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出了谢有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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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出了谢有顺
　　２月２４日，本报编辑谢有顺在北京接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评委会颁发的青年批评家奖。他是广东多年来第一个以批评获全国文学大奖的人，也是第一个以报人身份获文坛大奖的人。谢有顺的奇迹和异数正如南方都市报的奇迹和异数。我们从谢有顺身上看到了南方都市报在文化领域的活力，同时也看到了广东文化界复苏的迹象。
　　
　　【冯牧文学奖授奖辞】
　　　　
　　谢有顺的朝气、锐气和才气令人欣喜。他的写作保持着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品格，以鲜明的立论和泼辣的论辩介入纷繁的文学现状，表现了提出问题的眼光和勇气。他以犀利的思想评论见长，直面现代人的灵魂冲突，以批判的立场探讨当下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矛盾，使批评呈现为一种激越、敏捷、具有冲击力的思想交锋。但同时，他也相对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文本感受和艺术分析。
　　
　　【谢有顺面对获奖】
　　　　
　　获奖只不过是我私人领域的一个事件，与我周围的人并无太大的关系。在我老家，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在外地领工资不用干农活的人；在单位，我是一个编辑，这些身份都不需要文学成就来确认。……我的写作更像是私下进行的秘密游戏，从来没有刻意张扬过。
　　
　　简介
　　
　　谢有顺，男，１９７２年８月生于福建长汀，１９８７年就读于长汀师范，１９９０年保送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１９９４年毕业。１９９１年起，在《文学评论》、《花城》、《作家》、《钟山》、《大家》等刊发表有当代文学批评及思想随笔近百万字，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文学评论集）、《活在真实中》（思想随笔集）等。《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等刊长年的专栏作者。主编有“文学新人类”、“爱情档案”等丛书。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转载。曾获“《山花》理论奖”、两次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评论奖”，２００１年２月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新诗年鉴》编委。１９９８年２月起，为《南方都市报》编辑。
　　
　　■朋友贺电
　　
　　他这么年轻□谢冕
　　
　　祝贺谢有顺获奖！
　　　　
　　谢有顺呼唤并恪守的是普遍的人性和写作的尊严。他的文学批评是以人对世界和个人的生存状态的追问为出发点的。文学总是与人、与人的内心有关，因此，我认为他把握了作为文学批评的最基本的精神。他的文字总与我们身边所发生的、当然更有我们所感知的历史有深切的联系，不论他谈论的是什么，在那些文字的背后，我们总可以明显地觉察到我们曾经经历的、甚至现在正在经历的冲突和不安、挤压和苦难。
　　　　
　　他这么年轻，但他通过文字所表达的沉重的人世关爱，以及他对消费主义和游戏迷恋的警觉与怀疑，特别是他对文学在体现精神价值以至在传导意义乃至理想方面的关切，都体现出令人欣慰的成熟。
　　　　
　　谢有顺谦称自己读书不多，但我以为他是很有准备的。其实他涉猎甚广，视野相当开阔，睿智、机敏且文采焕然。特别是在上述我所特别注重的那些质素上，我以为他具备了作为一个批评家最可贵的品质。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事写真
　　
　　说起来也没什么□王小山
　　
　　谢有顺这人，要说起来也没什么，和我一样，走在街上看到美女一样瞳孔扩张；喝多了--虽然他很少喝酒--也一样脸会红，滔滔不绝地说话，并且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毫无顾忌……
　　　　
　　我在北京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名字，大概是在诗人伊沙回忆盘峰会议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了王家新的一句话，大意是：谢有顺是什么人？一个根本没人知道的人，也敢对诗歌说三道四？
　　　　
　　所谓的“盘峰会议”是诗歌界的一次研讨会，会议地点是北京郊外的盘峰宾馆。由于我不是诗人，无幸参加；不过有幸参加的诗人里许多是我的朋友，所以听他们说起来也津津有味--大致是诗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知识分子写作，一派是民间写作。两派吵得很厉害，互相不服气。
　　　　
　　我听到王家新的话，对谢有顺有了点兴趣，便找了一些他的文章来看，看过一些后，想：王家新当时可能没听说过谢有顺，但用不了多久知道这个人的会越来越多。
　　　　
　　后来我成了谢有顺的同事，日子久了，有了本文第一段那些印象。
　　　　
　　所以，我没觉得谢有顺如何如何，不过是在文章中说了些人话而已。之所以谢有顺让大家喜欢，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年头在文章里说人话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不是他真的有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好惊讶的□张超
　　
　　“谢有顺获得冯牧文学奖了？噢。”我周围的人在这个消息面前的表现大体都是如此，不比听说谢有顺刚拿到一笔稿费表现出更多的惊讶。这不奇怪，因为获奖这种事发生在谢有顺身上实在是太过平常了。跟他在一起多呆些日子，不定还有其它什么奇迹发生呢，对此我从不怀疑。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谢有顺总显得那么卓尔不群、与众不同，事实正相反，他是非常容易相处、而且很容易沟通的人，甚至我有时会觉得，光凭着这一种天生的性格或者后天的素养，他如果从政的话早已平步青云了吧，当然，假如真是那样既是文学界的不幸，也是他本人的不幸。
　　　　
　　总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让我想想，有的有的，比如前天，我们文体部的一位ＭＭ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忽然对自己的“文化”深度不大满意，在那里长吁短叹，发誓从今往后要猛看一些书，然后就幽怨地感慨：“看人家谢有顺多有学问，办公室书堆得都当桌子使……”
　　　　
　　除了书多，谢有顺的另一个强项是口才好，在文体部恐怕也就是王小山可与一拼，如果这俩人同时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基本上大家就不用插嘴了，就咧着大嘴乐吧。他不但话说得妙趣横生，而且信息量极大，以致于每次中午出去ＡＡ，大家就会四处张望，谢有顺和王小山呢？叫上叫上。
　　　　
　　比起他在批评界的声响，谢有顺在生活中的表现就太过从容淡定了，我倒盼望在他身上有更多的奇迹发生，让我结结实实地惊讶一回！
　　
                                                          （摘自南方都市报）
http://culture.netbig.com/topic/1016/20010305/1000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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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答南国都市报王亦晴问

2007-01-19　01:20:53
http://blog.sina.com.cn/u/59380f50010007cb
大中小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本报专访著名文学批评家，中山大学教授、博导谢有顺

文/ 本报记者 王亦晴　2007年1月18日　来源：南国都市报
所引网址：http://ngdsb.hinews.cn/php/20070118/202316.php


    “文学批评家”，一个听起来是高深莫测的名号。然而，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同时是个谦和、理性而务实的人，对学术和生活都保持着谦虚而不拘束、不轻狂的态度。日前，谢有顺来海口开会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批评家的真实形象

    记者：您认为批评家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
    谢有顺：这个时代，给批评家定了太多形象，其中最重要的形象是道德战士或勇敢的挑刺者。其实这只是批评事业的某一个方面。批评家除了扮演“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这一角色之外，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批评家可能更需要在作品中寻美——“寻美的批评”同样令人尊敬。批评批评，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然而，更重要的是，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需要用心去感受，用智慧去了解——失去了心、智慧和创造力，再勇敢的批评家也不过徒剩一个姿态而已。
    记者：身为文学批评家，面对作家可能的反抗和其他批评家的不同意见，如何保有理性、公平的态度？对一些非议，该如何去化解？
    谢有顺：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它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是写作，就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就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也不可能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有效的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没有客观不客观、公正不公正的区别，只有是否专业、是否站在良心的立场上说话的区别。至于面对一些非议，甚至一些批评意见，其实你只要站在一个诚实、谦逊的倾听者的角度上，就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对自己有益的——只要是有益的意见，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倾听。那些一被批评就生气的人，骨子里是没有自信的。
    记者：评论作品好劣有固定的标准么？有媒体报道您对余华的《兄弟》评价不高，是这样么？
    谢有顺：文学作品是仁见智的，不可能有固定的评价标准。关于《兄弟》，其实我总共只接受过一家媒体的采访，但后来各家媒体不断地转载，有的甚至还编造我说的话，这就给人感觉，我说了无数次话，这很荒唐。我对《兄弟》的个人意见，后来见到余华，当面也同他说过，我说，你让一个女人七年不洗头，让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隔几天就要抱一次电线杆摩擦，并说自己“性欲来了”，让一个老实、腼腆的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小镇当着一千多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抱起来并举起来，这些都写得太离奇了，不太合情理。
    也许有些人会说，生活中，可能真的会有这些情况存在，我不否认。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是通过个别写出普遍性来。如果个别只是代表个别，那就不算成功。偶然的事件，极端的举动，匪夷所思的情感，作家不是不可以写，只是，如果一部作品，通篇都充满这种偶然、极端和匪夷所思，就有问题了。好作家，往往不是通过极端来体现作品的力度的，相反，他可能通过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和经验，把力量隐藏在平常的人与事底下。这就好比真正痛苦的人，往往是哭不出声的；那些哭得惊天动地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故意哭给人看的。

“人应该有点理想”

    记者：您对“80后”、“美女作家”怎么评价？对于这种“贴标签”分门别类的做法您怎么看？
    谢有顺：任何一个写作群体里，都活跃着有才华的人。但我不认同这种文学分类。文学写作，讲究的是个性和创造性，把作家简单地贴上标签，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应该学习尊重作家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把他们的个性抹平。
    记者：您怎么看待作家的炒作？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么？
    谢有顺：据我所知，许多的炒作，都不是作家本人愿意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炒作都归罪于作家本人。过度的炒作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但我同时也认为，文学作品一旦出版，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商品，作一些必要的宣传和推广是可以理解的。宣传的前提是，必须尊重作品的实际。脱离作品实际的信口开河，对作家本人来说，其实是一种自我伤害。
    记者：您认为，所谓的“通俗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责任么？市场需求和社会责任的冲突该怎么处理？
    谢有顺：是一个人，就得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和你从事什么类型的写作，关系不大。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其实也就是对一个正常、健康的人的要求，作家并不需要向我们提供比一般人更多的道义和责任。遗憾的是，现在的很多作家，连一个普通人的道义感都丧失了，他们沉迷于一己之私，或者满足于写作所带来的微小利益，根本忘记了文学应该追问精神、解释人心。人是应该有一点理想的，不能完全失身于市场利益。
    记者：您对“文学已死”、“文学终会消亡”之类说法怎么看？
    谢有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出来宣布文学死了，但直到今日，文学依然活得好好的。轻言文学终会消亡的人，其实并不了解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文学是一种灵魂叙事、人心私语，只要灵魂还在，人心还有梦想，就一定还会有文学。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心无旁骛 内心自由

    记者：您新近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引进为教授、博导，据说成了中国最年轻的文科博导，且活在新的学术体制里，你觉得自己还能自由地发出声音么？
    谢有顺：自由在哪里？其实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对我来说，换单位只是一种职业的变化，它可能会带来时间、待遇方面的不同，却丝毫不会影响我的批评风格和批评立场。我有这方面的自信。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把他放在哪里他都是自由的；一个内心不自由的人，即便一人隐居在家中或山里，他也将是背着枷锁写作的——这样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记者：您获过很多奖，您对获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对今后发展有压力，或者不屑什么的？
    谢有顺：我对任何形式的获奖，均能以平常心面对。我不认为，获奖会改变我的写作路径和写作命运。写作只对写作本身负责，只服从于内心的需要。没有人可以为获奖而写作，也从来没有哪一个为获奖而写作的人是真能获奖的。我把任何的奖项都看作是写作的意外收获，是写作的副产品，如果有，当然很不错，尤其是奖金，可以成为低微的理论稿酬的弥补，是一个惊喜；如果没有，也不值得遗憾，你需要做的，只是继续写下去，而不是为所谓的获奖而奋斗———那是一件虚无的事。惟有写作本身是真实而令人激动的。

“海南的文化氛围令人向往”

    记者：谈点轻松的话题吧。您平时来海南多么？主要来做什么？
    谢有顺：不算多吧，海口和三亚去过几次，大多是参加文学会议。海南的文学气氛很好，从地理位置上说，它偏居一角，但这里策划的一些文学活动却能影响全国，可见，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有怎样的人，就塑造怎样的文化。
    记者：您对海南的印象怎么样？
    谢有顺：印象太好了。这里有着中国最好的空气和风光，又有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加上在海南这边生活的人，都很重情义，置身其中，觉得一个人很放松，也很纯净。更重要的是，海南的文化人身上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他们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守和探索，这使得海南成了一个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无法取得彻底胜利的地方，令人向往。
    记者：知道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谈谈好吗？
    谢有顺：这是一本人文讲演录，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修订而成的，由郑州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书名取《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包含了我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二者的结合，便是我理想中的好文学。
    我认为，文学要从俗世中来，作家呢，要有世俗心，要重视写人记事的合情合理，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还要把作者这个人摆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要让灵魂参与其中。钱谷融先生说：文学要写得真，并写得深，心就在其中了。这话说得好，是文学写作的总原则。而这些要点概括起来，就是我书名所说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人物简介

    谢有顺：1972年8月生，福建省长汀县人。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优雅的汉语》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和广东省作家协会，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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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答南国都市报王亦晴问

2007-01-19　01: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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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本报专访著名文学批评家，中山大学教授、博导谢有顺

文/ 本报记者 王亦晴　2007年1月18日　来源：南国都市报
所引网址：http://ngdsb.hinews.cn/php/20070118/202316.php


    “文学批评家”，一个听起来是高深莫测的名号。然而，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同时是个谦和、理性而务实的人，对学术和生活都保持着谦虚而不拘束、不轻狂的态度。日前，谢有顺来海口开会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批评家的真实形象

    记者：您认为批评家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
    谢有顺：这个时代，给批评家定了太多形象，其中最重要的形象是道德战士或勇敢的挑刺者。其实这只是批评事业的某一个方面。批评家除了扮演“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这一角色之外，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批评家可能更需要在作品中寻美——“寻美的批评”同样令人尊敬。批评批评，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然而，更重要的是，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需要用心去感受，用智慧去了解——失去了心、智慧和创造力，再勇敢的批评家也不过徒剩一个姿态而已。
    记者：身为文学批评家，面对作家可能的反抗和其他批评家的不同意见，如何保有理性、公平的态度？对一些非议，该如何去化解？
    谢有顺：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它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是写作，就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就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也不可能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有效的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没有客观不客观、公正不公正的区别，只有是否专业、是否站在良心的立场上说话的区别。至于面对一些非议，甚至一些批评意见，其实你只要站在一个诚实、谦逊的倾听者的角度上，就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对自己有益的——只要是有益的意见，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倾听。那些一被批评就生气的人，骨子里是没有自信的。
    记者：评论作品好劣有固定的标准么？有媒体报道您对余华的《兄弟》评价不高，是这样么？
    谢有顺：文学作品是仁见智的，不可能有固定的评价标准。关于《兄弟》，其实我总共只接受过一家媒体的采访，但后来各家媒体不断地转载，有的甚至还编造我说的话，这就给人感觉，我说了无数次话，这很荒唐。我对《兄弟》的个人意见，后来见到余华，当面也同他说过，我说，你让一个女人七年不洗头，让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隔几天就要抱一次电线杆摩擦，并说自己“性欲来了”，让一个老实、腼腆的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小镇当着一千多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抱起来并举起来，这些都写得太离奇了，不太合情理。
    也许有些人会说，生活中，可能真的会有这些情况存在，我不否认。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是通过个别写出普遍性来。如果个别只是代表个别，那就不算成功。偶然的事件，极端的举动，匪夷所思的情感，作家不是不可以写，只是，如果一部作品，通篇都充满这种偶然、极端和匪夷所思，就有问题了。好作家，往往不是通过极端来体现作品的力度的，相反，他可能通过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和经验，把力量隐藏在平常的人与事底下。这就好比真正痛苦的人，往往是哭不出声的；那些哭得惊天动地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故意哭给人看的。

“人应该有点理想”

    记者：您对“80后”、“美女作家”怎么评价？对于这种“贴标签”分门别类的做法您怎么看？
    谢有顺：任何一个写作群体里，都活跃着有才华的人。但我不认同这种文学分类。文学写作，讲究的是个性和创造性，把作家简单地贴上标签，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应该学习尊重作家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把他们的个性抹平。
    记者：您怎么看待作家的炒作？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么？
    谢有顺：据我所知，许多的炒作，都不是作家本人愿意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炒作都归罪于作家本人。过度的炒作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但我同时也认为，文学作品一旦出版，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商品，作一些必要的宣传和推广是可以理解的。宣传的前提是，必须尊重作品的实际。脱离作品实际的信口开河，对作家本人来说，其实是一种自我伤害。
    记者：您认为，所谓的“通俗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责任么？市场需求和社会责任的冲突该怎么处理？
    谢有顺：是一个人，就得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和你从事什么类型的写作，关系不大。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其实也就是对一个正常、健康的人的要求，作家并不需要向我们提供比一般人更多的道义和责任。遗憾的是，现在的很多作家，连一个普通人的道义感都丧失了，他们沉迷于一己之私，或者满足于写作所带来的微小利益，根本忘记了文学应该追问精神、解释人心。人是应该有一点理想的，不能完全失身于市场利益。
    记者：您对“文学已死”、“文学终会消亡”之类说法怎么看？
    谢有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出来宣布文学死了，但直到今日，文学依然活得好好的。轻言文学终会消亡的人，其实并不了解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文学是一种灵魂叙事、人心私语，只要灵魂还在，人心还有梦想，就一定还会有文学。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心无旁骛 内心自由

    记者：您新近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引进为教授、博导，据说成了中国最年轻的文科博导，且活在新的学术体制里，你觉得自己还能自由地发出声音么？
    谢有顺：自由在哪里？其实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对我来说，换单位只是一种职业的变化，它可能会带来时间、待遇方面的不同，却丝毫不会影响我的批评风格和批评立场。我有这方面的自信。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把他放在哪里他都是自由的；一个内心不自由的人，即便一人隐居在家中或山里，他也将是背着枷锁写作的——这样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记者：您获过很多奖，您对获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对今后发展有压力，或者不屑什么的？
    谢有顺：我对任何形式的获奖，均能以平常心面对。我不认为，获奖会改变我的写作路径和写作命运。写作只对写作本身负责，只服从于内心的需要。没有人可以为获奖而写作，也从来没有哪一个为获奖而写作的人是真能获奖的。我把任何的奖项都看作是写作的意外收获，是写作的副产品，如果有，当然很不错，尤其是奖金，可以成为低微的理论稿酬的弥补，是一个惊喜；如果没有，也不值得遗憾，你需要做的，只是继续写下去，而不是为所谓的获奖而奋斗———那是一件虚无的事。惟有写作本身是真实而令人激动的。

“海南的文化氛围令人向往”

    记者：谈点轻松的话题吧。您平时来海南多么？主要来做什么？
    谢有顺：不算多吧，海口和三亚去过几次，大多是参加文学会议。海南的文学气氛很好，从地理位置上说，它偏居一角，但这里策划的一些文学活动却能影响全国，可见，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有怎样的人，就塑造怎样的文化。
    记者：您对海南的印象怎么样？
    谢有顺：印象太好了。这里有着中国最好的空气和风光，又有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加上在海南这边生活的人，都很重情义，置身其中，觉得一个人很放松，也很纯净。更重要的是，海南的文化人身上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他们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守和探索，这使得海南成了一个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无法取得彻底胜利的地方，令人向往。
    记者：知道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谈谈好吗？
    谢有顺：这是一本人文讲演录，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修订而成的，由郑州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书名取《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包含了我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二者的结合，便是我理想中的好文学。
    我认为，文学要从俗世中来，作家呢，要有世俗心，要重视写人记事的合情合理，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还要把作者这个人摆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要让灵魂参与其中。钱谷融先生说：文学要写得真，并写得深，心就在其中了。这话说得好，是文学写作的总原则。而这些要点概括起来，就是我书名所说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人物简介

    谢有顺：1972年8月生，福建省长汀县人。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优雅的汉语》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和广东省作家协会，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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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解读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荣誉与反思

[ 文字：记者 曹得宝 实习生 彭博 蒋雨欣 | 图片： | 编辑：贺静 叶璐熠 ]
[ 提交：2012-10-17 23:06:57 | 审核：2012-10-18 08:51:23 | 点击：163 ]

   
　　本网讯 “几乎所有批判莫言的知识分子，都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一无所知的”。10月17日下午，针对近日我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于该事的反应，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与莫言交谊深厚的谢有顺教授在北校区图书馆负一层报告厅开讲人文大讲坛2012年第十讲“我所认识的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

讲座现场

　　此活动由校党委宣传部和图书馆主办、中文学院协办。校党委副书记陈建平、宣传部部长胡文涛、中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和民、图书馆馆长伍方斐、宣传部副部长陈红霞、中文学院副院长刘小平等出席了讲座。讲座由胡文涛主持。
　　讲座开始前，陈建平代表学校向谢有顺赠送了纪念品。

陈建平向谢有顺赠送纪念品

诺贝尔文学奖喜欢颁给什么样的作家

　　讲座伊始，谢有顺就提出，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新中国公民，更因为中国人对于诺奖有一种深厚而纠结的情结。他对目前网络上流传的批判莫言的种种言论表示不赞同，认为国人不应该过分政治化、偏激化地解读莫言。

　　　　　　　　谢有顺认为国人应理性解读莫言获奖

　　他认为，诺奖喜爱有如下特点的作家：一是具有独特的文学观点和文学主张；二是用现代手法去创作，在写作方式上有突破，而莫言正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之一；三是以乡土文化为创造题材，而莫言正是中国乡土文学作家的优秀代表，“写中国的乡土生活方可真正代表中国”；四是敢于批判社会，具有高度警觉精神。谢有顺强调，“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会遗漏好的作家，但绝不会让一个差的作家站在领奖台上！”

莫言的获奖特质：感官　凶猛　探索　体量

　　谈及莫言获奖，谢有顺认为不是莫言需要什么奖项，而是诺奖需要莫言。莫言本人及其作品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学品质，谢有顺将其总结为四个关键词：感官、凶猛、探索和体量。

　　谢有顺形容莫言是在用全身器官进行写作。在他的文字中，人们看到一个热闹的、有血有肉的世界，在文字普遍苍白无力的当今中国，是莫言引领了感官的全面解放。同时，莫言的文字又是凶猛的，莫言通过向世人揭露血淋淋但却真实存在的黑暗与丑恶来向警示国人，告诫国人。也正是这种追求才促使莫言不断寻找新的表达、叙述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当今文学普遍欧化的时代，莫言却上溯至本民族传统文学中去寻找灵感，如传统戏曲茂腔、章回体和书信体的运用等都贡献了新的艺术经验。最后，谢有顺提到，莫言的作品具有庞大的精神体量，是顶立在天与地之间的。

莫言获奖之启示：中国文学需要容纳莫言

　　“我认为这是文学的胜利，但这不是主流文学的胜利！”谢有顺在谈及莫言获奖的启示时犀利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主流文学一度想要绞杀莫言，莫言的文学不是主流，却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是中国文学多元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学需要容纳莫言。

　　他还谈到，莫言的作品大量使用了被新文学摒弃的传统文学叙事方法，因而，莫言获奖，不是中国新文学的胜利，也不是白话文学的胜利。他认为在文学语言中充分利用方言可以使作品更丰富多彩，更具有泥土气息和身体的气息。他说：“语言的规范是对人的感觉丰富性的限制、删除。”同时，他也认为白话文学以普通话为蓝本一统天下的文学创作需要反思。

　　讲座结束之后，谢有顺还就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岭南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等问题与我校师生进行了进一步交流。

西田苦笋

见过他两次,合过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