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丽川:“客家”称谓年代考

天狼吼

2001 年第2 期
第38 卷
(总204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 , 2001
General No. 204
Vol. 38
“客家”称谓年代考
刘丽川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深圳518060)
作者简介:刘丽川(1945 —　) ,女,江西广丰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摘　要: 从罗香林先生到近年的客家学研究者,对“客家”称谓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不断有所讨
论,然而一些讨论或因文献资料不足,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更在于未能寻得更多具体史料的支持,故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过于主观武断。“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问题,是客家学理论架构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客家史”也难于动笔。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这一考察经常涉及“客家”称谓问题。本文即在对四川、广东、福建、台湾、南洋移民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客家”称谓的出现应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康熙至乾隆年间,而且是以“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粤语区域内。“他称”转为“自称”,作为客家民系整体说来,则应是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
关键词: 客家; 客家称谓; 客家第四次大迁徙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919 (2001) 0220099208

　“客家”一词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一直是客家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罗香林先生到当今研究者均不断有所讨论[ 1 ] ( P41 - 42) 。然而,一些讨论的结果,或因文献资料不足,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更因始终未能寻得具体历史史实的支持,故而不是语焉不详,便是过于主观武断,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迁海复界”、“湖广填四川”、渡台湾和下南洋等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本文即在这一考察基础上,利用文献对“客家”称谓之成因及
出现年代作一系统探讨,望就教诸家。
一、“客家”称谓之成因及出现的地域、年代
　　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 颁布的“迁界令”,完全是针对郑成功的海上武装。第一次“迁界”后,清政府认为未达至预期效果,于康熙三年(1664)“再迁”,即向后再退30 里。这个史实是众所周知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 朝廷宣布废止“迁界令”,次年完全解除“禁海令”历时23 年的“迁界”,使得“迁界区”人散难归,田地荒芜。为尽快恢复生产,康熙下达了一系列招垦劝农政策,从此时到雍正、乾隆年间,大量客民接踵而至,进入广东东南沿海地区。这就是“客家”称谓出现的历史大背景。
1. 1 　成因
有关“客家”称谓的成因,学者已有所论及。最早谈及且作出全面、详尽分析者,莫过于清末翰林赖际熙。由他撰写于民国九年的《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二万四千余字,可以说是一篇论“咸同间土客械斗”的力著。其中论及“客家”称谓:
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
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遂谓为“客家”云。
另外, (道光)《佛岗厅志》:“国初自惠、韶、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讲明了“客家”称谓的出现与“复界”诱发的“移民垦辟”直接相关;出现的原因就是众多的外来占籍者,在与土著杂居的地区,因语言不同,而被土著称为“客家”。
大规模迁徙而至的垦民,不仅带来与土著有别的语言,而且也将本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等毫无遗漏地带了进来,与土著民形成两个类型各异的文化圈。由此,在“土客杂处”的地区,土著群体才觉得有必要为这一外来群体起个名字,以示区别,遂为“客家”。所以,也可以说“客家”称谓是不同区域文化相互排斥的产物,是区域意识强化的结果与标志。
1. 2 　地域
关于“客家”称谓最早出现的地域,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闽南人和广府人之间,是闽南人首先使用“客家”称谓的。因为“广东本地人从其传统的用语习惯来看,没有把由外地迁入广东的人称为‘客’的习惯”[ 2 ] ( P131 - 132) 。此观点可以商榷。刘镇发先生认为,“客家”称谓始于明末清初,尤其是在和广府人冲突时产生的[ 3 ] ( P80) ,这一观点较为接近史实,但将年代上限上推至“明末”,却是早了点儿。下面就此问题分省进行讨论。
1. 2. 1 　福建
“迁海复界”对福建社会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为这场灾难实始于此。
前文已谈及清政府从“迁界”中不仅没有获得益处,反而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粤、闽两省的巡抚、总督等地方要员屡屡上书,力谏开界。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10 月22 日得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田地应给民耕种,户部派出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呀思哈往浙江,工部尚书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赴粤、闽,巡视督察复界区“给民耕种”、“紧要地方仍应作何防守等事宜”。杜臻在《闽粤巡视纪略》卷一中记录下了行前康熙与己的对话:
皇上问:“勘视将先何省?”臣臻对曰:“将始上问:“勘视将先何省?”臣臻对曰:“将始广东。”
皇上问:“何以不先福建?”臣臻对曰:“臣等先至广东,令彼处百姓及时承垦,庶不误春耕之
时。”皇上曰:“独不误福建垦耶?”臣臻对曰:“福建督抚方安插投诚,未暇协理开垦。臣等以其
间先竣粤事,次至闽省。诸臣已暇可以会商,且闽土节候比粤稍近。”皇上颔之。由该段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闽、粤两省复界情况的差异,即承垦者的组成大不相同:粤地是招徕的“百姓”,闽地是“安插”下的“投诚”人等。
经翻查有关历史文献,得知众多的“投诚”者,大致是被清廷称为“海贼”和“山寇”的两部分人:
“海贼”者,乃郑成功之部属也;“山寇”,则为拥戴前明宗室的明军诸部及地方武装。仅以《福建通纪》卷12 中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郑成功部属。仅从六次(康熙元年———康熙十八年) (1662 —1679) 投诚人数较集中的事例计算,官员4736 名,兵丁136643 名,眷属人役79657名。
上述数字并非郑氏投降人员全部记录,其余零星先后投降的几百人、几千人和不断从台湾逃归者,因篇幅不赘述。
另外,康熙二十二年郑克　(郑经之子) 及余部在台湾投降后,有相当数量的官兵陆续被“护送”返大陆安插,具体人数未载,但应在数万人上下。
第二, 拥明及前明军诸部。康熙十六年———康熙十九(1677 —1680) 年间,福建的地方武装林惟仁部;江机、杨一豹等率领的前明军及前明宗室成员朱铳　麾下部分投降者就有数字纪录,以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余人,实际人数保守一点说,也应在三十六万人左右。
被清廷视为“山寇海贼”的众庶,绝大多数是福建省内因迁界而失去耕田、捕鱼生计的沿海迁民。从康熙十九年4 月至11 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不断上疏,申述安插投诚官兵的益处、难处,并且向朝廷请求开界。姚启圣认为“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而更难于安插之久远不变”,因此,姚启圣多次急请福建边界开还。为消除朝廷对开界的担忧、顾虑,姚启圣在康熙十九年4 月“为请将界外田地给与投诚官兵屯垦事本”的奏题中对其可行性详加论述。
奏疏终于在康熙二十年2 月批准,福建沿海开始展界,安插投诚。在康熙二十年10 月22 日的“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中,保留下当时对投诚人员的安插标准,资料十分珍贵,现摘录如下:
查将福(州) 、兴(化) 、漳(州) 、福宁各府、州属界外田地有主者,听民复业,无主者分给投诚官兵开垦,浩荡皇仁,诚为得所。但赤穷孤身,界外既无室庐,复乏牛种,实难播种。臣随传集道、镇、府、厅公议,分别投诚总兵每员给田50亩,牛种银11 两;副将每员给田35 亩,牛种银8两;参、游、都每员给田30 亩,牛种银7 两;守备每员给田25 亩,牛种银6 两;千把总每员给田20 亩,牛种银5 两;兵丁每名给田12 亩,牛种银3 两;文官每员给田30 亩,牛种银4 两。内有官兵自己原有界外田地领回者,不给别田,照例给银,以为资本。使若辈各安生业,编入家甲,分垦田地,照例起科。则官及兵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 ] (P237)
正因为福建展界区从政府指导行为上是安插本省的投诚人员,它没有向外发布招垦指令,就不可能有移民潮出现,这是福建、江西客民不向福建沿海运动、反而“舍近求远”地往广东流布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福建展界区不会存在什么“土”与“客”的问题,当然就不具备产生“客家”称谓的各种社会要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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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广东
承如前文所说,广东复界区是鼓励招垦的政策,所以只要稍稍查阅一下清初广东“复界区”诸县的县志,满眼都能见到将外来移住者称为“客”的记录,因篇幅所限,仅以新宁县(今台山) 、新安县(今深圳) 二县县志的“学制”条为例。
其一: (道光)《新宁县志·经政略·学制》:乾隆五十二年⋯⋯今据广东巡抚图萨布奏称,新宁县沿海地宽,先于雍正年间及乾隆五、六等年,有惠、潮各属及闽省人民曾、廖等姓陆续就耕,积至二千馀户,屡请入籍,皆为土著所阻。乾隆二十九年,学臣边继祖奏请入籍加额,经部臣驳查,当将各客童等照例拨回原籍册报,兹客童廖洪复以乞请开籍,赴都察院具控。钦奉谕旨查办,当即委员前赴新宁清查,现在客户共二千二百零四户,内有田粮庐墓,已符年例,难以回归原籍共四百零四名,以文艺粗通者百有馀名,请附籍新宁应试,仿照商籍及江西棚民、四川眉州等属之例,酌加文童二名、武童一名,另编客籍字号录取。
其二: (嘉庆)《新安县志·学制》专列“客籍学额”,并注明:岁试取进文学二名、武学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名。又按曰:新安自复界以来,土广人稀,奉文招垦军田,客民或由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处陆续来新承垦军田并置民业。自康熙五十五年,奉例开设军籍文武学额各二名,至雍正十三年裁,并军民通考。迨嘉庆七年,奉旨设客籍学额,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名,拨入广州府学。⋯⋯出贡年分其捐纳贡监职员者,亦注明客籍字样,以免牵混。
两县志中频频出现的“客童”、“客户”、“客民”、“客籍字号”、“客籍学额”、“客籍字样”等等冠以“客”的词或词组所指称的对象,均明确地是我们所说的“客家民系”这个群体,它与元、明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客户”、“客籍”、“客人”的区别是无庸置疑的。在这些记录中(含前文所引《赤溪县志》) ,我们看不出“广东本地人⋯⋯没有把外地人迁入广东的人称为‘客’的习惯”(即使现代社会,在香港回归前,广东人把香港人也习惯性地称为“港客”) ,同样也看不出广东本地人称“客家”是受闽人称谓的影响。实因“客家”一词,最先出现在乱难至极的“迁海复界”时的广东“复界区”及其邻近地带:广州府、肇庆府的沿海粤语地区,而且是以他称的形式率先出现在当地原住民口中。“客家”称谓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大环境之下,它浸透了外来垦民为艰辛创业所承受的磨难与痛苦。
1. 3 　年代
对“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历来说法甚多,无须赘述。为说明问题起见,仅以曾祥委先生《试论“客家”》[3 ] (P7) 一文的有关论点作为讨论的参照。
曾祥委先生说:“迄今所知,‘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阮元《广东通志》卷93引《长宁县志》:‘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长宁即今新丰,建县于明隆庆三年(1569) 。由该材料可知此时:11 客、赣方言已有明显分别,即客、赣方言的分化已经完成; 21 客家的名称已出现; 31客家即来自闽西的客方言群移民。”[5 ] (P7)
此据建县于明隆庆年间长宁县志载有“客家音”,便得出“‘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
以后”的结论,惜属失考。据我们考察,实际情况是:
长宁县,明隆庆三年析河源、翁源、英德三县地而立县,清朝因之,民国三年改名新丰县。虽然明朝立县,但当时并未修纂县志传世。其最早的县志是清雍正九年李绍膺修、吴觐光纂《长宁县志》10 卷。
不知何故,此志北京图书馆、故宫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均未入藏,无以得见。今能见到的,是其后乾隆二十一年由楚元士编次、邓凤分编的《长宁县志》10 卷,道光十九年重修。道光初年,阮元主修《广东通志》所引录的县志,只能是清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版本。
因此,曾祥委先生由《长宁县志》断言“客家”称谓始于明朝中叶,就有些草率了。
另外,就在阮元《广东通志》卷93 引《长宁县志》之后,紧接着又摘引了《永安县志》:“士务敦朴,急公好义。有自江、闽、潮、惠迁至者,名曰‘客家’。士比屋读诵,农勤稼穑⋯⋯”
永安县与长宁县有相同之处,也是明隆庆三年立县,隶属惠州府,割归善县的古名、宽得二都和长乐县的琴江都为县地,设县治于安民镇。清因之,民国三年改称紫金县。永安县历史上有“三志”:首志为明万历十四年(1586) 由知县郭之藩主持、叶春及撰写的二卷《永安县志》; 次志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由知县张进　修、屈大均纂十七卷《永安县志》;三志为道光二年(1822) 由知县叶廷芳续修的七卷《永安县志》。
明万历年间的首志,紫金县档案馆有此刻本复印件,下面将首志与次志相关文字作一比较(三志行文基本同于次志) 。
首志《俗产志第五》: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　　,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馀皆力农,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长(乐) 、兴(宁) 、和(平) 、(大) 埔,远则江、闽,性犷悍,民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其愚如此,知县郭之藩厉禁,稍戢。
次志卷1《地理五·风俗》载: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因之。宽得、古名,宽缓　　,好气而足智;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馀皆力农。县中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性犷悍,民率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知县郭之藩厉禁乃稍戢。其言如此,大抵古名士务敦朴,多古处,急公好义,相与以和。古名士务敦朴,多古处,急公好义,相与以和。宽得人习勤俭,衣食罕缺,无不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民多贫,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三志为“闽、江”———笔者注) 、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富者多自延师,厚修脯,美酒馔。贫者膏火不继,亦勉强出就⋯⋯从首志与次志的比较可以看出,明万历本中无“客家”称谓的记录,有“客家”称谓记录的,是清康熙二十六年本。阮元《广东通志》所引,基本上是《永安县志》次志行文的简化式。所以说,无论是《长宁县志》,还是《永安县志》,都没有提供“客家”称谓始于明朝中叶的论据。这是因为整个有明一代,都不具备出现“客家”称谓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客家民系已经形成。这好比孩子已经出生,但还没有出现为他命名的契机。
就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看, 《永安县志》次志是最早记有“客家”称谓的文献史料。
综上所述, “客家”称谓出现的原因,即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发的垦民潮;最先出现的地域是广州府、肇庆府、惠州府的沿海地区,而且主要是广、肇二府;是当地操粤语的原住民对来自赣、闽、潮、嘉、惠等地客属移民的总体称呼。因此,“客家”称谓是出现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时期,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为颁布“复界令”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 之后。
作为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湖广填四川”、下南洋与渡海赴台湾。因他们进入的区域不同,当地的社会环境不同,同是一个群体,到达四川和南洋的客民就未得到“客家”的他称,更不用说成为自称了。这一史实,应是“客家”称谓出现区域与出现年代的一个极好旁证。而赴台湾的客民所遇到的情况,又有自己的特色。下文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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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民在四川、南洋与台湾
2. 1 　客民在四川的称谓
客家人西向入川,主要是因明末清初的战乱(张献忠起事、吴三桂反清等) 、灾荒、瘟疫,使四川人口锐减,清世祖福临于顺治十年(1653) 下旨“以四川荒地听民开垦”,在政府倡导移民垦荒的大气候下,外省大量移民进川垦辟。
据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中的方志记载,入川之众以湖北、湖南为最,广东、福建次之,陕西、江西再次,另外贵州、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山西、山东、广西、云南、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和直隶(河北) 等省也都有大量百姓入川。[6 ] (P31)
加入垦辟队伍的进川客民,原籍闽、粤、赣的都有,但闽、赣人数较少,主要是来自梅州、兴宁、大埔、龙川、长乐(今五华) 、河源、平远、乳源、博罗、韶州(今韶关) 、乐昌、惠州等12 县市的人。[ 7 ] ( P163 -169)
这批入蜀的客民,没有被周围的人们称为“客家”,而得了“广东人”或“土广东”的称呼。原因何
在? 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他们进入的区域人群构成成分与粤东南沿海的形势大相径庭。
在广东,客民因“复界”而大批进入“迁界区”,也有大批人进入了非迁界区。迁界区的原住民此时“人散难归”,没有土客相争的问题;而与之相邻的非迁界区,却生活着大量土生土长的粤语族群。他们跟新迁来的“占籍”者,才有产生土客对立乃至发生严重械斗的社会条件。前文几次提及的广东西路“咸同间土客大械斗”就发生在这类地区。
在四川,却是另一番景象。经战乱、灾荒、瘟疫之后,清初蜀地“土著之民,靡有孑遗”,“人民流徙,十室九空”。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大众,土著民反而成了“少数民族”,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土客对立”的局面。而移民队伍中的成员,不管其来自哪个省份,大家的身份都是“客”,谁也不是“主”,在此情况下,要对人群进行区分,最自然的方式莫过于按各自原省籍称呼,如:湖北人、陕西人、江西人,等等。
从广东来的客家人自称“广东人”,他们为什么不自称“客家人”呢?
客民进川的鼎盛时期是在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这个时期“客家”称谓虽已作为他称在广东沿海“复界区”及部分周边地区出现,而且也不排除这些地区的客民因与粤语族群打交道,对“客家”称谓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前文所引《新宁县志》、《新安县志》、《永安县志》的记录即可视为这一史实的印证。但是,对于生活在粤北、粤东乃至赣南、闽西一带客民聚居的大本营的人们来说,四周全是同类,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去认同“客家”这一新出现的称
谓。所以当他们搬迁到四川时,自然也不会将“客家”一词带过去,他们只知道自己来自广东,“广东人”就是当然的自称,这种自称也就反映到会馆的命名上,他们将自己所建的会馆命名为“广东会馆”。
2. 2 　客民在南洋
客民下南洋始自宋末,至明末清初,客家人士赴海外经营工商各业,因而在南洋各地置田园、长子孙外经营工商各业,因而在南洋各地置田园、长子孙的,为数更多。至19 世纪初,即清嘉庆年间,移民贸易作为中国人(闽、粤两省沿海地区为主) 移民东南亚的一种主要形式已十分盛行。
来自闽、粤的中国移民,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后,由于“独在异乡为异客”,出于安全、互助、习俗的需要,以语缘、地缘为纽带的华人会馆纷纷应运而生。
颜清湟先生在其著作《新马华人社会史》中曾对早期(1801 —1870 年)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会馆作过统计,其中分“方言组织”和“宗亲组织”。可以说,方言组织是地缘组织,宗亲组织是血缘组织。方言组织共33 个, “所属方言群”计有客家人、闽南人、广府人、海南人、潮州人五类,属于客家人的方言组织,即会馆共10 个,依次为: (1) 槟城嘉应会馆、(2) 马六
甲惠州会馆、(3) 马六甲茶阳会馆、(4) 马六甲应和会馆、(5) 槟城惠州会馆、(6) 星洲应和会馆、(7) 槟城增龙会馆(增城暨龙门县) 、(8) 新加坡茶阳会馆、(9) 马六甲增龙会馆、(10) 雪兰莪惠州会馆。[ 8 ] ( P301 -308)
列于首位的“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于1801 年(清嘉庆六年) ,是新、马地区的第一家华人会馆。它是由来自梅县、蕉岭、兴宁、五华及平远的客家人创建的。“马六甲惠州会馆”是1805 年由隶属惠州十县(惠阳、博罗、龙川、河源、紫金、海丰、陆丰、和平、连平、新丰) 的客家人创建的。而排在最后的“雪兰莪惠州会馆”则是由来自惠州淡水的叶亚来与紫金
籍的叶致英于1864 年(清同治三年) 在吉隆坡创建的。叶亚来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
这10 个客民会馆与四川的客民会馆一样,也都未冠以“客属”、“客家”,都同样是依他们在“唐山”时的州、县地名为会馆命名。去到美洲、非洲的客民所组织的会馆,情况也不例外,但他们多以“人和”、“仁和”为会馆命名,如美国旧金山“人和会馆”(1854年) ,巴拿马“人和会馆”(1858 年) ,毛里求斯“仁和会馆”(1877 年) 。“人和”、“仁和”都是一个意思,“和”是希望同乡人“恪守温恭,和衷共济,毋得各存私见”(“应和会馆”的“和”, 也是此意;“应”则指嘉应五) 。从对会馆的命名上,可以看出客家人注重的是祥和,是团结。
直到20 世纪30 年代以后,人们才陆续见到有:新加坡客属总会(1929) (即南洋客属总会的前身) 、昔加末客家公会( 1936 年) 、古来客家公会( 1937年) 、槟榔屿客属公会(1939 年) 等等,会馆名称里加进了“客属”、“客家”等字样。
南洋及其他地区早期的客民会馆命名情况,都说明了直到清代中叶,居住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的客民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我是客家人”的观念,当时能令他们认同的只是血缘、地缘与语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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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客民在台湾
客家人在台湾的景况,与他们在广东所要面对的形势之间,既存在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
台湾本土的原住民是久居岛上的泰雅、布农、排湾、阿美、雅美等十个操马来语的族群,人们习惯将其统称为“山地民族”。大陆汉人发现台湾及与其发生关系的时间很早,而较多的汉人移殖台湾却开始自明季。
而大批汉人移台,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晋江人) 征讨郑克　、平定台湾之后。此时,渡海来台的民人以福建的漳州、泉州人为主,他们与郑成功麾下的闽籍(多漳、泉人) 留台旧部一起开垦台湾,相对再晚二三十年入台的粤籍族群而言,闽籍人就成了“先住民”。
2. 3. 1 　粤人晚抵台的原因粤人大量移垦台湾的时间迟于闽人,人口也不及闽人多,仅约占闽属的五分之一。究其原因,是平定台湾后,施琅对台采取的消极防范政策。他虽力主保留台湾,纯粹是出于海防的考虑,仅为求得东南海域的安定而已,并非是从积极开发台湾的角度出发。
施琅怀着狭隘的地域排斥情绪,又于康熙二十四年上疏,请申严海禁。他借口“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奏请严禁粤中惠、潮之民渡台。就是对内地其他民人渡台,清廷也是限制颇严。这种“不可广为拓土聚民”的消极政策,极大地制约了台湾经济的早日开发。
清代对台湾的开拓应是从康熙四十年(1701) 以后。这是因为:第一,当时台湾的地方官,诸如台湾知府蒋毓英、诸罗知县张尹等积极推行“招徕开垦”的政策;第二,直到“琅没(施琅病逝于康熙三十五年3 月,笔者注) ,渐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9 ] 。自此后,台湾开辟的速度才得以加快。
2. 3. 2 　“客”在台、粤的同与异有关客家在台的情况,作为台湾兵备道的周凯写于道光年间的《记台湾·张丙之乱》一文[ 10 ](P147) 中如是说:“台湾一郡其民,闽之泉、漳二郡,粤之近海者往焉。闽人占居濒海平旷地,粤人居近山,诱得番人地辟之。⋯⋯其村落闽曰闽庄,粤曰粤庄。闽呼粤人为客,分气类,积不相能,动辄聚众持械斗⋯⋯”,由此可知,来自广东的移民被“先住民”的闽人称为“客”。
外省赴台汉民的原籍地主要是福建、广东两省,来自其他省份的人为数极少。据统计,福建移民中,绝大多数是漳州人、泉州人,而汀州人(含永定) 、兴化人(含莆田、仙游) 是少数。广东移民,则多来自惠州、潮州、嘉应洲三府。所以,从县籍上看,福建省多数是闽南人,只有少数的汀州人是客家人。而广东省人,除潮州府的潮阳、海阳、惠来、澄海、普宁等县民及惠州府的海丰、陆丰部分地区民人属闽南语族群外,其余都是客家人。
结合前文看,客家人向广东东南沿海与渡海抵台的移动,都是出现在清初“复界”后两地“招徕开垦”的社会大环境下,他们都被先入者视为“客”,这是相同之处。虽说都被叫作“客”,但也存在着一些区别:
其一,时间的先后之分。本文2. 3 节中,引《永安县志》次志为例,说明客家人在广东东南地区被称作“客”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复界不久的康熙二十六年。此时的台湾,正是执行施琅严禁惠、潮民渡台令时期,大批客民都未到达台湾,所以,客民总体人数还没有一个量的积累,并形成规模。处于少数地位的客民,从力量对比上威胁不到人多势众的先住民———闽南人,也就构不成“主”与“客”的对立,也就谈不到“客”的出现。前面谈及客民大批来台是康熙四十年以后,这才是出现“客”的大前提。
其二,称谓上的差异。台湾的清代文献典籍中记录有“客人”、“客民”、“客子”等称谓,如:
(1)《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19“杂记·祥异”条:
十月朔,台地大震,民间讹传为乱兆。贼有杜君英者,粤客人也,藉称(朱) 一贵在其家,召集徒众。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竖旗岗山,夺汛塘器。⋯⋯
(2) 蓝鼎元代拟“喻闽粤民人”疏[11 ] :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亲; 客庄居民,但知客民是亲。自本镇道府视则均是台湾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背井之客,为贫所驱,彼此同病,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亲相爱。
(3) 蓝鼎元代拟“攻克鹿耳门收复安平露布”疏⋯⋯朱一贵以饲鸭,鄙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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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客民在台湾
客家人在台湾的景况,与他们在广东所要面对的形势之间,既存在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
台湾本土的原住民是久居岛上的泰雅、布农、排湾、阿美、雅美等十个操马来语的族群,人们习惯将其统称为“山地民族”。大陆汉人发现台湾及与其发生关系的时间很早,而较多的汉人移殖台湾却开始自明季。
而大批汉人移台,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晋江人) 征讨郑克　、平定台湾之后。此时,渡海来台的民人以福建的漳州、泉州人为主,他们与郑成功麾下的闽籍(多漳、泉人) 留台旧部一起开垦台湾,相对再晚二三十年入台的粤籍族群而言,闽籍人就成了“先住民”。
2. 3. 1 　粤人晚抵台的原因粤人大量移垦台湾的时间迟于闽人,人口也不及闽人多,仅约占闽属的五分之一。究其原因,是平定台湾后,施琅对台采取的消极防范政策。他虽力主保留台湾,纯粹是出于海防的考虑,仅为求得东南海域的安定而已,并非是从积极开发台湾的角度出发。
施琅怀着狭隘的地域排斥情绪,又于康熙二十四年上疏,请申严海禁。他借口“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奏请严禁粤中惠、潮之民渡台。就是对内地其他民人渡台,清廷也是限制颇严。这种“不可广为拓土聚民”的消极政策,极大地制约了台湾经济的早日开发。
清代对台湾的开拓应是从康熙四十年(1701) 以后。这是因为:第一,当时台湾的地方官,诸如台湾知府蒋毓英、诸罗知县张尹等积极推行“招徕开垦”的政策;第二,直到“琅没(施琅病逝于康熙三十五年3 月,笔者注) ,渐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9 ] 。自此后,台湾开辟的速度才得以加快。
2. 3. 2 　“客”在台、粤的同与异有关客家在台的情况,作为台湾兵备道的周凯写于道光年间的《记台湾·张丙之乱》一文[ 10 ](P147) 中如是说:“台湾一郡其民,闽之泉、漳二郡,粤之近海者往焉。闽人占居濒海平旷地,粤人居近山,诱得番人地辟之。⋯⋯其村落闽曰闽庄,粤曰粤庄。闽呼粤人为客,分气类,积不相能,动辄聚众持械斗⋯⋯”,由此可知,来自广东的移民被“先住民”的闽人称为“客”。
外省赴台汉民的原籍地主要是福建、广东两省,来自其他省份的人为数极少。据统计,福建移民中,绝大多数是漳州人、泉州人,而汀州人(含永定) 、兴化人(含莆田、仙游) 是少数。广东移民,则多来自惠州、潮州、嘉应洲三府。所以,从县籍上看,福建省多数是闽南人,只有少数的汀州人是客家人。而广东省人,除潮州府的潮阳、海阳、惠来、澄海、普宁等县民及惠州府的海丰、陆丰部分地区民人属闽南语族群外,其余都是客家人。
结合前文看,客家人向广东东南沿海与渡海抵台的移动,都是出现在清初“复界”后两地“招徕开垦”的社会大环境下,他们都被先入者视为“客”,这是相同之处。虽说都被叫作“客”,但也存在着一些区别:
其一,时间的先后之分。本文2. 3 节中,引《永安县志》次志为例,说明客家人在广东东南地区被称作“客”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复界不久的康熙二十六年。此时的台湾,正是执行施琅严禁惠、潮民渡台令时期,大批客民都未到达台湾,所以,客民总体人数还没有一个量的积累,并形成规模。处于少数地位的客民,从力量对比上威胁不到人多势众的先住民———闽南人,也就构不成“主”与“客”的对立,也就谈不到“客”的出现。前面谈及客民大批来台是康熙四十年以后,这才是出现“客”的大前提。
其二,称谓上的差异。台湾的清代文献典籍中记录有“客人”、“客民”、“客子”等称谓,如:
(1)《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19“杂记·祥异”条:
十月朔,台地大震,民间讹传为乱兆。贼有杜君英者,粤客人也,藉称(朱) 一贵在其家,召集徒众。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竖旗岗山,夺汛塘器。⋯⋯
(2) 蓝鼎元代拟“喻闽粤民人”疏[11 ] :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亲; 客庄居民,但知客民是亲。自本镇道府视则均是台湾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背井之客,为贫所驱,彼此同病,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亲相爱。
(3) 蓝鼎元代拟“攻克鹿耳门收复安平露布”疏⋯⋯朱一贵以饲鸭,鄙夫狡焉。倡乱杜君英,以佣工客子肆其狂谋,遂合两地贼兵,胆造滔天罪孽。
前文引用的诸种广东清代典籍,对客家群体一般记录有“客户”、“客人”、“客民”、“客家”等称谓。两地共同使用的有“客人”、“客民”。而台湾终清一代文献中,独不见“客家”的记录,这一点是与广东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清代台湾典籍中记录的“客民”字样,也并不单单只用来专指“客家族群”,它还可以用来指称那些渡海过台而未获得台湾户籍的民人,其中也包括闽籍人。这种情况在广东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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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称谓的认同时间
3. 1 　“客家”称谓的早期记录“客家”称谓由他称到自称,其间存在一个转化期。前文已说在“复界区”及周边的粤语地区,自称出现的时间较早,这是社会环境使然;而在非复界区,特别是闽、粤、赣交界地带客民聚居的中心区域,那里对“客家”称谓的认同就要晚一些。
和平籍学人徐旭曾撰写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的《丰湖杂记》中记载了关于“客人”的他称与自称,不妨摘引如下:
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乃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乃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这段文字应是客籍人士明确记载下来的“客人”的他称与自称的最早文献之一。但自称由复界区向非复界区的广泛传播,笔者认为应与发生在广州府、肇庆府的“咸同间土客大械斗”直接相关。
3. 2 　“大械斗”后的回迁客群是传播媒介大械斗始于咸丰四年( 1854) , 终于同治六年(1867) ,持续长达14 年之久,双方寻杀至千百次,计两下死亡数至百万,仅鹤山、高明、开平、恩平等处,二千多座村庄遭焚毁掳掠,惨状震惊中外。那扶、长塘、那琴、五堡、大湖山、大门、深井、三合洞一带所谓“西路”的客民,由于“所居地广辟,多腴壤,故居民颇富足而殷繁人口”,因此西路的械斗最为酷烈(东路除曹冲外,赤溪、田头洞、圆山头等地的客民因人数少,寡不敌众,不到一年,相继为土著攻陷) 。焚毁客村的残杀,迫使不少客民携家逃亡。据《赤溪县志·开县事纪》“开(平) 恩(平) 客属泰同团之安插及遣散”一节载:
同治元年,土客解和,恩开两县金鸡、赤水、东山等客属复迭遭土人侵攻。客丁众多,尚能
与御,被攻客村旋失旋复。惟是时,斗事靡已,人难乐居,稍有赀者皆纷纷迁眷他去。下接双行小注称:是时,客民回惠、潮、嘉原籍及往广西各县已数十万人。
该段史料可知,在同治元年前后,经过七八年的大械斗,令在广、肇二府落籍一百五六十年的客民已很难立足。大部分客民不甘心就此退出“已认他乡为故乡”的家园,他们在大族客绅组织下,还继续武装抗争,而其中一部分稍有资产者则被迫陆续归返故里。
可以推想,在清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几十万庞大的回迁客民群,就是将“客家”自称向客民原聚居区域进行传播的最好媒体。他们不仅带回了“客家”称谓,更将客民在土客大械斗中惨遭屠戮、痛失田园的事实加以传布。这一切,对与之血脉相连的老家的客民来说,同样是一个痛彻肝肺的沉重打击,从而增强其内向力。到这时,“客家”作为自称从整体上获得了确认。
3. 3 　学界经年研究成果的作用
“咸同间土客大械斗”的旷日持久与破坏惨重,对中外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从1850 年始,至19 世纪30 年代,客家学界的探索历尽艰难。中外学人八十几年的奋力研究,从思想上、舆论上、理论上把客民社会的情绪从民间最朴拙的自发需求,一步一步地逐渐提升到明确的族群意识的高度。在此条件下,客民的“客家”认同进一步强化起来。南洋客民会馆最早以“客属”、“客家”为名,就是出现在这段历史时期,这不会是孤立或偶然的现象,而应是海外客民自身群体意识得以提高后而打出的标识。所以说, “客家”作为自称传往海外,则是晚近的事情。
[参　考　文　献]
[1 ] 罗香林. 客家源流考[M]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2 ] 王东. 客家学导论[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 ] 刘镇发. 客家从他称到自称[A] . 黄玉钊. 客从何处来[C] .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1998.
[4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Z]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5 ] 曾祥委. 试论“客家”[A] . 黄玉钊. 客从何处来[C] .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6 ] 孙晓芬. 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M]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7 ] 崔荣昌. 四种方言与蜀文化[M]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8 ] 颜清湟. 新马华人社会史[M]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9 ] 范咸等. 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一“武备三”[M] . 乾隆十二年(1747) .
[10 ] 〔日〕伊能嘉矩. 台湾志[M] . 台北古亭书屋,明治三十四年(1901) .
[11 ] 范咸等. 续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一“艺文二”[M] . 乾隆十二年(1747) .

yanxiuhong

客家名称起源比较晚，明末清初。

客家文化共同体，大约在南宋就基本定型。

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很多人混了。说客家起源晚。

bbice

那是我老师写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