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忆“四清” 张长兴
听陶铸报告
1965年夏至1966年夏,我们华师大1967届学生参加了当时称为“伟大”的“四清”运动。 鼎鼎大名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来我校作动员。对我来说,一是听听有何中央新“精神”;二是他的文章文采不错,报告自然也会不同凡响。 在草棚大礼堂东侧,他一下车,便吸引了众人目光,只见:矮个,胖胖的,短平头,花白头发,脸红润。报告时,声音洪亮;只是他的湖南腔普通话,听起来不太舒服。而且,“四清”的伟大意义,与报刊上讲的差不多。 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湖南佬厉害:他广西剿匪,一杀就是几万;一到广东,便排挤叶帅;一再“反地方主义”,不知冤屈了多少广东干部;1958年号召大家“三顿干饭拼命吃”带来三年饥饿的,还是此公。当然,“文革”敢顶江青,倒是硬汉。
触及灵魂的查自己
四清四清,清他人先要清自己。大事小事,新账旧账,都来个统统端,统统“上纲上线”,统统要归到“挖社会主义墙脚”、“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和平演变的基础”。 我亲见一位女同学,脸色铁青,声音颤动,在清算自己……我呢,本未受父亲什么坏影响,此时也无中生有拉几条;我受书本得益无穷,此时也狠批“受封、资、修毒害”,成为“垮掉的一代”,“杜勒斯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
“打狗队”来了
我那时分往广州郊区九佛公社枫下工作队凤尾声工作组。我们为了不打草惊蛇,扛着行李,悄然进凤尾村…… “打狗队来了!打疯狗的来啦!”有人叫喊。 “打防疫针的来了!”又有人传。 那时,我们成为抗战时的“敌后武工队”,要在一片漆黑之中打个“四不清”干部措手不及……
找“三同户”难
找“三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主儿,若找错依靠对象,便“立场问题”,生死大事啊!干部不能找;与干部沾亲带故的不能找;社会关系不好的,不能找;本人有历史、现实问题的,不能找! 我倒幸运:与我一起找“三同户”的,是鼎鼎大名的何济公制药厂的党支部书记阮婵大姐。有责任,她承担。 果真,一开始,我们的“三同户”阿门,是贫农;后一查,其父做过伪乡长!我们连夜撤,还吓出一身冷汗!
不准地主埋贫下中农子女尸体
南一队何虾的姐姐自小得精神病,痴痴呆呆,狂狂癲癫,披头乱发,面目狰狞,十分可怕!一个寒夜,这狂女死了。我认真安慰了一下他们,埋葬事则任由其处理了。不料,给工作队的“片长”阮婵知道了,大声嚷:“不行!我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贫下中农子女怎能给地主分子去埋?” 农村谁都怕死人,尤其是“短命鬼”。那时,对“五类分子”的惩罚有这么一条:强迫他们去埋死佬。因此,凤尾的老地主,便是老“专业户”! 其实,阮大姐也是嚷嚷而已,她也怕“死佬”;我从小最怕“死佬”;而且,那么多“毛主席最信得过,阶级觉悟最高”的贫下中农,还是没一个“觉悟”!最后还是地主佬去埋死佬。
贫农老婆娘控诉共产党
发动群众的重要一招是回忆对比——忆旧社会的苦。 那天晚上,工作组负责人也来指导。邝富三当时已六十多岁,满脸皱纹,背弯如弓。尤其是她的腿,不知是牛皮癣还是什么的,浮肿得如大象的腿,紧绷绷,闪着幽光,十分可怕。她没文化,老贫农,旧社会苦大仇深。谁知,她讲了没几句国民党的苦,竟然声泪俱下口出狂言了—— “困难时期好惨啊!公社化、大饭堂,不知饿坏了多少人,也不知饿死多少人!天天捱饿,我们老大人还好对付;最可怜的是我正在长身体的女儿,饿得不会长大!还饿得一身是病,至今嫁不出去……” 坏了!坏了!她诉的是共产党的苦,分明是攻击“三面红旗”,分明与帝、修、反一起“反华大合唱”!我吓坏了,先用眼瞪她,接着用手指示意她不要说,她还在“攻击”;最后,我在桌下狠狠踩她一脚,才住嘴! 后来,工作队指导员(部队的团参谋长)告诉我,说那老婆娘对我有意见,讲我在大众场合踩她的脚,“作风有问题!”我立即把原委讲了,他也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应该制止她发言,她这么老,这么丑,那条腿这么可怕,谁肯去调戏她!”
夜闯乱葬冈
有一天,分我到远离总部的大岭山工作。一天半夜,有紧急情况,我便赶回总部报告。我最怕死人,尤其夜晚独自过阴森森的乱葬冈;如今也顾不上了——就是有鬼,我也要与它拼个死活! 到了那里,漆黑可怕,生怕横七竖八的地下跳出什么牛头马面来!顿间,我毛孔痉挛,怎么办?对,唱革命歌!“雄赳赳,气昂昂……”抬高声音,拧亮手电,迈大步伐,目不旁视,果然闯过去了!
老赵有办法
老赵是华师中文系65届毕业生,党员,红人,留校,与我们一起搞“四清”,他在九佛团部。我落的南一队,一青年干部,自恃出身好;加上我广州话差,一直拗不过他。只好请老赵了。 好老赵!先沉下气,任由那小青年暴露;不时还脸带微笑。那小青年以为同情他,越发讲得地无分南北了。待他讲完,老赵不紧不慢,严严肃肃,一一列出他刚才的“放毒”,然后“上纲上线”,提到对毛主席的态度的“立场大问题”;结果,小青年立刻目瞪口呆就擒! 我,真服了老赵:这个广州佬不简单!他前几年是华师处长,竟在海边溺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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