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东日常：客家带来了油茶、辣椒、书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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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陵县龙溪乡坂溪村大屋组，李家大屋已经接近荒废，这里最多时曾住有100多人，现在只住有1户人家。据炎陵客家文化专家张观怀介绍，大屋曾经在炎陵很常见，这种由聚族而居发展起来的建筑，是客家人迁到这里后，为增强家族凝聚力，抵抗外部势力建造的。

　　插草为标，就能拿到地湘东客家祖宗来自闽粤赣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陶炜程
　　
　　客家人之于湖南人，是熟悉又陌生的群体。在湘东、罗霄山脉以西的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客家人聚居其中。他们在这儿的第一代祖宗，大多是来自遥远的广东、福建，也有江西老表。
　　
　　近年来，湖南客家人时常见诸媒体，以客家话、客家山歌、客家饮食等形式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整体而言，湖南客家人尚未形成一个鲜明、丰满的群像。原因之一是，客家人的族群概念在大湘东地区，除炎陵等地外，要较其他地区清淡，其所拥有的自身文化也多数消失。易言之，客家人在湘东，他们早已不再将此地视为客地，而是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视之为故乡。
　　
　　[迁徙] 客家人自南昌入湘东，要穿越武功山，溯袁水、顺渌水
　　
　　在湖南，客家人广泛分布于湘东的罗霄山区。这一状况，得益于湘东的地理区位特征。
　　
　　以拟人的视角来看，在客家人的整个发展阶段中，客家民系在闽赣联结地区“十月怀胎”，在以福建宁化石壁为中心的摇篮区“一朝分娩”，在古汀州“成长壮大”，在广东梅州“成熟定形”，再散播湘、川等地，然后走向全世界。
　　
　　2015年3月底至4月上旬，我们沿平汝高速，北至与湖北省相邻的平江县上塔镇黄家桥村，南抵邻近广东的汝城县三江口瑶族镇三江口村，行程覆盖平江、浏阳、醴陵、攸县、炎陵、茶陵、桂东、汝城8个县市。它们现在通过平汝高速相串通，形成大湘东区域。事实上，还有长沙、衡东、安仁3个县市也属这一范畴。在这些地方，客家人的身影可以说无处不在。
　　
　　从更广义的定义来看，整个湘东，罗霄山脉中自北而南分别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等山脉。这些山脉呈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高程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向斜谷地构成了江西省籍移民迁入湖南的天然孔道。
　　
　　若说罗霄山脉是一栋湘东的传统土屋，湘江的干流则如屋檐下的排水沟，浏阳河、渌江、洣水、耒水等便是屋檐水滴出的细流。在这一布局里，湘东的“小四水”都在短促的空间弯曲转折。江西南昌、宜春一带的客家人要进入湘东，需首先穿过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的谷地，溯赣江支流袁水，再由陆路翻过一个山隘，乘船顺湘江支流渌水而下，过萍乡、醴陵，入湘江干流。这条路线是元明以来赣西、赣南一带移民迁入湖南的主要通道。
　　
　　[迁入] 明清易代湘东战乱，人口凋敝，闽粤赣客家“乘虚而入”
　　
　　2015年4月11日上午，59岁的李振群走进李家大屋后，一径找到自己曾居住的一间厢房。房屋已经败烂，雕有花纹的楣梁倒横下来，房前的鱼池早已废弃，几个硕大的石盆曾用于种植花草。位于炎陵县龙溪乡坂溪村大屋组的李家大屋，是当地李姓人家的公共住房，最多时住有100多人。像这样的大屋，炎陵县还留存有多处，它们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式样。
　　
　　李振群从老一辈人处得知，他的祖上来自广东梅州。整个炎陵县，来自梅州的客家人曾建起一座梅冈书院，可见人数之多。据1994年版《酃县志》记载：“清代县内共有移民123支迁入”，其中“广东的乳源、梅县、惠州、龙川、长乐、兴宁等地迁入61支。福建的汀州、上杭、连城、武平等地迁入9支”。
　　
　　民国期间，汝城县统计，清以前氏族为97族，清前期从江西和广东迁入36族。《攸县志》（同治版）记载：“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
　　
　　以炎陵县为例，客家族群历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五个时期陆续迁入，以家族为单位统计，一共将近二百余支，其中宋代14支，元代9支，明代26支，清代132支，民国16支。清代最多。
　　
　　为何是清代？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湘东地区未能幸免，《酃县志》（同治版）记载：“（顺治）六年贼（指金声恒）踞王镇，屠戮过半。”《桂东县志》（同治版）记载：“……饥贼杀人以食，屠割最惨，死亡过半。”醴陵地区的县志记载：“自崇祯十六年至顺治十一年，人民备受兵力、饥荒、厉疫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清顺治五年，即公元1648年，炎陵一带遭南明军队与清军掠杀，旧志称“湖南兵寇于兹区”，加之瘟疫流行，人口减损大半。
　　
　　湘东地区因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凋敝，为其他地区过剩的客家人口，提供了迁徙的契机。
　　
　　到清末，公元1871年，炎陵县人口接近12万人。清代迁入炎陵境内的客家人中，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的梅县、兴宁、福建省的汀州、上杭以及江西省的赣州、瑞金等地。其中广东移入61支，江西移入33支，福建移入9支。闽、粤、赣三个省份的客家移民占同期移民支数的83.7%。
　　
　　[加速] 插草为标能拿到地，六年可不交税湘东爆发客家移民潮
　　
　　“明末清初，我们的祖先到这里时，插草为标，一大块荒地，东南西北做个记号，这块地方就是你的”，2015年4月1日中午，汝城县热水镇高滩村92岁的蓝举华回忆道。
　　
　　在古代，土地即财富。人们插草为标地就可圈地，注定是无比的诱惑。这一土地政策的出台，使客家人涌入湘东。明末清初时，炎陵县域内，人口只有5400人。为了发展经济，官府鼓励外地人迁入炎陵垦荒，至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大量客家人迁入炎陵，人口迅速增加到8万多人。
　　
　　另一方面，国家战乱及迁出地发生经济、自然等灾难，形成灾民、流民潮。灾民、流民中的某一支、某一股进入山地居多的炎陵，他们多是因为避战乱、逃饥荒、躲剃发、躲丁银、躲迁徙。
　　
　　加上战乱频仍，湘东地区房屋焚毁，土地荒废。大量的荒芜之地和潜在的可垦之地，为迁徙提供了条件。
　　
　　清廷政权基本稳定之后，为阻隔东南沿海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推行迁海，将沿海地区的人内迁。同时又定垦荒兴屯之令，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鼓励垦荒，六年不纳税，将垦荒田亩面积纳入对县令的政绩考核。
　　
　　康熙中期以后，粤闽赣地区向炎陵移民更胜清代初期。其时“四方杂处”，“各自为俗”，新开垦荒地3.45万亩，茆花岭一带山地，方圆数十里均因“粤民奋力垦辟而靡有隙地”。
　　
　　客家人迁至湘东，是在内外双重因素之下的群体行为。他们既想逃离战乱、饥荒，同时又渴望新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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