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十

JGSR

红色根据地与客家的历史渊源

刘晓农

这里指的红色根据地，锁定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两个概念上。两块红色的割据区域，无疑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胜利的起点，共和国的奠基石。可以这么说，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获胜。而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客家的人口与地域，占了一半或绝大部分，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如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日本学者山口县造所说的：“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这一说法虽然不那么全面，或许有一些偏颇，但基本上是个真实而概括性的论点。这就是说，客家与红色根据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客家是红色根据地的根基，正是客家养育了红色根椐地。就象植物的生长依赖土壤、阳光、水份那样密切。

客家的山地区位，为红色根据地提供了有利作战的地理条件

中国的南部有着两大南北走向的山脉。一为绵亘于江西、湖南两省之交的罗霄山脉。山座落于万洋山的宁冈县为轴心，周围有赣之永新、遂川、莲花，湘之酃县、茶陵五县。在面积为7200平方公里的境内，群峰叠嶂，绵延数百里，许多山势一般在海拔千米以上，最高峰1800多米，山上长着茂密的松杉竹树，不少是树木森森落叶百年的原始林，山腰和山脚是一层层梯田，客家人就生活在这些僻静的大山里。

另一山脉为江西、福建之交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与罗霄山脉南段之间，夹着一块广阔的地域，即江西的西南部和福建的西部。这一面积超过了近十个井冈山的范围，境内也是不乏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到处沟壑纵横，道路崎岖。这是客家人更为集中的地方，有六七个县纯系客家。

在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利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为挽狂澜于既倒，救革命于垂危而奋力苦斗。在寻找革命的下一步新路方面，毛泽东、朱德等人不愧为杰出的代表。他们以大革命失败后深厚的思想沉淀和卓越的睿智，把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带上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朱毛红军和边界党从武装割据的实践中，摸索出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点燃了燎原的火星。但囿于迴旋有限的地域和难以为继的经济出路，红四军前委决定在更大范围的赣南闽西营建新的根基之地。

具有共同特征的是，选择井冈山为武装割据的发源地也好，确定在赣南闽西开创大根据地也好，首先是两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只有这样的山地才是红军要去的最佳之处。因为力量还很弱小的红军，惟有在这山高路远，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一方面才能避敌锋芒，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另一方面敌人前来进攻，可以利用山势凭险据守，与敌人打圈子，才能不被敌人消灭。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吸取了先人经验的毛泽东，还是颇具军事指挥才干的朱德，都能清醒地意识到，都认定平原地方和交通要道决然不是要去的地方。

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其中就是“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井冈山和赣南闽西足以凭险据守，而且进退自如的险要地势，成为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有利条件。那些地势嶒峻、道路崎岖的大山，以及漫山遍野的林莽棘丛，极大地掩护了红军的行动，迟滞了敌人进攻的脚步，最终将他们挡在山下不可越雷池一步。井冈山在遭受“八月失败，局势极其危急的时候，湘敌三个团从酃县突到乔林”，欲一举攻夺黄洋界哨口，直捣大小五井。据守哨口的红军只有两个连，加上地方赤卫队也不上千人。军民团结共战，众志成城，接连三次击退敌人的强攻，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除了人的因素，就是地理的优势了。守山军民在几丈高的崖头上，用大树干垒起一堵石墙，看见敌人到了崖下，用刀砍断吊住木头的藤条，登时石墙倒塌，大大小小的石块飞滚而下，被砸着的敌兵不是脑浆迸裂，就是折手断脚。面对这种比机关枪、迴击炮更为厉害的“武器”，敌人官兵无不胆战心惊。守山军民又在陡险的小路上埋下百米长的竹钉阵，锋利而火炒屎浸的竹钉，扎得敌兵们嗷嗷痛叫，他们叫骂着不该在这样险恶的山地与“赤匪”作战……

赣南闽西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与丘陵相接的地形，也是红军调动敌人实施穿插的理想战场。只有四万军人的红一方面军，面对十万、二十万至三十万敌军的凶猛进攻，除了战略战术的指挥得当，还得借助于地形帮上一把。以1931年夏的第三次“围剿”为例，红军于7月10日从闽之建宁千里回师，实行战略退却，16天后插回到苏区的腹心地带兴国，欲以“中间突破”的战法，向兴国东部之莲塘、永丰南部之良村、宁都北部之黄陂突进。红军按此战略，在七八里外驻有敌军的山地穿行，人不咳嗽马不响蹄，一夜之间秘密地越过敌军4个师驻地之间30华里的空隙山地，跳出了敌人12个师的包围圈，直插兴国莲塘，以迅疾动作全歼全然不知的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接着，突袭良村的敌五十四师。3天之后，挥师东疾的红军又在黄陂歼灭敌毛炳文第八师，……从7月1日起到9月15日，77天之中，红军在赣南的山地穿插迂迴，六战五捷，歼敌万军，溃敌7个师，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以上仅是一例。在当时武器不甚先进，还没有使用飞机、雷达的情况下，得天独厚的有利地形，还是红军屡屡胜敌的直接保证。因为红军熟悉根据地内的山势地形，能够为已所用，变为一次次歼敌的战场。

JGSR

客家的优秀子弟，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兵源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是红色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保存下来的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伊始，只是千人不到。至1929年1月转战赣南闽西，下山的主力3600余人，另有留守根据地的正规红军超过了1500人。相隔了数年之后，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独立部队发展到40多万人。这个数目当中，外籍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官兵是客家人，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无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中央苏区，客家人民在各个方面竭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大的努力支援着红军，尤其在红军的兵员上，将自己的优秀子弟，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世代受到封建势力、反动政权深重压迫的客家民众，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蕴藏着充沛的革命愿望。红军来了以后，使他们心中充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革命的热情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融入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踊跃加入正规红军，就是显著的特征。

井冈山武装时期，加入红军最多的是客家人。在袁文才、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百分之九十的官兵来自客家子弟。以坝上乡为例，这个散居方圆20余里大小21个自然村的山区乡，当年只有800出头的人口，而参加红军就有87人。这就是男女老幼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红军。滩头村只有9户山民，加入红军都有13人。

赣南闽西更是红军的故乡。这里的民众多数是客家，其中兴国、瑞金、长汀、永定等七八个县，是几乎纯客家的地域。中央苏区在发展顶峰时期的40多万红军，大部分是客家人。红军的兵员在于民众，扩红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建立地方武装，然后将这些上过战阵的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同时也直接从各地招募青壮男子加入红军。中央苏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扩红一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32年春开始至翌年2月，各地按照中共苏区的《扩大红军决议案》，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掀起扩红竞赛热潮，共扩大红军8.76万人。

第二次扩红运动在1933年夏秋之间。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提出了“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于5月实行“扩大红军冲锋月”，组织“兴国模范师”等5个县的师加入红军，在三个月内扩红5万多人。

第三次扩红运动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不断遭受巨大损失，扩红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仅在1934年5月至7月的突击扩红中，要求数量是5万，而实际上达到62269人。瑞金县仅1个月就扩红5000人，名列全苏区第一。据《红星报》报道，中央苏区从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15日止，1年内共扩红112105人。而在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前夕的9月至10月上旬，又突击扩红18204人。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1万余人。这13个县的苏区人口和加入红军人数如下：

    瑞金县：总计人口24万人，参加红军4.9万人；

    兴国县：总人口231826人，参加红军5.5万人；

    宁都县: 总人口273652人，参加红军56304人；

    于都县：总人口343300人，参加红军67709人；

    赣  县：总人口159164人，参加红军11107人；

    会昌县：总人口24万人，参加红军38600人；

    石城县：总人口136万，参加红军16328人；

    安远县：总人口10万，参加红军12618人；

    寻乌县：总人口12万，参加红军6150人；

    上犹县：总人口10.15万人，参加红军约2000人；

    信丰县：总人口203660人，参加红军约10000人；

    崇义县：总人口8.9万，参加红军约2000人；

    南康县：总人口23万，参加红军3656人。

以上根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9月人口普查和中共江西省委1932年5月的统计，所得出数目，基本上是准确的。苏区的民众之所以踊跃加入红军，根本原因是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翻身，获得了土地和生存利益，参加红军就是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在苏维埃政府以各类组织卓有成效的扩红宣传动员下，到处可见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景象。瑞金县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户，在红军中的官兵达1100多人。

客家人具有特别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少的男子从少年起就习武练功，从事打猎和其他各种艰苦的劳作，因此身体素质和武艺枪法普遍不错。客家人民将自己的优秀子弟，几乎全数输送到了红军，使红军获得了不竭不绝的兵源。这是红军战胜五十万以上至一百万“围剿”敌军的根本保障。没有客家的子弟，中华苏维埃政权早就不复存在了!在红军中的客家子弟，不少人迎着硝烟战火，踏着尸体血迹，在与敌人的浴血奋战中锻炼成长，成为军中的各级指挥员。在红一方面军的师以上干部中，客家人占了一定的比重，有名的为叶剑英、朱云、陈奇涵、赖传珠、邓子恢、张鼎丞、杨成武、刘亚楼、肖华、古柏等等。

JGSR

客家的绿林近史，启发红军创造出克敌制胜的游击战术

秋收起义部队于井冈山茅坪安下家来，欲在周围各县展开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应对敌军即将到来的进剿？他清楚地意识到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定要拔掉扎在自己屁股底下的针刺。

在茅坪的日子里，毛泽东接触最多的是袁文才，几乎每个晚上都在老中医谢池香执意让给居住的八角楼，无拘无束地聊谈。在无所不包的话题中，他们扯到了湘赣边界绿林的近史。

作为井冈山的“末代绿林”，袁文才对于边界历年来诸多的绿林情形是熟悉的。这些不堪忍受官府豪绅的欺压，被迫上山为匪的绿林，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有四五十股。最终有的在互相争夺地盘、利益的内讧中，被对方吞灭，有的被土豪搬来官军抄剿而消亡，只有袁文才、王佐的两支客家绿林武装得以保存。

毛泽东非常感兴趣的，是朱聋子对付官军抄剿的一套战术。这个行伍出身的湖南祁阳人，在井冈山为“匪”多年，能够灵活自如地对付一个团北洋军队的抄剿，留下不少故事、轶事。他有几句名言，一句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另一句是“打仗如同做买卖，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能打就打，打不得就走”。

朱聋子的绿林战法，在毛泽东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他决计沿用、发展这种战术，起到了启发作用。他曾对何挺颖、陈浩、张子清等黄埔军官们讲到：我们到了井冈山，那里换个法子和敌人斗下去，因此在战略战术上也要来个转变，不能再打那硬攻硬守的蠢仗，要实行绿林们游击战术。陈浩等人听到这里，不解地发向：“何谓绿林游击战术？”毛泽东讲了朱聋子的相关故事，以告诫的语气要陈浩等人改变过去的战法，向朱聋子学习。

让毛泽东大所失望的是，于11月中旬领兵打下茶陵的陈浩团长，口头上说实行绿林式的游击战术，实际上热衷于正规战阵，使工农军命军受到差些被叛徒拉到敌人一边的损失。同年12月中旬，在部队回到井冈山的军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打茶陵的教训，着重讲到工农军革命军的战略战术。

“井冈山以前有个叫朱聋子的山大王，他们和官军打了几年，摸出了通道。他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仗好比做买卖，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是工农革命军，还当不了朱聋子吗？要丢掉老的一套，来一个战术的转变……”

朱德统领南昌起义军部和湘南农军上到井冈山后，红四军在灵活多变的战略原则指导下，于5月间接连两次大败赣敌，占据永新县城。5月22日晚在县城的左家祠召开各团连以上干部会议，在朱德主持下由毛泽东作了一个战略报告，毛阐述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理，富有激情地表达积蓄在内心的理性认识，“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一种古今中外都不同的战术，就是一种战无常规的打法。具体来说，是避敌之长，攻其之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这些打法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毛泽东接着折手指一句一顿地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待干部们发出激情的赞叹之后，朱德以命令的口吻对众干部说：“你们回去要向部队传达泽东同志的十六字决，让大家明白，这就是红军不可动摇的战略方针”。

红四军主力到了赣南，在东固的时候，毛泽东与朱德通过与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段起凤的接触，对于游击战术的认识在思想上洞开了一页新的窗扉。家在永丰芹菜坑，世代为客家的段起凤，出身贫寒家庭，少年起在外做长工，学过武功。他20岁起投奔封建帮会的“三点会”，数年后在绿林中崭露头角，崛起为大头领。1928年在共产党人赖经部、高克念等人的启发和感召下，率领队伍参加东固游击队，任了红四团团长。段起凤与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李文林等人，在东固山的武装割据中，采取了不搞固定区域的公开斗争的方式，而是变定不居的游击策略，也不搞公开的苏维埃政权与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动的作战。这种飘忽不定的战术，每每能够奏效，使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

作为首创了红军游击战术的毛泽东和朱德，与众不同的杰出之处，就是不断地修正自己原来的认识，以创新的观念审视新出现的事物，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他们从又一个客家的“末代绿林”段起凤所积累的战术经验中，共同地受到启示，一种“变而不居，飘忽不定，以应付敌人穷追跟踪”的游击战略，在他们脑子里产生了，并且付诸于日后的斗争实践。

杰出的战略家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央苏区这座战争的大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以少胜多、转危为安的雄壮多姿的话剧。发源于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中央苏区已经演绎为代表游击战略精华的“诱敌深入”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然而，这一战略升华的底蕴，仍然离不开客家绿林抗击官军斗争经验所带来的启示。

JGSR

客家的精神特质，造就了红军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

客家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和文化的族系，有一种特别显著的东西令人瞩目，那就是客家精神。这种精神最明显的特性，就是备尝艰苦，不畏险难，不畏强暴，尊祖爱国，为了正义和民族事业宁折不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翻开客家的近代史册，无论在客家聚居的湘赣边界还是客家大本营的赣南闽西，无不记载着客家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所进行的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英勇事迹。

原宁冈县的地域内，十之八九的山区为客家所居，被贱称为“客卡子”。他们不惟在政治上受到官府和土籍豪绅的欺压，经济上更是受到名目繁多的苛刻剥盘。连所居住的地盘还得向土籍豪绅缴纳“地税”。至于民众挑着农产去圩上出卖，无论什么山货都得交“落地税”。统治阶级的压榨持续得愈久愈烈，客家民众的反抗情绪蓄之愈深。不但各地陆续有走无路生活无着的山民拉起绿林队伍，以“吊羊”的手段向豪绅富户报复，就是大规模的民众起义，也时常发生，以至于攻打是衙门。其中有名的是黄三祥领导万军客家人，英勇地攻下了宁冈县治新城。这次攻城虽然最终失败了，黄之祥及数百义士也壮烈战死，但客家人那种勇于反抗的英雄气概长留在人们心里。

在部分县份为纯客家的赣南闽西，那种反抗官府统治和豪绅欺压的民众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南康县的民众在1907年8月的反帝驱教运动中，一次打死意大利神父江督烈及凶恶走狗64人。闽西龙岩西山的拳师翁矮古，率领数万饥民攻克卅城，开义仓，杀贪官，震撼八闽。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中，闽西的革命党人为光复汀州，在攻城战斗中一次战死800多人。

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客家人民，在红军来了以后，那种久受压抑的革命热情，有如岩浆爆发那样喷涌而出，奋勇地投身于这场他们寄以热望的革命运动。众多的客家儿女加了红军，自然把他们从祖先那儿秉承来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惧牺牲，勇于献身的精神特质带到队伍中来，并且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充实升华。

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转战。时值隆冬，天降大雪，气候酷寒，红军为要摆脱追敌，每日平均行走90里山路以上，官兵们身着单衫，不少人赤着脚在冰雪未化的泥泞中行进。陈毅曾在给中央的报告写到：“官兵经过30日之长途行军已属难支，但皆能一致团结并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面对如此艰难的险境，只有秉承了客家英雄性格的朱毛红军，才能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在瑞金的大柏地一战，“我军以屡败之象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荣誉之战争。”大柏地战斗，是朱毛红军秉承客家人不畏艰险，勇于拼搏之精神的光辉照影。也是众多客家子弟发扬这种精神的充分体现。

最能凸现红军继承客家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莫过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以来，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天上每日有十几架飞机在轰炸扫射，地上每天发生十几次恶战，还遇到粮尽弹绝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无数困难。红军开动双脚，爬雪山过草地，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创造了世为之震惊与赞叹不已的奇迹。在这场世所罕见的长征中，红军的主体依然是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客家人。从中央苏区出发的八万六千余将士，另有二万余人的挑运队，大多数来自赣南闽西，根据并非完全和精确的计算，红军中有六万余客家子弟在支撑着这支无比英勇的工农红军。闽西共有10万余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其中二万人随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1800多人。兴国县有一万二千多人参加长征，在一年来的征战途中牺牲的红军官兵，兴国籍的壮士最多，算来每1公里就倒下了一名兴国壮士。万水千山掩埋着客家优秀子弟的忠骨，也使他们的不畏限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更广褒的空间得到传扬，升华为一种传之后世、永载于中华史册的长征精神!

在客家人民居住和生活的广阔红土地上，红军秉承了客家们精神特质，客家子弟也使这种精神得到意义更深的弘扬。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朱毛红军暨赣闽苏区人民以卓尔不群的客家英雄性格，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JGSR

此为转贴，还有一节介三~四之间，由于网站设置了什么，不能显示
望斑竹或管理员解决

JGSR

客家的开拓进取，成为红色根据地进行事业建设的传承动力

客家以其迁徙流动和在陌生地方开基立业的特征，具备着一种善于学习，善于纳新，富有创造力的优秀品质，这与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秉性结合起来，构成了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和愈挫愈奋的创业精神。

井冈山区域的客家，基本上是明末清初自广东的嘉应州（今梅市地区，包括五华、龙川、兴宁等县）以及福建泉州、莆田迁移而来的，他们来时住着杉皮、竹片搭盖的棚子，又被称为棚民。客家人勤劳耕作，在山里从事打猎、开荒种地、烧炭挖药等营生，历经了几十年后，各方面的情况就有了大的变化。最显著的是人口增加。“井冈山泉水塘的邹姓，清初迁来的时候是两夫妻，到民国初发到9户60多人。”茅坪坪上山的张姓，“是在崇祯皇帝死后，两公婆带着父母的遗骨来的，现在发出了13代，上百人口”。当时，不少寂静闭塞的山地，被客家移民们治理得人丁兴旺，成为热闹的村落。清代光绪年间，原宁冈县的桃寮、鹅石等地，客家人在千米以上的深山里大兴土木，建起了街道，出现了不少粉檐画栋的青砖瓦舍。最早流传的民谣说：“野猪府，（湖）露子县（坪）铁顶界来金銮殿，上下鹅石孤贫院，大陇茅坪千火烟。”这是以谐音为谣，夸那些山地村落的繁华热闹。以黄洋界面侧的野猪湖为例，过去岭峻谷深，树木蔽空，野猪成群的地方，经过客民十几年的治理，在各个山窝里建了许多房屋，竟形成了小街道。“宁冈茅坪的仓阿园，龙姓祖辈三代同堂，有一幢麻石到窗户的八行大屋，每篷出山看大戏，有十几把洋伞同行。”茅坪坪上山的高脚吊楼更有气派，高达三丈有余，登楼眺望可以看到很远，客家人还在许多地方建造了殿阁相连、规模宏大的寺院、庵场、学校等，如象山庵、白云寺、龙济观、龙江书院、攀龙书院、洪石李家祠等等。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营建根据地，这是前无先例的创举，没有现存的模式，马列主义著作也没有答案。以毛泽东、朱德为领导的共产党人，具有非凡的睿智和敢于创新的精神，能够巧妙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向客家人学习，像他们开基立业那样，在根据地开展军事、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建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客家能办到的事，红军也能办到。

首先是为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展了生产自救和反封锁的斗争。因为毛泽东、朱德等人深知，红军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不仅仅是靠精神力量就可以战胜的，还有赖于物质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创造。红军像客家人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主要举措，表现在下列的方面。

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的经济，为了培养能够自给的经注力，边界党和红军非常重视农业，以相当大的精力帮助各地完成了土地分配，每到一地就是组织分田或帮助农民耕种。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布不准抛荒田地不准鹅鸭放田的布告。强壮的男人参加赤卫队、暴动队随红军作战去了，就发动妇女学犁耙、插秧，挑起农田耕种的重担，各区乡还进行劳力换工和农具、耕牛互助，组织耕田队，对红军家属的土地实行代耕、包耕。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修牛路、疏水圳、筑陂坝等。

创办所需的后勤事业。为解决部队的军用需要，在袁文才、王佐的帮助下，于步云山办起军械修理所，在桃寮办起被服厂。红四军成立后，在茨坪设立军械处，在上井开办造币厂，生产墨西哥版的“工”字银元，可以与“袁大头”兑换，作为根据地的流动货币。在象山庵办起印刷厂，用石印机印刷各种宣传品。

在活跃根据地的经济、促进生活物资交流的方面，红军在黄坳至草林70里的路上，打掉了向群众和中小商人滥收捐税的靖卫团，发动群众斗倒了圩场恶霸黄礼瑞，恢复了草林圩场。由于实行公平买卖的商业政策，吸引四乡的群众前来逢圩，到圩二万多人，为空前所未有。边界党又将草林圩的经验移到宁冈与酃县交界的大陇，在那里办起圩场。酃县、遂川的一些商人冒着被靖卫团拦截的危险，将各种紧缺的生活物品带到圩场进行交易。红军并在茨坪办起公卖处，将打土豪得到的浮财和战斗中缴获的盐和布等物资，在公卖处平价售出。为要解决缺盐的困难，于茅坪开办硝盐坊，用老墙壁土熬制硝盐，还办起染布坊，以稻草灰、茶梓壳灰拌赤楠根水，染制粗布缝军衣。

另外是实行白区与红区的贸易往来。在宁冈、永新、遂川之地设立竹木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吉安、长沙等地输出根据地盛产的竹木和桐油、茶叶等，沟通与白区的物资交流。

红军的经济条件如此困难，各种主要生活物品如此紧缺，仍能维持不散，办起一系列为保证根据地生存的基本事业，这与像客家人那样发挥穷通达变、营造生存环境的进取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且，在所进行的各项事业建设中，始终得到了客家人民的倾力支持。无论在诞生了朱毛红军的湘赣边界，还是成为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客家大本营赣南闽西，客家人民为着苏维埃的事业，为着革命的获胜，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奉献和牺牲。正如一些外国史学家的庄重断言：“没有客家，便没有苏维埃政权。”

随着中央苏区的营建，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以后，党和红军面临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繁杂的问题，即怎样建设一个战争环境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党和红军没有多的犹豫，仍然承传客家人民善于创新的精神，让艰苦创业的传统发扬光大，在苏区进行建党设政、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建设。这无疑是客家开拓进取的精神，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张扬和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