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祖溯源八百春
寻祖溯源八百春—从梅县塘头下李氏家族存契看客家在梅州发展历程
李 国 泰
前言
本文是作者研究客家人文历史的一篇论著，梅县三乡小都村塘头下李姓800年的历程，折射出客家民系的发展。研究塘头下李姓珍贵的存契，有助于发掘梅州客家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学方面的史实。从存契的整理分类上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发扬传统，教育后人，促进发展。这也是这篇论著写作的初衷。
存契的由来
我家保存有整整一漆皮箱家族文契，大约在15岁的时候，我曾偷偷翻过，但不知那东西有什么作用。到1984年我发起成立“三乡诗文社”编修《梅县三乡志》时，我猛然想起那箱东西大概可以查找到一些历史，于是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把皮箱从父亲卧室的顶棚上取下来，拂去厚厚的尘灰，小心翼翼地打开箱盖，从中搜寻那一叠叠被虫蛀成一个洞一个洞的故纸。在找了上百张后，终于有所发现，但同时也失却了耐心，那些故纸从拆开到铺平需要很长时间，稍不小心，几百年的笋口纸就会裂成碎片，无法收拾。不过从中也找出三张乾隆十五年的官印土地买卖文契，那上面清楚地写着“溪南都溪三图”字样，户主为本人上八代即由闽入粤第十四世祖叔辈李秀潮公之名，由此而确定三乡一带在乾隆年间属溪南都辖，今松南一带到丙村等地共一属地，此为三乡300年前建制名称的确证。
以上文契有些被我无知地用信纸托底粘联在一起，现在看来当初简直蠢得可笑，粗糙的粘贴把原物面貌改变了，有些字粘歪了，有些甚至还迭在一起，无法辨认。总之当时以为做了件整理的好事，收拾好后交还给父亲严密保管。直到1998年12月30日，82岁高龄的父亲突患脑血栓昏迷，经抢救了20多天后才有所好转，春节时，竟然可以站起来走几步了。除夕中午，按惯例全家二十多口还快快活活地照了“全家福”。到五月份时，父亲恢复得很快，甚至走了一里多路到村部老人会去见那些老乡亲，他还念着自己是村老人会的会长。
在他清楚的日子里，交代了一些后事，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其中一件是上祖传下一把寿剑（即大户人家挂在厅堂上作镇煞而又风雅之物），他言明传给大哥的大儿子，他的长孙李端，还有一箱契纸传给我作研究家族历史之用。我在1985年翻查时他说过，这箱东西在别人手里是废纸一堆，唯有他的二儿子我才是读书人，知道这箱是“宝贝”。他说民国十八年国民党余品三营来“剿”苏维埃时，这个箱子被那些兵们搜索去了，家族中卖了“大坪尾”一座山共18块光洋，到上村兵仔的驻地才赎回来。
这箱文契原传大伯公树养嗣子清海，清海青年时代下澄海谋生，尚无家室，就传给弟弟清汉，即我的父亲，这就是家族文契为什么由父亲保管之谜。
他虽然已经把这箱契纸传给了我，其它兄弟也没有意见，但我那时不敢去取回梅城家中，一则是怕不吉利，父亲尚未过世就把东西先继承过来，有点咒父亲百年的迷信思想；二则是当时我正在写作一部长篇人物传记，无暇顾及这些东西。
2000年国庆节时，全家回乡为父亲，也为祖上“挂纸”（拜祭），顺便把那箱东西带回梅城家中，利用长假期，买来透明袋，全家动手，用了整整6天时间，才把可拆开整理的260多张旧文契铺开，装入袋内，真空处理，还有约60张的文契蛀成网丝状，实在无法整理的，只能忍痛丢了。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自己家族是当时丙村、雁洋、三乡一带出名的大户，鼎盛时期有半条村的田，有百多座山林。清末改“厢、都”建制为“堡”，丙村河背一带为金盘堡，雁洋为雁洋堡，丙村圩镇与三乡小都、黄沙村为锦州堡，因这三个地方的人同赴丙村圩，来往十分密切，人们习惯上把这一带叫“三堡”，如丙村中学前身叫“三堡学堂”，雁洋堡的叶剑英元帅是该校的学生。在“三堡”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乡绅家中请客，我们家是主家的亲戚，同屋有个80多岁的穷叔父叫李番满的，兴冲冲早早赶去赴宴，将近午时，才见我的祖公太和长公坐着轿子姗姗来迟，一下轿，主人家和赴宴的乡绅们都围着30多岁的祖公太作揖见礼，口称“和长（音掌）伯”，礼请上座。吃饭唱名排座位时，主人直呼和长公80岁的叔父“李番满”三字，穷叔父心中不是滋味，草草吃了几口饭，拿火炭在主人大门扇上乱书两行：“有钱三十‘和长伯’，么钱八十‘李番满’”。后人不知李番满为何人，改为“么钱八十也是闲”。从此，这两句打油诗成为人们称势利眼的口头禅，但也使我们家族的声望传遍了三堡地带。
以上一段话，说的是这箱契纸的由来，其实是我对父亲的一腔怀念深情。他一生做山工，砍树放排，驶牛耕田，当了十多年生产队长，带大我们六姐妹，是我们小都下村李姓近百年来最长寿也最厚道的男人。写下这篇论著，也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族谱的考证
李姓在中国是第一大姓，据考最兴旺是盛唐时期。唐朝开国李氏当皇帝，由于历史定制皇族才能封王，有一部分开国元勋功高盖世，不能不封王位，特别是一些胡人，不封王不足于安抚军心，故有部分功臣赐姓李，变成皇族。后世也延续此例，如临淮王李光弼，原是胡人异族，因战功赐李姓封王。唐朝从公元618年—907年共290年统治，皇族特权及赐姓，使李姓成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氏。
因姓氏大，人口多，不可能修撰全国统一的族谱，故各地李姓均有各种不同渊源的谱牒。据我到福建省上杭县“客家谱牒馆”考察，光是客家李姓就有上百种版本的族谱，全国就无法统计有多少种版本了。
虽然版本不同，但如果不是恩赐的李姓，其渊源基本相同，始祖基本上认定是公元前25世纪时舜帝的理刑官皋陶公。据我手头的族谱资料表明，客家李姓大多是“陇西堂”的堂号，其来历大约有两种，一是公元552年左右，李渊的祖父虎公克权，南北朝时“兵归北朝西魏有功”，被封为“陇西公”。虎公之子李丙，为北朝西魏大将军，生六子：李渊、李源、李波、李涛、李海、李浪。李渊当唐高祖皇帝后，封李海为“陇西侯”，并命其居陇西南郑陇右，就近祭祀祖父虎公之陵，此其二也。由此推断，客家凡李火德公传下俱为唐朝李渊五弟李海之后，故其堂号多为“陇西堂”。
我手头的族谱中，有三个历史名人为之作序，一是北宋进士、大学士王曾；二是征西大将军范仲淹；三是大文学家欧阳修。现将序文顺列于后：
《陇西李氏谱序》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作者注）春三月朔癸卯，绿野退臾，清病无聊，坐于三友堂。维时，新雨霁月，和风清穆，客有李彩日氏，携一谱翩翩而来，历阶而升，揖予而言曰：吾族之居金陵，且一十世矣，旧有记谱，莫能详其先世原委，敢乞大笔，浚其源而道其流，穷其本而究其末，庶有以补其所未备，而为世之表率，幸勿以他辞也。思吾王父，自唐宋以来，而迄于今凡六世，为李氏各派婿者十人，纳李氏婿一人，故知其先世原委为甚详况，兹有请，岂可无序。序曰：
谱之先世，虞皋陶大理氏支孙徽相，夏避乱于长安李氏坡，指李为姓。其后造父佐周穆王为将军，其后裔孙斯相秦，斯子佐车为西汉功臣，居楚。至东汉忠公，封云台上将，至西魏虎公，封为陇西公，因邑而为郡。至唐公丙，生子渊为高祖皇帝。丙公生六子，渊、源、波、涛、海、浪，自海公传至光弼公为九世，位居临淮王，是汾阳郭氏婿，始居金陵乌衣巷。李氏分枝蕃衍，世族衣冠文物，代不乏人，于戏本之固者末茂，源之远者流长，岂偶然哉。
今观彩日所刊之谱，自临淮以下，伯叔兄弟，姓无遗者，详其所自出也。诸立不书，诸光不书，盖时愈更，事愈疏。各姓谱牒，未经参考，不欲以疑，似乱其故原。吁嘘！余焰以续诗书之光辉，纪实行以信乡里之耳目。予于彩日见之矣，第感六一夫子序，是图之简，予尝取乌衣巷祖居及楚与秦实录之，以订李氏之谱。凡先世承传来历，罔或不同，乃知李氏世系，金陵始徙之地也，明矣。盖谱牒之作，本以管摄人心，敦宗族，厚风俗，使一览而不忘其本。苟不此是，务维引古援今，尚阀阅，夸门第，则富而不贵者可以收谱，贫而贱者皆被黜焉。讵古人作谱之意，抑失修谱之义也。彩日、彩耀皆原重端庄，恂恂纯谨之君子也，断不至此。予因其言之诚，而世缔姻谊，悉其世原委，特为详记，以订正之。俾李氏子孙世世而阅之，皆知其先世承传所自来，而不失其实。近代族属，所当书而不失其亲，则古人作谱之意在此矣。诗云：同源分派，时世易疏，慨然悟叹，念兹厥初。予于李氏子孙，重有望焉！故序之，以为其后之劝云。
宋景祐二年乙亥岁进士第、华盖殿大学士、钦拜仲父、姻世第三元王曾拜撰。
北宋征西大将军、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作序曰：
家之谱，国之史也，远无所援，近无所丽，侧漏无所为。其家之信谱乎，何也？谱以崇本，亦以叙族，而好事者非援引先贤哲以为高辄附丽，近时显贵于相夸，甚至于同本之中，以嫌隙，以寒薄，明置而不齿者，吾不知于崇本叙族之谊何如也。或曰不有传信传疑之说乎？予曰：夫既疑矣，焉用传之，惟传其可信乎，厥其不可信者，而谱斯重也。予自授役，以郡人谱事不少，未尝不持是以相质证，亦庶几逭我之诬焉耳。予友卢陵六一夫子手执一编示余曰，此修之母族金陵李氏之谱也。修属至戚，业既述其概而冠诸首者，唯予大夫藉焉。余曰唯唯，受而卒业，则见其中有先世临淮王世泽之家，与跋考其源流，篡辑其谱，绵绵绳绳，传今数十祀，由金陵而徒洪徙闽徙粤，生齿愈蕃，流远衍愈长，声名文物，倍于当年，不以一编续之，将先者佚后者，紊涂人至亲所必然矣。此临淮之裔彩日、彩耀相与聚族而谋述，故汇集而观其成，可谓知所本矣。今其谱具在，本系相承，枝派相别，疏漏不遗，典故靡缺，以之俟百世奚感焉。虽然传则传矣，而所由取信于世，宁系一谱也乎哉，保世元宗，将见斯人矣，惟是一族以内，若长若幼，相率以孝悌肃雍之行；若贤若才，相勉以诗书礼义之业。有不处处则萦萦，而著型范于乡里；有不出出则赫赫，而标勋简于常旂。此之为昭光，此之为显后，又奚必援古，奚必丽今，而六合其宇，荫庇无方，矧区区族类之类，将谱之传也，千古以为烈已。噫！为李氏后者，尚思所以，大其传而无负今日修谱之意，亦无负尔宅相倦倦也夫！
征西大将军范仲淹拜撰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作序曰：
先大孺人，系出金陵李氏，不佞修外王父族也。修从总角即往返其间，每见其长幼秩然有序，内外肃然而有闲，上下森然而有纪，规条虽严谨而未始不有温巽拳切者，宁于其中。至若冠裳文采之章，灼诗书礼采之辉煌，嘉言布行之贻，垂竞爽而遽陈，日接而恃领，则为之神注而心慕焉。彩日非源远流长未可得此，予今日已叨列仕版，奔走南北，垂十年所愿，心未尝不在金陵里者。不幸先大孺人大故，扶榇而归，以襄大事，今且已毕，将有事于北辕矣。外兄彩日、彩耀顾我草堂而告曰：我李氏之先，自陇西虎公，唐丙公，临淮王光弼以来，尚书、王侯、宰相，一时贵显，无与伦比，其后存经离乱，迁徙不一，由金陵、桂陵、西蜀、长安、长沙、洪州、吉安、抚州、福建、广东、云南，惟金陵之派金紫蝉联，科甲接武觐之，汉晋唐末，后先辉映。彩日、彩耀相与篡辑族谱，修则报华盖殿王、范两夫子序之，核且详矣，其间生齿之繁，簪缨之郁，文物之盛，隐德淑行之，可表前作后述之，可纪较倍于前也。顾世之统系，不及今而登之，载籍将来，质之无经考之无据，势必一弁髦同枝，而途人之不亦大可虑乎。日等乃以此意告之宗老，以迨诸子侄靡不忻跃纵。事今且稍就矣，惟以弁之首者不可以无言也，子大夫为我外兄，视先祖父辈则王侯宅相之谊也，敢钧大雅之章，以赠此谱之光，以垂训我子弟而不朽，惟子大夫命之，修谢不敏，而两君之命再三也，则请闻于先达者告之，敬报王、范两夫子之笔，以助外兄谱之光辉。
盖闻谱之为制，所以别世系，辨亲疏，严纪载，寓儆劝而总之。以尊尊，以亲亲，教敬教爱之道存焉。顾尊之云者，岂在一享祀，一裸献之微文已哉！亲之云者，岂直一燕享，一欢洽之阔节已哉！夫祖宗功德，百代如见，故必敛吾真诚以会先祖之精意，志其志者，事其事。遗言德行，无非蓍蔡，居住嗜茹，无非羹墙。竞竞乎一鉴于祖训，而毋敢遏佚先前，此为尊尊之实际也。百子千孙，总属一派，荣显侧陋之异势，因殷阜困穷之殊遭，明类振发，迷谬惰蓏之各禀，吾一体视之，派派流注，而且多方以恤其冻馁，极其疾苦，策励其昏惰若痛苦之属心，刺棘之著骨，必去其菑害，登之陵洪为浚，即安斯为亲亲之实际也。至尊为实尊，则朝廷燕宝无非祖宗之陟，降而敬之也，亲为实亲，则疏逖服属一，皆交体之联贯爱之也。用意而斯，孰有弁髦其先而涂人其族哉！是谱之作，一准于先世之义例而纪载之，核儆劝之寓，罔不具焉，斯可为信谱矣。考李氏之宗，其为长幼尊卑，内外之间，故皆以礼法相守，恩义相维，凡训家之良规，昌族之远猷，无不循循允践，则其于百代之远，千叶之众，必且敬之至，爱之周也。尊尊之实际，亲亲之实际，自有戛戛乎，其无余歉者。而不佞修乃腮腮焉，取所闻于先达者，亟以相告诫辱，在兄弟行，休戚善败，彼我相通，故不敢为谀，而以规进也。虽然积不厚则流不远，焰不密则发不光，自昔云然。金陵人物济美，于今为烈而犹，莫盛于唐汉之日。计其先世，所为培植，所为酝酿者，今皆可考也。诸君子之于今日也，祖德之异承在我，后裔之启佑在我。一务厚其培植，浑其酝酿，而积韬之弥远弥光，将来不有绍陇西、临淮之芳声，嗣汉唐王侯宰相之再兴者乎，是在诸君子勉之哉！
赐进士第、内阁丞相、加封文忠公、愚表弟欧阳修拜撰
以上王、范、欧阳的谱序，据我分析似有伪作之嫌，所据理由有三：一是年代不符。据考证，彩日、彩耀似为火德公之子三一郎、三三郎。火德公科举中进士以后，仕途顺利，从宁化县教谕直至河南节度使，封关内侯。因宋朝末年，元朝初年，避乱世而到上杭县，六十无子，被悍妇讥诮，于当年娶十九岁的陈姓女子为妾，生下三一、三二、三三郎，即彩日、彩月、彩耀三子。火德公生于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64虚岁时即是公元1269年，时乃南宋咸淳五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六年。据欧阳修序中有“彩日......于今日已叨列仕版。”之句，证明其曾为官出仕。从时间上推算，彩日作官应在1290年以后，其时为元朝至元二十七年。而王曾是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的进士，其时已告老在家坐于“三友堂”，从作官至退休应有三十年时间，加起来也只是公元1065年之间的人物。而范仲淹生卒年为公元989—1052年。欧阳修生卒年为公元1007—1072年。王、范、欧阳是同时代的人，而彩日、彩耀是1290年以后的人，相隔200多年，岂能后二百年之人携谱给二百年前的人作序呢？
二是源流不顺。三篇序中皆多次把西魏虎公，唐高祖李渊之父丙公与临淮王李光弼之源流相提。其实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临淮王李光弼实是契丹胡人，因功高赐姓封王，而非李氏子孙。李光弼生卒年代为公元708—764年，与欧阳修、范仲淹相隔二三百年，三位大学问家不可能不知李光弼之身世，应不会将虎公、丙公作临淮王的祖上吧。纵使临淮王当年被李家收作义子，后世人亦不会将他的祖宗与李氏相联系。
三是文风不同，王曾的文章传世较少，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脍炙人口，欧阳修的散文更是洛阳纸贵，而这两篇谱序文采并不出众，全无二人文章风格。其遣词造句多有雷同，疑系同出一人之手。
因本人手头资料有限，互联网上客家研究权威资料奇少，暂时无法作进一步的考证，唯待以后再作结论。 李氏的渊源
粤东客家李姓大多为李火德公之后。火德公之祖原居金陵（今南京）乌衣巷，约在公元750年间，这一带是王公贵族官宦大户的大宅院，80多年后，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772—842）经过这里时，还写下著名的“乌衣巷”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火德公父李珠，号天员公，那时已从南京迁到福建宁化县石壁村。珠公生五子，金德、木德、水德、火德、玄德，火德公又名炳凤，号闽海，生于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农历十一月八日子时，宋举人，壬辰科进士，初任宁化县教谕，次任江宁知县，三任南淮府通判，四任南安府太守，五任九江府太守。因征寇有功，擢升河南节度使，后封关内侯。现录明朝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上杭县儒家教谕括苍季远先生所作《李氏火德公传》于后：
火德翁姓李，其先汀之宁化人。值宋元兵乱，与妻伍氏避于上杭胜运里之丰朗，目其山秀土腴，民淳俗善，遂居焉。公为人直谅温良，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义不苟取，人咸爱而就之。殷于资，不吝施予，尝遇人之贫乏者，必再三慰谕诱掖，使之勤俭然，又所有以周之人，多感其言而致温饱者。遇岁歉，或有幸其饥，封殖自固，候长价以为肥家计者，公曰：今谷价涌贵，积者闭粜，其如乡人之菜色何。独发其陈，粜以常价，贫而不能粜者贷之，不能偿者纾之。凡于婚丧患难之不给者，恒随所遇以济之，若是者久而不倦。第以夫妻六十无子，每相兴叹曰：此命也，亦若安于终身焉而已。偶一日，过邻家触其犬吠，彼悍妇急出，觇见翁，骂曰：我以为谁？乃老绝后也。翁闻其言，忿哽而归，兀坐，俯焉不语，唯潸然泪下。妣从容询之，良久语其故，妻怒而喜慰之曰：毋彼责也，殆天假以告，妾闻仁者必有后，而久积阴德，天岂终绝哉！妾为纳侧室，后当有子。因为娶陈氏女，年甫十九，贞淑有仪，仅六载而生三子焉。后得疾，妻以药前，翁斥曰：“自丧乱以来，民无贵贱，暴尸中野，为狐狸乌鹰饭者，不知凡几，吾今幸有子，获终正寝，天赐我侈矣！何以药为。”不几日竟卒。
君子曰：火德其知命者欤！所生三子，长曰三一郎，次曰三二郎，季曰三三郎，皆克家继述。厥后子孙蕃衍，诗礼簪缨，代不乏人。若海丰巡检念四、三江推官文通、开封郡博明善、今王府引礼克修，皆其所出，卓然为李氏荣耀。今十世嗣葵，游邑庠，为吾弟子，出仕有期，嗣英贤而读书尚文，与予友善，皆文献足征，而能亢其宗者。
予掌教斯邑有年，颇知邑世家之故，窃念火德公所以修诸躬，施诸人，可以追配古人之风，而今人知之者寡矣。视彼强宗巨族，务钩致上官，倚之簸声势，钳劫聚落民，猎利饫已，知聚而不知散，予深追重火德焉。其垂老而天报之以嗣，而昌其后也,宜矣！因采邑人所诵言，及嗣英所述，为作行传，于录以付嗣英，遗其子孙，俾知所自，皆图不辱云。
（明）天顺八年甲申岁（公元1464年）
我族为火德公第三个儿子三三郎所传，三三郎生二子，长四六郎,次四八郎，我族为长子四六郎所传。以火德公为一世计，二世三三郎，三世四六郎，四世千八郎，五世念三郎，六世万一郎。万一郎生二子，长为寿山，次为复山。据福建官田族谱所载：“公性刚好高，不苟交，其后家业饶裕，人妒其财，摄重事诬之，公终不屈于官。彼时男寿山公已卒，诸孙尚幼，因公之骸莫获，云云。昔在上杭建总祠时，砖溪五伯与采卿同寓此祠，采访乌平叔祖云：伊系万一郎公派下，乃持出一谱，据载：公遭兵乱，始移松口界溪，遗一张氏长男寿山住于其地，而公又自往乌平中保乡，娶一饶氏，生子复山，迨二人死后，俱葬于中保乡蛇形。复山公后裔数千住乌平县城。” 据父亲保留下的梅县三乡小都塘头下《李氏族谱》载：闽七世德明公，讳寿山。为入粤开基祖。从以上文字说明，六世万一郎公才是由闽入粤的开基祖。据与隆文李氏族谱比较，及丙村，梅城盘龙桥李氏族谱等各有不同，有以六世万一郎公作开基一世，有以七世寿山公为开基一世。我族以寿山公为一世，二世守已公，三世均甫公，谥法“英略”，谱注“公统乡兵御冠乱”。从时间上算，均甫公应在元末明初的动乱之世，从资料上参考对照，其孙五世竹溪公生于明朝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称帝建洪武年，上溯25年为四世榕轩公李贵出生，三世均甫公30—50岁之间正值元、明动乱之间，其率兵打仗应是情理之中的事。三世均甫公生三子，长子李子贵，次子李子安，三子李子显。长子李子贵迁丙村西门一带；次子李子安迁居梅城盘龙桥，后一部分子孙迁丙村郑均山方；三子李子显迁居大埔县党溪一带，后裔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显贵。
五世竹溪公，名景，是从事农耕而又有文化修养的富裕地主，其简介曰：
公讳景，号竹溪，子贵公之次子也。德性淳庞，善治穑事，瘠已厚人，仰事俯育，屋庐前后皆邑人李杨氏之产，公悉费赀成业，自先公至此，可谓苛合矣。娶洋门之朱氏，生三子，曰邦，曰邰，曰郇，各力守本分，若曾若元，居族之半，盖公阴德之所致矣。公生永乐已丑（明朝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作者注）五月初八已时。终成化庚子（明朝成化16年，即公元1480年—作者注）六月廿六日戍时，享寿七十二岁，谥养德，葬本村虎形。妣朱氏生甲午（公元1414年—作者注）九月初二日午时，终戊子年（公元1468年—作者注）四月十四日已时，谥慈寿，葬本村割禾塘面。（竹溪公坟在今郑均澄源坑口虎形—作者注）。
六世祖龙岗公，名邦，谱注“冠带大宾，中正处士”。据考证，冠带大宾乃指缙绅，是官吏的称谓。处士，乃古时称有盛德而隐居的人。从这两个称衔以及其父简介中有：“生三子……若曾若元”之句，可以这样认为：龙岗公因家庭富裕，曾读书致仕（即读书科考有功名而做官），官至五品以上（因其夫人为“宜人”，史制：明清五品官以上之夫人方可称“宜人”），后回到家乡隐居，受一方绅耆的尊崇。其生卒年约在公元1441年――1512年间，其时为明朝中叶，社会安定，人民生活较为富足。
七世九安公，谱注为“善士”。
八世万安公，谥法为“仁厚”。
九世绍安公，名一秀，谥法“正直”。
十世凤台公，谥法为“逸雅”。
这四代祖辈从谥法上来分析，应是家境富裕，生活安定之人，有“善士”、“仁厚”、“逸雅”之谥，穷人何来钱财做善事，何能潇洒“逸雅”。他们生活在明朝中叶的公元1470――1600年间，其时经历的是明朝“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相对稳定、安居乐业的年代，所以我们的祖先在丙村小镇农村过得乐也悠悠。 入山的背景
十一世文泰公，谱注：“由丙村移居小都。”他的青壮年时期，应是明末清初的年代。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煤山吊死，清世祖顺治皇帝得吴三桂引兵入主中原。其时梅州一带战事频繁，丰顺的吴六奇率兵投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被封为总兵，顺治七年又投降清朝，驻兵粤东饶平黄冈。南明义军首领江龙驻兵大埔，义军谢志良父子驻兵平远。顺治十年，明翰林李二何在松口策划起兵抗清，丙村一带乃水陆交通要道，兵事不断。战乱之年，生灵涂炭，人民深受荼毒，正值壮年的十一世祖文泰公携家逃入深山僻壤的小都村躲难。因祖上几代富足，入山后先在小都下村墩头的“石街园”建有十几间房子暂住，从其规模看，应住有十几年之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三（乡）－明（山）公路时，屋基才被推平。有了落脚地后，十二世祖廷榆公才请堪舆先生正式择地在塘头下建祠安居。据现存文契中查得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四月十五日重修下屋祠堂文书内载：“尝思百年无不敝之物，溯我祖文泰公迁居小都，十二世祖廷榆公创造此祖堂，迄今相传十余代……”十一世文泰公谥法为“勤创和雅”，一般人的谥法中有“创”字者，必有所建造。十二世廷榆公谥法为“英毅劬创”。从谥法上来推理，父子俩入山后均有建造。据推算，十一世文泰公生卒年应为公元1559年——1630年间，其子十二世廷榆公生卒年应为1601年——1672年，这几十年是腥风血雨，战争不断的多事之秋。战争和贫穷使人民向相对平安和采食容易的山区移徙，我族祖先就是在300多年前从平原圩镇迁徙到山区的三乡小都村。
十一世文泰公生有三子，长廷楹，次廷榆，三廷凤。
十二世廷榆公娶古氏、钟氏、余氏三妻妾，生六子，长兴生，二显生，三光生，四亮生，五尚生，六辉生。
十三世鼎文公，名显生，只有44岁，在其父死后四年就逝世了，其妻林氏，长寿百岁，谱注“恩授百岁林孺人”。能得“恩授”者，应是大户人家，文泰公建祠立基，其孙媳得蒙“恩授”，家境应较为富裕。从现有文契考证，这一代已买有山林田地。
塘头下李氏入山的历史不算长，它的家族发展史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特别是与三乡先期入山的各姓氏联系紧密。据1985年三乡编修地方志时收集的资料来看，小都村早年有原住民（或称土著民族）居住，如中村竹头墩背后有一座山坡叫“畲家岌”（岌，客语谓山岭、山坡之意），我们小时候见过那里有墙基石，证明当年是人家屋居，还有好多地方有古墙基石，这些地方都不是现住民的祖先留下的，因此可以推断为这一带确实有原住民居住。现三乡有据可考的开山史为740多年。1985年我任《三乡志》编写小组副组长时，曾找到石楼村十字坑黄姓族谱，其中记载：“一百零六世季伦公，妣林氏，由梅县水南坝移居小都张虎塘尾。仅方数代，传至受真公，末知何世，妣吴氏，生子名逸叟公，因洪武年间作乱，土匪猖獗，非永彰厥所，公负母骸迁于苎坪坑……”据考：水南坝即现今三角地一带，张虎塘尾在小都上村“墩子上”谢屋一带，苎坪坑即今黄沙珠横坑。其中说到在张虎塘尾住了数代，于洪武年间才迁到苎坪坑。当时我们编修人员推断：数代，应是十代以内。明朝洪武年在公元1368年，按保守的估计，黄姓在小都住了四代，按常规每代平均在25-30年，合计100年，其迁来小都应视作1265年左右，其时为南宋理宗景定或度宗咸淳年间，这个结论是编志小组的统一意见。接着有古姓于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由丙村溪口迁入林农村“圆潭角”；杨姓于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从梅城凤尾角迁入四和符竹岽、石楼完里、黄沙猴子畲等地；钟姓于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从梅城东郊三坑里迁入石楼、黄沙、小都等地；廖姓于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从大埔百侯、湖寮等地迁入四和陂头坑、黄沙、黄坳等地。公元1500年至1600年间迁入三乡的有张、朱、邓、梁、陈、许等姓氏；从1600-1700年间迁入三乡的有李、谢、罗、刘、何、叶、郭、丘、胡等姓氏。据小都鲤子湖钟姓族谱记载，迁入小都中村时，“披荆斩棘，种畲而食”。钟姓迁入是明朝天顺年间，约在公元1460年左右，距塘头下李姓迁入早200年左右。
李姓十一世文泰公迁入时，上村有廖姓在半天岗，邓姓在完里、坑口一带，黄姓在墩子上尚有余脉；中村有陈姓在竹头墩、陂角，有钟姓在鲤子湖；下村张姓于明嘉靖年间从东郊三坑里迁来，早李姓150年入山，沿小都溪两岸排列的民居村庄已基本形成，已开垦有相当数量可耕种的田地和山林。文泰公，廷榆公入山前已数代耕读，是个富裕人家，入山后即可买田买山实不为奇怪也。
塘头下李姓现祖屋约建于清朝顺治年间（公元1660年左右），距今约有340多年，因人口繁衍，食齿日繁，于七代以后，约在清光绪年间（公元1880年左右），十九世双华公与堂兄弟先华公在原祖屋右上侧合建了一个更大的宅居，也设有祖宗牌位厅堂，此宅居名为“蜂橱形”，外形象养蜂的橱箱。现今塘头下李姓分上屋、下屋，上屋双华公，先华公子孙祭祖时，需先到下屋总祠再到上屋分祠，每年除夕之日祭祖，总要准备两副三牲。 家族的发展
前文已经说到，李氏入山时并非穷人，为逃避明末清初的战乱，为保存家庭人员生命和较丰厚的家资，从丙村镇郊的人和村“红莲塘”迁入山区三乡小都村塘头下，建祠堂，买田地，谋求家族的生存和发展。
从寿山公由闽入粤至今已二十四世矣。塘头下李姓从文泰公明末清初（约公元1640年）入山至今已360多年。现有户籍人口70多人，在国内约70多人（含移居雁洋松树坪新华公脉下人口），在国外可计算的约50多人。合计近200人。现在家乡常住人口约为40多人，他们中有些是因为侍奉老人无法外居，有些因已在家建有漂亮新宅不想外居。随着时代的变迁，家居人口时多时少，未有定数。
上文说过，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当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之时，人民流离失所，从通都大邑向山区僻壤躲避。十一世文泰公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躲进深山区的三乡小都村。和平盛世，国运昌隆时，人民安居业，又纷纷从山区向城市涌来。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人民逐步富裕。只有20多户人家的塘头下李姓从1980年至2000年，先后迁入梅城的有10户之多，现在广州居住的有2户，花都1户，江门1户，美国1户。
塘头下李氏入山以来，紧跟历史潮流，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
十六世相冶、旺冶两公为塘头下最早的华侨，其出洋时间约在清乾隆三十年间（公元1766）。
十七世荣发、荣盛两公相继“过番”。十六世、十七世祖宗们“过番”时，海禁未开，无法出远海往南洋，多从沿海走周边邻国。如荣发、荣盛就是走“安南”做生意，其路途应是坐船沿韩江下汕头出海，沿海岸线到达越南，再逐步到泰国、马来西亚（大北呖）一带。从情理推断，十七世之往越南，极可能十六世就在越南，其时出洋，多有水客接带，并要有相熟的人可投靠。十六世出洋时，海禁更严，坐船只能沿海岸线走，不能象后来海禁开放，可坐“大火轮”飘七洲洋过番。从十六世开始，代代有人出洋，成“番伯公”者为多数，象荣发公赚钱后回乡置业者不多。老人传说塘头下是“蜂橱形”，繁衍人口和发家有周期性，客家人说的：“一出身就是一大帮。”也会象蜂群一样，分了群飞出去就再也不回来。
十八世文蹈公（和长）在乡有山有田，在城有商铺“发合号”。
二十世时正值清末民初，鸦片烟馆林立，塘头下和长伯的孙辈们大都染上了“吹”癖，树、戴、木、群、蕃、永、松七养中，树、戴、群、永四养将祖宗产业大肆往烟枪里填。木、蕃、松三养未染上鸦片，为了生计，出洋谋生，最后都老死海外。直到民国二十几年，七兄弟才将可怜的一点房产、菜地分割成份，各自立户，到建国土改评成份时，竟然全部是“贫农”，可见家产早已荡然无存。
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的“三乡东溪学案风潮”中，二十世的树养公等七兄弟与三乡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反抗欺压，反抗劣绅勾结官府坑害三乡人民。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丙村东溪贡生陈慕石呈请州牧邹增佑批准，抽收三乡人路过东溪的竹木柴炭捐税，作为东溪学堂的费用。三乡人的山货土产，在本地已交纳了“值百抽四”（即4%）的学捐税。此举激起了三乡人的公愤，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小都、黄沙，石楼三村（当时还未有“三乡”的地方名称）的乡绅百余人集中在龙颈“回灵宫”开会议事，小都方面有张炳枢，张丹九（耀南）、李暮春（树养）等人，公议拒绝向东溪交学费。九月十五日，梅峰人李谷清挑松柴从东溪路过，被当地派出的陈阿仕抢去，说是抵对学费，李谷清不服，与之论理，反被陈阿仕诬告打人，被丙村警察所拘捉。民国元年九月五号，丙村区长陈宝民派巡士到“久远桥”拦截三乡放出的木排，要求收东溪的学费，排工不服，巡士开枪威吓排工，几十个排工以排竹篙为武器，与巡士相殴。九月八日，州府签捕幕后策划人杨达记、张吉轩。其时三乡民情汹涌，乡绅李树养等凑钱秘密送州府通缉的张丹九到广州拍电报给在北京陆军部编译处任少将副处长的张文先生。九月十二号，张文电复丙村保元堂转三乡人：“函电悉，已策行，希坚持，福三乡。”同时致电广东都督胡汉民。胡即电令县长汤日新释放拘捕的三乡人，但汤借故拖延不放，张丹九等人在全体三乡人民，包括我们祖辈的声援和经济支持下，于十一月二十五号再致状县府，并将此情转告在京张文先生，得张文先生催促，省都督司于十二月五日行文，严饬汤日新放人，汤不得不于当日放出被无辜拘押的三乡人。此案以三乡人不用向东溪交所谓学费而胜诉。李姓祖先在此案中，始终以高昂的热情投入这一爱乡护乡的行为中，为乡人所敬仰。
在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旧民主革命运动中，李家人也积极支持这一伟大的革命，如前广东省副省长张文先生的家庭是李家的佃户，1908年，20岁的张文参加新军后，准备报考保定军校（后改为陆军大学）时回乡筹集盘缠，据我祖母说，当时张文母亲郭亚掌来找大伯公（树养）借钱，大伯公慷慨资助，我祖母当年刚刚嫁入李家，还亲手装了一斗稻谷送给她。张文顺利考入军校，后加入同盟会，毕业后投身民主革命运动，官至国民革命军中将，建国后任广东省副省长。1948年张文之弟张光前将军在三乡“剿共”，驻兵小都时，其母郭亚掌叮嘱他道：对面李家是我们家的老东主，你的兵仔不要去搔扰他们。因此，张光前的兵从未到过塘头下李屋。
二十一世时，正值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十一世的李清宏（公文），早年是一位知识分子，教书先生，于1928年加入共产党，与同村钟泰声、陈迪新等成立“竹小乡支部”，并任支部委员。29年10月成立“竹小乡苏维埃”政府时，任乡委员，积极投身二战时期的大革命运动，不幸在1931年因养病躲在黄竹头，遇国民党军队清剿，撤退时被枪杀在水田之中。据老人们说，山子背新屋曾做过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三乡民众自发组织抗租，李树养等李氏子孙积极参加“为民请命”的斗争行列。原来，三乡一带的田地多为前清朝廷赐给当朝官员和举子的“禄田”。在存契中，有十几份丙村、梅城谢姓、杨姓等前清官宦子孙写给李暮春先生的催租信。民国后，土地收归民国政府所有，但三乡的田主既要向政府交税赋，又要向这些前清遗老们交纳“学租”。早在民国初年，便有个别三乡人反抗这两重税租的不平等待遇，但遭到“禄”主的毒打和威吓。1932年，由当时小都乡长钟百泉和黄砂乡长钟蔚材领导三乡人团结抗租，由地方法院直诉到中央最高法院。约在1934年，经最高法院判决：“除租免粮纳地税”，三乡人民才结束了交两重税的不平等状况。此案李家的“养”字辈和“清”字辈的人都参加了，虽然他们已经贫穷破落，但仍不失铁骨铮铮的气节。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李家也有热血男儿参军参战，抗击异族的侵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受抗日救国热情的鼓舞，二十世的梅养参加了抗日部队，在客家将军练惕生的六十二军一五七师当兵，据他回忆，他们的部队参加了远征军，到过原始森林，与日军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三乡成为著名的游击区，清铭，清汉与二十世的寿生，兴荣等参加“边纵”和民兵队伍，清保则在梅城嘉应路（今梅江桥北边桥头）以开“相卦店”作掩护，为中国共产党中心县委传递消息。他们勇敢地投身改朝换代的革命运动中。
在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行列中，也有李家人的身影， 二十世的兴荣和二十一世的清灶相继赴朝作战。
198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更给了塘头下李氏子孙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政、从文、从教、从医、从商、从工者都事业有成，各显神通。1993年修下祖祠、1994年修上祖祠，大家同心合力，显示了同宗的凝聚力，发扬了祖宗传统，弘扬了客家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塘头下李家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积极承担历史责任，在他们所处的年代里都有上佳的历史表现，李家的子孙无愧于历史。 存契的内容
这批契纸经整理，共有260余件（无法整理的经估算约有60件），其中买田的105件，买山的110件，买房的4件，买邝位（坟穴）4件，买禄份的（社庙禄份）10件，其余为书简类，杂记类，分家书簿等30多件。弥足珍贵的是有一件民国14年重修下祖祠时的合议书，序言记载祖祠始建的世辈，从而确定了祖祠修建的年代，解决了长期无法考证建祠时间的大难题。
买田，买山文契最多，从时序上来分类有：
乾隆年间，买田21宗55坵；
嘉庆年间，买田10宗27坵买山2面；
道光年间，买田15宗43坵买山2面；
咸丰年间，买田2宗 5坵 买山25面，禄位1宗；
同治年间，买田10宗12坵买山58面，禄位3宗；
光绪年间买田37宗64坵买山15面，禄位6宗，邝位2处，房1宗；
宣统年间买田1宗 2坵买山2面 ， 邝位1处，房2宗；
民国初年买田13宗 30坵买山6面 ，邝位1处， 房1宗。
在可整理的文契中，合计：买田238丘，买山110面，禄位10处，邝位4穴，宅基1处。共用去白银13257·47两，钱27·2712万文，花边（银圆）4903元，毫子1·1232万毫。
在整理中我发现，乾隆、嘉庆、道光这三个年代的契纸中，购买人并非荣发公，用荣发公之名购买的产业契纸只从咸丰三年起至光绪三年，即从公元1853年—1877年，这也可推算出荣发公逝世时间约是1878年，荣发公死后，其子和长、顺长才能出名买卖山田。荣发公81岁，其生年应是1798年，他从1853年买山买田，其时是56虚岁，按传说他是寄钱回乡置业的，此时他应仍在越南，其子和长时年正好30虚岁，与“和长伯”出名之时间相符。
乾隆、嘉庆、道光三个年代的文契经尾批查对，原契文属以上三个年代所立，业主（即持契人）在咸丰后的年代再将产业卖给和长家族，未重新写契，只在尾批中注明。如最早的文契中，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李秀潮将“鸡子坝”五坵田卖给谢文生，尾批注明：“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八日批明：此契内之业，系文蹈李亲备价赎回立的，日后倘另有文约，永不堪照用。”见批人有5人画押。此类文契约有50件，其实都是在咸丰年发生的交易，只是使用了原契文，加尾批。这类文契为我研究荣发公以上祖先的产业提供了参照，如上契中，卖主是“李秀潮”，乃十四世人物，是荣发公的曾祖父辈，他有田出卖，说明他这一辈，以至上几辈均置有田产，联系起来，应推断为此田产即是十一世入山时所置，“秀”字辈是十四世，秀潮为廷榆公二子兴生之子，此契的交易，应是“孙卖爷田”。
另有一契是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交易的田契，内载：“立退契人李琼伯公今承祖父分授质田壹坵，座落下村罗庵前上沙陇……。”琼伯公为十三世鼎文公显生生，显生系十二世廷榆公之子，此田为入山时所买确凿无疑。此推定的另一理由是：自十一、二世入山后，各代子孙并无经营性收入，何来资金买田产，买田产的只有十一、十二世祖。
在一些文契中，提到“祯冶公尝田”之语，由此可推定为十六世祯冶公时，已建立了“蒸尝”，即每个姓氏祠堂为每年春秋之祭所需费用而设立的，用公款或各户凑钱购买的田产，作永不枯竭之祭祖基金产业。从文契上分析，李氏从入山的十一世至十七世荣发公发大财之间的六代人中，并不十分贫困，各世辈都持有相当的田地产业，只是后来时过境迁，各世辈之间，各户之间贫富不均，此为社会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存契中整理出一些有相当历史价值的文字，如上文提到李秀潮卖“鸡子坝”五坵田给谢文生一契之后，有一清乾隆政府官印文契，在契文中提到每处田地，均需到官府立契。现将全文照录：
契尾盈字捌捌号
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吴为遵旨意，奏事奉两院按验乾隆拾伍年正月贰拾贰日准户部咨河南司案呈本部，议复河南布政使富明条奏，买卖田产，将契尾粘连用印存贮，申送府州藩司查认等因一折，于本年拾贰月拾贰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同颁发格式，行文广东督抚，钦遵办理可也。计粘单一纸内开，嗣后布政司颁分给房契尾格式，编列号数，前半幅照常细书业户等姓名，买卖田房数目，价银税银若于，后半幅于空白预钤司印，以备投税时将契价税银数目大小填写钤印之处，令业户看明，当面骑字截开，前半幅给业户收执，后幅同季册汇送布政司查核。此系一行笔迹，平分为二，大小数目委难改换。其从前州县布政司备查各契尾，应行停止，以省繁文，庶契尾无停搁之虞，而契价无参援之弊，于民无累，于税无亏侵，庶可因而争讼可息矣。如蒙有□□，命下之日，户部颁发格式通行，具省督抚体钦遵办理也等因，到院准此备案，仰司并发格式壹张奉此，业经核行，钦遵查照。将所有契尾合行刊印编号给发，为此，合给号发，仰该□嗣后，凡有民屯业户，投契纳税，遵照定例颁发，与□□价值税银□□业户看明，当面截开，将前幅粘连，民契之位编列字号钤印。盖该印信给发收执管业。如有不请粘契尾者，经人首报，即照漏税之例治罪，其税契科埸银□□定例每契价壹分，所需契尾纸□等项，动支公项印发、倘有不法官吏□印白契，不用司颁契尾，侵隐税银及额外多取□利银两，加征重耗，勒索契尾钱文者，察出官吏，严行参处，须至契尾者：
计开业户谢文生买受溪南都溪三图甲户丁李秀潮田坵坐落土名鸡子坝等处该税零顷零拾贰亩陆分零厘肆毫零丝零忽零微零佥零尘零埃。
价银零仟壹佰贰拾零两零钱零分零厘。纳税契银零百零拾三两陆钱零分零毫零丝零忽，科场银零拾壹两贰钱零分零毫零丝零忽。
布颁盈字捌捌号给业户谢文生准此
乾隆拾伍年九月初八日
此文契用木版印刷，宣纸质，契文用方框划出，与前半幅衔接，契尾呈 ]形半框状，与前半幅裁开处，有一行文字，无法辨清，裁开处中间有半个水印，契文开头首行有半个红印，印文一半为满文，一半为大篆体汉字。
因保存了250多年，纸质变脆，加之原印刷墨迹不匀，虫蛀撕空等，无法辨认处用囗表示。
从上面引用的官印契文来看，官府对民间房屋、田地交易收二项税银，一是契税（交易税）收纳3%，与现在的税收相同；二是科场税（类似今之教育费）1%，比现在收取的教育费附加略重些，可见收纳教育税古已有之。（原有契约一百多份内容略） 存契的启示
有人说，你搞客家研究的，写自己的祖宗不外是想炫耀什么吧？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思考过，写客家的祖宗是搞研究，写自己的祖宗是不是研究？我想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意见是肯定的。全面准确地考证祖宗的历史足迹，是一个绝好的研究课题，当然，这个课题的研究是自费的。我研究祖宗绝非为了炫耀，说老实话，我的祖宗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全都是平民一介，在360多年里，由于没有任何人参加过科举（包括武举），竟然没有一个做过官（官的标准是七品，县团级以上）。我研究的目的第一不是炫耀；第二也非为了金钱。倒是为这个课题花了自己不少钱和时间。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自己祖宗的身上，找到客家历史发展的共性，总结前人的发展规律，作为供后人发展的参考，从中得出一些启示，对于存史、资治、教化这三个功能不无裨益。从存契的整理和综合中，我觉得有几个启示。
启示一：国与家是相联的，没有国家的强盛，焉有家庭的安定。八百年前，火德公因宋元兵乱，从宁化石壁迁居400公里外相对安定的闽粤交界山区上杭县丰朗乡。160年后，其七世孙为避元明兵乱，从福建上杭移居到更偏僻的广东粤东，到相距100多公里的松口界溪。明朝政权稳定后，积极发展生产力，人民安居乐业，为了寻求发展，四世榕轩公从深山的界溪移居到相对平原的丙村人和村，在这里过上了耕读的生活，还做了一代官吏。然而到明末清初，战乱又起，十一世文泰公被迫从平原迁入三乡小都山区。在朝廷兴盛，国家安宁的200多年里，过着土财主的美好生活。但从民国初年直到改革开放的70年里，国家贫穷，人民困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李家子孙才开始走上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的坦途。
客家人刻苦耐劳，勤劳创业，四海为家的传统在李家800年的历史中得到了验证。从我们祖宗身上可以得到启示：爱家先要爱国，团结奋斗，才能有国和家的兴旺发达。
启示二：知识，是家族持久发展的原动力。李家入山360多年，家族发达时期是在十七世荣发公出国赚钱之后，十八世和长伯看到了知识的重要性，送长子双华学生意，送几位孙子读书，特别是参与创办了中村延龄庵后的“暮头岗”家塾，培养出长孙李树养（别号暮春先生）等几个知识份子。老人说上屋大门对着的“楼狗岽”是笔架山，李家世代出文人。荣发公自己虽没读多少书，但也捐了个“恩赐修职郎”，赐贡生出身。家里也有一大批书籍，我记得还小的时候，将线装书《三国演义》拿来压谷瓮，子棚上藏有寿剑，壁橱里有好几本手抄的诗集，还有几方长形的“李竹君书柬”印和藏书印章。李家虽重视知识，但由于历史原因，和长伯的孙辈们正处于清廷将危，民国将立的不稳定时期，无法出外见识，加之又染上了纨裤子弟的嗜好，抽上了鸦片，使知识化为烟灰，家族因而沦落破败。
二十一世尚有野白先生是知识分子，他的知识令他有发展的机会。从医后，很快成为名医，并安居城市，过着令乡人羡慕的“清闲命”生活。由于其懂得知识的作用，五十年代培养出了塘头下李家第一个大学生——二十二世李国材。我的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教育我的方法是成功的，他们每将“保伯”、“材哥”树为我的榜样，激励我们“只有读了书才有清闲饭食”。说实话，我从小就一直向这个目标追求。如今年届五十，回首往事，不禁会生出“当初的想法为何这么简单”的叹息，人的奋斗，不能仅仅是为了一碗“清闲饭”。但不能不承认，心里有目标总比没有目标赢万倍，尤其对一个事业起点线很低的农家子弟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李家陆续有人拿到了电大、函大、夜大等大学文凭。1990年以后，陆续有十来个李家子弟考上全日制大学（包括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广州等地后裔），有些正在就读，有些已经毕业，他们分别在美国、广州、深圳等地发展。今后，还将会有博士、硕士、作家、教授等人才陆续出现，塘头下李家持久发展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很喜欢你的细心研究，我会很好拜读你上面的文章。有些问题我也注意到了，族谱资料出入很大，在时间上来论证最有说服力的。
曲水斋主人 谢谢曲水斋主人！请多提宝贵意见，做学术的人希望有不同意见。东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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