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墨长沙》第三卷 城郭素描 (六十) (发布时间: 2020-12-09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 ) 编者按:《点墨长沙》图书由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组织编纂,岳麓书社出版。该书系编审、文学创作二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军辉创作的反映长沙山水风景、历史人物、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的一套描摹、写意长沙的读本。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经,以43个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洲城、教科遗存名胜景点为纬,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反思了湘人精神家园的建构嬗变,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又有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索。本书以散文笔法勾勒历史,以景带人,以人说史,以景抒情,兼备史料之厚重、专著之雄薄、叙事之灵动,字里行间充溢着散漫的哲思与诗意的写真。现将全文分节转载,以飨读者。
接上文(宁乡古意:方国文脉状元楼 3.状元楼树榜样)
浏阳古城:文化故事静流淌
浏阳古为吴楚咽喉,因县城位于浏水之北而得名。它既是革命老区,又是世界闻名的花炮之乡,享有中国花卉苗木之乡、中国蒸菜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湖南省文明城市等美誉,是中国发展改革试点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县(市)、中国经济百强县之一。
浏阳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据浏阳境内1991年8月出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证明,距今前15—20万年前,浏阳境内已有人类活动和繁衍定居。在古代九州中,浏阳属荆州,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秦朝分黔中以南长沙分置长沙郡,浏阳属长沙郡临湘县。西汉属长沙国临湘县地。也就是西汉,江西人口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湖南,尤其是瑶家的食辣风俗与蒸煮食物习惯因为第一任长沙王吴芮家族而传入湖南,其第一站即为浏阳,因而比对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即沅陵侯墓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食谱,我们才会发现,不仅其中三百多个菜谱浏阳皆能找到,而且关于蒸、煮食物的工序也极其相似。东汉建安十四年(209),朝廷析临湘县地始置浏阳县,这是浏阳归属汉文化的标志性事件。《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汉建安十四年,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俸邑。”“吴蜀分荆州,长沙郡属吴,吴遂以长沙郡东部地区,析置刘阳县。”当时的治所设在“县东”旧城隍庙附近。该城隍庙是长沙地区历史最为悠久、影响较大的地方神庙,被誉为“浏阳三古”(古城隍庙、古兜率寺、古升冲观)之首,至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毁于兵火。浏阳县划属汉昌郡,之后属长沙郡,三国、西晋、东晋皆如此,直至隋大业三年(607)并入长沙县,但到唐景龙二年(708)又分从长沙县中划分出来单独设县,属潭州长沙郡,县治设故城西面淮川,直至宋朝。这个时期,浏阳县城得到了极大发展,不仅人口增加,而且建起了其标志性的文化建筑——文庙。北宋隆兴间(1163—1164)杨时任浏阳知县,在县署内(今城关工人文化宫处)建有归鸿阁、飞鴳亭(杨自作《归鸿阁记》),其后张载邵任浏阳县令,又在县署仪门内重修归鸿阁(明王献之有《飞鴳亭记》),这两亭阁延很长时间内是浏阳的文化标志。尤其到南宋时,其文化标志性人物汤璹的出现,带动了整个县域学校的勃兴,浏阳从此走出蛮荒野地之称而在长沙文化中搏得一定地位。元代初年(1271),县治迁往居陵镇(居仁镇,属今官渡镇)。元贞元年(1295)升县为州,属天临路。元朝初期,由于长沙城区人口锐减,浏阳不少大家族迁居长沙,这是浏阳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外迁。明洪武二年(1369),浏阳复降为县,治所迁往淮川,属长沙府,至清康熙年间后属长宝道。民国时,先后属过湘江道、湘东道等。从清到民国,浏阳革命志士辈出,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等都曾书写轰轰烈烈的革命史,而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王首道、张启龙、杨勇、李志民、唐亮、李贞、彭佩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让“将军之乡”美名四处传扬。1952年,浏阳归湘潭专区,直到1983年才归属长沙市。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
浏阳古城镇颇多,如大瑶、官渡、达浒、永和、张坊、洞阳、龙伏、普迹等,都颇有历史沉淀,而淮川街道、关口街道都曾为县城所在地,集里街道的道吾山更是佛教名圣地,其兴华寺堪为浏阳佛教文化祖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浏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质,从而使其有别于长沙其他文化。
1.客家血脉流千古
浏阳处湘东山区,属幕阜连云山丘区,地理相对偏远,但境内有浏阳河、捞刀河、南川河三大水系,连通湘江,抵达长沙。正是由于这发达的水系,让浏阳人走出大山闯荡天下,也让外地文化带进浏阳,促进了其文化体系的提质改造。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客家文化。
浏阳市现有30余万客家人,其祖先系由广东省梅州迁入。 作为南方古代汉族移民群体,客家人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群体之一,并在上千年的迁徙历史中,已经和其他迁徙族群一样成了很多地方的原住民。广东梅州的客家先民,就糅和了原古越诸族,因而带有梅峒族民的某些特质,譬如信教、巫风、重义、精打细算、善于理财、敬重文化人等等。客家的源流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魏、晋、南北朝、唐、宋等发展,最迟在南宋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族群。
客家人有五次大迁移。第一次在西晋永康元年(300),因中原发生了“八王之乱”,北方的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攻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主要达湖北、安徽、江苏、江西一带,某些抵达今梅州的大埔。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二百万。第二次在唐朝“安史之乱”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客家人第一次南迁分布地域活动频繁,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来到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并有部分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迁徒历时90余年。第三次即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发生在1126年靖康之难、北宋都城开封被金兵攻占后。部分客家先民随宋高宗南渡,而由于蒙元兵南进,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主要战场,众多客家先民迁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第四次在清兵入关后。反清客家义勇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台湾、粤北、粤中、粤西,甚至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搬迁。而随着客家人口膨胀,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乃思向外发展,便响应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的“移湖广、填四川”号召,由中原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俗称“西进运动”。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就是这样入川的。第五次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转战南方十余年。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客家人纷纷逃匿,不少人迁到了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去谋生。
浏阳的客家人,多是第四次大迁徙中来到的。主要分布于地处“东乡”的大围山地区,包括大围山镇、小河、张坊、官渡、七宝山、中和等地。至今,在沿溪、永和、古港、官渡等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仍能讲出流利的客家话,与广东梅州的客家话几乎同出一辙。其语言也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韵古词,如:吃饭—食饭、睡觉—睡目、下雨—落水、你们—你等、我们—俺等,不知道—唔知个、衣服—衫裤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句俗语,正可从他们身上得到验证。他们中间还广泛流传着一种客家民歌——由客家人创作的口头咏唱文学,生活气息浓郁,内容丰富多彩。其歌词比喻贴切,唱调高昂多变,富有山区文化特征。在客家聚居的山区,男女老少都爱唱,且都会唱,这正如其所咏叹的:“致富政策到山坡,客家人民唱新歌,荒山岭上变翠绿,家家户户钱粮多。”
张坊(古称洞溪市)是浏阳市客家人数量最多、客家文化最为浓厚的乡镇之一。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破长沙,“浏遭歼屠殆尽,境内萧条冷落。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于是江西移民迁入,俗称本地人。而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避倭寇乱及明末清初(1624—1662)明将郑成功禁海两个原因,导致大量广东客家人迁入。张坊客家人一直在秉承发扬客家文化:在上洪,还有一群手艺人沿袭最古老的蔡伦造纸工艺;当地人邹启根十几年来致力于整理姓氏、嫁娶、建筑等客家文化;民间人士曾孟秋走家串户收录客家山歌2000余首。张坊境内的小洞古道、清升荣桥、大成桥、清茂林和尚墓、唐兴寺、洞溪书院、竺装寺僧人墓群等12处文物,以及仙姑崖、小白面石、衣箱石、石牛眠河、金钟瀑布、罗家漕瀑布等自然风景,印证着历史的厚重与天地的神奇。而更为人记忆的是其革命老区的身份。其在录烈士1080人,有王首道、张藩、张翼翔、何志远、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原型)、王一帆、王肇勋等党内外杰出代表。湘鄂赣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毛泽东遇险旧址、王首道故居、李白故居、湘鄂赣省红军兵工厂等红色景点,刻画着革命的轨迹,也反映着客家文化对于这些革命志士的深刻影响。
客家人的历史是汉民族形成历史的缩影。他们在自己的发展当中形成了客家文化精神,其内涵的核心即团结奋进。他们自身有着很强的向心力,从而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时而不被土著文化同化。其典型表现于客家建筑上。现浏阳东乡还有不少客家土楼,这些土楼有石柱雕联、石鼓承柱,雕梁画栋,与其他地区普遍的徽派建筑迥然不同;楼内建天井、花园、假山、盆景、鱼池,美不胜收,这种既追求实用又要达到赏心悦目效果的建筑,体现着客家人念祖恩、爱国爱乡的美德。他们尊师重教,热爱知识,不少土楼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振纲立纪,成德达才”,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这些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精神光芒的文化印记,对于其子弟影响甚深,因而他们常多具坚贞、刚强、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的精神,又有勤劳实干、重视家庭、不忘祖宗、乐善好施的风尚。同时,浏阳客家人还善于对异族文化博采和涵化。他们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带有浓厚的民主思想。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十分宽容和亲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都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妈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但在大围山的客家人家中,她的神像也时常可以见到。这种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容易凝聚队伍,激发革命斗志,这也正是其在辛亥革命和战争年代人才屡出的重要原因。
浏阳客家人还有很多生活习俗颇有古风。譬如他们祖先崇拜意识很浓,对慎终追远的事,十分重视,如对丧葬之俗,做得十分周到,甚至过于繁文缛节。再譬如属性成规,男婚女嫁定要“明媒正娶”,并常要依照古制行“六礼”——说亲、送定、报日子和送聘金、盘嫁妆、接亲与送亲、拜堂与吃面碗鸡。还譬如稻谷成熟后收割时,不雇工,只约左邻右舍自带镰刀来田里帮忙,等“帮工”们各家收割水稻时,再自己去帮人家的工。
他们的饮食中,好食酿豆腐,喜做擂茶。待客擂茶分荤素两种。招待吃素的客人饮用,加花生、豇豆或黄豆、糯米、海带、地瓜粉条、粳米粉干、凉菜等;招待吃荤的人饮用,则加炒好的肉丝或小肠、甜笋、香菇丝、煎豆腐、粉丝、香葱等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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