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

城客

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 发布时间：2014-03-28 18:45:30   

客家大本营的赣、闽、粤边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几次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和可靠的根据地，尤其是朱毛红军善于战斗、敢于战斗、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赣南、闽西、粤东革命根据地的客家儿女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铁骨、气冲霄汉之悲壮，正是客家精神一脉相承，在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充实升华的结果暨客家人在其中作用的凸现。以下史实便可见一斑：1928年4月下旬，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及其后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在全国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更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1928年11月7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1929年1月14日兵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国民党方面集中如此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此前还从未曾有过。由于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边界山中积雪不消，加之敌人的经济封锁，使“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军民给养告罄、粮弹缺乏，衣履饮食极端困难，处境险恶。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时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国共*党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的毛泽东镇定自若、运筹帷幄，遂于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路（露）村主持召开井冈山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攻势防御方针，即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配合边界各县地方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则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向具有“天然和革命双重优势”条件的客家大本营赣南、闽西出击，以吸引“会剿”敌军离开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去，减轻井冈山压力，并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待在赣南寻机歼灭敌军一部后，红四军再绕道返回井冈山，与守山红军内外配合，击败敌军，恢复根据地。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3600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朱毛红军主力在向赣南出击的最初阶段便历经艰难：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斗争时期完全不同。加之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又受着敌军重兵的尾追和袭击，故屡次遭遇险境。如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大余县城一战遭到失败，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且被国民党两个旅五六个团兵力前堵后追；特别是同年2月3日凌晨，红四军军部在赣南寻乌圳下村遭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刘士毅部第十五旅突然袭击，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部领导人险遭不测，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受伤被俘遇害，部队一度士气低落。正如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然而，面对艰难险境，秉承了客家英雄性格的朱毛红军却无所畏惧!一方面，红四军指战员战胜饥饿与严寒，以每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向赣南、闽西进逼；一方面，从战术上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其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以利于红军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我方的主动地位。1929年2月11日在瑞金大柏地一线，红四军歼灭尾追的国民党“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部两个团，变被动为主动。这次战斗，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这次战斗，也使朱毛红军所秉承的客家人敢于战斗、善于战斗、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同年2月13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又经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独立第四团会合。后鉴于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队突围下山，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且国民党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及其他军队对东固采取包围之势，而原“追剿”红军的江西国民党军队则奉命北调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赣南敌方兵力空虚，同时在闽西乃至福建境内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加之赣、闽两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便于红四军的发展，故朱毛红军主力于同年2月25日离开东固，先后绕道永丰、广昌、石城等县，再东进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同年3月14日，红四军在闽西长岭寨全歼国民党福建省防军郭凤鸣旅，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给养。接着又回师赣南，同年4月1日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同年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又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就这样，朱毛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以艰苦卓绝、冒险犯难、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战胜了一个个险恶，最终赢得了主动。

嗣后，经过“三湾改编”、“赣南三整”和“古田会议”洗礼，具有优良的政治、军事素质的朱毛红军（红一军团，后为红一方面军）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这支所向披靡、威震敌胆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又以“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的正确战略方针和战术暨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在中央苏区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捍卫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尤其是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长征时，朱毛红军（即中央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在极端艰难恶劣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百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硬是靠双脚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十一个省，历经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克许多城镇，最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使敌人的围追堵截以失败而告结束，中国革命由此转危为安。朱毛红军长征的传奇性故事，传遍国内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在上海的鲁迅曾向中国共*党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人民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长征精神不仅显示了中国共*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更加充分地阐释了客家精神之内蕴，凸现了客家精神之特质!

客家精神不仅在朱毛红军中得以传承和张扬，同样在朱毛红军所创建的中央苏区（客家大本营的赣南和闽西）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朱毛红军之所以在苏维埃革命时期能不断发展壮大，并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一次次战胜敌人，其根本原因在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广大客家子弟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尤其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正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客家精神暨革命传统!由此，英雄的性格造就了英雄的壮举：在闽西，盛传祖、孙三代当红军；在兴国，更有满门忠烈为革命!据资料不完全统计，在闽西就有10万余人参加红军游击队，有2万余人参加长征，有23700多名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13万人口的地区长期保留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有610个基点村一直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赣南客家人参加红军和参加赤卫队、担架队等支前作战的革命热情更是令人钦佩。据统计，苏维埃时期，赣南总人口只有240万，而参加红军的就达33万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的约60万人。兴国县作为赣南纯客县，总人口231000人，参加红军的为55000人，每9个人中至少有2人参加红军，22％的兴国人参加了红军，尤其是1933年春，中国共*党中央局提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整个苏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兴国模范师全师5116人率先全体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6师。这一壮举被临时中央政府嘉誉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

在他们的带动下，瑞金模范师4200人、胜利模范师2895人，博生县17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博生团”、石城8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石城团”和一都模范师1900余人、赣县模范师1860余人，均先后整师、整团地加入了红军。仅“红五月”1个月内，江西苏区全省就扩大红军约25000人。1933年夏，中央苏区还先后创建了苏区“工人师”（后改称为“中央警卫师”）和“少共国际师”。这两个师中，大部分是赣南客家子弟。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兴国县长岗乡，青壮年男子80％去当了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瑞金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家，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人。这个区的一户农民，8个兄弟一起报名要求参加红军。甚至许多年仅十几岁的少年，也软磨硬缠地要求当红军上前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000多人。其中赣南客家人便有50000多。在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的五次反“围剿”中，赣南客家人更是踊跃支前。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期间，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约60万人，其中既有青壮年男女，也有白发老人和儿童团员，尤以妇女为多。瑞金县苏区人口240000人，支前作战人数达50000人；于都县苏区人口344000人，支前作战人数达64300人。1932年8、9月间，红军发动宜乐崇战役，宁都县动员长短夫14000余人参战支前。这年10月据兴国县委统计，全县参加支前的担架队5024名、救护队2519名、洗衣队3254名、破坏队2474名、运输队6790名、慰劳队2754名、向导队1564名，全县16个区支前客家群众达24361名。1933年2、3月红军第4次反“围剿”期间，毗邻战场的宁都东韶、肖田、吴村及黄陂、小布等地客家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自觉组织担架、救护、洗衣、运输等各种支前组织，奔赴前线，其中仅担架队就有几百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伤病员全部被及时抢救回设在肖田的“野战医院”。客家群众还将蔬菜、猪肉、果品等送往医院，慰问伤病员。在踊跃参军和支前的同时，赣南客家子弟更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传统，作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赣南在苏维埃时期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0.8万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16。兴国县苏区时总人口23万人，为苏维埃革命牺牲的烈士便达23213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约12000人，平均每1公里的长征路上就倒下了1名兴国籍红军战士。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也有17200余人。此外，赣南还有千千万万被国民党杀害的普通客家百姓。据解放后调查统计，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的干部群众，瑞金有18000人；兴国被杀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一个乡被杀500多人、沙心乡全家被杀绝的37户；寻乌被杀4520人，被杀绝的900余户；宁都被杀4820人，其中干部1442人、群众3378人；上犹被杀干部1466人、群众658人。这些牺牲的英烈绝大多数为赣南客家人……就这样，身为苏区的闽、赣客家子弟，在那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里，为了捍卫苏维埃红色政权暨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心跟着党，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革命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客家的光荣传统，更张扬了客家人独特的精神个性。

又正是这种独特的英雄精神个性之熏陶和经过苏维埃革命的锤炼、孕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苏区客家优秀儿女暨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他们当中，不仅有张鼎丞、胡耀邦、康克清等一大批治国精英，更有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将帅朱德、叶剑英、肖华、陈奇涵、赖传珠、杨成武、刘亚楼暨114位中将中的曾思玉、温玉成、廖容标、黄志勇、傅连暲、邝任农、朱明、刘浩天、邱会作、康志强、谢有法，还有谢振华等119名赣南客家籍少将和百分之六十以上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客家人……尤其在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解放军将军中，仅赣南籍的便有132名（其中有3名上将、10名中将、119名少将）。

赣南纯客县的兴国更是成了驰名中外之将军县，解放军将军达54名之多。由此可见，由客家人集聚所在地的赣、闽中央苏区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不愧为中国共*党的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的人才库!在这块客家大本营的红色土地上，秉承了客家英雄性格的朱毛红军暨闽、赣苏区的客家子弟，更是以其英雄的性格创造出了英雄的业绩。诚如中国共*党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党在创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积累了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使中央苏区的40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培养了以“苏区干部好作风”为特色的优良革命传统；发展了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武装斗争中创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学会了治国安民的本领，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力量，为尔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这块红土地上创造了中国共*党党史、共和国史上的诸多“第一”……朱毛红军暨赣、闽苏区人民正是以其卓尔不群的客家英雄性格和在现代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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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