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湖南客家分布情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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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南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宗铮的多年调查，湖南的客家人口多达200万，分布在湖南东部与江西省交界处以及南部与广东、广西交界处，分布成一条呈“L”线的狭长区域。在湘东、罗霄山脉以西的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客家人聚居其中。他们在这儿的第一代祖宗，大多是来自遥远的广东、福建，也有江西老表。其中，湘东罗霄山区的人数最多。而湘东客家人最多的县市为浏阳市，有总计30万人，随后的则是炎陵、攸县、醴陵等地。

浏阳市

浏阳境内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乡和北乡的张坊、小河、大围山、白沙、七宝山、达浒、沿溪、永和、古港、官渡、中和、文家市等乡镇。

浏阳地处湘东，与两省九县，市交界，境内方言素称“十里三音”。其中，有的属于几种方言之间的区别，有的属于一种方言的内部差异。

浏阳有赣语，湘语和客家语三大方言区，即江西方言区，长沙方言区和客家方言区，江西方言区主要分布于浏阳城区、北乡、东乡、南乡一带，属于赣语宜浏方言，为分布最广的语言，也是浏阳辖域内主要交际语言，即所谓“浏阳话”，其中又可细分为县城话、南乡话、东乡话、北乡话。长沙方言区主要分布在浏阳西乡的普迹，镇头，柏加，官桥、葛家，洞阳和枨冲及北乡的北盛、永安，这一带属于新湘语长沙方言，但与长沙城区方言略有不同，被称为“西乡话”，浏阳西乡话与长沙县话比较接近。客家方言区主要分布于地处“东乡”山区的大围山地区，包括大围山镇，小河，张坊，官渡、七宝山，中和等乡镇，被本地人称为“客姓话”或“东乡话”，与广东梅州的客家话几乎如出一辙。

炎陵县

不过，浏阳的客家人数最多，但客家人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在炎陵。在全县人口以及居住面积中所占比例最大；语言、风俗最接近粤东地区的客家人。因为炎陵县客家人最为集中，各种风俗习惯得到较好传承。

在20万常住人口中，炎陵有13万多客家人，占将近70%比例。客家人在全县16个乡镇（包括一个农场）均有居住，他们分布在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占县域总面积2/3。从聚集密度上看，海拔高的东、南部山区乡镇客家人密度大，海拔低的西部丘陵地区客家人比较少。其中分布最为密集的是：东部的十都镇，占94.6%，约14,000多人，万、尹、龙三姓为土著，仅占全乡人口5%。沔渡镇占90%，石洲乡占100%。南部的水口镇占89.98%，策源乡占97%。西部的丘陵地区，大多为土著人居住，客家人仅占39%左右，但地处西部山区的船形乡，客家人却占85%。可以说，客家人分布居住在全县各个乡镇，早已客居炎陵，早已不是“客”。

据1994年版《酃县志》记载：“清代县内共有移民123支迁入”，其中“广东的乳源、梅县、惠州、龙川、长乐、兴宁等地迁入61支。福建的汀州、上杭、连城、武平等地迁入9支”。以炎陵县为例，客家族群历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五个时期陆续迁入，以家族为单位统计，一共将近二百余支，其中宋代14支，元代9支，明代26支，清代132支，民国16支。清代最多。到清末，公元1871年，炎陵县人口接近12万人。清代迁入炎陵境内的客家人中，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的梅县、兴宁、福建省的汀州、上杭以及江西省的赣州、瑞金等地。其中广东移入61支，江西移入33支，福建移入9支。闽、粤、赣三个省份的客家移民占同期移民支数的83.7%。

醴陵市
1995年出版的《醴陵市志》记载:“1960年前,浦口、白兔潭、南桥、洪源等乡镇的广东移民后代较集中的地区,客家话代代相传。”但是,客家方言的分布区域较前有所缩小。现今醴陵市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与浏阳市交界处,包括洪源乡的磨刀、石溪、高峰、花麦、永兴、明南和南桥镇的小洞等山村。

【醴陵当地人喜欢将所有话归为“醴陵话”，这样分类：】

醴陵话 可分为5片：
城关片【赣语】分布在中、东部的4街【阳三石等4个街道，统称城区】，黄沙、王坊、黄獭嘴、仙霞、神福港、转步、栗山坝、茶山、枧头洲、新阳、板杉、八步桥、东堡、大林14个乡镇，王仙镇大部，东富镇北端和官庄乡南部；

南路片【与城区有差异的赣语】分布在南、东南部的沈潭、泗汾、船湾、大障、马恋、贺家桥、孙家湾、嘉树、清水江9个乡镇和东富镇大部；

东路片【客家话】分布在东北部富里镇和浦口、白兔潭、南桥、洪源4个乡镇大部；

上北路片分布在北部枫林市乡，官庄乡北部和芦淞区姚家坝乡； 下北路片分布在西北部的株洲县仙井乡。

株洲县话 接近上、下北路话【湘赣混合，实际上属于湘语】。分布在西部毗邻株洲县的石亭、长岭、均楚、高桥、军山5个乡镇。


桂东县
参考资料：彭泽润，彭建国著. 湖南方言[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02.644

桂东方言属于客家话。分成：（1）县城片。属于客家话湘南片的汝桂小片。分布在县城和全县的大部分地区。（2）东北片。属于客家话湘南片的资宜小片。分布在东北部的清泉镇以及桥头乡、寒口乡的部分地区。

汝城县
　据《汝城县志·氏族卷》（民国21年编）记载，汝城县各大姓大多是宋元时期迁入的（当时称桂阳县），稍迟一些的，也在明朝迁入。这正是宋末明初客家先民第三次大迁徙、从赣南等地再度南迁的时候，所以汝城县各大姓氏来源极杂。各地客家人迁入汝城县的极多，形成了一种以当时的客家话为主，掺入其他方言成分的“汝城土话”。这种土话既与现在的客家方言有许多共同点，又有自己的特殊之处。综观其主要特点，汝城方言应归属湖南客家话区。
　　汝城城关话和附城话是汝城县方言的代表。其次，在这块盆地的外面，使用的方言又不尽相同。东南面有热水话、东岭话（可与广东仁化话相通）；西面有延寿话、盈洞话（也与广东话相接近，但又与热水话、东岭话有差异），还有文明话（类似宜章话）。

民国期间，汝城县统计，清以前氏族为97族，清前期从江西和广东迁入36族。


攸县志
《攸县志》（同治版）记载：“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
在湘赣边界的攸县东乡山区分布有客家人。内部交流用客家语，对外则操攸县方言。攸县是湖南省七个客家人较多的县份之一。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攸县鸾山镇、柏市镇、黄丰桥镇等三个乡镇，人数逾万。鸾山的南源、桃源、殷家坊、东冲、漕联、七里、三联等8个村20个组，就有曾、吴、梁、邱、张、李、翁、温、程、赖、高、刘、胡、钟、黄等姓氏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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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志·方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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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的客 家 人
罗平
  在湘赣边界的攸县东乡山区，生活着一群与当地原居民语言迥然不同的人群，人们称之为“客家人”。由于语言独特，一些人误认为客家人是少数民族。其实不然，客家人的祖先是居住中原的正宗的汉族人，因为战乱而南迁，先后迁徙到汀江、赣江、梅江流域以及南方各省的山区。他们在那里披荆斩棘，开山造田、落地生根。相对当地原居民，他们被称为客家人。攸县是湖南省七个客家人较多的县份之一。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攸县鸾山、柏市、黄丰桥等三个乡镇，人数在万人以上。鸾山的南源、桃源、殷家坊、东冲、漕联、七里、三联等8个村20个组，客家人就有曾、吴、梁、邱、张、李、翁、温、程、赖、高、刘、胡、钟、黄等姓氏，人数在2000—3000人左右。
历史上，客家人曾经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攸县的客家人，是清康熙中叶到乾嘉之际，即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从闽粤迁至攸县，现存的一些族谱资料印证了这一事实，桃源梁氏来攸始祖梁玉桥来自广东嘉应州松口堡，桃源张氏来攸始祖张贤发来自福建，三联张氏来攸始祖张韶光则来自福建汀洲。据专家考证，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其原因有二：一是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清兵进至福建、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群众举义反清，反抗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的随郑成功去台湾，有的向粤北、粤中、粤西迁移，有的则迁到广西、四川和湖南。二是客家内部人口膨胀所至。闽、赣、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此时四川由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影响，人口锐减。于是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了“移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而部分闽粤客家人则迁到湖南。
攸县客家人有三个特点：一是居于山区最深处，如老漕、桃源、南源荷树下；二是聚居；三是既会攸县方言，又保留了闽粤客家语，内部交流用客家话，对外则操攸县方言。客家人对于攸县山区开发，促进经济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攸县的人口和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平原和丘陵地区基本开发。此时迁居而来的客家人，由于缺乏资金，只能聚居到人烟稀少、开发程度较低的东部山区，他们结庐设棚，在群山峻岭中开荒生产，故称之为“棚民”。“东乡多山，重岩复岭，延袤百余里，闽粤之民利其土美，垦种几遍。”《清同治版攸县志》清代邑人陈圭的《山行赋感》中记载：“樵径人何密，连延岭上关。圣朝无旷土，生重遍深山。矮屋松杉下，高畦云雾间。语言半南粤，住久不知还。”
攸县种植辣椒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据2003年版《攸县志》记载：辣椒是由徙居东乡的客家人从沿海引进，这一舶来品很快受到攸县人的青睐，成为了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攸县辣椒种植面积之多、产量之高、质量之好，历来均为全省之首。民国时期，《湖南土特产》书中称：“辣椒全省均产，但以衡山、攸县、邵阳出产较多。”据1965年湖南农学院椒干生产调查报告记载：“椒干生产省内各地皆有分布，以邵阳专区面积最大，湘潭地区的醴陵、攸县所产最佳，单产最高，其中攸县的面积、产量又均超过醴陵”。民国时期，攸县辣椒种植面积8000亩左右。新中国成立后，辣椒生产不断发展，到1985年，种植面积达到17200亩，总产量46900担，成为湖南省五个出口辣椒基地县之一。1952—1956年，全县共出口干椒511吨，占全省干椒出口量的五分之一，1985年出口干椒872吨，年创外汇80万美元，创汇率仅次于牲猪，成为县内经济作物的拳头产品。客家人对攸县经济发展的另一贡献，就是引进和大面积栽种油茶。清之前，攸县没有大面积栽培油茶的习惯，食用油除了猪油，就是菜油了。客家人徙居东乡后，满山遍岭广栽油茶。嘉庆十五年（1810）时任攸县县令裘任恕曾视察东乡，在他眼中，“杰宝人献各乡（攸县东部山区），地处深山，山上……非种桐茶（油桐油茶），即种苞谷”。
1990版《攸县志》确认：清嘉庆年间，广东、福建大批移民在攸东山区垦茺营造油茶林，是攸县大面积造林的最早记录。据攸县人大常委会原农工委主任梁邓福回忆，童年时在漕泊仙人桥一带，曾见过一人合抱的老油茶树。由于油茶的比较经济效益优于当时广为栽植的油桐，因此，油茶这一经济作物迅速传入西、北、中部的皇图岭、坪阳庙、大桥、丫江桥、贾山、石羊塘、桃水等地，成为攸县一大特产。民国时期，攸县有成片纯油茶林近20万亩，年产油9200担。新中国成立后，油茶生产进一步发展。据1985年统计，全县有油茶林36.75万亩，投产面积30.87万亩，年产茶油2.2万担，是湖南省油茶基地县之一。2004年底，攸县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油茶之乡”。此外，红薯这一种产量高、栽培方便的经济作物。当时文献是这样记载的：“蕃薯形似山药面短……攸邑客民，种以代粮，近则土著之民尽种之。”
客家人在攸县人民革命史册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客家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甚于原居民，因此他们的革命愿望特别强烈。早在1929年初，漕泊客家人赖文德等十多位革命群众投奔到毗邻攸县的革命蓬勃发展的江西莲花县，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受莲花党组织的委派，他们回到攸县成立了以赖文德为主席的攸县工农委员会，这是攸县在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不久，攸县工农委员会与红十二军帮助组建的攸县革命委员会合并，成立攸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从此，攸县进入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的新时期，成为了湘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漕泊地区的客家人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达30多名，占漕泊地区的革命烈士百分之三十二。1934年8月，湘赣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失利，湘赣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征，留下部分干部和部队坚持斗争。在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以省委书记陈洪时为首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投敌叛变。此时，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力挽狂澜，在湘赣边界的棋盘山召开了著名的“棋盘山会议”，成立了湘赣临时省委，重新组合了革命力量。但是弱小的红军游击队急需一块可以栖身的游击根据地。在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连的建议下，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湘赣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司令部陆续驻扎在客家人聚居的鸾山金子岭周围。金子岭地理条件好，其四周崇山峻岭，林密树深，南有棋盘山、太阳山，西有凤仙殿，绵延百多里。金子岭位于这一带山脉的中心，东通茶陵，北通江西莲花，山势险峻，是理想的游击根据地。金子岭地区又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金子岭山脚下的南源是客家人聚居地，早在1935年春，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利用其与南源荷树下客家籍吴氏是族亲的身份，在此开展工作，组建了中共三区区委，他们搜集情报，提供给养，组织群众参加红军。正是南源地区客家人的大力支持，湘赣红军游击队在该地区的活动一直坚持了三年之久，直至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