相處融洽，並無族群相處的問題。而且在他們的產業活動的來往，也沒有特別形成一個以族群為基礎的互助網絡。「當然有些客家人會比較喜歡和客家人合作，有些就不會，我想這是純屬各人感情。在關山我們這一行裡，閩南與客家之間不會產生不同的派系」(訪談記錄，個案51)。 情形比較特殊的是在政治方面，東部客家受訪者指出，雖然客家在產經活動中，並無特別的網絡組織，但是政治的結盟和分類卻是清楚的。「在東部的環境裡，產業經營上閩客幾乎沒有什麼分別，而在政治，尤其是選舉時就區分得很清楚」(訪談記錄，個案64)。「平常我們東部的客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是生意人也少有往來，只有在選舉時客家人才會聚集在一起。尤其是在客屬會組織起來後，對客家人（在選舉時）的團結有相當大的幫助。花蓮的客屬會大約在十三年前成立，它的性質比較偏向政治方面，在產業方面，這裡的客家人是大家各做各的，彼此間很少有聯繫」(訪談記錄，個案54)。「過去（三、四十年前）這裡閩、客之間分得非常清楚，雖然這種情形沒有發生在產業的經營上，但是在政治上這兩派卻是在力量上剛剛好維持平衡。所以就好像花蓮縣長和議長每一屆閩、客輪替一樣，瑞穗鄉長也是不同屆由客家人、閩南人輪著當」(訪談記錄，個案57)。從以上經濟活動的幾個面向來看，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結構的鑲嵌性，在台灣的客家族群經濟活動中似乎並沒有發揮作用，在資本、技術、勞動力各方面，都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出，「是不是客家成員」是他們進行經濟活動時的主要考慮因素。

2.族群資源作為一種文化、價值理念
        關於客家族群文化或特質與其產業經濟的分析，過去已有一些研究，例如從台灣地區客家人口數與其企業對台灣整體經濟的影響力來看。梁憲初(1994：345)指出，在國內財經雜誌如《天下雜誌》、《卓越雜誌》、《管理雜誌》等所統計的大企業排行榜中，客家人主導的企業入榜者不多。客家族群在企業界的角色與地位，首先成為關注的重點。在行業分布方面，訪談的發現與大型調查資料呈現的結果非常相近，相對於閩南族群，客家族群無論在台灣東部或西部，務農的比率仍然比較高。以前我們曾經發現客家族群中的初次就業統計中，吃頭路的比較多，創業的比較少（張維安，1994C）。擔任過鄉公所財經課長的余先生指出：「在玉里，閩南人在市區做生意的或開個小店面的多一點；客家人就比較多是種田的」(訪談記錄，個案56)。關山農會總幹事劉先生也說，「在關山，在公所工作或是鎮長、議員的人數裡，閩、客各佔一半，有時閩南人會多一點，但是在農會體系裡，卻幾乎都是客家人。而在產業人口裡，農業人口中客家人也佔多數，相對的閩南人開店的多一點」（訪談記錄，個案50）。吳錦\發（1991）也指出：較之善於航海、貿易被稱為「東方腓尼基人」的福佬人而言，客家人自古以來，毋寧是一個更典型的「農耕民族」，「耕讀傳家」一向是客家人最響往的「幸福家庭」的典型。因由於這種農耕「勞動者」的個性，客家人自古便不擅經商貿易。由於是「農耕民族」，它的文化，便呈現出農耕民族典型的「保守」特性，更加上客家人在歷史上南遷較遲，東渡台灣也遲於福佬人，因此客家村落大都僻處山林之地，地理上的封閉更加深了客家人的「保守性」。保守，成為討論客家產業經常被提及的印像。
        關於客家族群的心態，在田野訪談中，確實有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客人比較保守、比較封閉的看法。擔任出版公司負責人的黃先生指出，客家人的心態相對的是比較封閉，他說「這是內陸封閉心態，相對的所從事的產業也就有所不同，所以客家人一定要走出來，否則只能在農村待一輩子」(訪談記錄，個案65)。事實上，已經在過去的客家生活史裡面看到這種情形。在台灣年輕的客家子弟90%的人是客家話、閩南話與國語三聲帶，其原因不外乎是因為要離開客家莊到外地去打拼。另一位出版公司的老闆也指出相同的看法，他說「台灣客家人比較保守的原因，有其在台灣史發展中的背景，另外客家所處的環境也相當能解釋這些現象」(訪談記錄，個案66)。他指出台灣客家人較為保守，主要是因為其所處的歷史過程與環境背景所造成，並非客家人的本質。
        所謂客家人所處的環境背景，有人說是「因為住在丘陵區，不易開發，生活困苦，造成個性保守。造成目前十大企業中沒有客家人」(訪問記錄，個案73)。在客家企業的經營中也表現出這種危機意識的深層影響：客家人習於分散風險並趨向保守作風。達德實業年營業額五億，旗下卻擁有工程、電子、電腦、貿易共12個關係企業，財力過度分散，資本便無法集中，去年曾一度發生財務危機。同為客家人企業的西陵電子董事長吳思鐘亦很感概的說：「如果不是受限於我保守的個性，今天的營業額會超過目前的三、四倍」（范揚松，1994：375)。
        客家族群在流浪意識與小農性格的制約之下，加上自然地理環境、生活條件的限制，形塑出獨特的價值觀：權威傳統重倫理、耕讀傳家重功名、愛國保族重氣骨。也導致了幾種主要的性格；如權威、保守、勤勞、儉僕、順從、堅忍、冒險、率直、安份、務實。這些價值觀、性格、行為傾向與從事企業經商的特質是有一些差距的，甚至是相反的。這說明客家族群在資源有限、財力不足之下，較難發展企業家的特質（即使有，也是隱而未顯），或者累積大筆資本，尤其指台灣客家在過去四十年所處的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為然！基本上，人們認為客家族群在產經方面的特質，是與環境互動的結果，並非客家的本質，所以只要環境改變，並不表示客家族群沒有能力發展事業累積資本，當我們看到東南亞的客家族群籍的企業家的事業規模、種類與財富，我們深信只要一些制約條件的放寬，應有很大的空間激發出客家族群的事業心與行動（范揚松，1994：372）。過去我們多數從居住地的城鄉差異來說明閩客後所從事的行業的關係，但是即使是在除去居住區位等因素的影響後，客家務農仍然居多(黃毅志、張維安，1999)，我們有必要從其他方面來做分析。
        除了傾向於務農外，客家族群傾向擔任公務員、當老師等，也是許多受訪者提及的現象。陳先生指出，「我認為客家的知識份子從事公務員工作的現象比較值得注意，我想這是因為客家人一向不擅於做生意，同時也沒有資本作生意。讀書人的出路似乎就只有往公務員的方向前進了」(訪談記錄，個案67)。經營客家餐廳的莊老闆也指出，「因為客家人比較保守，像我們村莊裡多半從事公職機關，像鐵路局、銀行，像我這樣創業的勢必比較少。我上一輩的從事公職機關比較多，只要穩定就好」(訪問記錄，個案71)。這種職業傾向與客家族群在做職業選擇的考量可能有關。他們的職業選擇，東、西部都非常類似，「那就是做公務員的特別多。除了做老師之外，鐵路局的特別多」(訪談記錄，個案52)。客屬會理事長張先生也說：「這裡的客家人依然是從事公務員的人比較多些」(訪談記錄，個案53)。這些行業的選擇可能也和文化上選取穩定有關。看起來這方面台灣東、西部客家特質，並無明顯的不同。
        張婉典（1994）指出：「光復後，客家子弟更是紛紛以讀書、考試、公家機關、教職、軍警界為第一目標，或是入大商社、大企業謀\職，希求穩定收入，家庭溫飽，及安定的工作空間，而減少了開創性。也由於過去政治環境變化造成的不安定，使台灣的客家人，期求生活平安、安穩、及節儉、刻苦個性，仍承繼客家人耐勞個性，選擇行業也以保守、不具風險性的行業為主」。她提到，現代經營工商業，要求資金靈活運\用，須借貸週轉，但是客家人因自小庭訓「不得借貸」，及「有幾分錢，作幾分事」的保守個性，在資金調度，即不若其他族群活絡。現代經營企業中，要求靈活運\用，時機成效，但是保守的客家人卻以守成不易、不輕易賣土地等觀念長存，導致無法活用土地、活用資源，也不具開創條件。這種保守行為，主要是基於穩定與安全的考慮。從資金的來源可以看到，客家族群的運\用較為保守，張翰璧在訪談中發現，閩南茶農比客家茶農傾向於貸款，訪談記錄在東部產業的調查中，發現有些客家人認為向銀行借錢是沒有面子的事：「過去在創業的過程需要資金週轉，要向銀行借錢。在我父親還在時，他不願意這樣做，他覺得向銀行貸款是很沒面子的事」(訪談記錄，個案63)。
        多數受訪者仍認為客家人的心態比較保守，也指出是為了穩定的考量：「客家人的心態，老實說，是比較保守些，在要大量的運\用資本來從事產業而必需承受風險時，客家人就不會去做；相對的，垮下去的客家人也比較少，客家人做事比較穩紮穩打」(訪談記錄，個案54)。擔任大理石公司負責人的邱先生也說，「 客家人的個比較保守不敢投資，賺的錢都是很辛苦，所以也不敢付出，這種個性在商場上比較不能適應。顯然客家特質來從事生意也不是完全沒有幫助，像一些較圓滑的性格耍手段雖然一時可以得到好處，但畢竟不是可以永續的做法。所以客家人踏實的個性對產業的經營並不是沒有好處，總體來講客家文化對我們產業的經營正面的影響比較多。但是對發展的速度的來說，可能較慢，但相對的失敗的也比較少，長久下來比較穩定。閩南人的產業規模通常比較大，但也有可能大起大落。而客家人雖然比較穩定，但同時在規模上比較短法像閩南人一般的突破」(訪談記錄，個案64)。一般客家受訪者認為，客家族群採取穩紮穩打的分散風險策略，因為穩定，所以冒險性和開創性也相對不足，對產業有很大的限制。蔡惠芳(1988: 31-32)指出達德實業 ，基於「分散投資、降低風險」的經營理念，造成資金無法集中，資源分散，難以形成更大規模企業集團，這是客家人保守性格使然。台北客家崇正會理事長宋鎮源說：「我承認客家人保守的個性會投射在經營事業上」。西陵電子董事長吳思鍾也承認，若不是他個性保守，企業規模恐怕不只於目前的狀況。
        「穩定」的考慮是客家產經活動與行業選擇的一項特性，即使在農業經濟方面的選擇與從事亦然，在東部他們從事的許多產經活動，多半與政府部門保證收購等有關：「種白甘蔗（製糖用）和養豬（軍用）。那時我們的產業經營是在日本政策下進行的，當時日本政府在徵得地主們的意願下，以半強制地推行這種制度，日本人與我們簽契約，在一定的價格之下，保證收購我們的農產品」(訪談記錄，個案46)。甘蔗也是日據時，「甘蔗，全由日本人來收購，以一千斤的米價來收價一千斤的甘蔗，甘蔗的價格依每年的米價來調整。整個算起來，我過去所有的土地的生產中，甘蔗的收入還比稻米要來得高。大量的種甘蔗是日本人的政策，當時日本人對甘蔗的種植也有補助，像是採收、堆肥等日本政府都有補助」(訪談記錄，個案47)。這裡政府的「保證」可能是客家從事該行業的基本考量。
        在客家在產業中表現出保守穩定等性格的觀察中，唯一需要再仔細考量的是樟腦業。馮建彰(1999)在東部的訪談，與黃紹恆(1999)的歷史檔案資料分析，都指出樟腦業是客家族群所特有的產業，幾乎為客家所獨佔，這個產業有一些和種稻米等產業不同的地方，就是，必需冒著生命危險於榛莽山林從事樟腦的製造（黃紹恆，1999）。因為樟腦的製作靠近人煙罕至的山區，所以在較早年的時代時常會有被原住民出草的危險（劉還月，1998：107，轉引自馮建彰，1999）。這麼危險的工作，客家人為什麼樂於去做？樟腦業的風險，除了「番害」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風險，就是任何規模的或是國外樟腦行情的起伏變動皆足以使此項投資付諸流水（黃紹恆，1999）。 客家人從事樟腦業，展現出他們對於這兩項關於生命與投資的風險的擔當，是不是對於過去認為客家人比較守成與保守的看法，需要修正？紹恆在論文中指出：從樟腦業來看，確實是高風險，但是並不能據以和一般所謂客家人比較保守的看法做出相反結論。當時的客家人可能因為實在是無路可走，才做這種行業，這從他們一但有了足夠的經費和資本，立刻就買田，則可知道一斑（黃紹恆，1999）。馮建彰在東部關於香茅油的研究中，做出類似的結論，由於香茅的利潤頗高，如同樟腦一般，許多客家人開始累積了一些資本，然後以這些資本來買土地開水田，或者經營小雜貨店（馮建彰，1999）。這說明了不論是「客家冒險犯難、吃苦耐勞的精神成就了台灣樟腦業的發展，抑或生產條件險惡的樟腦業塑造乃至更強化了客家堅苦卓絕的習性」（黃紹恆，1999），都說明客家族群的社會處境與其從事樟腦業的關係。，


五、結 語

        由前述討論可知，族群資源在當代企業經營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族群資源作為一種社會資本運\用在企業經營中是一件相當普遍的現象，並不是一個落後、傳統或將被淘汰的經濟形態。但是以此概念來分析台灣客家族群中族群資源與其產經關係，卻發現族群資源的角色不如階級資源來得重要，相同的，結構性鑲嵌的解釋也不如關係性鑲嵌的解釋來得大，也就是說客家成員的經濟活動，主要是以他所建立的個人的人際關係為主，以他個人所處的經濟關係為主，排除以「是不是客家人」作為考慮的要素。環視台灣客家環境，可能因為客家族群並非作為一個封閉的族群有關，在語言方面多數台灣客家人能操客語、閩南語和國語三種語言，在語言溝通方面，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並無界限，他們可以暢通的和社會上多數人溝通、合作，並不把自己限制在客家族群的圈子裡。在外表上，客家與其他族群，尤其是閩南人，並不容易做出區別，不像華人在國外，形成與其他族群之間的明顯區分。另外，台灣社會所提供的制度性條件，可能也是客家族群資源，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在企業所需的資金和專業技術方面都能從制度性的機構獲得，不須求助於客家族群內的人際網絡。一些在移民社會裡所出現的族群資源發揮作用的條件，也沒有充分的在今天的台灣出現，也就是客家人在台灣，和到華人在一個移民社會的情形不同 ，這可能也是客家族群資源資源沒有充分展現在其產經活動中的原因。關於客家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受訪者都認為族群之間並無緊張或排斥的現象。有些人甚至說「我覺得客家人最大的優點是，他跟其他族群是融合的」(訪問記錄，個案71)。一位受訪者說，我不認為客家人會受到哪一個族群的特別排斥，坦白說我的閩南朋友比客家朋友來得多。我想除了我自己身為客家人之外，我並不覺得有必要去強調自己與閩南人、外省人的不同，我自己的資源老實說，來自閩南人與外省人的也比較多(訪談記錄，個案66)。由於族群區分的意識不強，特別強調族群資源也沒有必要。
整體看來，台灣客家族群在行業的選擇上相較於閩南族群，務農的比例比較高。除了農、商傾向的差別之外，即使閩南、客家一樣人從事較具工商性質的產業活動，從事的產業類別也較偏向製造業，而在觀光業、服務業、金融業方面，則較少有客家人經營(馮建彰，1999)。在樟腦業的研究方面，也發現相似的情形，通常參與樟腦製造者，可分成於樟林現場製腦的「製造者」及將店鋪設於腦務局或分局的「營業者」。黃紹恆的論文指出：依台灣總督府官所見，製造者一般皆無足夠資金自行生產，而需仰給外國商人（台北3名，台南3～4名）或福佬人等 。（黃紹恆，1999）
        何以相較於閩南，客家不但傾向於農，而且都從事工商活動，客家又比較傾向於工，而不如閩南從事買賣那麼多。這些可能與客家族群所持有的文化價值有關，因為我們從居住地點、教育、父親的職業等許多因素的統計控制中，都無法得出客家族群務農較多的解釋， 我們認為如果可以從客家人所受的教育的「性質」來分析可能得到一些線索。這裡使我們聯想到韋伯筆下的新教徒與天主教徒所受的教育的性質不同一樣，這可能牽涉要客家文化所發生的影響，也就是文化的因素。從統計資料來看，客家族群的教育年數較閩南為高，而且長時期以來一直相當穩定，教育太高也可能是客家人在商業界不多的原因之一，這方面需要一些細緻的資料再進行分析。
        從客家人的守成、保守，務農多於做生意，即使從事工商活動，也是生產性事業多於貿易商業，這可能與客家文化所強化的倫理有關。蔡惠芳（1988: 28）對萬家香企業 及賀商電腦的分析，都指出他們的勤儉特質。當然，勤勞、努力、節儉對於企業經營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依據學者對企業家特質的分析，客家族群某些性格有利於發展事業，諸如積極入世、勤勉努力、堅毅不撓、強健體魄、實踐務實主義、有擔當肯負責」（范揚松，1994：37）。雖然這些特質對於企業經營都是正面的，但是就像討論儒家倫理與東亞的發展一樣，主要還是要看他們所擔任的角色，作為一個企業員工，和作為企業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倫理氣質的期待（參見張維安，1994b）。這種情形反應出，雖然客家籍的企業家、老闆不多，但是「在管理階層中，客家人的忠誠\、實事求事，極獲好評。工商界中，許多大企業就用客家人擔任中高階主管，遍布各行業，泰半客籍工商業主管均有公私分明、不取非份之財、勤儉刻苦個性，凡事為公司著想、要求細節、事必躬親的工作表現。總而言之，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對於客家族群的社會經濟特色的形塑，具有重要的影響，做為員工與作為老闆的倫理氣質也不盡相同，要創業當老闆，可能需要朝向企業家精神的轉化。客家的文化特質，可能與務農、製造，擔任盡職的員工有關。我們曾在八十一年閩、客兩性初就業狀況的分析中發現，客家族群中，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其初就業狀況為「替機構或為別人工作」的百分比都比較高，在「為自己工作和為家裡工作」的兩個項目中，都比閩南族群來得低（張維安，1994c），這表示吃頭路的比較多，創業的比較少。這幾個發現之間，具有性質上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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