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专家谢重光:我的客家研究之路

 

　　我原先的研究领域是佛教社会史，在读硕士、博士期间以及博士毕业后最初几年，已取得一些成绩，受到学界关注。若循此方向继续研究，原本可以驾轻就熟，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但我后来却转向了客家研究。

　　1987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当时，出于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的需要，福建、广东等地的客家研究热潮悄然兴起。1993年，我参加过一次客家研究会议，对于客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初步了解。我意识到，客家研究有广阔的前景，但在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上存在不少问题。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沿袭半个多世纪的罗香林先生奠定的客家研究路数，偏重从血统、种族上解释客家；对族谱等民间文献不加考订，盲目信从；笼统地把晋永嘉之乱后的移民史等同于客家先民的迁徙史；把宋代基于户等划分的主户、客户误解为土著和“客家”，进而得出“客家”形成于五代宋初的结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能客观地揭示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与客家文化的特质，但当时仍被多数研究者特别是地方文史工作者奉为圭臬，层层相因，以讹传讹。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客家研究就会固步自封甚至误入歧途。

　　我当时心中涌起强烈的责任感，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一位客家人，应投身于客家研究，发挥学术专长，澄清客家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为之拓出新境。同时，我又有一种学术自信，因为客家的来源与魏晋隋唐以来的移民史相关，这方面我有学术基础，有学科上的优势。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陈寅恪先生曾说搞学术研究要“预流”，即应关注和参与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潮，不能置身事外。客家研究是现今时代正在兴起的一股重要的学术潮流，既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又能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服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投身客家研究，正是在学术上“预流”的具体表现。基于此，我毅然决然暂时中断了轻车熟路的佛家社会史研究，全身心投入客家研究。

　　从1993年起，我的研究基本上围绕客家的历史与文化展开，首先探讨客家的源流，继而梳理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史，渐渐扩及畲族、福佬与客家的关系，以及客家妇女、福建区域客家史、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关系等，先后出版了《客家源流新探》、《客家形成发展史纲》、《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福建客家》、《客家文化述论》等九部客家学专著。

　　在这些专著中，我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其理论依据是费孝通先生的“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和陈寅恪先生以文化界定北朝、隋唐民族的民族史观。我认为这两个理论完全适用于客家。客家的来源是多元的，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主导下，成为有机的统一整体；客家人与闽南人、广府人等汉族各个民系，在血统上、种族上并无多大不同，而使这些民系相区别的主要是文化。

　　第二，对于与客家相关的移民史的看法。我认为，与客家有直接关系的移民，应从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算起，历经五次高潮。这五次移民高潮分别出现于“安史之乱”时期，唐末、五代、宋初，北宋和南宋之交，宋元之际，以及明中叶后从客家基本住地往外迁移。我提出的与客家有关的五次移民高潮说，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五次移民说，同为五次，但内容不同。

　　第三，“客家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这其中既有南迁的汉人，也有本来就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土著，还有从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即秦汉时的武陵郡迁来的“武陵蛮”。这三部分人可概括为“汉、越、蛮”，他们是组成客家的基本成分。他们经过长期的接触、交流，最后融合，各自的文化充分涵化，就形成了客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三部分人都是客家的先民，而不仅限于来自北方的移民。

　　第四，客家民系在南宋中叶于闽西初步形成。我们主要从文化上界定客家，这包括了共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共同的经济、语言、风俗、社会心理以及自我认同等，其中最具特征意义、最易把握的是共同语言，其次是风俗。所以，客家方言和风俗是客家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根据确凿的史料，南宋中后期，在福建汀州已出现一个具有特殊语言和风俗的人群，其“风声气习”与相邻地区迥异，却“颇类中州”。据此，我提出，客家人在南宋中叶以后，已首先在闽西地区初步形成。

　　第五，客家初步形成以后，在宋末元初及明代中叶有两次大发展，均与畲汉融合相关，主要是当地的畲民被融合为客家。所以，客家在人数上剧增，在分布格局上基本奠定了今天的面貌，赣、闽、粤交界地区成为客家人的基本住地。

　　客家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而区域研究往往与区域内某一人群的利害产生种种纠葛，因而研究就可能遇到阻力。我做客家研究也不例外。对待阻力和压力，我始终坚持两点：一是中国史学的直笔传统，以春秋时的董狐、南史氏为榜样；二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以之自律。我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将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