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学者气度诗人情怀 —记院荣誉学部委员、语言学家周定一
周定一是客家人,罗先生对客家话很感兴趣,便经常提醒他留意自己的客家话。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酃县客家方言》,就是研究酃县家乡的客家话
未命名.jpg
周定一先生是我院荣誉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语言学家，今年已经95岁高龄。去年初春时节，笔者曾对周先生作过一次访谈，亲耳聆听他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讲述他的世纪人生和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曲折漫长的求学之路
1913年11月，周定一出生于湖南酃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铁路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幼年的周定一先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然后转学到长沙，在长沙读完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时，因为父亲工作变动，又转到上海浦东中学去读高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跟上海许多大中学生一起，到南京向蒋介石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东北。“一二八”上海沦陷后，他再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读书。1934年高中毕业时，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备取生”。不巧那一年师大国文系没有空余的名额，只好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旁听，并参加扬州中学办的一个高考补习班。次年初夏，他再次去北京参加考试，结果同时考取北大中文系和北师大国文系，因为北大录取在先，便上了北大中文系。在北大求学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北大与清华、南开南迁，组成西南联大，周定一转入西南联大读书。1939年周定一从西南联大毕业，朱自清先生推荐他到云南大理中学教国文。次年到昆明中法中学教国文。1942年他被联大中文系聘为助教，不久转为教员（职位低于讲师，但高于助教），期间主要与沈从文合教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抗战结束，续北大中文系之聘，回到北大母校任教，后转入罗常培先生主持的北大文科研究所。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周定一调入语言所，是最早来所的一批研究人员之一，此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语言所，直到1987年退休。走上文学创作和语言学研究的道路青年时期的周定一曾是位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南湖诗社”的骨干成员。他的文学之路得益于几位良师。一位是常任侠先生，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常先生旧学新知，古典诗词和新体诗均写得好，对周定一也颇为赏识。因为他的影响，周定一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并从高中时起开始在《中央日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另一位是废名（冯文炳）先生，教他大一写作。废名推崇周作人一派的散文风格，追求言外之意，小而精，对周定一的创作影响较深，抗战爆发前，周定一常在《世界日报·明珠》上发表作品。还有一位杨振声先生，是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老师。周定一选修他的“新文学研究”课时，杨先生常将周的文章推介到《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
在联大读书期间，周定一与同窗好友穆旦、向长清、刘兆吉、赵瑞蕻、刘重德、林蒲、刘绶松等，在闻一多和朱自清的关心和指导下，发起成立了联大第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南湖诗社”（联大文法学院最初在云南蒙自的南湖边上，因此得名），倡导写作新诗、研究新诗，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诗歌后来有一部分收入《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是那首《南湖短歌》：“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淡雅的文字和美丽的意象间弥漫着浓浓的故国乡愁，很好地反映了当时联大师生的心境，被认为是该诗社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抗战结束后，回到北大教书，周定一应沈从文之邀，与之合编《平明日报》副刊《星期艺文》（发刊词由周定一执笔撰写），以发现和培养“新生代”作家为己任，扶持“新一代文学创作”，提携了不少文学新人，包括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邵燕祥等。
周定一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则主要是受到罗常培先生的影响。在北大读书时，周定一选的是语言文字分科。当时教授他们专业课的，有唐兰、罗常培、沈兼士、王力、魏建功等名家，罗先生教他们音韵学，对他的帮助最大。周定一是客家人，罗先生对客家话很感兴趣，便经常提醒他留意自己的客家话。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酃县客家方言》，就是研究酃县家乡的客家话，得到了罗先生的细心指导，并受到罗先生的称许。是罗先生指引他走上了语言学研究之路。之后，从任教西南联大，到进北大文科研究所，再到中科院语言所，周定一一直是在罗先生的指导下工作。罗先生对他的影响，从做学问到做人，是全方位的。他常说，自己虽然没有踵武罗先生治音韵学的路，但罗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正直宽厚、嫉恶如仇的人格特质，深深地熏陶着他。十年磨一剑的《红楼梦语言词典》：周定一的语言学研究
作为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周定一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语音、词汇、语法、方言、语言学史、词典编纂、语言政策和文字规范化等均有涉猎。其中用力最勤的，是词汇研究，特别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周定一到语言所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近百年来汉语词汇演变的研究。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和其他几位同志承担了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百年词汇演变的任务。他们从搜集原始资料入手，那时语言所和近代史所是近邻，周定一便常到近代史所去借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老《申报》，他搜集了大量清末民初的语言材料。虽然后来这项研究被迫取消了，但自此他对汉语词汇的演变产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50年代，周定一在语言所干得最久的工作是编辑《中国语文》。这段时期，他除了花费大量精力编杂志外，还发表了不少词汇研究方面的论文，以及大量普及汉语知识、宣传语言规范与文字改革的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周定一调到汉语史研究室，承担了集体项目《汉语语音史》的“现代语音”部分。后来又协同谭全基修订郑奠先生编集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并以《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推出“试印本”，周定一担任审订委员之一，为《现汉》的审订花费了大量时间。1972年，语言所从河南息县干校回京，他又被调去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为之倾注了大量的精力。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
1977年语言所学科调整，成立近代汉语研究室，周定一担任首任室主任。时值“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他就跟本室钟兆华先生商量合作研究《红楼梦》里的词汇。《红楼梦》号称“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其语言被公认为是反映了18世纪近现代的北京话。起初他们只是以“《红楼梦》词汇研究”为题进行专题研究，陆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红楼梦〉里的词尾“儿”和“子”》《〈红楼梦〉词汇中的标音问题》等等。后来材料积累多了，便萌生出编著《红楼梦语言词典》的打算。于是从1978年校勘底本开始，设计体例、选定词条、排比例句、归纳义项，反覆推敲和审核，到1988年整部词典书稿完成，前后花了整整十年。如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他们编这部词典也可谓“个中甘苦只心知”。1995年由他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编的《红楼梦语言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部凭藉个人之力完成的250万字的巨著，收词25000余条，几乎是《红楼梦》一书词汇的总量，可以看成是18世纪的北京话词典，被一些学者誉为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词典出版时，新华社曾用六种文字向海外数千家媒体刊发了消息。
周定一在词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还有《词汇的新陈代谢》《“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所字别义》《“挤对”和“挤兑”》等。他在语音、语法、方言等方面的著述也有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汉语方言和拼音文字》《对〈审音表〉的体会》《酃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等，这些文章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尽心尽力编好《中国语文》
周定一长期担任《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工作，为《中国语文》的成长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52年7月《中国语文》创刊，他是最初的九名编委之一，每天从位于王府大街翠花胡同的语言所，赶去西单新皮库胡同文改会院内的《中国语文》编辑部上班。1955年底至1960年底，他更以常务编委身份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和编辑部同仁一起，为编好这份国内语文学界的顶级刊物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那时的《中国语文》，肩负着研究、宣传文字改革和发展新中国语言学的双重任务，后者又要兼顾普及语言知识和提高语言科学水平，因此凡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无所不谈，是名副其实的“杂志”。这样做的结果，是把语言学从只是“国家崇尚学术之点缀”的狭隘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扩大了语言学领域和语言工作者的视野，更吸引了众多社会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语言问题的讨论中来。其中有不少人逐渐成长为我国语言学研究的骨干力量。这段时期，《中国语文》还集中讨论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问题，如1953年10月至1956年下半年由高名凯先生《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一文引起的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其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争鸣的学者之众、讨论问题之深入、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
他还开辟了“中国语言学史话”栏目，带头撰写《杨雄和他的〈方言〉》和《博闻强记的郭璞》两篇文章，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的成就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这个栏目得到海内外专家的支持，连续刊登了许多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为配合当时语文工作的重要任务，他还腾出时间撰写了《谈汉语规范化》《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努力发挥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话和识字教育的作用》《汉语语言科学的通俗普及工作》《学习鲁迅，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等多篇文章，积极推动语言知识的通俗普及和语文规范化，宣传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周定一参与编辑的《中国语文》，在普及语文知识，参与社会“语言生活”，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促进新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及增强语言学界的团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语文》杂志也因此深受广大语文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欢迎，印数一度达到65000份。求真、求实的诗人学者
周定一为人正直，淡泊名利。他热爱祖国，执著追求真理和自由，有着火一般炽热的诗人情怀。在那些民生凋敝、国家垂亡的战乱岁月，他一边钻研学问，矢志以知识报效国家，一边在五四精神感召下，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反对独裁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还是中学生的他就和许多大中学生一起，从上海跑到南京去向蒋介石政府请愿、示威，结果被反动军警打落到水沟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刚踏入北大校门的他更义无反顾、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伟大运动，亲身感受了青年学子们高涨的爱国激情，目睹了反动军警镇压学生的暴行。直到后来任教于西南联大，他仍然多次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周定一治学严谨，学风朴实。他写文章总是从积累材料开始，材料积累够了，才动手写作，因而他的文章总是言之有物，言而有据，从不作空言。他善于从剖析具体问题入手，步步为营，层层深入，最终求得问题的完满解决，即运用所谓的“抽丝剥茧法”。例如他写《所字别义》一文，光材料就积累了几十万字；初稿写成后，也没急着拿出来发表，而是不断地补充，不断地修改。直到许多年以后，吕叔湘先生读到这篇文稿，竭力建议下才发表。1979年，王力先生给北大汉语史研究生上论文写作课时，特别以这篇文章为范例：“最近一期的《中国语文》上，头一篇文章是周定一同志写的，题目叫《所字别义》。‘所’字的一种意义，别人不注意，没有讲到，他从现代北方话一直追溯到宋代，甚至追溯到先秦，写得很深入。这种文章值得提倡……”又说：“《所字别义》把具有人家没有讲到的那种意义的‘所’字能找到的都找出来，随时留意，做出札记或卡片。你别看写出来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收集的材料却是几十万字。这叫作充分占有材料……”周定一强调治学应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认为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要广泛，这样才能做出大学问，如果只把自己划定在一个圈子里，虽然也可以出些成绩，但终究成不了大器。
针对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学风，周定一十分忧心。他说：“搞研究工作，需要的就是一条筋定到底的韧劲儿。现在学术界的风气浮躁得很。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像‘催生婆’一样，要求年轻人早出成果、快出成果。迫于形势，现在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人少了，急功近利、急于冒尖、投机取巧的人多了。这种学风害事得很！”
1987年周定一从语言所退休。退休后的他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语言学论文和回忆学界师友、往事的文章发表。如今，他年寿已高，身体不比从前，但仍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整理旧作，间或写些回忆文字。他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就是争取恩师罗常培先生的文集早日全部出版。这部文集已经编了许多年，开始因为经费问题，压在出版社很长时间。现在经费问题所里已经帮助解决了，却又因文集中大量的梵、藏文材料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帮助校订，所以延宕至今未能出齐。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时间：2008-6-3 15: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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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一先生是我院荣誉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语言学家，今年已经95岁高龄。去年初春时节，笔者曾对周先生作过一次访谈，亲耳聆听他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讲述他的世纪人生和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曲折漫长的求学之路
1913年11月，周定一出生于湖南酃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铁路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幼年的周定一先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然后转学到长沙，在长沙读完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时，因为父亲工作变动，又转到上海浦东中学去读高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跟上海许多大中学生一起，到南京向蒋介石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东北。“一二八”上海沦陷后，他再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读书。1934年高中毕业时，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备取生”。不巧那一年师大国文系没有空余的名额，只好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旁听，并参加扬州中学办的一个高考补习班。次年初夏，他再次去北京参加考试，结果同时考取北大中文系和北师大国文系，因为北大录取在先，便上了北大中文系。在北大求学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北大与清华、南开南迁，组成西南联大，周定一转入西南联大读书。1939年周定一从西南联大毕业，朱自清先生推荐他到云南大理中学教国文。次年到昆明中法中学教国文。1942年他被联大中文系聘为助教，不久转为教员（职位低于讲师，但高于助教），期间主要与沈从文合教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抗战结束，续北大中文系之聘，回到北大母校任教，后转入罗常培先生主持的北大文科研究所。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周定一调入语言所，是最早来所的一批研究人员之一，此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语言所，直到1987年退休。走上文学创作和语言学研究的道路青年时期的周定一曾是位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南湖诗社”的骨干成员。他的文学之路得益于几位良师。一位是常任侠先生，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常先生旧学新知，古典诗词和新体诗均写得好，对周定一也颇为赏识。因为他的影响，周定一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并从高中时起开始在《中央日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另一位是废名（冯文炳）先生，教他大一写作。废名推崇周作人一派的散文风格，追求言外之意，小而精，对周定一的创作影响较深，抗战爆发前，周定一常在《世界日报·明珠》上发表作品。还有一位杨振声先生，是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老师。周定一选修他的“新文学研究”课时，杨先生常将周的文章推介到《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
在联大读书期间，周定一与同窗好友穆旦、向长清、刘兆吉、赵瑞蕻、刘重德、林蒲、刘绶松等，在闻一多和朱自清的关心和指导下，发起成立了联大第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南湖诗社”（联大文法学院最初在云南蒙自的南湖边上，因此得名），倡导写作新诗、研究新诗，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诗歌后来有一部分收入《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是那首《南湖短歌》：“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淡雅的文字和美丽的意象间弥漫着浓浓的故国乡愁，很好地反映了当时联大师生的心境，被认为是该诗社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抗战结束后，回到北大教书，周定一应沈从文之邀，与之合编《平明日报》副刊《星期艺文》（发刊词由周定一执笔撰写），以发现和培养“新生代”作家为己任，扶持“新一代文学创作”，提携了不少文学新人，包括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邵燕祥等。
周定一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则主要是受到罗常培先生的影响。在北大读书时，周定一选的是语言文字分科。当时教授他们专业课的，有唐兰、罗常培、沈兼士、王力、魏建功等名家，罗先生教他们音韵学，对他的帮助最大。周定一是客家人，罗先生对客家话很感兴趣，便经常提醒他留意自己的客家话。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酃县客家方言》，就是研究酃县家乡的客家话，得到了罗先生的细心指导，并受到罗先生的称许。是罗先生指引他走上了语言学研究之路。之后，从任教西南联大，到进北大文科研究所，再到中科院语言所，周定一一直是在罗先生的指导下工作。罗先生对他的影响，从做学问到做人，是全方位的。他常说，自己虽然没有踵武罗先生治音韵学的路，但罗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作风，正直宽厚、嫉恶如仇的人格特质，深深地熏陶着他。十年磨一剑的《红楼梦语言词典》：周定一的语言学研究
作为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周定一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语音、词汇、语法、方言、语言学史、词典编纂、语言政策和文字规范化等均有涉猎。其中用力最勤的，是词汇研究，特别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周定一到语言所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近百年来汉语词汇演变的研究。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和其他几位同志承担了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百年词汇演变的任务。他们从搜集原始资料入手，那时语言所和近代史所是近邻，周定一便常到近代史所去借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老《申报》，他搜集了大量清末民初的语言材料。虽然后来这项研究被迫取消了，但自此他对汉语词汇的演变产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50年代，周定一在语言所干得最久的工作是编辑《中国语文》。这段时期，他除了花费大量精力编杂志外，还发表了不少词汇研究方面的论文，以及大量普及汉语知识、宣传语言规范与文字改革的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周定一调到汉语史研究室，承担了集体项目《汉语语音史》的“现代语音”部分。后来又协同谭全基修订郑奠先生编集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并以《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推出“试印本”，周定一担任审订委员之一，为《现汉》的审订花费了大量时间。1972年，语言所从河南息县干校回京，他又被调去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为之倾注了大量的精力。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
1977年语言所学科调整，成立近代汉语研究室，周定一担任首任室主任。时值“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他就跟本室钟兆华先生商量合作研究《红楼梦》里的词汇。《红楼梦》号称“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其语言被公认为是反映了18世纪近现代的北京话。起初他们只是以“《红楼梦》词汇研究”为题进行专题研究，陆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红楼梦〉里的词尾“儿”和“子”》《〈红楼梦〉词汇中的标音问题》等等。后来材料积累多了，便萌生出编著《红楼梦语言词典》的打算。于是从1978年校勘底本开始，设计体例、选定词条、排比例句、归纳义项，反覆推敲和审核，到1988年整部词典书稿完成，前后花了整整十年。如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他们编这部词典也可谓“个中甘苦只心知”。1995年由他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编的《红楼梦语言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部凭藉个人之力完成的250万字的巨著，收词25000余条，几乎是《红楼梦》一书词汇的总量，可以看成是18世纪的北京话词典，被一些学者誉为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词典出版时，新华社曾用六种文字向海外数千家媒体刊发了消息。
周定一在词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还有《词汇的新陈代谢》《“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所字别义》《“挤对”和“挤兑”》等。他在语音、语法、方言等方面的著述也有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汉语方言和拼音文字》《对〈审音表〉的体会》《酃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等，这些文章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尽心尽力编好《中国语文》
周定一长期担任《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工作，为《中国语文》的成长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52年7月《中国语文》创刊，他是最初的九名编委之一，每天从位于王府大街翠花胡同的语言所，赶去西单新皮库胡同文改会院内的《中国语文》编辑部上班。1955年底至1960年底，他更以常务编委身份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和编辑部同仁一起，为编好这份国内语文学界的顶级刊物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那时的《中国语文》，肩负着研究、宣传文字改革和发展新中国语言学的双重任务，后者又要兼顾普及语言知识和提高语言科学水平，因此凡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无所不谈，是名副其实的“杂志”。这样做的结果，是把语言学从只是“国家崇尚学术之点缀”的狭隘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扩大了语言学领域和语言工作者的视野，更吸引了众多社会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语言问题的讨论中来。其中有不少人逐渐成长为我国语言学研究的骨干力量。这段时期，《中国语文》还集中讨论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问题，如1953年10月至1956年下半年由高名凯先生《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一文引起的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其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争鸣的学者之众、讨论问题之深入、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
他还开辟了“中国语言学史话”栏目，带头撰写《杨雄和他的〈方言〉》和《博闻强记的郭璞》两篇文章，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的成就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这个栏目得到海内外专家的支持，连续刊登了许多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为配合当时语文工作的重要任务，他还腾出时间撰写了《谈汉语规范化》《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努力发挥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话和识字教育的作用》《汉语语言科学的通俗普及工作》《学习鲁迅，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等多篇文章，积极推动语言知识的通俗普及和语文规范化，宣传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周定一参与编辑的《中国语文》，在普及语文知识，参与社会“语言生活”，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促进新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及增强语言学界的团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语文》杂志也因此深受广大语文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欢迎，印数一度达到65000份。求真、求实的诗人学者
周定一为人正直，淡泊名利。他热爱祖国，执著追求真理和自由，有着火一般炽热的诗人情怀。在那些民生凋敝、国家垂亡的战乱岁月，他一边钻研学问，矢志以知识报效国家，一边在五四精神感召下，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反对独裁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还是中学生的他就和许多大中学生一起，从上海跑到南京去向蒋介石政府请愿、示威，结果被反动军警打落到水沟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刚踏入北大校门的他更义无反顾、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伟大运动，亲身感受了青年学子们高涨的爱国激情，目睹了反动军警镇压学生的暴行。直到后来任教于西南联大，他仍然多次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周定一治学严谨，学风朴实。他写文章总是从积累材料开始，材料积累够了，才动手写作，因而他的文章总是言之有物，言而有据，从不作空言。他善于从剖析具体问题入手，步步为营，层层深入，最终求得问题的完满解决，即运用所谓的“抽丝剥茧法”。例如他写《所字别义》一文，光材料就积累了几十万字；初稿写成后，也没急着拿出来发表，而是不断地补充，不断地修改。直到许多年以后，吕叔湘先生读到这篇文稿，竭力建议下才发表。1979年，王力先生给北大汉语史研究生上论文写作课时，特别以这篇文章为范例：“最近一期的《中国语文》上，头一篇文章是周定一同志写的，题目叫《所字别义》。‘所’字的一种意义，别人不注意，没有讲到，他从现代北方话一直追溯到宋代，甚至追溯到先秦，写得很深入。这种文章值得提倡……”又说：“《所字别义》把具有人家没有讲到的那种意义的‘所’字能找到的都找出来，随时留意，做出札记或卡片。你别看写出来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收集的材料却是几十万字。这叫作充分占有材料……”周定一强调治学应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认为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要广泛，这样才能做出大学问，如果只把自己划定在一个圈子里，虽然也可以出些成绩，但终究成不了大器。
针对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学风，周定一十分忧心。他说：“搞研究工作，需要的就是一条筋定到底的韧劲儿。现在学术界的风气浮躁得很。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像‘催生婆’一样，要求年轻人早出成果、快出成果。迫于形势，现在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人少了，急功近利、急于冒尖、投机取巧的人多了。这种学风害事得很！”
1987年周定一从语言所退休。退休后的他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语言学论文和回忆学界师友、往事的文章发表。如今，他年寿已高，身体不比从前，但仍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整理旧作，间或写些回忆文字。他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就是争取恩师罗常培先生的文集早日全部出版。这部文集已经编了许多年，开始因为经费问题，压在出版社很长时间。现在经费问题所里已经帮助解决了，却又因文集中大量的梵、藏文材料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帮助校订，所以延宕至今未能出齐。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时间：2008-6-3 15:3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