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水客家话流传之原因
本帖最后由 hd136302 于 2012-7-2 23:16 编辑修水客家话流传之原因 作者：钟鸣时 文章来源：《客家纵横》更新时间：2008-8-18 81454 江西省修水县有近80万人口。自康熙年间以来因灾荒和战乱等原因先后从赣、闽、粤三角地带迁来义宁州（今修水、铜鼓二县），山旮旯里开基立业的客家祖先有百余姓3000余户，经历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现有客家后裔十万余人。客家人虽然分散在修水县20多个乡镇，但在客家群居之地至今仍然坚持讲客家话。 原来有人误解为讲客家话的人数少，地域小，不大方，只有和本地人一起讲话，讲本地话或普通话才是“官话”。这种思想认识是因相隔100多年无人研究客家文化，更没有搞什么客家活动而产生的。自成立客家文化研究会，开展客家活动以来，人们的思想认识骤然一新。 十年前在县城或公共场所很难听到讲客家话。只有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客家人之间才讲客家话。但是，笔者从1997年开始研究客家文化，深入到客家地区去调查，借阅族谱追索客家先祖迁徙来龙去脉，开口讲客家话，保管族谱的人便飞快将族谱拿出来给我查阅、摘抄，并向我介绍先祖的迁徙之苦，创业之难。客家妇女随之端来茶酒，留食饭，男女老少特别热情。因而尝到了讲客家话的甜头，尽义务搞客家文化研究就有了劲头。 笔者参加过多次世界客家恳亲大会和客家学术研讨会，亲身体验无论互相见面还是大会演讲都说客家话，不仅吸引大家聚精会神，而且使到会的每一位客家人有一种同根、同源、同血脉的亲切感。 十多万客家后裔虽然夹杂居住在修水县内，左右不离本地居民，社交复杂，经历三百多年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客家人仍保留着客家话，至今没有被同化，其原因何在呢？ 一、建立怀远都，聚集客家人。把客家人称为“怀远人”有特定的名称。为何得到这个名称呢？客家人在康熙年间迁入后，长期寄居难入户籍，佃耕、交田赋税必须要顶替当地死亡绝户才能交纳。本来按清朝例规：“对外来的人口已住期满20年，在当地置产立业，有亲戚有坟墓可以入籍落户。”因受当地种种阻力，拖了20多年不能入籍。客家祖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多次向省衙直至朝廷呈书请求，廷至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义宁州知府刘世豪秉公办事，不顾自己乌纱帽，不怕当地绅士发难，遵照朝廷致意另立怀远都，造就客户人丁册、陆续入籍，从而赢得了客家人正常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和语音流传的环境契机。 二、自办潜粮税赋和学校、宗祠，为保持客家语言起了重要作用。义宁州有四都八图八十甲，虽然不是自治行政区域，但可自收粮税，自办学校，自建宗祠，从事聚会等活动，使客家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了一定的权利。这就是客家话流传的政治经济因素。 三、客家人自迁来至民国中期不与本地人通婚。因为本地妇女包扎成小脚，而客家妇女不包脚，出嫁后可帮助耕田种地。本地人嘲笑客家姑娘大脚婆，被他们嫌弃，致使客家人内部通婚。这是客家话流传下来的文化原因。 四、义宁州的客家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大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少，少数客家人不但没到过县城，连较大集镇也很少去。这也是客家人乡音不改的一个客观因素。 五、客家后裔紧记着“宁卖祖宗田，不卖客家言”的传统观念，加之客家各姓氏与家规：“进祠堂或修族谱一定要讲客家话，如果发现有人不讲客家话，不准在祠堂用膳，不准参加祠堂的各项活动。”客家人与客家人相见一定要讲客家话，如果有一人不讲客家话，当时就有人指责他“变了种”、“摆架子”或“洋不洋，土不土”。这些规矩为保留客家话起了一定作用。 六、与祖籍地保持联系。有的用书信和亲友联系，直至抗日战争中才中断。如黄沙桥叶逢茂的后裔于嘉庆甲申年回广东兴宁县将自己祖父母骸骨接到黄沙桥落葬，多跑几转就多认识了原籍乡亲。邝、尧、赵、廖四姓氏从清朝迁来至今，仍回赣州共修族谱。泰乡白鹏坑客家人朱聚然民国初年回广东五华县邀请陈玉琪老板来白鹃坑办茶厂。征村乡高庄村钟开华到祖籍地请老板到高庄开设“广东天和样茶庄”。这些联系促使客家话紧密相连。 七、世界客家恳亲大会和客家学术研讨会，世界客家热的兴起，对流传客家话是有力的支持和鼓舞。这些都鼓舞和支持了修水客家话的流行。
经近年摸底，客家人中有少数人不会讲客家话，原因是： 1、隐瞒客家，自称本地人。早年迁来的客家人入籍难，学生读书考科举难，受人歧视。如县城郊区姜家源邱姓200多人在清末修族谱将祖先的迁徙地改掉，自认本地。杭口镇宝丰源葛姓50多人，查阅家谱是江西武宁县迁入，而最早是福建上杭县迁江西丰城县，再迁武宁县，最后才迁修水。把客家祖地隐瞒，其后裔不会讲客家话了。 2、少数人忍受不了欺凌，将金钱买脱客家帽子。如高乡沈坊有一陈姓祖先，向当地绅士花钱买为本地籍。100多年后，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成立和《客家人在修水》一书出版，其后裔书面申报是客家人，要求回“客家”。 3、客家与本地从不通婚到通婚。儿女学母亲讲话，从小被同化。何市下田铺村80岁的黄荣先生说，他祖先从福建上杭迁来。他高祖母是本地人，她临终嘱咐儿孙要讲本地话。所以，其后裔不会讲客家话。
4、客家人参加工作后，因工作需要讲普通话或本地话，也有一部分人误解为讲客家话“土气”。
5、杂居在本地人中的客家人，误认为讲客家话不合众，讲本地话随乡入俗，有利于团结邻居。长年久月被同化了。
文章录入：小欣 责任编辑：林秀萍
转自：客家亲http://www.kejiaqin.com/ksgc/ShowArticle.asp?ArticleID=5205 十多万客家后裔虽然夹杂居住在修水县内，左右不离本地居民，社交复杂，经历三百多年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客家人仍保留着客家话，至今没有被同化，其原因何在呢？
95%，不错了，值得欣慰。 本帖最后由 hd136302 于 2012-7-3 11:03 编辑
修水县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境内。客家人口16万，约占19%（修水县人口82万）。
相邻的铜鼓县位于江西省宜春市境内。铜鼓县客家人占多数，约占70%，约10万（铜鼓县人口14万），客家人比例高，但人口绝对数少于修水县。
本帖最后由 hd136302 于 2012-7-3 11:20 编辑
修水县黄沙桥村客家话声韵调
——刘伦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
声母有z c s、zh ch sh和j q x。
没有-m、-p韵尾，还保留-t、-k韵尾，新增l韵尾。
有和普通话相同的e（而儿）韵，这在四川地区客家话也有的现象。
:lol好样的！ 修水客家人中有只有少数人不会讲客家话,真的吗？ http://www.xiushui.net/plus/view.php?aid=97240&pageno=5
同谋福祉 共创繁荣——义宁州“怀远都”的设置与效益来源：修水网 作者：许怀林 人气：2712 发布时间：2014-11-17
清初，义宁州招民垦荒，闽广等地民人络绎迁入，开山种植，搭棚而居。雍正初年，客民提出入籍申请，与朝廷“安辑”棚民的政策正相适应，得到地方政府强力支持，排除了干扰，于雍正三年（1725）八月设立“怀远都”，将有产业的客民编入户籍。从此怀远人子弟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资格。这项制度性建设，避免了土客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利于地方经济、文教事业发展，增强了民间自治的积极性，使客民加快融入当地，同谋福祉，共创繁荣，成为妥善解决土客争斗的成功范例。
人口迁徙是永恒性的社会常态，入乡随俗是普遍性的同化变异。每一地区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人口迁移而来的经济文化交流，藉交流而相互了解，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兼容并蓄，补充新鲜血液，增强生活能力。客家人在人口迁徙与变异的潮流之中，是活跃分子，表现出色。何以见得？试以义宁州客家人为例说明之。
中国清代义宁州，包括今江西省修水县、铜鼓县。元朝时期把宋代的分宁县升为宁州，明朝照旧为宁州，隶属南昌府，下辖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乡之下共分73都85图（图即是里）。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更名义宁州。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析建铜鼓厅，分武乡、崇乡各半乡（共计13都19图）为其辖区。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义宁县（铜鼓厅亦改为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广西省义宁县同名，以境内有修水河改称修水县。[ 详见许怀林编纂《江西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义宁州客家人大多数分布在修水县境内，本文所叙“义宁州”之事涵盖了铜鼓县，但主要是修水县范围的。
义宁州位于江西省西北角，明清朝时期有大批从广东、福建迁徙过来的客家人。开始阶段他们春来冬回，过着“候鸟式”的往复流动生活。若干年之后，他们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自己名下有了耕地、房屋，乃至坟茔之后，便扎根下来，不再往返奔波了。他们开垦山地，栽种林木，精心手工制作，灵活经商交易，安分守法，睦邻友好，自家逐渐富裕起来，地方经济日益繁盛。义宁州官府为求地方稳定，安辑棚民，田粮不亏，支持客民入籍纳粮的合理要求，特设了一个“怀远都”。从此义宁州客家人更安稳地生息繁衍，和本地人融合共处，文化水准和社会地位加快提高，自然而然地进入“同谋地方福祉，共创社会繁荣”的境界。
一、闽粤客家迁徙义宁州
闽粤客家内迁赣西北地区，开始于明朝后期。地方志记载，嘉靖、万历时期已经有不少福建农民涌入，“初寥寥散处，冬归春集，迄崇祯实繁有徒，群萃蓬处，形连势贯，接薮他治，依倚为奸。”[ 道光《宜春县志》卷十《田赋》。]赣西北的宜春、万载、修水诸县，连山接壤，社情雷同。明朝嘉靖年间以后，不断有闽人进入，由冬归春来演进到群萃蓬处，散布地域不断扩大，从此县连到彼县，也带来作奸犯科的治安问题。由于他们在山中搭棚而居，遂统称曰“棚民”：“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在广东，称他们为“寮民”[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户口》。]。
明末清初战乱，赣西棚民参加了反清的军事行动，失败后被驱逐出境。但是，驱逐不可能尽绝，当地也需求棚民劳动力耕作，人们申辩说：“所谓各散归籍，盖专指逆党，非统论棚民也。”[ 道光《万载县志》卷九《土著志·户口》。]地方政府鉴于人口减少，田地抛荒，赋粮锐减的实情，重新实施招民垦荒政策。
据修水县客家文化研究会的社会调查得知，自招民垦荒文告发出之后，最早迁入修水的是谢元高，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从福建宁化县石壁村，迁居义宁州下武乡山口村。几十年之后的康熙末年，已有一万余客家人迁来[ 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编《客家人在修水》1999年2月印“内部资料”第12页。]。依据各户后裔保存的资料粗略统计，修水客属开基祖原籍明晰的933人，80％以上从广东、福建客家迁来。其中来自广东462人（依数量多寡为序为平远、长乐、兴宁、龙川、镇平、和平、程乡、大埔、连平、博罗、南雄等县），占总数49.51％；来自福建的298人（依次来自上杭、武平、永定、宁化、龙岩、长汀等县），占总数31.93％；来自江西本省赣南等地的161人，占总数17.25％。其他12人来自湖南、湖北、浙江、四川。[ 详见《客家人在修水》1999年2印“内部资料”第13页“部分迁修客属开基祖原籍统计表”。]为什么会有闽粤等地人涌进义宁州？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客家基地山多田少，耕地不足，随着人口不断繁衍而来的人地矛盾愈加尖锐，客观上需要出去寻求生存空间，已经出现自发的人口迁徙活动。另方面义宁州正处于地广人稀时期，亟待补充劳动力。明末清初之际，这里战乱连年，又逢水旱灾害，百姓死伤流亡，田园大片抛荒。人口，康熙十一年（1672年）报减1512丁；田地，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四次报荒面积共计5263顷71亩，占田地山塘总面积7762顷72亩的66％”[ 《客家人在修水》1999年2印“内部资料”第12页。按，据所列4次报荒面积计算之和只有5191顷75亩，占总数66.88％。如果是4次报荒共计为5263顷71亩，则占总数67.80％。]。为了尽快恢复地方生产，义宁州知州斑衣锦奉旨向闽广赣南等地招民垦荒，遂有客家人迁入高潮。
上述开基祖原籍地统计数据，反映的事实是迁入群体的大概情况，从属性角度评估，“客家人”占多数。从赣南迁来的人，其中也有不少是客家，他们先由闽广迁赣南，然后再迁义宁州[ 据《客家人在修水》载，吴鸿立，携二子于康熙戊寅（1698年）由广东嘉应州迁赣南兴国县，康熙乙酉（1705年）再迁至义宁州汤桥乡龙源里，购买山田，建屋定居，至今未变（见第49页）。何日魁，幼年随父由广东长乐县迁赣南上犹县，康熙甲寅（1674年）避三藩兵乱，复迁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县），至康熙壬午（1702年）再迁义宁州奉乡何家嘴，立业定居（见第68页）。林泰才，先由广东河源县迁江西龙泉县，再迁义宁州武乡都浪源（第81页）。谢元高，原籍福建宁化县石壁村，后迁赣南长宁（今寻乌县），康熙辛酉（1681年）偕弟元健等十余人，再迁义宁州下武乡结棚山野，开基创业（第117页），等等。]。那些只占少数的非客家人，由于长久生活在客家人社会环境中，“入乡随俗”，被同化了，也就归入客家群体。同样道理，这个迁入者群体因为长期处在义宁州地区，融化在当地，后来皆以义宁州（修水）人身份面世。实现这个身份转变的关键，是“怀远都”的设立。
二、“怀远都”的设置与内涵
众多的外来民众在义宁州繁衍生息，势必与本地人产生纠纷，存在事实上的利益争夺，既有农田、山林、制造、商贸等经济收益的竞争，更有田赋征收、入学与科举考试的争斗。相互间的比拼较量，直接关系到土客双方的势力消长，不仅士绅富室积极出头，政府官员也将解决争端看作头等要务。
1、设置“怀远都”的简要过程
争取合法权益，是入迁定居者的主动要求。在地方政府安辑棚民政策的强力支持下，这个要求得以实现。雍正元年（1723年）8月，客民黄、刘、谢、张、余五姓代表联名具文申请入籍，义宁州知州刘世豪批准申请，计划成立“广福乡”安插客民，报请南昌府批示。不巧，发生一次短暂的暴乱，此事便搁置下来。雍正三年七月，户部等衙门议论之后的批文发下，内称：
“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安辑棚民事宜。一、现在各县棚户请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册，责成山主、地主并保长、甲长出结送该州县，该州县据册稽查。有情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一、编册之后，续到流移不得容留，有欲回本籍者，准其回籍。一、棚民有臂力可用，及读书向学者，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于额外酌量取进。……均应如所请。从之。”[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邵鸿主编《<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三省提出的安辑棚民措施，符合朝廷旨意，户部等衙门认为“均应如所请”，所以皇帝批“从之”。其中第二项说得很含混，既云“不得容留”，又说“有欲回本籍者”，即是说回与不回由本人决定，这就前后矛盾了，不愿意回本籍的如何对待？从实际情况出发考察，“不得容留”只是空话，在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的调查资料中，有不少人是乾隆时期即“编册之后”迁入落籍的，例如叶道长，于乾隆丁丑（1757年）迁入义宁州安乡13都塔原门定居。还有叶有和、叶云茂也是乾隆年间来的（见《客家人在修水》第22页），等。
公文下发到义宁州，遭到少数本地士绅、生童的反对，他们阻扰客民入籍，唯恐分割了独享的科举名额，抵制参加当年考试。安辑棚民事务难于进展，刘世豪受到上司训斥，随即具文报告原委。他说：
“宁州之劣衿棍藐视官长如儿戏，等国法于弁髦”，阻止客民入籍参考是企图勒索钱财，“不料旧见卑职秉公议详，并抚宪台批发客民黄、张、余等呈词，奉批：据呈闽广之人入籍多年，置有田产坟墓，安分守法，即与土著无异，自应一例当差，仰州遵照，出示晓谕，具报。且今又奉特旨饬议妥详，则客民谁肯挥金。”[见四都二图《丁粮全册》备录的“客户开籍土著阻考全案”。道光十六年刊本。]
大意是：地方上的劣绅之所以多方作梗阻扰，藐视官府，轻视国法像抛弃无用的帽子，皆因这些人本想藉此向客民索贿，不料上司批示言明“闽广之人入籍多年，置有田产坟墓，安分守法，即与土著无异，自应一例当差”，又有朝廷安辑棚民的“特旨”，客民已经符合条件，自然谁也不肯给劣绅送钱财。
接着，江西布政司（按，即省政府）下发批文：“客户、土著均属朝廷赤子，况流寓二十年，置有田产坟墓者，准予入籍、考试，煌煌定例，谁敢抗违。”[光绪二十年（1894年）《华国堂志》怀远都“开籍全案”，转引自《客家人在修水》第148页。按，《清史稿》食货志序：“凡民之著籍……必察其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愈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倘本身已故，子孙于他省有田土丁粮，愿附入籍者，听。”又，户部批文“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都是把入籍、应试分别开来，有产业愈20年，准入籍；又20年，准应试，而“流寓二十年，置有田产坟墓者，准予入籍、考试”的说词，较为含混，似乎总共只需20年。]就这样，士绅罢考、诬告的风潮压了下去。义宁知州刘世豪召集士绅，传达批文旨意，通过将黄、刘、谢、张、余等客民另外成立一个都，取名“怀远”。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上司批准义宁州新增“怀远都”安辑客民。从此居住义宁州的客民称为“怀远人”，即现在所称客家人。
公文中的“安辑”，不是“安插”。安辑之意，为安抚、编辑，即是使各个山区中的棚民安静下来，并将其中符合条件的登入户籍册，成为官府掌控中的编户齐民，是在认可棚民居住的既成事实基础上进行。如果是“安插”，则是官府把一批人分别发遣到某个地方去。“怀远都”的设置，正是遵依“安辑”的原则施行，——不与土民混合，另立一都，却未划出一块地皮，不改变居住现状，依旧散在各乡。
2、“怀远都”的实际内涵
“怀远都”是总名称，共有4个都，每都分2个图，每图分10甲（或称递、里），合计4都8图80甲。它们不是集中一地，而是依据客民散居的实情，分别在高、崇、奉、武、安、泰6乡（第1、2都在现今铜鼓县境内，第3、4都在今修水县境内）。按姓氏计算，4都8图共有79姓。雍正四年允准新编入籍者1032丁。到同治年间编纂《义宁州志》时，登入“怀远都”的“已成滋生壮丁”共1876丁。该志编者解释说：“其居宁最久的老客户，原有庐墓、田产、姻娅、亲族之可证，迥与客民不同，又各援例改客为土，不在此列。”[ 同治《义宁州志》卷十二《户口》。]此外，耕山者概编保甲，也没有包含在内。 HULING
客家人合法进入义宁州当地户籍，解决了种田完粮的问题。以前客民虽有自己的耕地，只是顶替别人的户名完粮。如武乡25都6甲，原为陈姓居住，至康熙年间丁口已绝，田地荒芜，赋米5斗7升无人完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吴朝阳等8姓垦种该地，呈请到承递顶粮。为求落实田地税粮，州衙派差催取各客户的丁粮图册，检验买卖契约，按册清查核实，进行田粮过户登记，写下保结备查，再造册上报南昌府。由于差役收粮舞弊，引起诉讼纠纷，为完善税粮交纳，咸丰三年（1853年）获准在城内设局，统一收缴怀远都的税粮。通过集资，于咸丰十年建成两重屋宇，前重是“文昌宫”，后重为“全善局”，文昌宫从事奖劝士子读书考试，全善局主持收缴田粮，清理帐目，处理有关“怀远都”的其他事宜。
客民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势必分占有限的名额，故仍有本地士人阻扰。巡抚都察院特下文裁决：“宁州土民纷纷呈控，不容异籍客民编审承丁，其意盖恐异日应试，取进生童，占其额类。第查安辑棚民等事，案内原有‘酌量取进’等语，部议甚明。生员温廷璋等殊属无知。仰如该州所议，分别编审，嗣后即于本都内增添，不以客民新丁混补土著册内，即饬遵照。如本籍土民再违旨意，妄生异端，通详递革究处。”[ 见《丁粮全册》备录“客户开籍土著阻考全案”。]义宁州准此批文了结争端，此后客家子弟参加考试者必在试卷上注明“怀远”字样，以免和土著考生混淆。自获准参加科举考试，至光绪年间，怀远都有进士8人，占全县同期进士17名的47％；举人75人，占全县同期举人202名的37.12％，成效很显著。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陈宝箴、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陈三立父子，即是雍正八年（1730年）从福建上杭迁来的陈昆池裔孙。
交纳田粮既是经济负担，又是法定性的身份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功名出仕，则是文化品位、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义宁州客民因“怀远都”而一举两得，其影响迅即广泛传开，深入底层民众。于是，怀远人、本地人两个相对的称呼便在义宁州内通行起来。
三、融入当地共谋发展
义宁州“怀远都”的设置，不仅是客家人群的大事，而且对当地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项说明。
首先，维护了社会稳定发展，避免了因土客矛盾引发的动乱破坏。明末以后，我国南方各地人口迁徙浪潮高涨，因流民迁居带来广泛的生存竞争，由利害冲突造成民间纠纷，甚至酿成流血冲突。最激烈的莫过于咸丰、同治年间的粤西土客大械斗，反复血斗十余年，双方死伤几十万，城乡破坏祸及六七个县，可谓惨烈至极。[ 民国《赤溪县志》卷八《赤溪开县事纪》说：械斗之事“未有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如清咸同间新宁、开平、恩平、鹤山、高明等县，土民与客民械斗受祸之惨也。”]与江西人直接相关的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湘潭的土客大仇杀，起因是湘人嘲笑江西客民口音，根源则是由来已久的生存空间的挤占，实际利益冲突。[ 详见邵鸿《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一辑。]虽然祸水蔓延范围较小，人财损失却也不轻。相互比较来看，义宁州的土客矛盾没有累积至于势不两立，双方绅民都比较克制，利害冲突没有演变为烧杀破坏。客民主动提出的入籍要求，与朝廷“安辑”棚民政策完全合拍，遂在地方官府的强力处置下，通过制度性的建设措施，妥善解决了既有矛盾，营造出比较宽松的包容环境，让居留下来的客民加快入乡随俗，溶入当地，与土著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和平解决土客争斗的范例，具有启迪社会的价值。 内容来自xiushui.Ｎet
其次，怀远都的设置，达到了朝廷“安辑”棚民的目的，也满足了客民入籍的要求，社会局面持续稳定，社会经济与教育事业于是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经济方面，此前散居各乡的客民，垦山种粮，营造经济林木，奠定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对后来者是个榜样。新的入籍政策，激发迁入者更大的发家劲头。地方志写道：“分宁地广人稀，因而诸省之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缘旷土之租甚轻，久荒之地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其力倍勤。不数年，家给人足，买田置产，歌适乐郊矣。”[ 同治《义宁州志》卷十二《食货志·人口》编者按语。“歌适乐郊”，语出《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郊”。]因为有了适宜的政策，安定的生存环境，“无产之人得土耕种，其力倍勤”所得的果实，不至于在动乱中丧失，就愿意永久居留下来。
事实正是如此，上节揭示的二千多顷抛荒田土已经得到垦复。勤奋发家的事例很多，如：桃里客民黄姓开基祖，初来时替陈某放牛，后来开荒造田，把两山之间的樟源坳垦殖成一垄梯田，可收稻谷数十石。再如古家岩的古宏云，乾隆十三年（1748年）从广东长乐县迁来，开始在岩洞栖身，将附近十数里地面内的荒地垦成熟田，积蓄了资金，遂下山建筑房屋安居。 xiushui.Ｎet
继承、发展茶叶生产，是义宁州客家人做出的大业绩。茶叶生产是义宁州的传统优势，清代以后宁红茶闻名于世。安乡13都护仙坑，康熙年间有陈、何、邱三姓从福建迁来定居，开垦梯田，栽种茶叶，制作的成品茶足够供应一个收购站。安乡11都茅竹山中的全善谷，原籍广东嘉应州，先迁往湖北通山，雍正间再迁来此处，购得荒山1000余亩，营造油茶、松杉、竹林，最盛时年产茶油1万余斤。宁红茶生产的发源地在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下武乡漫江，大约开始于道光年间，鼎盛于光绪时期。光绪年间，客家张必昌、张介眉在漫江创办了“义丰隆茶庄”，经营得法，获利颇丰，几年间购得田租800余担，茶园六七处，带动周边地区茶叶生产大发展起来。
种植松、杉、竹、油茶等经济林木，促进山区商品经济发展，也是义宁州客家人的突出贡献。义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素来是林业。“修水的大片用材林，均集中在修河南岸，九岭山脉的五条支脉中，这些地区均为客家人聚居之地，当年的辛勤劳动，为今天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 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客家人在修水》第181页。]。
第三，文教事业，表现为积极兴办书院、学堂，资助子弟读书，参加科举。怀远都的设置，对客家人产生了投资教育的促进作用。经济富裕在前，文化振兴随后。怀远人热心教育，行动积极，效果良好。大家捐资办书院，奖励优秀者，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为着培养子弟参与科举事业，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上武乡（今铜鼓县城内）“以旧建课文之奎光堂改为奎光书院”，士绅们踊跃捐资襄助，“转瞬间得白金五千有奇，增置腴田。铜鼓之有书院，自是而始。”[ 周玉衡《奎光书院记》，《铜鼓县志》卷二十五“艺文”。南海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87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奎光书院奉命改为“奎光高等小学堂”，因基金雄厚，实行免费入学，提供食宿，发给校服。奎光书院从创办以来，一直对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怀远人在宁州城内创建书院，知州蒋启扬为取名“梯云书院”，并发出告示，鼓励大家踊跃捐款，支持书院。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攻破州城，梯云书院被焚毁。同治二年（1863年）集资重建。陈宝箴《梯云书院记》阐释开办书院宗旨，是“有意于造士”，而“君子之学以致其道”，不是为个人“猎科名”享康乐。他号召士子学习乡贤黄山谷，“士生其乡，可以知所向矣”；书院生员要“抗心希古，而以此为上达之阶梯”。[ 陈宝箴《梯云书院记》，见光绪《梯云书院志》卷四。]清末，改为梯云小学堂。
此外，还有一批较小范围的文会组织，如4都1图的1、3、5、7、9甲雍正年间成立了“宁远兴文季”，乾隆年间又成立了“长远兴文季”。该图的2、4、6、8、10甲有“怀能兴文季”（成立时间不详）。4都2图雍正年间成立了“文昌季”，乾隆间改名“宁怀兴文季”。这些“文季”，即文会，由群众捐田租或现金作奖励读书人和办公费用。下武乡山口，在怀远都成立不久就有“文昌宫”，春秋两季课试士子，奖励成绩优异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再次捐资扩建为“山口义学”，每年组织考试，分甲、乙等评定生员，发给伙食费和奖金，对山口、漫江、程坊、征村等处的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求学吸引力，为梯云书院输送了许多优秀生员。
家族自办的私塾，有安乡黄奎金捐田建的“经魁家塾”，奉乡何润后人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立的“何氏家塾”（又称“后山学堂”）。奉乡竹塅“陈氏义学”，是陈宝箴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回乡时出资建立的。安乡黄土桥“殷氏家塾”，是殷万玖后裔建立的，等等。
书院兼有“宾性”职能。凡入泮、补廪、恩贡、岁贡生员，都给予不同数额的奖励。科举考试获得举人、进士功名，奖励更优厚。
清末兴起新式学堂，黄沙港一带怀远人先后开办了青云小学、万兴小学、爱国小学。沙角里有笃信小学。田浦黄氏的益清学校，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青云、万兴、爱国三校合并为“三全小学校”，成了除“梯云书院”之外另一所规模较大的高级小学。
第四，推进山区社会建设，提高了怀远人自治意识。“怀远都”专责处理客民事务的规制，激发怀远人热心乡邻互助的积极性。“文昌都会”、
“怀能兴文季”、“长远兴文季”等组织，一方面是奖励读书士子，同时有经办地方公务的意图。雍正九年（1731年）“文昌都会簿序”说：“第思独力难任其责，不若众擎易为，但恐日后生厌，始勤终怠，是以邀集我都人士各捐银两，玉成一会，以垂久远。当差之资，众务之用也，庶不致临事科派之急。”[ 见《丁粮全册》。]很明显，邀集“会”（季）的目的，在于凑集资金，以备“当差之资，众务之用”。怀远都人主动解决这种社会需求，就是在承担地方自治的职责。于是，“会”、“季”组织普遍而经常，不仅出现了多种文会（季），还有承办公益事务的桥季、谱季，路会、龙灯会，宗教活动的观音会、三圣会、关圣会等等，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众人捐资成季（会）。例如，黄沙港有座栖霞桥，咸丰八年（1858）被洪水冲坏，民众为重建该桥，当年冬天成立“永礅季”，把筹款立季之事刻石立碑，公示于众。碑文说：
“栖霞桥突被今岁五月间洪水冲却，但前季资本微少，难以复修，而且工程浩大。兹吾四人出力商议，邀集劝捐，每股捐钱五吊文正，另立永礅一季。”
碑文告诉大家，这次邀集到33股，其中4股是集体（永隆季、积兴季、积庆季、栖霞桥季），29股为个人。所谓“永礅”，是期望桥礅坚固，不易被洪水冲坏；“前季”，指原先已存在的栖霞桥季。这个“永礅季”专为本次修桥而起，属临时应急性质。
各类会（季）组织的活动，使人们的互助意识提高，形成自动“换工”劳作习惯。无论是栽种、收割、开荒、铲茶山等繁重劳动，都会彼此相约，安排日期，届时自动参加劳作，以互助组的集体力量及早做完，不误农时。
日常生活友好相处，历久如新。先后从广东兴宁迁来的叶姓、陈姓，在黄沙港谭思坪合建祖堂一栋，陈姓住左边，叶姓住右边。当年议定，从屋后来龙起，至屋前地坪，俱逢中各得一半。至今约300年，婚丧喜庆，均共用此屋，从无异议。康熙年间从福建上杭迁来定居安乡狐仙坑的陈、何、邱三家，共住一屋，穿相同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劳作——开荒、种茶、栽蓝（制蓝靛的蓝草）。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却是和睦的大家庭。维持“三同”生活30多年之后，立下“分关”为据，才分散居住，姓何的一户人家至1949年还保留“分关”以资纪念。[ 《客家人在修水》第495、496页。] 本文来自修水网
第五，“怀远都”承载的是闽广客家人在义宁州落籍生根、发展兴旺的客观历程，映现出客家群众的总体形像。在这里我们开始接触到的称呼是“棚民”，这是因其在山区开垦种植，烧炭伐木，搭棚而居得来。以后出现的称呼是“客民”，这是因其从闽广迁来，还没有编入当地户籍，与当地人——“土民”相对而言。最后是“怀远人”，这是官府设立“怀远都”之后对其中成员的称呼。自始至终，官府与民间，以及他们自己全都没有使用“客家”之名称。现在把“怀远人”与“客家”等同，互用，这是今人所为。义宁州怀远都的由来与发展，证明“客家”概念本来不存在，当事人当时的观念中，没有“客家”一说。换句话说，这不是历史本来的事实。
今天我们研究客家的历史，认识客家人昨天的社会作为，就是要尽可能认清他们本来的真实状况，回到历史中去，获得启迪，然后再跳出来，藉以“同谋客家福祉，共创社会繁荣”。
参考文献：
同治《义宁州志》；
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编《客家人在修水》（内部资料），1999年印本；
《修水县志》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铜鼓县志》南海出版公司1989年版；
许怀林编纂《江西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许怀林著《江西史稿》，江西高教出版社1993年版；
邵鸿主编《<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附记：本文原在“世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收入世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组委会编《世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第245～252页。2014年再次修订，收入《江西文史》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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