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党史无法绕开的客籍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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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路线”中的罗明，党史无法绕开的客籍革命家｜探访大埔枫朗镇罗明故居
南方Plus2023-12-27 23:02

青山绿水之间，红色故事掩映其中。踏上大埔县枫朗镇的土地，溪流蜿转，山峦环绕。这里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旧址所在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坎下村八斗背，一座规整、典型的客家古屋赫然呈现在眼前，这座已有逾百年历史的古民居“兰瑞传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罗明的故居。
罗明同时还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新中国成立后广东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开拓者……

图为罗明故居。受访者供图

2010年，当地对罗明故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并设立罗明事迹展室。同年，被大埔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列为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7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5月，罗明故居入选广东省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从这座古屋出发，穿越时光，一探罗明的人生。

由来　一座古屋蕴藏一部红色革命史
行走在这个淳朴的客家村落里，没有喧嚣，多了寂静，远处墨绿的山峦层层叠叠，山间鸟鸣声清脆入耳。罗明故居静谧而庄严地矗立其间，建筑不大，但背靠青山，屋前流水潺潺，显得自然和谐。
在坎下村公共服务站专职人员罗发成的带领下，笔者一行人踏上故居宽阔洁净的门坪。作为土生土长的枫朗镇人，早在小学阶段，罗明的革命故事便在罗发成的脑海留下印记。“老师们经常讲述罗明追求光明、献身革命的红色历史，在我们心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

罗明。资料图

罗明，又名罗善培，出生于高陂镇平原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6岁被过继给枫朗镇坎下村罗镜荣为子后，就居住在“兰瑞传芳”。
据《红色丰碑——大埔县革命遗址通览》记载，罗明故居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由罗明的祖父罗群惠兴建，坐东南向西北，二进院落二横屋，土木结构，总面宽23.2米、总进深12米，占地面积278.4平方米。上下堂用天井相隔，抬梁式构架，盖阴阳瓦面。该建筑对研究大埔革命历史和地方人文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站在罗明故居的大门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客家先人“诗礼传家”的精神。大屋正门“兰瑞传芳”屋名下是一副对联：“云弦玉带文斓涌，拱户金星武曲辉”；左则横屋门对联是“户倚青山蕰瑞气，门绕绿水蔚人文”；右则横屋门对联是“百忍传家无别法，一经教子有余荣”。
“这三副对联，体现了遵循儒学、耕读传家的客家传统思想。”罗发成介绍。

罗明故居大门后面写着“公”和“忍”两个字，后面留了一个空位。陈泽铭 摄

实际上，罗明故居还留下了一个“谜”。罗发成指着大门后面的牌坊说，上面写着“公”和“忍”两个字，公是公平、公正的意思，忍是忍让、隐忍的意思，传说是屋主希望他的后代将此作为为人处世之道。“但是‘忍’字后面留了一个字的空位，不是后来擦去的，而是自始就没有字迹。”他说，据说是留个悬念，让后人去填。
屋内设有罗明事迹展室，向世人讲述其一生：罗明于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参与筹建厦门第一个中共产党支部，曾五次担任福建省委书记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践行者、新中国成立后广东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开拓者……
2010年12月，罗明故居被大埔县人民政府评为大埔县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3月，被梅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5月，被大埔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共大埔县委宣传部评为大埔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2年7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5月，罗明故居入选广东省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追忆　几经磨难矢志抗日救亡
罗明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多次经历生命危险，多次遭受挫折磨难，但始终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据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一个共产党人的不朽精神——纪念罗明同志诞辰110周年》记载，在创建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罗明身为福建党的主要领导人，多次被反动势力通缉追捕，但他始终毫无畏惧地开展工作。罗明虽遭受错误打击，但被调到中央党校后依然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长征路上，罗明在遵义身负重伤，妻子谢小梅被安排留在贵阳郊区搞农运。在同行者携款叛变、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且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和妻子咬紧牙关、奋力拼搏。其间，他两次被捕，两次逃脱，最后只身被迫到上海找党组织。在上海，他再次因人告密被捕，先后被辗转监禁在南京、武汉、杭州、丽水等地。

1936年罗明在百侯中学任教。资料图片

1936年春，罗明夫妇获释，返回家乡广东大埔县，改名罗亦平和谢章萍，罗明在百侯中学教书，后任代校长，谢小梅则在小学当老师。彼时，罗明积极主动寻找党组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据百侯中学校史馆档案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任校长的罗明带领侯中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教育。罗明曾邀请同时代剧社与侯中师生联合演出当时的抗日名剧《一片爱国心》，并带领师生演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除此之外，罗明还制定并实施抗日救国教育方针。当年罗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结合前期陶行知在侯中所推行的生活教育理论实际，施行抗日救国教育方针。其内容包括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抗战思想、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锻炼学生的坚强体魄、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和艰苦奋斗作风、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生产与战备技能五大方面。
正因为抗日救国教育方针培养了学生的抗战意识和爱国情操，据统计，侯中有300多名师生参与了解放战争，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福建、广东各界的领导骨干。百侯中学也成为了当地抗日救亡的中心。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1942年6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驻地和秘密联络站天成商号被破坏，形势十分严峻，罗明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安定人心，掩护百侯中学、日新小学等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同志安全转移。
由于国民党特务加紧对罗明的监视，为保护侯中安全，罗明辞去侯中代校长职务，回枫朗家乡，组织成立石云区教育会，以教育会形式公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传承　罗明故居成为当地红色名片
解放后，罗明将工作重点聚焦在了教育、地方民族领域。
“广州以及整个华南地区解放后，面临着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大批的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罗明在《罗明回忆录》一书中写道，1949年春，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华南的战略计划时，亲自向叶剑英同志指示，要在南方办好一所大学，毛主席说可定名为“南方大学”，并亲笔题写了“南方大学”四个大字。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著的《百年扬帆》记载，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基础设施还很不齐全，为了能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校舍和能容纳4000余人的大礼堂，学校只能用茅草、葵叶等材料搭建礼堂。

图为罗明故居旧貌。资料图

1949年11月，南方大学发布招生简章，对象主要是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的青年学生。
1950年1月，南方大学第一期正式开学了。校长由叶剑英兼任，副校长是陈唯实、罗明，校址设在广州石牌。第一期的学员有4300多人，包括公开招收的青年学生，以及各地方机关单位选送来的干部以及大、中学校的教师。
南方大学初期，为了改变“半草棚”的学习条件，校党委成立了劳动建校委员会，带领师生劳动建校，对师生进行为什么要提倡劳动建校的教育，明确指出劳动建校既可解决住宿问题，又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通过亲身参与劳动，既有利于树立劳动观念，也能锻炼好身体。
在劳动建校委员会的带领下，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每天进行一两个小时的劳动，师生们自己动手，打土砖、盖房子，仅用3个月时间，就盖起了10栋砖瓦房，还自建了自来水厂、印刷厂、图书馆、电影院、校医院等设施。其间，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来校拍摄了师生们劳动建校的情况并进行宣传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委派第二副校长罗明作为南方大学的代表参加。罗明在会上介绍了南方大学的有关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他们分别接见了罗明。毛泽东勉励罗明要办好南方大学，还同他一起进餐。罗明深受鼓舞，回到南方大学后，立即把毛泽东对南方大学的肯定向全校师生作了传达，在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央要求革命大学支援地方高校，南方大学的干部和教职工分流到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广东民族学院等高校。虽然南方大学只办了短短两年，却为新中国培养出毕业生17905人。他们遍布省内外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有的担任领导职务，有的扎根基层，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1953年1月，罗明来到广东民族学院筹备处担任副主任，从此，罗明开始在广东从事民族工作。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罗明为民族工作殚精竭虑。
如今，修缮后的罗明故居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这里触摸红色历史，感受红色精神。“受到了心灵的巨大震撼，对革命先辈倍加敬仰。”参观完罗明故居的游客李先生说。
“不仅如此，当地的乐团、群众还会自发到故居演奏客家古筝。”罗发成说，罗明故居是当地响亮的红色名片，不断鼓舞着人们。


相关　人物名片
罗明（1901—1987），又名罗善培，大埔县枫朗镇人。
1925年在广东大学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先后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福建省临委书记，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5月，组织厦门劫狱斗争。参与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1933年错误开展反对“罗明路线”中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改任中央党校教育处长。后参加长征，在遵义受伤。后返大埔任百侯中学代校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埔、韶关、香港、南洋等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南方大学副校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和第六届常务委员。198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撰写中共产党史资料，关心国家和家乡的两个文明建设。1987年4月28日，病逝于广州，终年86岁。
一边办学育人 一边防止空袭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的局势并不稳定，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队或美国空军飞机的空袭，为此，南方大学成立了防空指挥部，由罗明负责指挥。
有一次，全体师生正在大礼堂听陈唯实讲课，突然传来空袭的警报，大家一时受惊，出现了慌乱的情绪。陈唯实问罗明怎么办，罗明有在苏区瑞金中央党校和长征路上防敌机突袭的经验，遇事冷静。他考虑到分散隐蔽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几千人跑到外面的大操场，更容易暴露目标。于是，他走到讲台上，请陈唯实暂停授课，要求大家坐在原地不动；外面的人立即进入草棚，保持肃静，一切听从指挥。同时对全校进行戒严，组织保卫人员在附近严密监视，严防有人向敌机发信号。就这样，敌机在学校上空盘旋一小时后，没有发现目标便飞走了。警报解除后，全校师生继续上课。
来源 南方日报、南方+
记者 陈泽铭
通讯员 罗文燕 刘文烽
【作者】 陈泽铭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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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区”，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严肃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区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导的政治错误”，“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并公开提出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
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督促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指责江西有“三个怪”障碍了工作的开展，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但邓小平等4人在原则问题面前并没有退却，他们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与他们所写的申明书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观点。
“左”倾领导者责成他们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但在第二次申明书中比第一次“检查”更为明确具体。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邓小平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反右派与我没有关系”。毛泽覃在声明书中也被迫承认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于所谓的“小组织行为”，是因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古柏的声明书写了15页，对于所谓的“反党小组织”则一字不提。谢维俊的声明书电根本不承认什么“小组织的行为”。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认定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毛、谢、古几位无节气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称，这与毛泽东同志一贯地不尊重中央领导的性质是相同的……”“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要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邓小平“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是“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毛、谢、古3人的申明书中“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承认的”；责成4人“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至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撤消，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至于其后，邓小平回忆道：“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毛、谢、古3人的遭遇分别是：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李维汉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江西各县相继召开类似的“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成为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反“江西罗明路线”历时一年多，由上层到基层、军队，打击了不少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给江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临时中央提出了“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之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大搞人人过关。1933年6月到8月，各县相继召开了以反“罗明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党代表大会。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组织局召开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指责宜乐祟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两面派的标本”，严厉批评江西省苏维埃聂昭良、洪兴的发言“完全是污蔑苏维埃”，“是庇护罗明路线”，犯了“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提出要“开展反对以胡佳宾、聂昭良为首的机会主义，并更具体的反对在第五次‘围剿’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红色中华》1933年10月12日）。12月下旬，中央组织局又召开了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则进一步把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推向了高潮。大会说省苏维埃主席团对“古柏、聂昭良等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开展，对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袁隆昌、省苏维埃工农检察部的吴家骏“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察觉，犯了“严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等（《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
同时，被中央报刊《斗争》、《红色中华》等点名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党组织的，就有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于都、永丰、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以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者。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左”的中央领导人还推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老干部，轻率地提拔随声附和的新干部。仅广昌县在1933年5月到8月，就洗刷了县苏维埃主席、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等主要干部17名；由谢维俊担任司令员的江西军区第二分区，洗刷干部50多名。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被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而新干部缺乏经验，在“进攻路线”行不通时又被撤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极大地削弱了全省的党组织。
周恩来后来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评论：“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周恩来自述》连载之二，《大地》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