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的应用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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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石”的应用和检验
   
    我在2019-1-18发表《“理至文亮共九代”的数据分析》，用“天花板和基石”数据证明“理至文亮共九代”、粤东五县谱（五华、兴宁、平远、紫金、龙川）记载的提龄生于公元1229年合理。此文在锺氏自强微信群引来了讨论。
    很快，有宗亲在当月25日在群内发文，也是用数据论证五龄公世系，用他的相关族谱“数据”对我的“数据分析”提出质疑，并认为提龄约生于公元1305年左右会更合理。对于他的论述，我不引用也不评论。
    下面，我只想引用该文提供的相关新旧族谱记载数据，应用两块“基石”进行检验，看看是否合理，供大家参考。为便于叙述，我定生于1229年的提龄为“提龄A”， 生于1305年的提龄为“提龄B”， 生于1078年的提龄为“提龄C”， 生于1099年的提龄为“提龄D”，以对应这些不同的出生年份。


    一、用两块“基石”进行检验


    因为我已经在此之前有多篇文章（上述“数据分析”只是其中的一篇）证明两块“基石”是正确的，证明提龄A生于公元1229年可信、证明“理至文亮共九代”合理。所以下面就用两块“基石”来对那些新旧族谱数据（即各种不同的提龄公的出生年份）进行检验。
    （一）据文章，有旧谱记载：“提龄公在元顺帝乙亥元统三年（1335）迁长乐，或移居长乐铁炉坝。”他假设提龄当年30岁，则提龄B约生于1305年。
    现用两块“基石”（应通和应铭）对提龄B进行数据探讨：
    1、兴宁岗背应通的世系：如果文亮为二世，则 “提龄B 1305 — 文亮 — 志聪 — 应通1380 ”，平均代距25年，合理；如果文亮为四世，则 “提龄B 1305 — 有始 — 升达 — 文亮 — 志聪 — 应通1380 ”，平均代距15年，不合理。好像应该取“提龄生文亮”才对，但是，我们还要对比应铭的世系，如下：
    2、龙川芝野应铭的世系：“提龄B 1305 — 有甲 — 升迎 — 文旺 — 应铭1356 ”。平均代距13年，完全不合理。
    所以，两块“基石”证明，提龄B虽然可以与“文亮为二世”对接，但无法与应铭对接。因此，“提龄B约生于1305年”的旧谱值得怀疑。
    此外，对1335年从福建迁广东长乐（今五华）的提龄B，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①“提龄B约生于1305年”与武平谱“理公生于1062年”，两者相隔243年。据粤东五县族谱记载，在理与提龄之间，二代三代四代六代的都有，但都在“六代”之内，没有七代以上的。243年按“六代”计算的平均代距是48.6年，很不合理。按二代三代四代计算则更不合理。 （如果以30年的代距计算，243年应该是“共九代”，但是至今没有看到过“理至提龄共七代”的谱，更不要说“共九代”了。）
    ②各地族谱记载的提龄之父有三个：理公、天柱公、响公。如果提龄来自福建，他的父亲只能是理公（因为天柱公和响公都生在广东）。由上可知，理公是243岁时在福建生下提龄B！很不合理。
    ③提龄B的原生地在福建的什么地方？或者说理公是去了福建的什么地方避难？是在什么地方生下了提龄B的？ 是武平千家坪、上杭井秋坑还是长汀某地？没有说清楚，很含糊。  所以，“提龄B约生于1305年”的旧谱是值得怀疑的。（注：据五华谱，理公的避难地是铁炉坝，提龄的出生地也是铁炉坝。）
    （二）据文章，有《2006赣南锺氏族谱》记载：“提龄C生于1078年。”
    我同样用两块“基石”（应通和应铭）对它进行数据探讨：
    1、兴宁岗背应通的世系：如果文亮为二世，则 “提龄C 1078 — 文亮 — 志聪 — 应通1380 ”，平均代距101年，很不合理；如果文亮为四世，则 “提龄C 1078 — 有始 — 升达 — 文亮 — 志聪 — 应通1380 ”，平均代距60年，也很不合理。
    2、龙川芝野应铭的世系：“提龄C 1078 — 有甲 — 升迎 — 文旺 — 应铭1356 ”。平均代距75年，也是很不合理。
    所以，两块“基石”证明，“提龄C生于1078年”的《2006赣南锺氏族谱》既无法对接应通，也无法对接应铭；值得怀疑。
    （三）据微信群其他宗亲转发的“2008第2次修订的《四川内江 钟氏族谱》”，这是文亮应乾廷器系的“内江谱”，其中列表记载：“提龄D生于1099年”。
    我同样用两块“基石”（应通和应铭）对它进行数据探讨：
    1、兴宁岗背应通的世系：如果文亮为二世，则 “提龄D 1099 — 文亮 — 志聪 — 应通1380 ”，平均代距94年，很不合理；如果文亮为四世，则 “提龄D 1099 — 有始 — 升达 — 文亮 — 志聪 — 应通1380 ”，平均代距56年，也不合理。
    2、龙川芝野应铭的世系：“提龄D 1099 — 有甲 — 升迎 — 文旺 — 应铭1356 ”。平均代距109年，很不合理。
    所以，两块“基石”证明，“提龄D生于1099年”的《2008内江锺氏族谱》既无法对接应通，也无法对接应铭；值得怀疑。
      综上，只有提龄A生于1229年，才能对接这两块“基石”！ 其他的生于B 1305年、C 1078年、D 1099年等，都无法与这两块“基石”对接！
    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2006年的“赣南谱”和2008年的“内江谱”，都是1949年之后的“新谱”，不是1949年之前的“老谱”。这两本现代“新谱”的特点是：都改造了旧谱，按编者的意愿标上了旧谱所没有的各代世祖的生卒年份。对比武平和兴宁，此两地谱是下游谱。但他们只是对接了上游谱即武平谱的“理公生于1062年”，却无法与中游谱的粤东谱“提龄公生于1229年”对接；据我分析，这两本谱都是“理公提龄文亮应乾系谱”，其问题都可能出现在“七廷公”之后而非“七廷公”之前。（见《逆向考证的“基石”和提龄公世系说评》和《对广东兴宁文亮应乾脉系的探讨分析》）
    1949年之前的“老谱”和1949年之后的“新谱”有什么差别吗？ 当然有！差别在哪里？我在2018-10-16某家谱微信群中回应北京某宗亲的提问时是这样说的：
    【 …… 因为是明朝嘉靖皇帝在公元1536年才解禁民间建祠修谱，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族谱大都是明清民国时期的谱。
    明清谱的特点有三： 1、祖先都是官员，非文即武，都很优秀； 2、祖先都长寿，但基本上都没有记载其生卒年份； 3、祖先都很正派，没有奸诈之徒。
    近代族谱则更离谱： 1、所有的世祖都有了生卒年份，甚至精确到“年-月-日-时辰”； 2、许多重要的世祖的事迹，都比明清谱更祥实； 3、为了证明自己的族谱正确，不再私藏，而是要积极推向全国，力图将整个姓氏族系都用自己的族谱去统一。 …… 】
    以上说明，“老谱”和“新谱”虽然有差别，但“老谱”和“新谱”同样都存在问题，绝不是问题只出在“新谱”，以为“老谱”无问题，其实“老谱”的问题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后面会说到）；有的宗亲找到一本“老谱”，就认为它一定正确，用它去证明其他新旧族谱的对错，肯定是不恰当的。就是说“新谱”和“老谱”都需要探讨才能辨别对错。于是，我提出了“逆向考证”法，选定“基石”作为参考基点，对新旧提龄系族谱进行考证。上面就是我用两块“基石”对新旧族谱进行检验的实例，是否合理，供各地提龄系宗亲参考。


    二、为什么选择“基石”三条件中要强调“原生地”


    我在《逆向考证的“基石”和提龄公世系说评》和《“理至文亮共九代”的数据分析》中，都强调了“基石”选择的三个条件。
    选择“基石”的三个条件是：  1、作为基石的对象，要有记载其生卒年份的老谱或墓碑作依据；  2、这块“基石”，要尽量与有争议的世祖的世系靠近，其“原生地”必须与有争议的世祖相同；  3、在基石的“原生地”现在仍然有他的后代（即“某些现代人”），而且这些后代们与他有合理的符合人类生育规律的平均代距。
    例如，应通公就符合三个条件而被选为“基石”的： 1、兴宁岗背有谱记载（见《提龄公谱系全》），应通生于1380年；  2、卒于兴宁岗背的文亮有二世与四世的争议，而生卒都在岗背的应通是文亮之孙则没有争议（他们俩的“原生地”都在兴宁岗背，这样，没有争议的应通就有可能为解决存在争议的文亮的世系问题“出力”）； 3、在应通的“原生地”岗背至今仍然能找到他的大量子孙，而且这些子孙与应通之间有合理的平均代距。
    解决文亮的世系问题，为什么“基石”一定要在“原生地”兴宁岗背找？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如江西赣南或者四川内江去找？
    答：文亮是兴宁岗背的开基祖，这里也是应通的“原生地”。那些生活在兴宁岗背的旁系锺姓人，无人敢在岗背冒认自己是应通的子孙！即使是在公元1536年解禁民间修谱时，那些住在岗背的找不到源头的旁系锺姓人（假定是有的话），也不敢冒接在应通公的族系之下！  相反，那些不在兴宁岗背的例如外省的所谓“应通子孙”，就可能会有某一支是假的，无法成为“基石”。    为什么外省的“应通子孙”就有可能是假的？  答：那些外省的“找不到源头的旁系锺姓人”（请注意，我在这里是假定），在1536年之后建立族谱时因为“找不到源头”，只好依据“道听途说”而“误接”在了应通系下，成为“冒充”的应通子孙，而且在当时当地还不会有人反对！  这个原因就说明，“基石”应通的后代验证，一定要在兴宁岗背找，而不应该去江西赣南找或者去四川内江找。（同样的理由，找第二块“基石”应铭的后代验证时，一定要在龙川芝野找，而不应该去其他地方找。）
    我在《逆向考证的“基石”和提龄公世系说评》和《“理至文亮共九代”的数据分析》中，已经用现在岗背的应通子孙验证了应通生于1380年可信（请注意，是用“现在岗背的应通子孙”而不是“现在外省的应通子孙”）。也以此“基石”为据，在《对广东兴宁文亮应乾脉系的探讨分析》中，证明应乾大约生于1375年，应乾系的“七廷公”则是生于1450年左右。那么，各地的应乾系族谱能否与“应乾大约生于1375年”实现对接，就可以发现自己的族谱是否有问题。
    所以，我在几篇文章中都强调“基石三条件”，由于有了正确的基石进行参照，我们才能确认“提龄生于1229年”是合理的。
    前面所述的那个“提龄约生于B 1305年”的旧谱 和“提龄生于C 1078年、D 1099年 ”等的新谱，都无法与“提龄生于A 1229年”进行对接，因此，提龄出生年份记为B、C、D的，应该是值得怀疑的有问题的谱！  
    在这里我们还能发现，在没有基石作为参照的情况下，用B谱可以证明C谱和D谱不合理，同样，用C谱D谱可以证明B谱不合理；而事实是，B、C、D谱都不合理。所以我们不能用“以此谱怼彼谱”的方法去解决世系难题。在有了“基石”的参照之后，便让B、C、D谱的问题显露出来。。
    有人问我，有旧谱和地志记载：同样是生于兴宁岗背的“应通的四代孙廷宇公，是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巴陵县训导”，是否也可以成为基石？你为什么不选他为基石？
    我的回答是：（一）据兴宁谱《提龄公谱系全》，应通有具体的出生年份（1380），而廷宇却没有；（二）对世系有争议的是文亮（不是应通），而应通与文亮的世系近（只隔2代），廷宇与文亮的世系远（隔了5代），用应通去证明文亮应该比廷宇有优势，所以我只选应通为基石，一直没有考虑廷宇为基石。
    但是，其他人为了探讨，要选廷宇为基石，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议论。
    还有人问我，“应通与四代孙廷宇之间的平均代距合理吗？”
    我的回答是：看你怎样算。据兴宁谱应通生于1380年，但没有记载廷宇的出生年份，因此只能粗略推算；我的算法是，如果应通与廷宇之间的平均代距是38年，则廷宇约生于1494年，廷宇是在大约47岁时的1541年担任了“巴陵县训导”的职务；如果应通与廷宇之间的平均代距是36年，则廷宇约生于1488年，廷宇是在大约53岁时的1541年担任了“巴陵县训导”职务的。  不知道我对廷宇公的这种推算，兴宁岗背锺谱是否可以接受？


    三、文亮公的职位问题


    文章介绍：据《1828年谱》与《2018年中华锺氏总谱》，文亮公的职位是“敕授河南布政使司经历”。
    文章作者查了“明嘉靖1556-河南通志”，其中没有文亮公担任“河南布政使”职位的记载。但在“三司首领官”的介绍项里，有“布政司经历司 经历”的职位人数编制介绍；显然，“经历”是小官，河南通志是不会记载他们的名字的。
    所以他质疑：文亮公的职位到底是“从二品”的左右布政使？ 还是“从六品”的职务“经历”？值得注意。
    我相信他的质疑有道理。
    我觉得，依“明嘉靖1556-河南通志”的记载，来解读族谱记载的“敕授河南布政使司经历”，则可以读为：文亮公的职位，很可能不是“河南布政使司”的“布政使”，而是“河南布政使司 经历司”的“经历”。
    这样的解读，确实很符合族谱记载的这段文字。我们以前一直读成是省长级的“布政使”，说明我们对文亮公的任职认知是不准确的。
    但是，“明嘉靖1556-河南通志”能否用来解读明初洪武年间任职的文亮公？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当然，我一直关心的是世系问题，对于文亮公担任的什么官（是官为“布政使”还是官为“经历”），是“省长”还是“处长”，没有太在意。


    四、“五龄”的父亲是谁？


    文章提到，旧谱记载的“五龄”之父有两个：“理公”或“天树公”；新谱却说是“响公”。究竟谁对谁错？
    我的看法是，说不清楚谁对谁错。  理由是：
    （一）按照我所依据的“天花板”武平谱理公生于1062年，和“基石”推算为合理的粤东谱提龄公生于1229年，其中存在着“167年的时空”，只有紫金谱的“六代说”能合理地解释这“167年的时空”。（见《“理至文亮共九代”的数据分析》）
    （二）从公元1136年“刚毅裕发”等十四祖在武平象洞修谱，至公元1536年明朝嘉靖皇帝解禁民间建祠修谱，中间有400年的“修谱空白期”。理至提龄的“167年的时空”是在这400年“修谱空白期”的前半期，各地在公元1536年续修族谱时都出现了漏记代数的情况，产生了世系错乱甚至记错了某些世祖的名字，其中的“大相--天柱--朝政--响”等的名字都可能有错，但存在这四代世系是肯定的，否则“生于1062年的理公”就不可能在167岁生出“生于1229年的提龄公”。（见《谁是广东铁炉坝锺姓开基祖》 ）
    显然，提龄（注：我重点关注提龄，其他四龄不是重点）的父亲是谁？ 我认为应该这样看，提龄的父亲都是提龄的后代在公元1536年之后续修族谱时补写的，理公、天树公、响公都被不同地方的谱写成提龄的父亲。面对这种情况，以谁为正确？有点难。
    但是，由“生于1062年的理公到生于1229年的提龄公”，167年的时空证明，只有“六代说”合理。以“理公”和“天树公”为父都与提龄的代距不合理。香港锺煜晟先生的《紫金县文振系族谱》记载的就是六代：“1理 —2大相 —3天柱 —4朝政 —5响 —6提龄”，这里是“响生提龄”，六代的代距则是合理的。（注：广东各地都有谱记载“理至提龄共六代”，但没有“共七代”或七代以上的谱。）


    五、应铭公的世系问题


    文章说到：“旧谱记载应铭公于元至正丙申年1356年生。但《1843年谱》与《1881年谱》皆记载应铭公世系为‘祥龄的后代’，而《1839年谱》则记载为‘千四郎的后代’，皆不是‘璧 ---有甲’的后裔。” 就是说，族谱来源不同，应铭的父亲也不同。
    我不知道这三本族谱来自何地，但我怀疑这三本旧谱的正确性。理由是：
    （一）应铭公是龙川鹤市芝野村的锺姓开基祖，《芝野锺谱》明确记载应铭公的世系是“提龄 — 有甲 — 升迎 — 文旺 — 应铭”，且应铭生于公元1356年。 （二）现在家居龙川鹤市芝野、生于1965年的锺进辉先生，是《芝野锺谱》的主编，他是应铭公的21世孙（见《逆向考证的“基石”和提龄公世系说评》），计算他与应铭公之间的平均代距为：（1965-1356）/ 20 = 30.5 年，很正常。
    据此，我相信了龙川鹤市《芝野锺谱》：应铭是“提龄--有甲”的后裔。
    因为它符合“基石三条件”，所以“应铭公生于1356年”还成为我探讨提龄系族谱的第二块“基石”。


    六、《锺氏渊源校正本》是否是锺家的“祸源”


    我在2019-1-2锺氏自强微信群讨论“九代说”时，有人认为“《锺氏渊源校正本》是锺家的祸源”。我对此不置可否，或者说并不完全认同。
    1999年出版的《锺氏渊源校正本》是“粤东三老”（大埔县锺用渣先生、蕉岭县锺汀剑先生、兴宁县锺泽民先生）的著作，他们将《汀州谱》或《锺氏九十五世祖名歌》的“1接 --2烈 --3复 --4叶 --5气 ------95理”分为“接系+烈系”，还被搬入锺蔚伦先生的《钟姓史话》发行全国扩散全球。《锺氏渊源校正本》改变了许多旧谱的世系表述，是锺家的“祸源”还是锺家的“福源”？ 现在还难下结论。理由是，
    《锺氏渊源校正本》对许多旧谱世系表述的改变，是有其道理的：
    （一）据旧谱表述所得的出生年份：接公生于-223年，烈公生于-334年，气公生于-225年（或-235年）。按照《锺氏九十五世祖名歌》的世系，他们与理公之间的平均代距都是14年左右，完全不符合人类的生育规律。说明旧谱记载的理公之前的“九十五世祖”世系很有问题。（见《清代的<祖名歌>及其历史教训》 ）
    （二）据旧谱，理公之后的世系也很不一致，例如“理与文亮之间”就有三代五代七代九代等不同的记载。（见《“理至文亮共九代”的数据分析》 ）
    （三）文亮应乾“七廷公”的各系谱都自称是提龄的后代，提龄至今不到800年，但“有的是生了20多代，有的已近40代，二者差距超出了人类生育规律正常范围，究竟谁对谁错？”（见微信文章《用数据看五龄公世系》 ）   我认为，对这个“不足800年竟达40代”的质疑，很有见地。对这个问题，我已有文章表达了看法和评论。（见《对广东兴宁文亮应乾脉系的探讨分析》和《逆向考证的“基石”和提龄公世系说评》 ）
    以上都说明，不管是理公之前的世系（如“锺氏九十五世祖名歌”，接与烈的父子争议，烈公至理公的世代数……等），还是理公之后的世系（如提龄有三个不同记载的父亲，应铭也有多个不同记载的父亲，理与文亮之间有不同数量的世代数……等），都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旧谱遗留下来的，不是1949年之后造成的。应该怎样纠正这些存在于旧谱中的问题？是人们编谱时必须面对的课题。
    我在《关于锺姓谱世系问题的思考》中，将锺姓谱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段”是立姓之前的阶段，不在本文议论，不谈。我认为，《锺氏渊源校正本》是要纠正烈公到理公之间的“第二段”世系问题，这是“粤东三老”的贡献。但他们的纠正是否正确？囿于他们的能力所限，肯定会有错，因为这毕竟只是三个人探讨的结果。将《校正本》搬入《钟姓史话》并用来指导各地编谱活动则是锺蔚伦先生干的，不能与“粤东三老”并论。锺敬和先生又用《锺史文选》专门去纠正《校正本》和《钟姓史话》之错，这也是他的一份贡献。但是，有贡献的人在贡献成绩的同时还会不可避免地“贡献”他们的错误！无疑，后人还要继续探讨以肯定他们的成绩并纠正其中的错误，让理公之前的世系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我花了时间寻找到“基石”，试图用逆向考证的方法解决“第三段”理公之后的世系问题，其中重点是“理与文亮之间”的世系问题，然后探讨文亮公之后（主要是“应乾公”之后）的各系谱的错乱问题。这与“粤东三老”一样，都只是一种个人探讨。反思过去的十年，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探索“九代说合理”的过程几乎与锺泽民先生曾经走过的途径好像是同一个方向，但远没有他那样深入；探索锺谱几十年的锺泽民前辈尚且会出错，那么，愚钝如我只有几年的探讨时间其结果当然会有错误的可能，需要大家指正，也乐意接受大家善意的批评（学术探讨需要的是公正平等，那些居高临下的指责和冷嘲热讽就不能叫平等，更没有善意）。
    正是许多旧谱都存在（特别是世系方面的）错误，锺谱的世系问题就成为我们面对的必须研究解决的第一大难题。争论了几百年的事实早已证明，这个问题已经不能“用此谱怼彼谱”的方法去解决，而只能寻找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上面所述后面二个时间段的世系问题就将永远成为无解之题。
    面对锺谱所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粤东三老”就非常大胆地“先吃螃蟹”，在《锺氏渊源校正本》中对锺家的渊源和世系都进行了探索和纠正，但是他们的探讨是否正确的纠正了旧谱的上述错误？这是另一个问题，是能力与水平的问题，出现错误的结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锺氏渊源校正本》确实有错，例如“锺邑大夫”，锺泽民先生在出书后给锺敬和先生的信中就承认是错了。那么，《锺氏渊源校正本》是锺家的“祸源”呢还是锺家的“福源”呢？  我的意见是，等到将来人们对颍川锺姓源流有了一致看法的时候（不管是多源的还是一源的），再来评价它才会公正。如果那时候证明它是错的，它就成为锺家曾经的“祸源”；如果那时候证明它是对的，那么它就是我们锺家之福。靠着已经面世的多源《中华锺氏总谱》和即将面世的一源《中华锺氏宗谱》，都不可能正确地评价《锺氏渊源校正本》！我的这个观点，当然也适用于锺蔚伦先生的《锺姓史话》。


    七、反思、感想和看法


    （一）无论是1949年之前的旧谱，还是1949年之后的新谱，在世系记载方面都存在着错误，而且互不相同差别很大，甚至争论了几百年，已经无法“用此谱怼彼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已处于“无解”的状态。
    （二）“丘氏谱法”将祖宗认同用“血缘认祖”和“文化认祖”分开来编写，是目前公认的一种较好的编谱方法。我采用的“逆向考证法”与“丘氏谱法”从后往前的血缘认祖编谱法很相似，是从后往前去考证世系。用“逆向考证法”的目的是让“无解”的世系问题变成“有解”。
    （三）对有争议的世系，我采用“基石”去进行“逆向考证”，显然，所选的基石是否正确，就决定了逆向考证的成败。例如，“理公至文亮公之间”的世系记载就很混乱，我选“兴宁谱应通公生于1380年”、“芝野谱应铭公生于1356年”为基石，再据“武平谱理公生于1062年”为天花板，证明“理至文亮共九代”的《紫金县文振系谱》合理。
    （四）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认为我选的基石“兴宁谱应通公生于1380年”有问题，有人认为我选的天花板“武平谱理公生于1062年”也有问题，他们要否定兴宁谱和武平谱的相关记载。这说明，即使“逆向考证”的方法正确，如果“基石”选的不对，结果也会有问题。就是说，用同一种考证方法，不同的人就会选用不同的“基石”，其考证结果就会有差异。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选的基石和天花板“数据”真的是错的吗？是兴宁谱芝野谱和武平谱用假数据骗了我们吗？由于我手上的资料太少，无法去证明兴宁谱芝野谱和武平谱的记载是否错误，更无法知道“应通公生于1380年”和“理公生于1062年”是否是有人杜撰用来骗人的，所以，我希望有能力的宗亲们去证明。就是说，对新旧族谱我都给予相应的尊重，我只是“逆向证明”了应通公应铭公他们的数据合理，并引用他们作为“基石”数据和理公作为“天花板”数据，但没有办法证明其数据绝对可靠。
    （五）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证实兴宁谱芝野谱和武平谱的记载真的是错了，则上述“九代说”就有问题，我当然不会再坚持“九代说”。然而，我们要关注的是“理至文亮之间究竟是多少代？”这样的一个大问题（不是只局限于某一个人），不要离开这个大问题去讨论； 希望大家能“破”也要能“立”，考证出“理至文亮之间”的正确世系。如果我们只是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只破不立”，这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因为“只破不立”还不如不破，保留原样让后代去解决岂不更好！
    （六）世系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学术是需要争论和探讨的，所有的历史真相都是学术探讨的结果。虽然我为“理至文亮之间究竟是多少代”的问题学习探讨了好几年，还为此写了好几篇文章，并且否定了自家谱的“三代说”相信了紫金谱的“九代说”（特别说明：我没有创造“九代说”，而是经过探讨后相信了记载“九代说”的多地族谱的合理性！），但是我的探讨是否真的合理，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我会欢迎大家指出和纠正我的探讨失误，以共同探讨出与提龄公密切相关的“理至文亮之间”的正确世系。


    我没有研究过锺姓源流，更没有成果。因为其他研究锺姓源流的老师，通常都拥有许多旧谱资料，可以研究锺姓全谱；而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但又想通过探讨解决理公之后与我自己有关的世系问题，虽然范围相对地要狭小得多，也仍然没有得到期许的结果，还需要时间的检验。然而，我已经尽力了，而且我还将探讨的过程、采用的方法、引用的资料、得到的结果、个人的看法和分析等等，全都通过文章告诉了大家，而且是和盘托出毫不保留，是对是错，摆在那儿，我已经无须自辨；锺谱是几百万锺姓人的集体大事，即使是理公后裔也有数十万之众，应该由大家一起去理性探讨解决新旧族谱所存在的问题，我的探讨只是抛砖引玉，没有必要为此而与任何人抬杠；岁月不饶人，身体状况告诉我，岁月不饶人，为自己和家庭，我现在需要的是少说多看“静心思过”，如果没有新的发现，我就不想再重复地述说前面的内容而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谢谢各地宗亲为我分享了你们多种新旧族谱资料信息。祝宗亲新春快乐！


    广东龙川 锺胜 2019-3-1


（原文作于2019-2-1，今修改于2019-3-1，标题与原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