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王刘湘的族叔刘文彩也曾来湘东祭拜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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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氏族谱》记载，曾闻名全国的四川地主刘文彩的远祖就是早年从广东嘉应州迁至江西，再由江西迁到湖南酃县十都黄上村，然后由十都黄上又迁徙到安徽，数年后再转迁到四川的。在上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刘文彩还多次派家人回到黄上村祭祀祖墓，而且交换过家谱资料。


到了第七代孙，刘宗贤中举，名闻乡里，其生三子：刘公晶、刘公敬、刘公赞。
刘公敬有四子，长子刘文纲生三子：刘湘、刘元树、刘元职。
刘公赞生六子：刘文渊、刘文成、刘文远、刘文昭、刘文彩、刘文辉。
刘文辉父亲刘公赞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家境相当于富裕中农 。
刘公赞有六儿一女，长子刘文渊是个书生，曾考中秀才，后学习法律，担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所以他是最受刘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后，他被尊为族长。
次子刘文远是农民，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刘文彩与他很疏远。
三子刘文昭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早年经营烧酒坊，后来凭藉刘文辉的关系，当上了“机械修理厂”厂长，其实是个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于是他开银行，买房田，由于在成都房产很多，被称为“刘半城”。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却很吝啬，他的众多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得到赏钱。
五子：刘文彩
六子：刘文辉

民国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

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成都大邑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四川省主席，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
1921年7月，被推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1927年拥蒋反共，被委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后发动川军内战，先后打败杨森、袁祖铭、刘文辉等部，控制全川。1929年，重庆大学成立，其为第一任校长。1933年任四川“剿总”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阻击工农红军北上。1935年2月，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总司令，带病率领川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初与韩复榘密谋封闭入川通道，阻止蒋军入川。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

民国时期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

刘文辉（1895年1月10日—1976年6月24日），号自乾。刘湘的叔叔，俗称“刘幺爸”。四川大邑人。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毕业后任川军参谋、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四川军务督办。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192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政府主席。1930年参加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联盟。1932年被刘湘击败后，率部退往西康。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6年2月授陆军中将。1937年3月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同年9月任第五军团军团长，加陆军上将衔。1938年底任西康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参与组织“川滇康同盟”。1941年资助进步人士在成都成立“唯民社”，任社长，并创办《唯民周刊》，接近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1942年设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拒绝派兵参加内战。1948年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3月任川康滇黔4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官，12月与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在四川彭县起义，并策动罗广文等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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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刘文彩也曾来湘东祭拜祖先
2015年4月14日  来源：潇湘晨报

    公元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广东长乐人钟宏予出现在浏阳某地。他用扁担挑着两个儿子，拖家带口，一路风尘满面。最要命的是，他已身无分文。


    这一年，广东闹起了饥荒。钟宏予与乡人结伴逃往四川。同行的乡人提议，大伙都停下脚步，等钟宏予筹集钱款再一同上路。钟宏予拒绝了这番好意，决定带着家小在浏阳暂停下来。


    3年后，钟宏予挣足了一笔钱，带着家人从浏阳继续西行。在这3年里，钟宏予靠打柴为业。事实上，他完全可以不必这么辛苦。钟宏予选择在浏阳暂居，是因其舅父“杨四广”早年已迁居到此。甥舅刚会面时，有过一番对话。


    “现在手里没钱赶路了，请舅父帮忙想个办法。”“这个没什么问题，我拿点钱给你就是，也没多少钱。”“此去万里，不知何年何月能还舅父的钱。绝对不能用！”“如何才能用？”


    “要自己挣的才可用。我看这个地方的很多人都游手好闲，只要肯出力，没有挣不到钱的！”“好，我腾出两间房，你们先住下来。”


    此后3年，钟宏予寄居在舅父家，以打柴为业。此事记录于编撰于光绪年间的四川简阳《钟氏族谱》中的《入川履历》。钟宏予最终率家小抵达四川简阳，成为当地钟氏开山祖。


    钟宏予与“杨四广东”这对甥舅在浏阳的相遇，只是无数移民故事的一个片断，却折射出湘东在客家人眼里的特殊含义，它既可以是目的地，也可能是中转站。


    [分布特征]客家多选择住在山区


    据湖南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宗铮的多年调查，湖南的客家人口多达200万，分布在湖南东部与江西省交界处以及南部与广东、广西交界处，分布成一条呈“L”线的狭长区域。其中，湘东罗霄山区的人数最多。而湘东客家人最多的县市为浏阳市，有总计20万人，随后的则是炎陵、攸县、醴陵等地。


    整体而言，客家人在湘东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以客家人数最多的浏阳为例，在立有“浏阳河第一湾”石碑的浏阳市高坪镇石湾村，石湾上头的山坡上有一块立于清嘉庆二年的石碑，记有一支移民于明万历四年自粤东迁来后，修了一个谢娘娘庙。它在天启元年“灵愈著”，至康熙六十年“灵应楚浏”，再至乾隆戊寅年“纠集同人募化”。


    这一家族在此扎根，衍生出八个房派，“是一块风水宝地”。如同这支移民一样，浏阳境内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乡和北乡的张坊、小河、大围山、白沙、七宝山、达浒、沿溪、永和、古港、官渡、中和、文家市等乡镇。


    不过，浏阳的客家人数最多，但客家人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在炎陵。在全县人口以及居住面积中所占比例最大；语言、风俗最接近粤东地区的客家人。因为炎陵县客家人最为集中，各种风俗习惯得到较好传承。


    在20万常住人口中，炎陵有13万多客家人，占将近70%比例。客家人在全县16个乡镇（包括一个农场）均有居住，他们分布在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占县域总面积2/3。从聚集密度上看，海拔高的东、南部山区乡镇客家人密度大，海拔低的西部丘陵地区客家人比较少。其中分布最为密集的是：东部的十都镇，占94.6%，约14,000多人，万、尹、龙三姓为土著，仅占全乡人口5%。沔渡镇占90%，石洲乡占100%。南部的水口镇占89.98%，策源乡占97%。西部的丘陵地区，大多为土著人居住，客家人仅占39%左右，但地处西部山区的船形乡，客家人却占85%。可以说，客家人分布居住在全县各个乡镇，早已客居炎陵，早已不是“客”。


    客家人在炎陵最为集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炎陵是一个“八分半山半分田，一分水域和庄园”的山区县，山地面积占了全县总面积的86.9%。而山区是客家人最钟情的生活环境。


    从整个湘东来看，客家人几乎都居住于山区。所谓“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从客家人的分布地域可知，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一般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

    [迁徙选择]桂东某村和四川某地方言一致，他们从湘东走向全国


    陈登波一直怀疑四川人吃麻辣的习惯，可能是从桂东传过去的。他的理由是，桂东的麻油比四川更麻，更好吃。这是当地的一种独特吃法，将花椒放入茶油中，至少浸泡15天，一半是未成熟的青色花椒，一半是熟了的红色花椒，吃起来既香又麻。


    2015年3月29日中午，身为桂东县沙田镇党委书记的他，在镇食堂一面大口地吃着饭菜，一面说着自己祖籍福建，祖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迁来桂东，自称新的客家人。


    和桂东同处湘东的平江上塔镇，当地人也流行一种食用花椒的习惯，该镇副书记王掌义介绍，当地人称之为茶椒，即将花椒放入茶中浸泡，喝起来有一股异香。


    在相近的口味之外，桂东和平江的一些乡村都有与四川的联系。如陈登波所介绍，桂东的一个村子，人们说话的语言和四川的某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类似的情形出现在炎陵。炎陵县十都镇黄上村是刘氏聚集地，据《刘氏族谱》记载，曾闻名全国的四川地主刘文彩的远祖就是早年从广东嘉应州迁至江西，再由江西迁到湖南酃县十都黄上村，然后由十都黄上又迁徙到安徽，数年后再转迁到四川的。在上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刘文彩还多次派家人回到黄上村祭祀祖墓，而且交换过家谱资料。


    同为十都镇的深垅，《张氏族谱》记载有，张煌贤生五子，除长子、次子留居在十都深垅，其余三、四、五子于乾隆年间一同迁往四川吴山。该镇另一个叫半天星的村内，张文斌生四子，除次子玉贵留居在十都，其余三子玉富、玉荣、玉华举家迁往广西昭平。数年后，留居在十都的玉贵，生五子，其长子若贤，次子若清与堂兄若亮又迁往广西昭平县公坪右边冲定居。


    这些不断迁徙的人，是在迁入炎陵县居住的客家人居住一段时间后，又有一部分迁往本省其他县份,也有部分返迁闽、粤、赣之祖地，还有一部分则迁徙到川、桂、陕等地。


    北京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郭华榕发现，四川省成都市附近有一个客家人聚居的乡镇，据说喜欢张贴炎帝神农氏画像，因为他们听先祖讲过，他们这一支客家人就是从炎帝陵所在地迁徙到四川去的。


    郭华榕教授认为，“炎陵县是客家人向四川移民的中转站。”


    湖南省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宗铮在其《湖南客家》一书中也指出说：“炎陵县不仅较早接受了粤、赣、闽客家迁徙先民，而且也是后来的客家人西迁川、陕一带的中转地之一。”


    什么是客家？


    《辞源·客家条》说：“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间，中原战乱频繁，居民南徒，宋末又大批南移，定居于粤、湘、赣、闽等省交界地区，尤以粤省为多，本地居民称之为客家”。


    据有关学者估计，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其中约五千万人分布在中国大陆的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湖南、海南、浙江等1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180多个县（市），广东省本地客家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占到广东本地族群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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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日常：客家带来了油茶、辣椒、书院
　　
　　□撰文/邹伯科
　　
　　2015年4月9日下午，平江县上塔镇黄泥湾村的一处祠堂内，挂着一副对联：“承先祖克勤克俭，启后嗣曰读曰耕”，横批“耕读为家”。与之似曾相识的对联，在湘东的祠堂里极为常见。
　　
　　湘东人的日常生活里，油茶、红薯、辣椒，以及醴陵瓷器、浏阳夏布与客家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另一方面，“湘东人”自小接受的学校教育，同样离不开客家人，他们当年创办的书院、义学等是现今的一些中小学校的前身。
　　
　　从这两点来看，食物代表锄把子，那么书院则是笔杆子。客家人来到湘东地区之后，先解决吃住等基本生存，再谋求其他。读书以致仕，寻求族群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明清两代，他们来到湘东地区，注入新鲜血液和生猛风气，为湖南的近代发展提供动力。
　　
　　客家人带来山茶、辣椒，开垦荒地，滋生人丁
　　
　　2015年4月1日，广东梅州人李贵福来到醴陵，参观在醴陵市世界陶瓷艺术城举办的“中国陶瓷艺术作品展”暨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当有人告诉他，醴陵的近代瓷业发展有客家人的功劳时，这个50多岁的男子颇为兴奋。
　　
　　《醴陵县志（民国版）》记载：“雍正七年（1729），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沩山发现瓷泥，租山开矿，招工传艺，创设瓷厂”。广东兴宁地区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之一。
　　
　　目前醴陵瓷业是客家人来到湘东后推动的一个手工业。浏阳夏布也是如此。在发展手工业之前，大量的闽粤赣等地客家人移入湘东地区。客家人沿袭原住地的生产习惯，带来苎麻、蓝靛、番薯、玉米、油茶、药材等作物种子。如红薯（番薯）这种产量高、栽培易的经济作物，也由客家人从沿海引进攸县种植的，时称“蕃薯”。有文献记载：“攸邑客民，种以代粮，近则土著之民尽种之。”《醴陵县志（民国版）》也记载：“康熙年间，广东移民带红薯来醴陵栽种。”
　　
　　湘东地区大面积种植油茶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这正是客家人大量涌入湘东地区的时间节点。
　　
　　《攸县志》（同治版）记载：“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所产，结实如梨，大如拳，中有数核，如肥皂，子大，疑此油茶也。今攸东棚民栽种成林，树枝叶皆类山茶，秋末开白花，冬结实，次年霜降后收子，谓之木子，亦作木籽爆裂压油，利较桐油更薄”。非同寻常的是，志书将油茶归类于物产中的花属，排在山花之后，木芙蓉之前。文章作者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本来用途。
　　
　　此后，油茶树迅速在皇图岭、坪阳庙、桃水等安家落户、开花结果。到民国时，山茶业已蔚然可观，《醴陵县志（民国版）》记载，“茶球有土包子，珍珠子之别，业产为土包子，又有赣州包者，球色红，壳比土包子薄，输入未久，人争选用。”据《湖南省志》记载，民国二十九年，湖南茶油产量统计显示，“平江9400担，浏阳34000担，醴陵12645担，攸县9200担，茶陵22000担，酃县11500担，汝城2600担，桂东7000担。”
　　
　　攸县辣椒即由徙居东乡的客家人从沿海引进，这一外来物种很快受到攸县人的青睐，成为县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历来为全省之首。1985年，种植1.7万亩，产辣椒2400吨，为全省五个出口辣椒基地县之一。
　　
　　客家人的徙入，随之而来的是“湘东大开发”。以炎陵为例，据《酃县志》载，明末全县耕地10.67万亩，其中水田10.27万亩，旱土4070亩。清顺治五年（1648）至十一年，县内连遭兵乱，疫病和自然灾害，人口大量死亡、流散，成片耕地荒芜。顺治末年和康熙元年至六年全县垦荒17741亩，平均每年垦荒近3000亩。至乾隆三十年，全县实在成熟田地塘及报垦升科（已到纳税期），共116800亩，人口也成倍增长。
　　
　　族学、书院数量众多，祖辈曾给学校“造纸”
　　
　　2015年4月8日，整整一天，浏阳市张坊镇上洪社区官冲组的王隆根在自家手工造纸的作坊里忙碌着。这个40多岁的男子，有条不紊地从一个约4平方米的纸槽里，用帘架从槽中一次次抄起，再用帘子将纸一张一张地揭放在一起。上午的5个小时，他一共抄出800张纸。下午，则要将这些纸一一焙干。
　　
　　在这个山腰上的村子里，曾经有60多户人家，都以造纸为生。据王隆根的父亲王鲁声回忆，祖上四代造纸，解放前主要造用于书写的“文化纸”，销往周边地区，“我祖父那个时候，给洞溪书院卖过很多纸。”
　　
　　洞溪书院，地处张坊镇上，由当地张氏族人兴建，后成为浏阳当地四大书院之一。据张氏族谱记载，张坊的张怀左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其致富之路不得而知，他创建文昌阁及洞溪书院，总计捐献田地百亩，但事尚未做成，他死于道光二十七年。其妻陈氏，遵遗命，再捐出“店宇值万金”。事后，夫妇受到朝廷表彰——“奉旨旌表”。
　　
　　但在此前，张坊还有一个碧举书院。浏阳境内还设有文靖书院、南山书院、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等。据浏阳籍作家彭晓玲介绍，洞溪书院于公元1852年正式开馆，远近子弟纷纷聚集书院就读，竟使斋舍一时容纳不下。当时，乡人捐资非常踊跃，数年间共募得白银17000余两。到1861年，书院又捐入银25320两。
　　
　　实际上，湘东一带，书院很是常见。如醴陵渌江书院，炎陵有洣泉书院、梅冈书院，汝城的濂溪书院等。客家人最集中的炎陵，人们甚至认为“养子不读书等于养条牛，养女不读书等于养只猪”。士大夫“惟有读书高”的理念也为乡野村夫服膺。
　　
　　客家人为让子女受到教育，不只是家族办族学，也会联络多姓多族联合集资兴建规模较大的学校。清嘉庆二十一年，身为客家人的代理知县麦连提议，朱光贤、贾元贞、张朴庵等一同创建了一个书院，因县内客家人多为广东梅县迁入，故命名为梅冈书院。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多方资助下，书院的运营经费达到600余担谷。山长的月薪是每月160千文。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奖赏600文。
　　
　　炎陵客家人还与临近的茶陵、宁冈客家一道，于公元1840年在宁冈县城龙江河西岸集资修建了龙江书院，供湘赣边界山区客家子弟读书。至1903年，炎陵县沔渡镇的一批客家人兴建了新学学堂，设有修身、读经、地理、国文、体操等，为县内第一所现代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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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草为标，就能拿到地湘东客家祖宗来自闽粤赣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陶炜程
　　
　　客家人之于湖南人，是熟悉又陌生的群体。在湘东、罗霄山脉以西的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客家人聚居其中。他们在这儿的第一代祖宗，大多是来自遥远的广东、福建，也有江西老表。
　　
　　近年来，湖南客家人时常见诸媒体，以客家话、客家山歌、客家饮食等形式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整体而言，湖南客家人尚未形成一个鲜明、丰满的群像。原因之一是，客家人的族群概念在大湘东地区，除炎陵等地外，要较其他地区清淡，其所拥有的自身文化也多数消失。易言之，客家人在湘东，他们早已不再将此地视为客地，而是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视之为故乡。
　　
　　[迁徙] 客家人自南昌入湘东，要穿越武功山，溯袁水、顺渌水
　　
　　在湖南，客家人广泛分布于湘东的罗霄山区。这一状况，得益于湘东的地理区位特征。
　　
　　以拟人的视角来看，在客家人的整个发展阶段中，客家民系在闽赣联结地区“十月怀胎”，在以福建宁化石壁为中心的摇篮区“一朝分娩”，在古汀州“成长壮大”，在广东梅州“成熟定形”，再散播湘、川等地，然后走向全世界。
　　
　　2015年3月底至4月上旬，我们沿平汝高速，北至与湖北省相邻的平江县上塔镇黄家桥村，南抵邻近广东的汝城县三江口瑶族镇三江口村，行程覆盖平江、浏阳、醴陵、攸县、炎陵、茶陵、桂东、汝城8个县市。它们现在通过平汝高速相串通，形成大湘东区域。事实上，还有长沙、衡东、安仁3个县市也属这一范畴。在这些地方，客家人的身影可以说无处不在。
　　
　　从更广义的定义来看，整个湘东，罗霄山脉中自北而南分别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等山脉。这些山脉呈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高程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向斜谷地构成了江西省籍移民迁入湖南的天然孔道。
　　
　　若说罗霄山脉是一栋湘东的传统土屋，湘江的干流则如屋檐下的排水沟，浏阳河、渌江、洣水、耒水等便是屋檐水滴出的细流。在这一布局里，湘东的“小四水”都在短促的空间弯曲转折。江西南昌、宜春一带的客家人要进入湘东，需首先穿过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的谷地，溯赣江支流袁水，再由陆路翻过一个山隘，乘船顺湘江支流渌水而下，过萍乡、醴陵，入湘江干流。这条路线是元明以来赣西、赣南一带移民迁入湖南的主要通道。
　　
　　[迁入] 明清易代湘东战乱，人口凋敝，闽粤赣客家“乘虚而入”
　　
　　2015年4月11日上午，59岁的李振群走进李家大屋后，一径找到自己曾居住的一间厢房。房屋已经败烂，雕有花纹的楣梁倒横下来，房前的鱼池早已废弃，几个硕大的石盆曾用于种植花草。位于炎陵县龙溪乡坂溪村大屋组的李家大屋，是当地李姓人家的公共住房，最多时住有100多人。像这样的大屋，炎陵县还留存有多处，它们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式样。
　　
　　李振群从老一辈人处得知，他的祖上来自广东梅州。整个炎陵县，来自梅州的客家人曾建起一座梅冈书院，可见人数之多。据1994年版《酃县志》记载：“清代县内共有移民123支迁入”，其中“广东的乳源、梅县、惠州、龙川、长乐、兴宁等地迁入61支。福建的汀州、上杭、连城、武平等地迁入9支”。
　　
　　民国期间，汝城县统计，清以前氏族为97族，清前期从江西和广东迁入36族。《攸县志》（同治版）记载：“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
　　
　　以炎陵县为例，客家族群历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五个时期陆续迁入，以家族为单位统计，一共将近二百余支，其中宋代14支，元代9支，明代26支，清代132支，民国16支。清代最多。
　　
　　为何是清代？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湘东地区未能幸免，《酃县志》（同治版）记载：“（顺治）六年贼（指金声恒）踞王镇，屠戮过半。”《桂东县志》（同治版）记载：“……饥贼杀人以食，屠割最惨，死亡过半。”醴陵地区的县志记载：“自崇祯十六年至顺治十一年，人民备受兵力、饥荒、厉疫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清顺治五年，即公元1648年，炎陵一带遭南明军队与清军掠杀，旧志称“湖南兵寇于兹区”，加之瘟疫流行，人口减损大半。
　　
　　湘东地区因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凋敝，为其他地区过剩的客家人口，提供了迁徙的契机。
　　
　　到清末，公元1871年，炎陵县人口接近12万人。清代迁入炎陵境内的客家人中，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的梅县、兴宁、福建省的汀州、上杭以及江西省的赣州、瑞金等地。其中广东移入61支，江西移入33支，福建移入9支。闽、粤、赣三个省份的客家移民占同期移民支数的83.7%。
　　
　　[加速] 插草为标能拿到地，六年可不交税湘东爆发客家移民潮
　　
　　“明末清初，我们的祖先到这里时，插草为标，一大块荒地，东南西北做个记号，这块地方就是你的”，2015年4月1日中午，汝城县热水镇高滩村92岁的蓝举华回忆道。
　　
　　在古代，土地即财富。人们插草为标地就可圈地，注定是无比的诱惑。这一土地政策的出台，使客家人涌入湘东。明末清初时，炎陵县域内，人口只有5400人。为了发展经济，官府鼓励外地人迁入炎陵垦荒，至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大量客家人迁入炎陵，人口迅速增加到8万多人。
　　
　　另一方面，国家战乱及迁出地发生经济、自然等灾难，形成灾民、流民潮。灾民、流民中的某一支、某一股进入山地居多的炎陵，他们多是因为避战乱、逃饥荒、躲剃发、躲丁银、躲迁徙。
　　
　　加上战乱频仍，湘东地区房屋焚毁，土地荒废。大量的荒芜之地和潜在的可垦之地，为迁徙提供了条件。
　　
　　清廷政权基本稳定之后，为阻隔东南沿海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推行迁海，将沿海地区的人内迁。同时又定垦荒兴屯之令，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鼓励垦荒，六年不纳税，将垦荒田亩面积纳入对县令的政绩考核。
　　
　　康熙中期以后，粤闽赣地区向炎陵移民更胜清代初期。其时“四方杂处”，“各自为俗”，新开垦荒地3.45万亩，茆花岭一带山地，方圆数十里均因“粤民奋力垦辟而靡有隙地”。
　　
　　客家人迁至湘东，是在内外双重因素之下的群体行为。他们既想逃离战乱、饥荒，同时又渴望新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