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中心地与粤北客家的历史文化底蕴

不以物喜

岭南的文化中心，两千多年来，曾发生过多次的转移，其中，由于地缘与历史的原因，自南北朝至唐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粤北韶关一带，一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关于岭南文化中心的转移，多年前曾在广州若干报刊上发生过争论，开过专栏，一派认为，岭南文化中心，自古以来，便在广州(番禺)定位不移;而我与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一批学者，则认为，随着岭南行政治所的变化，文化沉积的程度，其文化中心是必发生变换或转移。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说服力的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本着“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宗旨，把岭南的治所，设在交趾刺史部的广信(其名源自于“广布恩信”之圣旨)，统管包括南海、交趾、象郡、合浦等9个郡，延续达375年之久，而岭南文化中心，则由于广信出色的文化表现，更为后来如罗香林等大学者所认定。广信，即今梧州、封开，位于两广交界，后来，梧州亦有100多年设有两广总督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边稍加阐释。​

  同样，南北朝至唐宋年间，由于中原移民一越过南岭，便首先落脚在粤北，并停留上很多代。他们带来了中原深厚的文化，在粤北生根发芽，从而令粤北有了更出色的文化表现。尤其是张九龄打开了大庾岭的通道之后，更是如此。刘禹锡、韩愈之于连州、张九龄、惠能之于曲江。这对于广东，都是了不得的文化大事，盖过了这之前的广东文化业绩。当然，还有更多的理据，所以，说粤北继广信之后，亦一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应是无可辩驳的。本文坚持当年在广州众报刊争论时所持的基本观点，即粤北，同样因地缘、文化诸种原因，岭南文化中心曾向此转移，并持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正因为这样，由于粤北自古以来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今日作为广东重要的客家属地，具有不可低估的厚实的文化底蕴。这不仅影响了已有的历史，更在今天，建设广东文化强省之际，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发挥自身重大的作用，跻身于全省的文化强市之列，乘势而上，正逢其时。

一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广信一度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历史。

  赵伦经营了93年的南越国，几番臣服，又几番反叛，终于在公元前111年即元鼎六年，为汉武帝的10万大军所攻破。汉武帝平南越后，将原南越故地分为7个郡，即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与日南。为了落实汉武帝“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旨意，在今封开、梧州——即贺、漓两江入西江处，设立了其管辖岭南各郡的“交趾刺史部，，并给此地命名为“广信”——取“广布恩信”之义。

  我们可以从地理上看出广信位置之重要——自灵渠沿漓江而下，正是在广信这个地方，进入珠江的主干之——西江，也就进入了广府腹地，这正是秦50万大军后勤粮草得以顺利入粤之处。汉武帝设“刺史部”于此，自是一番苦心。如再取番禺作南方的政治中心，显然危机四伏，而位于广信这里，则与中央政权相对接近，易于联系。作为中央政权统辖岭南的首府，广信持续了300多年，一直延续到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因龙编侯、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孙权采纳了吕岱的意见，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治番禺—即历337年后;但不久，吕诛杀了拒不成命的士徽兄弟，又撤广州，复为交州。直到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才又复分交州置广州，这更有375年，近四个世纪了。

  大量的史实证明，当日的广信，是中原文化大规模南下，也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交汇点。在漫长达375年间，这里始终是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碰撞的热点。这对于广府文化的定型，有着相当大的分量。我们不难看到，正是这个时期内，广信出现了开岭南经学之先的“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三人，陈钦甚至自命其著作为《陈氏春秋》，可见当日接受中原文化却不以中原文化为尊的傲气。而后的士燮，一度游学京师，权献帝时任交趾太守。《三国志·吴志》中说他“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于是，往南方避难的士人，纷纷投奔他而去—由此可以证实，当日广信作为南方的文化学术中心，当非虚言。著名学者罗香林曾撰文指出，当日的岭南(交趾)已成为了“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反复考证所得出的结论。

  尽管上面印证的史料，只是片鳞只爪，甚至不成系统，有待日后更多的搜集。但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中，也在不少处提到。汉和帝时，南海杨孚著《南海异物赞》;惠帝时，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晋时，高州冯融，更吸引文华士与诗歌;可见当日文化活动之活跃。

  综上所述，375年其后年间，广信在岭南作为首府的地位是应予以确认的，它不仅作为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

  吴初汝南名士程秉，亦避乱广信，博通五经，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蜚声杏坛。而北方名儒刘熙，更著有《孟子注》，与程秉等考证经学大义。

  因为重点不在论证广信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于汉代的定位，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了。

  可以说，从两汉到南北朝乃至唐初，广信经历了一个鼎盛走向渐衰的阶段，这其间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原人不再只走潇水——封水这一通道，而灵渠也几经兴废，特别是大庚通道打开后，中原进入南粤，也就更便捷得多了。

  仅从汉唐两代统治者对广信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个孰轻孰重来。汉代是着意依托广信经营岭南的，尤其在广信周遭大规模地置县。而到了唐代，由朝廷贬滴到封州的官员则越来越多，广信也就成了贬滴、流放之所，其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最后失落了。

二

  而从南北朝到唐宋，粤北文化的演进，则恰好与广信文化由盛至衰，成了鲜明的对照。粤北之兴，当是南北朝，尤其是南朝后期即陈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中记载有，在陈朝:

    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至张子寿而诗乃沛然矣。

  这里，从阴铿等一直到张九龄(子寿)，无疑描绘了诗歌在粤北始兴起直至“沛然”。阴铿是五言律诗的开创者，所以，唐代诗圣杜甫专门有“颇学阴何苦用心”之句，阴乃阴铿也。

  而我们从阴铿的诗中，也能看到粤北文化之兴旺。《和侯司空登楼望乡》有“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对岭南自有一片深情。而《游始兴道馆》更有:

紫台高不极，清溪千仞余。

坛边逢药铫，洞里阅仙书。

庭舞经乘鹤，池游被控鱼。

稍昏蕙叶敛，欲暝槿花疎。

徒教斧柯烂，会自不凌虚。

  今日，始兴道馆已不复得，当初，始兴的治所是在曲江。而曲江，日后则有张九龄、惠能等中国乃至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出现，只是在阴铿吟此诗之后100多年之后。而整个岭南，迄今无论是诗人或是思想家，恐很少有人能与他们媲美。

  粤北，古代即韶州、连州，当然，亦有分出雄(南雄)州等，但大致与今天差不多，只是归属上有变化，这就不—细述了。名称上，也有过变化，如始兴郡，在三国吴时，含南、韶、连在内。在广信衰落后，这里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当是最近捷，也是最密切的。所以，来自中原的人流，一过南岭，便大都落籍于此，不遇战乱，便在这里开基发迹，也与广信一样，有几百年的人丁之旺。据广东人口的相关统计，我们不难看到，贞观年间(公元639年)，韶连二州，人口近8万，户口1. 4万，而广州虽辖县达13个之多，但人口不到6万，户口为1. 2万。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至开元年间(公元710年，即上次统计之后70年》韶、连二州共9县，户口为4万，广州仍不到2万。及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即又32年后)韶、连二州人口已30余万，户口6万多，而广州人口则为22万，户口4万。这些，当然是官方的统计，脱漏很多，数字实际偏低，只能反映大致情况，但也说明，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原人进入到连、韶二州并落户的，比广州多得多。

  人口、户籍是一个重要证明，虽说连韶二州，以山地为主，而广州，则以珠三角的溺谷平地为主，显然，如人们所知，在南雄珠玑巷人于南宋大规模南下之际，珠三角并未曾大面积开发，韶州“地狭人稠”，广州周围，则“土广人稀”——这是率众南下的首领罗贵在呈县府报告以批得路引所用的表述辞，可见，上述的人口、户籍的比例，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人口分布密度状况的。

  当然，并不能说人口聚集得多，就足以形成文化中心。正如一所名校，不在于人多、楼高，而在于拥有多少名师、大师。所以，粤北之所以继广信之后成为岭南又一个文化中心，关键在于其文化发展的程度，尤其是出现了多少文化名人。

  从面上说，自隋始开科举，唐代得到长足发展，粤北重文教、重科举，则首先走在了整个岭南的前列。南雄，有了广东的第一个孔林书院，元和中，大诗人刘禹锡为连州刺吏，注重文教，扶持后学，在他率领下，连州文风一时蔚起。韩愈贬到潮州前，亦两度到过粤北，一是大历十二年(777)随兄赴韶州贬所，二是贞元十九年(793)左迁连州阳山县令，对当地“人文蔚起”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仅以唐代广东登进士科者为例，全广东有36人，其中韶州9人，连州8人，名列全粤榜首，而广州仅得8人，其他州均在3人以下。韶、连二州人数最多，说明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高，尤其是地区文化教育之发达。

  而以彪炳史册的文化名人为例，此时的粤北，当可称得上空前绝后的，仅一个张九龄、一个惠能，就冠盖整个岭南古史。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盛世的名相，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进入仕途后，虽几起几落，尤以力陈“安禄山不可免死，而让后人景仰，安史之乱中，唐玄宗被迫逃亡巴蜀，这才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忠言，为之痛哭。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更记载下唐玄宗称许张九龄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联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元帅。”评价之高当之无愧也。

  他的名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古传诵，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澄明开阔的胸怀，是无以写出如此高远的境界的。他的诗文，在初唐及盛唐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李杜正是继他的传统而光焰万丈，成为中国诗歌无以超越的巅峰。而他开凿的大庾通道，更为中原文明进入岭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他同时代稍后的，还有韶州曲江的刘柯，元和十三年(818)，以韶州籍登进士第，曾任宏文馆学史、史馆修撰等。“文章与韩、柳齐名”，诗文之造诣可见一斑，后人评说有:“其行文不如韩子(愈)之汪洋恣肆，而谨严则过之;其文在韩子之下，欧阳(詹)诸子之上，若中山(刘禹锡)、文泉(刘蜕)，瞠于其后矣。”他对史学、经学和儒学造诣亦很深。

  而这里提到的文泉，即刘蜕，也是粤北连州人，是晚唐前期的诗人与文学家。《文家铭》一篇为世人所传诵，《览陈拾遗集》诗一首，亦为不俗。晚唐邵渴，韶州翁源人，是其时的著名诗人，诗多为五言古诗，有思想、有内容，风格沉雄，激情四溅。以直抒胸臆见长，自成一格，故后人称:“谒以晚唐一介士，获其永名，与诸名家并行，其诗当不下人矣。“

  大诗人，文章大家，粤北的当还可以列数上十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而作为南禅宗的创始人，中国大思想家的感能，则是在韶州宝林寺开坛说法30余年，成为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的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顿悟一说，更是人类思维方式上的一大飞跃，从而让佛教平民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且自成一宗，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天下言禅道者，以曹溪为口实矣。“南宗亦因他而成为禅宗的正统。

  可以说，如果没有粤北在这个历史时期深厚的文化积淀，就不足以推出诸如张九龄这样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亦不足以推出诸如惠能这样的宗教领袖、大思想家。

  反过来，也正是这样一批历史文化名人的出现，足以支撑起了粤北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这一片灿烂的天空。

  因此，继广信之后，粤北成为古代岭南文化又一个中心地的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学术界的考证。

三

  随着两宋积弱，元兵南下，粤北爆发了以罗贵为首率众南下，跨越北回归线，到达珠江三角洲，垦殖开拓，成为广府人的又一主体。

  而留下未走的，与明、清两朝，辗转迁来的客家人融为了一体，从而令粤北成为了当今岭南客家人又一重要的聚居地。后来的客家人，本身就带来唐宋两朝辉煌的文化传统，与留在当地的包括阴铿、张九龄，以及惠能等文化大师的历史影响结合在一起，使韶州的文化始终保持住其厚重与光辉。

  虽然自宋以后，粤北战乱频繁，尤其是广州从南方的商业中心、海贸中心，渐渐成为了广东的经济中心、文化重心，岭南文化中心，便位移到了肇庆(两广总督府驻地)、广州一线，取代粤北。而粤中一带人口，也因珠玑巷移民南下，迅速超过了粤北，后来居上了。

但入清之后，粤北客家人中，仍出了诸如廖燕这样的大思想家、著名学者、诗人。后人称“虽欲不推为古文第一手不可”。至于其他文化名人，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粤北客家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此可以确认下来。

  今天，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粤北客家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果能充分加以发掘，其后发优势当不可估量。

(作者: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作者简介

  谭元亨(1948一)，男，广东顺德人，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客家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