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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至文亮共九代”的再说明
2016-6-10有朋友通过QQ给我发来钟敬和先生致钟树芳、钟义华、钟炜彬、钟乃新等四位宗亲的信（下面简称《信》）。我知道，这四人是《還原花都會議真相》的作者（见于颍川锺氏网>百家争鸣栏目），我估计这封信应该是敬和先生针对《還原花都會議真相》这篇文章的某些内容而写的。
我在2016-5-19发表文章《钟姓源流探索和编谱宗旨的迷失》，说钟姓为编总谱至今出现过二次宗旨迷失：第一次的宗旨是“以《钟姓史话》为纲” ———— 颍川锺氏为烈、接两系；第二次的宗旨是“2014-4-17的花都《会议纪要》” ———— 由锺仪一统天下钟姓，颍川锺氏烈、晏两系都是锺仪的血缘后代。这二次宗旨迷失造成了无法最终完成《中华锺氏宗谱》要在今春的出版计划。我在文中甚至预言将来可能会出现第三次宗旨迷失！我估计，第三次迷失很可能会在锺蔚伦先生的《钟姓史话》和锺敬和先生的《锺史文选》之间的选择中出现，因为在姓源始祖方面，这两书的差别最有代表性。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两书的源流差别：《钟姓史话》是“伯州犁食邑安徽凤阳钟离国，钟离接是钟姓接系始祖，宋康王偃之三子烈公在许昌改姓锺为钟姓烈系始祖”；《锺史文选》是“伯州犁食邑河南长葛钟离山，钟离接是钟姓接系始祖，宋康王偃之三子烈公在钟离山改姓锺离，他的曾孙气公才改姓锺为钟姓气系始祖”。这第三次是否会真的发生宗旨迷失，我不是神仙不敢预断，只说是“有可能发生”。
总体上我赞同《信》中的观点：伯州犁的食邑地是钟离山不是钟离国；气公是始祖，不能称烈系；应该坚持运亨、运丰二公的“首创宗谱”。如果《中华锺氏宗谱》真的编成钟离国或者烈系，我也会加以评论或者抨击。但是，我不打算在本文讨论钟姓源流，只讨论气系钟姓的姓后世系，因为对钟姓源流的讨论已经够多了。当然，对“十四祖”之前的各代世系，因为我没有研究过，所以我是完全地信了钟敬和先生的《钟史文选》，这里也不讨论。 但对“十四祖”之后的各世系，钟敬和先生在《信》中说要坚持老谱的“理公生五龄公”，对此，我是要质疑的。本文《“理至文亮共九代”的再说明》就是对他坚持“理生五龄”的再次质疑！
我为什么要再次质疑？ 因为我已经在前年2014和去年2015发表的《提龄公与“三文公（文振、文亮、文康）”之间关系的探讨》、《谁是广东铁炉坝锺姓开基祖》、《文亮公是哪一个朝代的人呢》等三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这三篇文章就是否定“理生五龄”的，且都登载在锺氏宗亲网、锺氏天空论坛、客家风情网>客家姓氏等锺氏网站上，我不知道敬和先生有没有看过。如果他看过后不认同我的文章却不置评不反驳，仍继续坚持“理生五龄”，岂不就显得有些“过”了？如果他没有看过，我当然就应该理解他和他的的继续坚持。下面，我不妨多说几句，以与敬和先生一起探讨，也让理公的后裔们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从北宋末年到元朝末年（简称为“宋元时期”）的200多年里，一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加上朝廷禁谱，元朝甚至严令毁谱，清人钟丕谟先生说“旧谱遭元季之乱，留存者仅仅百之一二”！直至明朝中后期才对修谱禁令在监管上有所松动，民间的修谱行为才渐渐被唤醒。因此，全国各姓都经历了300多年的修谱空白期，并非我钟姓一姓独有的问题。“象洞十四祖”的后代在这个时段里大都没有续修族谱，以致他们在后来续修族谱时，各支系在世系上都由于受这300多年修谱空白期的影响而漏记，出现了缺失一二代的甚至六七代的都有。因此，在这个时段里，他们谁都不敢保证自家的谱记就是正确的别家的谱记就是错误的。但是，几百年后到了近代，各家都认为只有自家的族谱是正确的别家的族谱都是错误的！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不是近代人记载的，当然是自家的族谱正确，并怀疑别家的族谱都是伪谱！于是祖上犯了“错”由后代去承担，致使各地各持己见，出现了今天的争论，既无法弥合分歧，也影响族人团结（我要在此特别说明：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正是由于这个教训，我才在这两年里连续发文，坚决反对以存在严重争议的尚在探讨之中的“钟姓一源论”来编《中华锺氏宗谱》，不要一错再错留下更多的错误和“陷阱”去遗祸后代！）。
基于上述的时代因素，结合我在前面提到的三篇文章，下面我就理公至文亮公的世系是“四代说”加“六代说”，即“理至文亮共九代”，在考证方法方面谈谈看法（考证的详细过程见前述三篇文章，此不重复），以与敬和先生交流。
对这300多年修谱空白期的世代漏记，敬和先生用的是传统的从前往后的考证方法，即是从理公考证到文亮公，从而得出“理生五龄”的结论，但我认为这个结论是错的。而我相反，用的是从后往前的方法进行反推考证，即是从文亮公逆向考证到理公，得出的是“理至文亮共九代”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否定了“理生五龄”的众多旧谱，包括我自己的家传旧谱。
（一）我为什么相信“提龄至文亮”有四代（后称“四代说”）？
我在《提龄公与“三文公（文振、文亮、文康）”之间关系的探讨》中有详细分析，在我编的家谱（“三稿谱”）中则有更详细的说明。
其中的关键（请注意，这是第一个关键！）是广东兴宁谱（见《提龄公谱系全》）提供了文亮的孙子应通生于1380年，从而证明了广东紫金谱（见《钟氏族谱辨伪》）提供的文振（文亮的哥哥）生于1309年是可信的。
由文振生于1309年，加上应铭生于1356年（广东龙川县鹤市芝野村锺氏开基祖，是提龄的五代孙，即提龄——有甲——升迎——文旺——应铭），证明了广东粤东四县（兴宁、平远、五华、紫金）提龄系锺姓的谱记（见《提龄公谱系全》、《平远县锺氏族谱》、《锺姓入粤肇基地，广东五华华城铁炉村志》、《钟氏族谱辨伪》）所记载的提龄公生于1229年是正确的。
因此，我相信紫金谱“提龄至文亮有四代”的记载（提龄1229 —— 有始 —— 升达 —— 文振1309，我由此假定文亮1314），他们平均代距为28年，是合理的。就是说，提龄与文振相隔80岁，提龄不可能生文振文亮文康！
（二）我为什么相信“理至五龄”有六代（后称“六代说”）？
我在《谁是广东铁炉坝锺姓开基祖》中有详细分析。这篇文章是专门质疑“理生五龄”的，是对《锺史文选》“理生五龄”的否定。
其中的关键是上面所述：基于文振生于1309年是可信的，应铭生于1356年是可信的，证明了“四代说”的提龄公生于1229年也是可信的（请注意，这是第二个关键！）。而理公生于1062年，是《锺史文选》提供的。那么，理至提龄相隔167岁，请问，理能生五龄（提龄、遐龄、祯龄、祥龄、瑞龄）吗？
至于粤东四县（兴宁、平远、五华、紫金）提龄系锺姓的谱记中，在理至提龄之间有六代（理1062——大相——天柱——朝政——响——提龄1229），对其中的“大相——天柱——朝政——响”等四代人，敬和先生在《信》中认为是不存在的，而我认为是存在的，因为理与提龄之间167年的时间间隔让这四代人存在；但他们的名字是否真的叫“大相、天柱、朝政、响”，我不敢肯定。就是说，我们可以怀疑他们的名字不真实，可以怀疑他们的事迹记载不真实，可以怀疑他们的墓葬记载不真实，但很难质疑他们这四代人不存在，因为这四代人就是在1062年至1229年之间出生的！即他们都是处于全国抗金的战乱时代的南宋（1127——1279）时人。按照“六代说”计算，平均代距是33年，是合理的。
“象洞十四祖”是受“元祐党事件”牵连的直接受害者。理公是“十四祖”之一，说明他是外逃避难了，五华谱记载他的避难地是广东五华县铁炉坝，我认为是可信的。而敬和先生说：理公不是开基祖，是理公的儿子五龄公避难铁炉坝，旧谱都定五龄为开基祖。那就引出了问题：理公去哪里避难了？难道他没有离开武平象洞？如果他还住在象洞，《锺史文选》怎么说是只有毅、裕留住象洞（其他十二个皆外迁了），而不说是毅、裕、理都留住象洞？
粤东族谱称文亮公辟绶河南省布政使司任布政使之职务，而布政使司是明清两朝才有的省级行政设置，宋元两朝称行省、是没有布政使司的。我在《文亮公是哪一个朝代的人呢》已经说明，我推定文亮公约生于1314年前后（估计误差为正负4年），谱称寿99岁，这就让他辟绶河南省布政使司任布政使之职务的记载，是可信的。如果将文亮公的出生年份推前到南宋，则他根本就不可能任职于明朝的河南布政使司。
还有，如果按锺春林先生的《锺姓源流史》，文亮的生卒年份是1101年至1199年（见142页），是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7年）丁丑科进士官河南参政（见148页）。那么，再依兴宁谱，文亮的孙子应通生于1380年，则1380-1101=279，文亮（北宋）与应通（明初）就相隔了279岁（达三个朝代）！ 平均代距达140年！ 如此，难道我们能相信文亮与应通是隔了二代的祖与孙吗？ 无疑，我的文章《文亮公是哪一个朝代的人呢》是对《锺姓源流史》相关内容的否定。
所以，如果在出生年份上没有应通（第一个关键）对文亮的制约，如果没有应铭和文振（第二个关键）对提龄的制约，那《锺史文选》和《锺姓源流史》就可能会是对的；当有了这些制约之后，则这两书的相关内容就是错的。这就是我反推考证的结果。
（三）评述“六代说”和“四代说”
锺蔚伦先生因为相信了锺泽民先生的《锺氏渊源校正本》而作《锺姓史话》，说明锺蔚伦先生的“六代说”来自锺泽民先生。《锺史文选》和《锺姓源流史》否定锺泽民的“烈系”并改正为“气系”，我同意。但《锺史文选》要否定锺泽民的“六代说”，我不同意；因为锺泽民就是应通公的后代，“六代说”的合理性说明他的探讨是正确的。而我和锺泽民都是理公提龄公文亮公的后代，我的探讨与他的探讨不谋而合，所以我支持“六代说”。 而春林先生是友文公的后代，敬和先生是齐公（理公的弟弟）的后代，即他们都不是理公的后代，对理公后代世系的缺失所引起百年争论的困惑，肯定没有我们理公后代那样深刻。就是说，对理公后代的世系探讨，我和锺泽民肯定会比他们倾入更多的关注，尽管我并不认识已故的锺泽民先生。大家可曾试想过，我家的旧谱是“理 —— 提龄 —— 文亮”，而我却要放弃族人当作宝贝珍藏的旧谱去接受“六代说”和“四代说”（即理公至文亮公共为九代，而不是旧谱的三代），当中要经受怎样的心理煎熬！
对我来说，接受“六代说”和“四代说”就是否定了家传旧谱，拒绝接受“接生烈”也是否定了家传旧谱。要否定家传旧谱，我的心情始终无法感到轻松，因为这是需要勇气才能面对的！ 但是，对旧谱的这些记载，我还是否定了，对探讨的新得，我也勇敢地接受了。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合理性，而且符合我自己定的下述“三原则”。
对旧谱的“破”和对新谱的“立”，我认为都要有原则。只破不立，或大破小立，就既无说服力也变得不负责任，这样的“破”谁都会；破了的就要立回去，而且要立得让人心服口服，这才叫担当！但是立比破难，而且很难！ 所以理公的后代才有这世系方面的百年争论！ 那么，破与立的原则是什么呢？很简单，我认为不外三条：（1）族谱的重心是世系，且世系吊线必须是连续的、不断裂的；(2)各世祖的出生年份、上下关系、平均代距必须是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3）对人物、事件的描述必须符合逻辑符合历史符合科学符合自然规律，且要有谱为据或有史为据。
所以，我虽然没有多少古文古史知识，也敢出来评论钟姓谱史，依据的就是这三条原则。例如，认为“接生烈”是错的，是因为烈比接的年龄大100多岁，接怎能生烈？ 又例如，认为“烈是偃的三弟”是错的，是因为烈公生于-334年，辟公卒于-370年，烈不可能是辟之子（即偃之弟）；而且，即使烈公是辟公之子，也只能生于-370年之前，他与气公生于-235年就隔了135年以上，则烈气之间的平均代距至少达45年以上，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也认为“烈是偃的三子”会更合理，从而认同《锺史文选》的说法。同样，我所以认同“六代说”和“四代说”，是因为它符合上述三条；我所以不认同“理生五龄”，也是因为它不符合上述三条。这就是以理服人。我们修谱时要修正旧谱之错，且必须做到既要破更要立，不能只破不立，其关键也是以理服人，而不是明知旧谱无“解”仍死抱旧谱不放！
有一个故事，很有趣，也发人深省。2013年，我编了家谱第二稿，保持了旧谱“提龄生文亮”，但附上建议，准备在第三稿时否定它并按“四代说”修改。我是汤湖湴田人，查谱溯源，湴田锺氏来自贝岭镇大有布村，再上溯，就是兴宁岗背、五华铁炉坝、武平象洞千家坪。我族在兴宁岗背的分支祖叫应乾（应通的哥哥）。于是我在打印了家谱第二稿后立即寄了一本给兴宁宗亲。他很快给我电话，主要说了两点：1、烈公是始祖，提龄是烈52世；2、提龄与文亮是父子，是必须肯定的，有人提出“四代说”，这是胡说八道，我们不能信，如果你执行“四代说”就对不起祖宗了，希望你不要做钟姓的罪人！———— 无疑，他是坚信“提龄生文亮”的。 当然，我的回答也是问两点：①确认烈公为始祖，是兴宁老谱的记载吗？②应通父子的出生年份是兴宁谱记载的，“四代说”就是据此而得出的，请问兴宁谱的记载是假的吗？ 结果，他回答不出来，因信号不畅而挂机了。
综之，我相信“六代说”和“四代说”的基石主要有二块：一是应通的出生年份（1380年，兴宁岗背谱），二是应铭的出生年份（1356年，龙川芝野谱）。并由此二块基石证明文振的出生年份（1309年，紫金谱）和提龄的出生年份（1229年，粤东四县谱）是正确的（即紫金谱的“四代说”成立）。最后由理公的出生年份（1062年，见《锺史文选》)，推定粤东四县的“六代说”是合理的可信的。因此，要推翻我的逆向考证，只有撬掉这二块基石（即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关键），才能让“六代说”和“四代说”的大厦失去根基而坍塌掉！
迄今为止，连本文在内，我共有4篇文章对理公的后代的世系缺失做了探讨，让“四代说”加“六代说”合并为“九代说”，即“理至文亮共九代”，就是我集中粤东四县的族谱探讨所得。如果我的这个探讨结果真的会成为钟姓罪人的话，那我甘愿做这样的罪人，并期待另一个人能踩在我的身上取得新的成果取代“九代说”并获得成功。这将是理公后裔之幸，也是钟姓人之幸，为之当了这样的罪人，我不仅不会觉得遗憾，反而觉得值了。
诚然，敬和先生要继续坚持“理生五龄”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你得把提龄之后至文亮之间的世系（当然要结合这二块基石）给理顺了，才能符合上述三条，我才会信服。那时，我自然会接受你所坚持的“理生五龄”，并否定我所坚持的“九代说”。
（四）理公与齐公后裔世系的横向对比
106世的理公与齐公是亲兄弟，他们都是105世友武公之子（刚、理、齐）。将理公后裔与齐公后裔在世系上进行横向对比，也能看出“九代说”的合理性。
A、齐公后裔世系（见锺敬和《锺史文选》）：
106齐 —— 107明（盛堂）—— 108响 —— 109庆 —— 110镇 —— 111铿 —— 112胜 —— 113义明 —— 114辰洲 —— 115百十郎 —— 116百十二郎 —— 117清（大九郎，约生于1390年）……
B、理公后裔世系（见锺胜《谁是广东铁炉坝锺姓开基祖？》）：
106理（生于1062年） —— 107大相 —— 108天柱 —— 109朝政 —— 110响 —— 111提龄(生于1229年）—— 112有始 —— 113升达 —— 114文亮（约生于1314年） —— 115志聪 —— 116应通(生于1380年) —— 117晓（生于1408年）……
注：在B中，从106世理公到114世文亮公，共为九代。这就是文章标题所指的“理至文亮共九代”。
讨论：比较A和B，只有117世有出生年份可做对比，一个生于1390年前后（清公），另一个生于1408年（晓公，是应通之子）。他们两人都是105世友武公300多年后的13世孙。两人同辈，且300多年后才只有18年左右的年龄差；这个差别很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个横向的对比也说明，我的探讨————提龄为111世，生于1229年————是可信的，也同时证明提龄前面的四代人“大相、天柱、朝政、响”是存在的，我们怎能将这四代人抹掉？
（五）我的感想
无疑，我现在是完全相信“六代说”和“四代说”的，而敬和先生是要坚持“理生五龄”的，即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矛盾的。这是学术之争，我们当然不应该和稀泥，那我就只好说声对不起，我必须据理对敬和先生的坚持进行辩驳。虽然敬和先生在《信》中列举了江西、四川、重庆等地的族谱都是“理生五龄”的，但这些谱几乎都是从广东兴宁带去的；既然重庆钟达生前曾给你去信认为“五华谱与兴宁谱不同，兴宁谱多有失代”，正好证明这些谱都是兴宁岗背的“失代谱”，就如同我家的旧谱一样，是有问题的。兴宁岗背的锺泽民先生认可“六代说”（但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他探讨“六代说”的文字说明），否定了他自己的族谱（兴宁谱），这就说明，我走的正是他曾经走过的探索之路，而且殊途同归，结果相同，更能证明“六代说”的正确性。
当然，锺泽民先生只是认可了“六代说”，他没有或者不敢提出“四代说”，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没有用应通的出生年份对文振的出生年份进行逆向考证，从而无法准确认定文亮的出生年份，只好继续保持旧谱“提龄生文亮”；二是兴宁钟姓人口众多，全都相信自家的老谱正确，认定了“提龄生文亮”不能变，他怕自己否定了它成为众矢之的而造成孤立。以对钟姓谱史一生孜孜以求的锺泽民先生来说，我相信只有第一个原因才更适合于他。可惜的是，锺泽民先生已经走了，不然，我一定会去请教于他，因为我们同是文亮公的子孙，而且龙川和兴宁近在咫尺。
为证“理生五龄”之讹，于是我写了上面这些东西，且出言率直，多有不敬，请敬和先生和兴宁宗亲能够原谅和理解。
我们都知道，敬和先生也是一生孜孜以求为钟姓谱史花了许多精力，他的著作《锺史文选》，说理充分，驳斥有据，令人信服；尤其是他证明今天的封升岗就是昔日的钟离山，破了《唐书》“伯州犁食邑安徽凤阳钟离国”的千年之讹，这为肯定“首创宗谱”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对钟姓源流和“象洞十四祖”之前的世系，也是有破有立有理有据，做了准确的描述，同样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喝彩，相信有很多钟姓人和我一样，由心底感谢他。但是，和锺蔚伦先生的《钟姓史话》一样，敬和先生的《锺史文选》也会有对有错，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人的探求所得，不可能白璧无瑕一切都对。比如，对理公之后的世系，在我发表了上述三篇文章之后，他为什么没有发表文章反驳，而且还要求我们一定要接受旧谱“理生五龄”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当然，这是我自认为自己的探讨正确，才提出这样的质疑，那么，我的探讨就一定对吗？我不敢绝对肯定，所以我今天将自己的考证方法和过程公之于众，请大家结合我前述三篇文章，进行指正。
我们都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我当然希望能得到敬和先生明确的指导和帮助，以协助众多的理公后裔，解决好“理公是否生了五龄公”这个争论了几百年的难题。
接着，我想再议论一件往昔旧事。敬和先生在《信》中介绍：2006年12月下旬在广东河源市召开了有14人参加的题为“五龄公的生父是谁”的“锺氏五龄公世辈研讨会”，结果在研讨会上争论不休，最后靠表决完成，以13:1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六代说”。我认为，如果所言属实，说明多数人是认可“六代说”的，但这只能代表“民意”，根本不能说明它就是正确的！我恰恰认为，“河源研讨会”的最大败笔，就是靠少数服从多数的通过方式来对学术问题进行表决！ 众所周知，学术问题必须用事实说话，只能靠研究、考证、探讨来证实，从来没有靠投票选举来完成的。没有事实证据的研究只能叫假设或者设想，只有得到验证的设想才能叫研究结果。你以为一个人的父亲可以像投票选举大会主席那样选举出来吗？这种方法确实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 “《中华鍾氏宗谱》编纂办公室”曾邀请我参加2015年9月20日在广州市花都商汇大厦召开的“鍾氏祖源‘多元’研讨会”，我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到会，但呈交了我的《发言稿》。《发言稿》中的一段话可以准确地表达我的观点，这就是：“对学术之争，最好还是按解决学术问题的方法来进行：一是需要时间，不能急；二是需要人力财力，要发动群众参与；三是保证学术自由，允许百家争鸣。或者说，对学术争论，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搞行政命令，不要搞‘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学术真理往往会握控在少数人的手中。” 所以，希望今后大家在讨论像钟姓源流这样的学术问题时，不要再出现靠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靠表决来决定。
然而，兼听则明，据网上介绍河源研讨会的文章《“五龄公”之父是响公的研讨综合意见》，其中没有说是靠表决来决定会议的结果，也没有表决的介绍或说明，只是将研讨的意见作了综合，文章是中肯的。这说明，研讨会上的这个13:1的表决结果只是一个掌握民意倾向的一次不正规的“民意调查”，不是靠表决来做结论。掌握人们对某个议题的看法的倾向性是需要的，否则你怎么知道同意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 因此，对会议的结论要看会议的文字总结是否中肯、是否与会议过程相符，而不要对会议的某个细节加以放大去取代会议的文字总结。显然，说河源研讨会靠表决结束争论是言过其实了。
广东龙川县 钟胜 201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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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6-24 13:44:08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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