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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海外客家人刻苦耐劳，艰苦拼搏，团结互助，在长期的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将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与精神品质如爱国忠义，开拓进取，劬劬创业等进一步发场光大，与侨居地人民和睦相处，胼手胝足，共同创业，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作为对祖籍地的回报，他们对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对侨居地的贡献
如梅县松口镇张榕轩昆仲在当地建大桥、医院、学校等。客家学校如华文学校等（待补）。
二、 对祖居地的贡献
1、 关心祖国家乡的经济建设
海外客家华侨经几百年艰苦努力，终于在侨居地建立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不但关注侨居地的建设和福利事业，很多人更重视对祖国家乡的经济建设，对侨乡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末明初的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祖籍广东大埔，18岁到雅加达拓荒，种植橡胶园和开采锡矿，成为南洋首屈一指的巨富，被清朝委任为驻新加坡总领事。他曾投巨资修建广三（广州至三水）和粤汉（广东至武汉）铁路。又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该公司酿造的白兰地在1914年美国三藩市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章，现在中国出口的金奖白兰地就是张弼士的杰作。此外，他还在广州、雷州、惠州、佛山创办种植业，并捐资广州中山大学修建庞大的校舍和广州岭南大学一座纪念堂。
又如，祖籍广东梅县松口，在南洋拓荒的张榕轩和张耀轩兄弟，曾投身张弼士门下谋生，发迹致富后，与松口华侨谢梦池投巨资修建潮汕铁路，全长40公里。20年代中期，梅州客家华侨始在家乡捐资兴建公路，大大改变了过去“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的交通状况，方便了华侨出入侨乡。从1927年至1933年为梅县兴建公路的鼎盛时期，先后修建梅松、梅宫、梅西等10多条公路，并组建了不少车行公司，其资本数额不等，其中主要者，请见下表。
表1 客家华侨（梅州地区）投资公路建设一览表
创办年代（年） 公 路 名 称 经营形式 主要投资人 侨居国 资本额（银元） 其中侨资（%）
1927 梅松公路（利群公司） 股份 饶弼臣等 印尼 80，000 60
1932 梅丙公路（益通公司） 股份 刘氏 印尼 30，000 50
1932 梅南公路（益民公司） 股份 潘氏 印尼 80，000 20
1932 梅瑶公路（富有公司） 股份 李暂麟 缅甸 60，000 50
1933 梅石公路（永兴公司） 股份 不祥 印尼 75，000 33
1933 梅太公路 股份 高荣初 印尼 50，000 50
1934 蕉武公路 股份 罗氏 印尼 75，000 50
1934 梅西公路（义学公司） 股份 不祥 东南亚 50，000 50
1934 梅正公路 股份 不祥 印尼 60，000 60
1934 丙蓬公路 股份 不祥 印尼 30，000 50
1935 梅畲公路 股份 不祥 东南亚 80，000 50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料汇编》（1840——1949）第二卷，广东部分（第四编），1960年，第3—4页
20世纪30年代，梅州客家华侨先后在梅城、丙村、松口三地建起梅江、锦江、梅东三座大桥。客家华侨在家乡捐建公路，大大改变了过去“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的交通状况，方便了华侨出入侨乡。
客家华侨还广建屋筑街，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梅州客家华侨在梅城、松口、丙村三个市镇投资兴建的房地产共有1298户，共投资6，228，000元，约占当地私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马来西亚华侨姚德胜则是回乡投资的先驱。1910年他返回故里创办纺织厂，首开嘉应五属在乡兴建现代工业之先河。梅州客家华侨回乡投资主要在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59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所作初步调查，新中国成立前，梅州客家华侨投资的企事业，除房地产业外，还有商业、金融业、工业、交通业、服务业和矿业等，详见表2。
表2 梅州客家华侨回乡投资一览表
部 门 户 数 投 资 额（元）
房地产业 1298 6，228，000
商业 152 3，540，870
金融业 60 2，037，430
工业 14 952，300
交通业 32 939，000
服务业 35 733，450
矿业 5 340，800
合计 1596 14，771，850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料汇编》（1840——1949）第二卷，广东部分（第一编），1960年，第40页
2、捐资兴学，赞助教育事业
重视教育是客家人的传统观念。因为客家人多数居住在穷乡僻壤，山多田少，读书便成了客家人谋生的一条出路，形成了“家庭生活再穷苦，卖屋卖地也要供子弟上学读书”的社会风尚。正是在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意识的影响下，不少客家地区发展成为人才辈出的人文秀区。
在海外的客家人一方面受家乡重视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感到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对谋生和事业的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每到一地，只要有所发迹，首先想到的是兴办教育，培育后代，同时也非常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把兴办教育当作义不容辞的天职和报效桑梓的头等大事。梅州市重点侨乡县80%以上的中、小学校均是海外侨胞捐资创办的。如全国重点学校梅县东山中学创办于1913年，由华侨丘燮亭、谢逸桥、叶子彬等人创办，仅丘氏一人就捐赠大洋近万元。从1913年至1949年东山中学的建校费用和常年经费，基本上都是由本地华侨捐赠的。 五华县三间重点中学华城中学、水寨中学、安流中学均是马来西亚华侨李桂和先生创办的。大埔、丰顺、兴宁、平远、蕉岭不少学校都是华侨捐资创办的。这些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人才散居在世界各地。
祖籍福建永定、旅居新加坡的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20世纪上半叶先后在海外创办和捐助学校达40多所。在国内，由他捐助过的大学有大厦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学院等，捐助过的中学有汕头回澜中学、汕头女子中学、 石中学、正始中学、海南琼海中学、福建厦门双十中学等；三十年代，为了普及教育，他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捐资350万元，在全国兴办1000所小学，其中计划福建省兴建100所，广东50所，全国其他县则每县一所。不久，福建已建20多所，全国仅完成300多所，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尽事业，余款被国民党政府移作购买救国公债。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客家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报效桑梓的心愿付诸实现，关心家乡文教事业发展，捐资办学形式多样。以梅州为例，第一，重点支持家乡教育的硬件建设。广大侨胞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最普遍的方式是捐建和扩建学校或改善办学办公条件。目前，梅州市各类学校中，有许多是华侨独资兴建的，如曾宪梓中学、田家炳一中、丰顺中学、永光中学等。田家炳先生先后资助中国大陆嘉应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30间大学兴建师范教学楼，累计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第二、设立教育基金和奖教奖学金。如香港嘉应商会与32乡贤共同发起募集嘉应大学办学基金1200万港元，用于建造嘉应大桥，将所收机动车过桥桥费用于补充嘉应大学的办学经费。曾宪梓先生捐1亿元在中国设立教育基金，每年用基金利息奖励优秀教师。同时侨胞积极响应家乡政府号召，踊跃捐助教育基金，仅1994年首届教育基金百万行中，侨胞姚美良、陈泰来等就捐资共301万元。第三、推动教育软环境建设。如田家炳先生于1997年他邀请国家教委领导及全国17所师范院校校长考察梅州教育。同年12月，曾宪梓博士邀请由80多们教授、专家组成的“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梅州考察团”到梅州考察，加深了各界对梅州教育的了解，加强了与国内外的联系。第四、关心教师、培养和稳定教师队伍。侨胞充分认识到师资质量和教师队伍的稳定对于教育的重要性，田家炳先生先后委托广东教育学院、嘉应大学等院校代培师资；萧畹香先生捐资80万元给山区教师在县城建房，并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奖励长期扎根于山区的教师及子女。在广大侨胞的捐助下，梅州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于1996年顺利完成“普九”验收工任务，而且在教育质量、办学条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梅州“文化之乡、华侨之乡”更是名声在外。
3、支持中国革命
海外客家华侨华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将领和革命志士。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客家华侨华人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支持最坚决、最有力。孙中山领导革命的初期，其主要的左右手大多数为客家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初期，客籍留日学生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炯、何天翰等23人加入同盟会，不少人还担任重要职务。如谢逸桥为岭东代理主盟人，谢良牧为会计长，何天翰为广东分会会长。 他们在宣传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发动募捐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著名者如谢逸桥、谢良牧兄弟，他们先后在梅县松口镇创立师范传习所及体育传习所、松口体育会，并创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华新报》，积极鼓吹革命。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之初，经费缺乏，“谢逸桥、谢良牧慷慨捐赠”。谢家当时是华侨巨富，据谢崇基、谢康基等说：“谢家为了支持孙中山，最后倾家荡产”。 孙中山在海外建立革命政党，发展组织，筹措资金进行革命，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在客家华侨华人中进行的。后来，孙中山回到国内领导革命，每次发动起义，都有客家华侨华人在前面冲锋陷阵，直至献出生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此，发自内心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由此可见，客家人对中国历史进程是有重大影响的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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