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认同与重构:以客家为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近几十年来，由于“族群”问题已成为引起个体焦虑、群体冲突、政治骚乱和国际对抗的主要因素, 因而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与族群冲突相伴而行的是各族群的融合。当今是一个大量移民的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不同的族群正在纳入到统一的世界体系中, 因而族群间的互动也更加频繁和深入。由此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文化距离。族群认同的需要愈来愈强烈, 但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族群意识等词汇高频度地出现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界。

  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各族群分崩离析矛盾不断的情形相比，中国族群关系状况算是令人欣慰的。但是，过去工作的缺陷和失误已留下了许多或隐或显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演变也势必影响到中国各族的族群认同、族际意识、以及族际关系。清朝末年间南方各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大对抗，以及1854—1867年间发生在广东西路广府和客家两个汉族族群间的大械斗以死亡100余万性命，播及17个县的规模提醒当今的人们族群问题的重要性（刘平，2003）。当然，要在如今的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可能性很小，但族群融合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

   我国学者对族群问题的关注是近几年的事，学者们认识并参与到族群研究中，并以此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化的一部分，这项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我国族群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如何建立一个“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族群冲突与融合，个体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困惑，加上世人呼吁对多元文化的保护，更彰显族群研究的意义。笔者正是基于这个意义的考虑作这一研究的。


第二节  已有研究的回顾

一  西方已有族群认同研究：“原生论”、“场景论”和英格尔的族群认同变量分析

   以往对族群认同的研究从根本上来看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族群认同自古有之，认同是由于族群固有的内在要素产生的，是族群之间客观特征和构成要素的差异形成了泾渭分明的边界，使此族群与彼族群区别开来。人们把该派称为“原生论”(Primordialism)，也有人称之为“根基论”；而另一派则认为族群认同并非自古有之，它是随着大众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出来的，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在近代以前，没有大众文化教育，人们根本没有族群观，族群边界也是模糊的。这一观点被人们称为“场境论”(Circumstantialism)，也有人称之为“工具论”。  

   由于对认同原因观点不一，两派对族群下的定义也就不同。而从他们之间对认同的不同定义又可看出他们对族群认同的观点脉络。

  “原生论”者的代表人物有早期的韦伯（Marx Weber）和巴斯（Barth •Fredrik），他们对族群所下的定义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族群客观构成要素对族群认同的重要意义。

韦伯给族群下的定义是：族群是指因体质的或者习俗的或者对殖民化以及移民的记忆认同的相似而对共同的血统拥有主观信仰的群体，这种信仰对非亲属的共同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族群不等于亲属群体（Marx Weber,1961）。这个概念强调了血统、习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共同的历史记忆等族群构成要素在同一族群里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血统只是一种建构而已，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同一血缘，并指出族群群体不是亲属群体，而比亲属群体范围要广得多。从这里可以看出，韦伯赞成族群认同的要素论，但反对族群认同的血统论，认为文化要素是实存的，而血统是构建的。比如，在中国南方畲、瑶、苗通过盘瓠王的传说来构建他们之间的共同祖先，以达到他们之间大范围上的认同，但事实上是否拥有同一祖先则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证。

   巴斯（Barth •Fredrik）则把边界概念引进族群定义中，使族群研究开辟了新的里程。
巴斯从群体的排他性和归属来界定族群。他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原因是“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资源的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Barth, Fredrik，1969）。他虽然肯定造成族群最主要的原因是“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但当论及“边界”的形成时，他认为“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这样他又回到了族群认同的“原生论”上。

   “原生论”近期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希尔斯(Edward Shills)，菲什曼(Fishman)，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原生论认为族群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甚至是“自然的”。基于语言、宗教、种族、族属性和领土的“原生纽带”是族群成员互相联系的因素，强调语言、宗教、种族、族属性和领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原则，而且这样的原生纽带存在于一切人类团体之中，并超越时空而存在。所以，对族群成员来说，原生性的纽带和感情是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下意识的。

   族群成员共有的群体认同超越时空而存在是原生论的基本假设。它是这样推论的：人们处于某一社会中，生活在其他成员周围，与他们相互联系，共享宗教信仰，说同一种语言，遵循共同的生产生活习俗，从而产生一致感，油然而生感情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可以超越时空而维持。
   根基论（原生论）一味强调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天赋或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并指出这种根基性的情感来自亲属传承的既定资赋。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获得了一些既定的血源、语言、宗教、族源、习俗，因此他与群体其他成员由于这种根基性的联系凝聚在一起。根基论者并不强调生物遗传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观文化特征定义族群。相反，他们注重主观的文化因素，认为造成族群认同的不是血统传承，而是文化解释的传承。如一个人从出生的家庭和社区中获得一些非自我能选择的“既定资赋”——语言、宗教、族源信仰等等。

  场景论的立场与原生论相反，它强调族群认同的场景性，族群性的不稳定性和群体的成员的理性选择。场景论主张：政治、经济结构等族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引起和决定了集体认同的产生，引起了成员的共同立场，利益意识，制度创建和文化建构。场景论强调族群认同对场景的回应能力，例如宗教压迫的加深会促使族群一致感的加强；在政治，经济利益的竞争中，族群领袖会利用族群认同来维护群体利益。在个人的标准上，场景论强调人们有能力根据场景的变迁对族群归属作出理性的选择；认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是暂时的、弹性的；群体成员认为认同符合自己利益时，个体就会从这个群体加入到另一个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引导着人们的这种行为。    
      
   场景论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对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所以也叫“工具论”（Instrumentalism）。

   持场景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纪耐尔（Ernest Gellner）和霍布斯鲍姆(Hobsbawm)，两人用“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一相同的书名对犹太民族进行研究。纪氏在他《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中指出了社会再生产（教育）对于构成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中世纪，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触高等符号（文化教育），而工业革命之后，教育文化的普及，一般庶民百姓皆可接受教育，因而为塑造民族共同体创造了条件（王铭铭，2003）。之所以要说明族群认同意识是教育文化的普及的结果，纪氏就是为了要说明族群认同不是自古有之，而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构建起来的，认同主体在这一构建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族群归宿，当然影响选择过程的原因是复杂的。

   纪氏在他书中不仅表明了族群认同的内在本质，更进一步论述了民族认同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他强调，民族认同方式和政治体制，不象经典学者认为的那样，源自部落社会向地缘政治实体——国家——的转变，而是近代工业化和知识传承的方式变迁的直接产物。工业化使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逐渐被疏离于他们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之外，使他们原有的面对面的知识传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其结果是，普遍性的国民知识传承，在国民的自我认同构成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最终推动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的生成。

   出生于埃及的霍布斯鲍姆在他的1990年剑桥出版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中虽在诸多观点上与纪氏有共通之处，但他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从现代民族认同分化的古老的民族情感纽带之外来分析。民族的认同通常由民族国家内部的精英所提倡和促发，但是，这种特定的情感和政治意识，与一般民众的假想、希望、需求、憧憬和利益也有关系。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现代知识和知识传播方式的作用，诚然很大，但却难以涵盖发自于民间的民众的观点。因而，霍布斯鲍姆认为，我们可以区分官方的民族认同和民间的民族认同，并且应当在大众民族认同当中看到官方的民族认同与民间的民族认同的大相径庭的诸多认同形式。

   这两种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若放到中国人的具体环境中考察，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同时也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于居住地域固定的族群来说，根基论的族群认同观更有分析意义，如藏族、蒙古族等，但对于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族群和当今流入到都市里的其他族群来说，场景论又更有解释力。比如，一些播迁海外好几代的客家人，他们的子孙不会说客家话，甚至不懂汉语和中国文化，但当他们的老一辈告诉他们是客家人时，他们就会参与当地的客属社团去为客家事业而努力，在其他族群面前自称为客家人。这是他们在当时的场景下的族群认同态度。再比如，来自香港的上海人在美国遇上香港来的上海人时，肯定不会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而会说我们都是香港来的上海人。

   较之“原生论” 从族群本身的构成要素的“原生论”，和从影响族群主体的主观认同判断上分析的“场境论”不同，英格尔则从影响族群认同的客观因素上分析族群的认同，他得出14个影响族群认同的变量，总结起来为：1, 人口因素（与其他族群的比例、迁移方式）；2, 体质差异（种族因素）；3, 文化差异（语言、宗教等）；4, 社会总体特征（阶级构成、社会流动、教育水平）；5, 社会的族群关系政策（族群歧视、居住格局）；6, 与母国关系（Yinger,1986）。

   对于位于纵向历史坐标和横向地域坐标中的迁徙族群来说，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可能要复杂得多，每一历史阶段和每一空间地域都有它的特殊性以及族群主体的选择性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性，他族群对本族群的宽容度也是在变化中发展的，而他族群的宽容度又与本族群的努力结果有关系，本族群或妥协或抗争的争求生存空间的策略选择，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影响族群认同的多方因素中还会在全球化状态下的今日之世界中加上大国间相互作用的因素。



二   国内族群和族群认同的相关研究

（一） 国内民族学的转向和民族（族群）概念的争辩

   国内关于族群研究先得从中国民族学的转向说起。

   中国当今的民族学从研究对象上来讲，正从研究少数民族转向既研究少数民族也研究汉族；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由研究民族的社会形态、原始宗教、原始婚姻家庭等传统课题过渡到多元并存的局面；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由单一的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过渡到宗教人类学、应用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并存的局面。

   在1978年至1981年中国民族学恢复之初，民族学界开展了关于民族的定义的讨论，直到现在，关于应用民族还是族群的问题，学界也还存在着分歧，而这又是个最基本的概念，对它的定义影响到族群学或者民族学的其他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学者在论及族群认同时在概念上存在混用现象。那就是“民族”与“族群”，有的学者用民族这个观念，有的则用族群概念。但近几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接受这一用法：即在称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时就用民族一词，如中华民族；在文化和血缘意义上就用族群，如现在倾向于把中国的56个民族称为族群，特别是对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南方几大族系（闽南人、客家人、广府人等）。

   nation 和nationality这两个词均来源于西方，nation的基本含义是双重的: 国家或民族。“国家”层面的含义应用更广泛, 即多指“国民国家”，上世纪我国的一些学者把它译为“国族”。nationality的本义是国籍，而1950年代的中国学者师从前苏联把中国意义上的“民族”译为nationality。

   林耀华先生指出：“用反映主权特征的nationality一词来套用我国没有主权意识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不确切”（陈延超，1995）。对此，林耀华先生曾作过详细的探讨,他认为“民族”的许多含义中, 当今最常用的有两条: 民族相当于族群ethnic group, 或相当于nation, 汉语中仍译作“民族”。他又进一步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中, 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 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 民族(nation)的定义即‘民族国家’，适用范围主要在各国之间” （张海洋，1995）。

   林先生的这种区分基本上反映了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基于这种观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不同支系皆可称作族群, 而在国家层面上, 则可使用民族, 如中华民族、中国人。许多学者支持这种观念，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张海洋就认为在中国“族群概念适用于文化定义，民族概念适用于族群的政治意义”（张海洋，1995）。

   费孝通先生认为Ethnicity, Nationality都是英国的概念，不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一套。说过去他将民族学院翻译成Institute of Nationality是不通的。因为Nationality是国籍的意思，这样就成了“国籍学院”了（周大鸣，2001）。

    马戎教授认为nation是“国族”的意义，民族应该是ethnic group，把国族与民族相区别有助于人们区分中华民族里的民族和少数民族里的民族，前者里的民族应该就是国族nation，而后者民族其实就是ethnic group。所以这样的区分是有必要的。马教授还提到日本虽然也存在北方的阿伊努人和流球群岛上的土著人，但它的主体民族是“大和民族”，但日本官方不把前两者称为少数民族，也不进行民族识别，也不对其人口进行分别统计，他认为日本制定这样的国策必然有其考虑。马教授在谈及美国学者关于“民族”一词定义也存在不同认识时说：当他们在谈到具体的族群时，分歧立刻就不见了，那是因为美国族别问题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明朗化了。来自欧洲的人们移民到美国，他们的籍贯（国家－民族）是清晰的，美国土著印地安人、非洲黑人、亚洲黄种人体质特征很明显，根据籍贯和语言作进一步区分也并不困难（如把黄种人进一步分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等）（马戎，1999）。

   对中国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起关键作用的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虽然他用的不是族群而是民族一词，但其实就是本文里讨论的族群。斯大林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1953）。

   现阶段影响中国学者的族群定义是这样的：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他成员中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因此族群是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居民中的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吴泽霖，1991）。这个定义已经涉及到族群不仅是一个自认而且也是个他认群体，但把族群的范围无限扩大却使中国许多学者对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中国，中华民族里的民族其实就是“国族”（nation），少数民族里的民族其实就是“族群”（ethnic group），而把少数民族译为minority nationality是一种误译。民族和族群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民族指的是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意义，族群是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国族属于社会政治范畴，而族群则主要属于文化范畴。在本研究中的畲族就应该是一种ethnic group。与畲族共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汉族客家人，也是一个ethnic group，客家人被罗香林先生定义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罗香林，1999）。

（二）目前国内关于族群研究的进程

   关于族群认同学说最有影响的要数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说。

   1989年夏，费孝通先生赴香港中文大学作的题目叫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中认为，中华是由56个兄弟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生息、繁衍，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形成多元一体。他还认为，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但不是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对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族的族群认同的论述和研究多见于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的书刊，其中有典型意义的有麦留芳先生引用奎斯曼的“分层机构论”及香港中文大学陈志明教授关于华人族群与所在国土著的关系的论述。

   前者认为划分华人次族群的标准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按血缘、地缘、方言、党会、行业团体和宗教团体等来划分。奎斯曼（Crissman）在分析东南亚华人有关的文献后提出“分层结构”（Segmentary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他把华人分为纵横两个结构，纵向结构由华人的祖籍地的省份开始，至府、县、市、镇、村落为止，社群的成员人数由地方的从大到小逐渐减少；组成横向结构的是宗亲社群，它不以地域和语言来划分，其次还有会党、行业团体和宗教团体等等。从奎斯曼提出的对东南亚华人的族群认同的“分层结构”可以看出，华人认同是祖籍地域认同、方言风俗认同、宗教信仰认同、行业会党认同等综合因素产生的结果。当然，客家社群是以语言、习俗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划分其次族群的。

   陈志明教授关于海外华人华族与所在国土著关系的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华人与土著（当地人口比例较大的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并非起因于文化差异，而是起因于社会经济竞争及其政治关系历程。

2，同化可以增进华人与土著/多数族群间的交往，但它未能促进族群之间的友好关系。

3，华裔通常以经济利益及文化、民族认同两种条件作“理性”之选择来调整适应其不同环境之族群关系。

作为有特殊意义的华人的一个族群客家人在族群上的认同又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出什么样的内涵呢？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比较少。

   实际上，族群认同是产生于族群内在特征上的。唯有该族群存在与他族群之间的不同，方有该族群成员的自我感。一族群的特征是以某些或隐或显的文化符号体现出来的，如语言、民间宗教信仰、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与族群的居住地域、传统价值观等有关）、共同的历史遭遇和记忆等。族群认同的“根基论”就是只强调这一方面来达到对该概念的界定的。而这一理论显然忽略了族群认同产生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有他群的存在才有我群认同意识的产生。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本族群的内在特征弃而不顾。

   客家人拥有它特有的族群要素，如：它拥有全国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七大方言之一的客家方言、多神信仰和祖宗崇拜的民间信仰体系，影响深远的山地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是来自中原、又同是与毗邻族群为争夺生存空间并肩械斗的共同的历史遭遇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客家族群本身的内在认同要素。

   族群认同同时与其他族群的边界互动相关联。他族群的存在是我族群认同意识产生的原动力。而或融合或冲突的族群消解方式分别用或温和或激烈对抗的方式存在于族群之间，特别是那些处于族群交界的锋面部位。族群之间的边界不仅是地域上的，更主要的是心理和文化上的。强调族群边界对族群认同意识重要性的“对立论”就认为，族群的认同只有在族际对立中方能体现。这一观点突出了族群认同产生的社会背景，却忽略了本族群的能动性和它的内在特征所起的作用。

   他族群的促使加上本族群的意识构成认同过程的两方面，两方面互促互动，共存并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