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苗栗的
兩岸多交流,以後就不會有這種"烏龍"了!!!!!
是的，我現在就住在銅鑼，台中市有一所大學－－逢甲大學，就是為了紀念丘逢甲成立的私立大學，當年創校的，多是1945年後來台的客家人。
广东梅州蕉岭有丘逢甲纪念馆
我記得連橫的"台灣通史"是罵丘逢甲為賣國賊的，有誰知道的說一下下??
那是因為丘逢甲離開台灣時，帶走好像十六萬兩？？所以有人批評他不戰而逃，還搜刮台灣人財產。
這叫整軍備戰，為抗日作準備，有種的話連橫應該自己來打，不應該是死在前線才是英雄才對。
Posted by alfo at 2004-3-17 20:27
這叫整軍備戰，為抗日作準備，有種的話連橫應該自己來打，不應該是死在前線才是英雄才對。
劉永福耶支援抗日阿?主要是補給的問題 以及海權爭奪無法與日本相抗衡才失敗?外加清廷
不支持當然打不下去嘞?
戚其章 撰(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內容提要】
在中國近代史上，丘逢甲是爭議較大的歷史人物之一。在所爭議的問題中，以離臺內渡一事為焦點，成為評價丘氏的關鍵。基於此，本文作者從丘逢甲離臺內渡的時間、離臺前的抗日活動及內渡原因、“挾款以去”等方面對丘氏離臺內渡
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考證。
在中國近代史上，丘逢甲可算是爭議較大的歷史人物之一。百年以來，不管歷史環境如何變幻，但對丘逢甲的爭議卻始終不斷。在所爭議的問題中，以離臺內渡一事為焦點，成為評價丘逢甲的關鍵所在。筆者多年來涉獵所及，亦有所得，臚陳如下，以供進一步討論。
一、丘逢甲離臺內渡的時間
關於丘逢甲在乙未抗日保臺運動中的表現，筆者曾發表《丘逢甲與乙未抗日保臺運動》一文，說他在此期間做過三件事：一是籌建抗日義軍；二是爭取外援保臺；三是倡導臺民自主保臺。因此，對於他在推動臺灣抗日保臺運動中的貢獻，應該給予肯定。（注：吳宏聰、李鴻生主編《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專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36。）該文沒有論及他離臺內渡的時間，因為此前十餘年，筆者曾撰《丘逢甲乙未保臺事跡考》一文，已經指出：1895年7月下旬，丘逢甲寫下了抒發滿腔悲憤的《離臺詩》六首，始內渡廣東鎮平縣原籍，（注：原載《學術研究》1984年第4期，又見拙著《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頁。）故不再重覆了。問題是對於“7月下旬”這個時間，有的論者仍有懷疑，所以很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筆者之所以確定7月下旬為丘逢甲離臺的時間，是根據其弟丘瑞甲所撰之《先兄倉海行狀》，內稱：“先兄知事無可為，乃回臺中，與先考妣倉卒內渡，時已六月初旬矣。”（注：《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頁。）此“六月初”為夏曆，即陽曆7月下旬。此說為許多學者所接受。近有論者考定丘逢甲離臺的具體時間為夏曆六月初四日，即陽曆7月25日。（注：吳宏聰、李鴻生主編《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專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頁。）如果從6月7日日軍佔領臺北城算起的話，那麼丘逢甲在臺灣轉輾參戰的時間就達到48天了。
對於丘逢甲在臺灣參戰的時間問題，歷來存在著一種美化的傾向。如稱：“九月，臺南亦陷，伏哭數日夜，得間乃返鎮平。”（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59頁。）或謂其“渡海蓋在10月”。（注：蔣君章《臺灣抗日軍領袖丘逢甲》，《丘逢甲的一生》，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頁。）夏曆“九月”也好，陽曆“10月”也好，皆指臺南陷落之時。說丘逢甲到10月21日臺南陷落後才離臺內渡，顯然是誇大其辭，與歷史事實不符。因為丘逢甲本人說得很清楚：“中部馳援，半道遇敵，旬月之戰，雖不大挫，而終莫支。”（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頁。）連他自己都承認在臺灣參戰是個把月，也就是到7月下旬，怎麼能說他一直堅持到10月下旬呢？
當然，對於丘逢甲在臺灣參戰的時間問題，還存在著一種貶低的傾向。早在日據臺灣不久，時人連橫著《臺灣通史》，其卷三十六有《丘逢甲傳》，稱：“日軍迫獅球嶺，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注：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721頁。按：此書初版於日本大正十年，即1911年。）此說一出，影響極大，至今仍有學者信之。如稱：“丘氏在北部抗戰期間，卻未聞有與日軍‘開仗’之事實，而是緊隨唐景崧之後‘挾款以去’，在大陸繼續其‘文章抗日’”。（注：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71頁。）語近譏諷，本不足怪，蓋對連橫所言深信不疑也。
那麼，對於丘逢甲緊隨唐景崧“未戰而走”之說，能否拿出根據來呢？對此，有論者寫道：
“唐景崧於6月6日內渡，故丘逢甲最早內渡時間應在6月6日以後；而依前述，丘逢甲內渡後所做之《乙未秋日歸印山故居週遊仙人橋作》詩，可證明1895年秋日時丘逢甲已內渡。按蕉嶺俗，秋日又稱為立秋。1895年立秋為8月12日（引者按：應為8月8日之誤），因此，丘逢甲內渡之時間應在1895年6月7日迄8月11日（引者按：應為8月7日）之間。再以丘念臺所著《我的奮鬥史（嶺海微飆）》一書內所敘述丘逢甲一家內渡的路程加以檢視（作者注：當時丘逢甲自梧棲港離臺，達泉州，經廈門、汕頭而至蕉嶺，沿途曾居留個把月），並扣除由臺灣至丘逢甲故鄉蕉嶺所必須花費的交通時間（作者注：丘逢甲內渡所花費的行動時間，由臺灣至泉州10日，由泉州至蕉嶺11日，共約21日），據此推算，丘逢甲離臺之時間最晚應在6月下旬。”以此證明“丘逢甲不待轉戰便提前內渡”。（注：臺中逢甲大學人文社會科教中心編印《丘逢甲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文集》，第89頁。）
以上，用丘逢甲自己的詩來證明他回到鎮平的時間，似乎言之有理，無懈可擊，實則大有商榷的餘地。暫置“未戰先走”問題不論，先要弄清楚丘逢甲是否在立秋前就回到了鎮平。將丘逢甲詩“秋日”解釋為“立秋”，固可備一說，然並不符合詩的本義。舊詩中“秋日”泛指秋天，乃常見之語。如李白《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詩，其起句即稱：“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陸游《秋日郊居》詩，據考證是作於紹熙三年（1193年）秋。（注：游國恩等《陸游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頁。）皆是。再看丘逢甲的另外兩首詩：一是《潮陽東山張許二公祠為文丞相題沁園春詞處旁即丞相祠也秋日過謁敬賦二律》詩，有“荒郊馬冢尋遺碣，秋草蕭蕭白露中”、“悲秋懷古此登臨……枯木寒鴉淚滿襟”等句；一是《秋日藕華枉過山居次元韻》詩，有“騎驢曉入秋山裏，來看丹楓萬樹霜”、“滿路秋花散晚香”等句。哪還有一點立秋時的景象呢？即使是《乙未秋日歸印山故居週遊仙人橋作》這首詩，內稱“一庵斜日墜紅葉，萬嶂秋空開碧蓮”，並自注云“時岩桂正花”，也決不像立秋時候的光景。其實，從丘逢甲內渡途中所寫的詩句看，便可知道他進入廣東境內時已經是夏曆七月了。他在汕頭寫的《鮀江秋意》詩：“西風一夜蘆花雪，鮀浦秋痕上客衫”；在去潮州船上寫的《潮州舟次》詩：“九秋急警傳風鶴，萬里秋痕過雪鳴”；進入梅州境的船上寫的《舟入梅州境》詩：“凄絕天涯雁叫群，秋江一棹如斜薰”，可見他這一路上都是滿眼秋色，所以每首詩裏都離不開秋光的描寫。更值得注意的是，丘逢甲翌年重遊汕頭，又寫了一首《去歲秋初抵鮀江今仍客遊至此思之憮然》詩，點明他去年內渡初抵汕頭的季節為“秋初”。可見，丘逢甲回到大陸的時間必定在夏曆七月以後。但也不會晚於八月十五日，他回到鎮平後有一首《中秋夕烏石岡眺月同三弟菘甫作》詩可證。
由上述可知，丘逢甲於夏曆六月初四日，即陽曆7月25日離臺內渡，約到夏曆七月底，即陽曆9月中旬始抵達鎮平。認為丘逢甲在立秋（8月8日）以前便回到鎮平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
二、丘逢甲離臺前的抗日活動及內渡原因
對丘逢甲之為人所以爭論不休，既然是由於他內渡引起的，那就需要把他離臺前的活動及內渡原因搞清楚。
根據已經見到的指責丘逢甲內渡的文字，大體上可分為三類：第一，是將丘逢甲與在臺抗日中犧牲的吳湯興、徐驤相比。如稱：“逢甲既去，居於嘉應，自號倉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觀其為詩，辭多激越，似不忍以書生老也。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注：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721頁。按：此書初版於日本大正十年，即1911年。）後來之爭議即以此為起點。第二，是將丘逢甲與唐景菘相比，意其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耳。丘逢甲死後，有人作挽聯以譏諷之，有“唐總統涕泣誓師，乘隙腰纏偷內渡”、“地下若逢唐少保，拊心蒙面污魂過奈何橋”諸語，第三，是將丘逢甲自己的言與行相比，認為“為德不卒”。如稱：“其未戰而先走之行為則與其先前所發表的激越言辭迥異；更何況丘逢甲在唐景崧不戰而逃時，曾痛罵唐景崧，甚至表示要‘食唐景崧之肉’，但其行徑卻與唐景崧如出一轍，其言行未能合一，終為世人所譏。”（注：《丘逢甲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第90頁。）這些指責用簡單的類比方法，皆未免流於表面化，且受情緒化的影響，很難從中了解丘逢甲離臺內渡的真實原因。
事實上，若丘逢甲真存內渡之心，他是有多次離臺機會的。譬如說，當5月中旬清廷電諭臺省大小文武官員內渡時，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同布政使顧肇熙、福建提督楊岐珍等許多官員一樣離臺；當6月初日軍登陸澳底後，他可以像曾被推為臺灣民主國議長、太僕卿銜臺灣團防事務督辦林維源那樣離臺；甚至當6月6日獲知唐景崧既已內渡，他也完全可以緊跟臺灣民主國內務大臣、刑部主事俞明震等人離臺。為什麼他計不出此，反而要到一個多月以後才內渡呢？這只能說明丘逢甲本未想離臺，後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決定內渡的。
確實如此。籌建義軍之初，丘逢甲激於愛國熱情，決心抗日保臺。他曾以工部主事、全臺義勇統領的名義上書朝廷：“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祖宗，下對百姓。如倭酋來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注：《清季外交史料》，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卷，第5頁。）這些話皆發自肺腑，決無誇張邀寵之意。因此，從乙未三月（4月）上旬開始，丘逢甲為義軍布置防地，盡了最大的努力。他連日來徒步往來於崇山峻嶺之間，身著短衣，以帕裹首，深入士卒，鼓舞士氣。自稱：“望輕才絀，誓與士卒同甘苦，借結人心，故帕首短後衣，日周旋健兒間。”（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頁。）與此同時，他還奔走於臺北，反對《馬關條約》中關於割臺的條款，爭取外援保臺，並領導了自主保臺活動。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5月25日成立的臺灣民主國。直到此時，他對臺民自主保臺還是充滿信心的。
但是，臺北局勢的發展卻為丘逢甲始料所不及。唐景崧無所作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他信用廣勇，而廣勇毫無紀律，浸驕而不可制。6月3日晚，護衛營黃義德部索餉大嘩，唐景崧不敢問。4日，“前敵潰兵入城，城中大亂。”（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1冊，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頁。）丘逢甲嘆曰：“禍患之來，迫於眉睫，尚不能整飭軍紀，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嘩變，天下事尚可為乎？”傍晚，撫署火起，毀於一炬。丘逢甲睹此情景，精神大受打擊。其《離臺詩》第二首云：“虎韜豹略且收藏，休說承明執戟郎。至竟虯髯成底事？宮中一炬類咸陽。”便是追憶當時的心境。是夜，唐景崧微服奔滬尾。丘逢甲哭曰：“吾臺其去矣！誤我臺民，一至此極！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注：《中日戰爭》第6冊，第401頁。）他知臺北局面已無可收拾，立即趕至其駐地南崁。
在此後的一個多月內，丘逢甲究竟在做些什麼？對此，應該進行必要的探討，以便對他作出正確的評價。因為人們批評丘逢甲，主要是兩件事：一是不應唐景崧滬尾求援之電；一是他一直不參戰，最後未戰而走。其實，用這兩條來指責丘逢甲，是沒有道理的。
先看丘逢甲不應援臺北事。據時人吳德功說：“﹝唐景崧﹞電催林朝棟、丘逢甲、楊汝翼帶兵赴援。﹝五月﹞十三日（6月5日）電報曰：‘千急急赴援！’十四日（6月6日）曰：‘萬急急速赴援！’……林朝棟、楊汝翼猶可雲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而紮南崁之兵近在桃園，臺北有淮楚軍粵軍十餘營，外無一兵一卒可援，何以電文如此甚急，諸軍視如弁髦？此豈人所能理解耶？”（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8─69頁。）其對丘逢甲不應援之不滿溢於言表。有論者認為：“吳德功為實際參與反割臺運動之時人，其所著可信度較高。”（注：《丘逢甲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第86頁。）從表面上看，吳德功所記固是事實，問題是他並不真正了解內中的實情。臺北清兵嘩變，全城陷入混亂，且唐景崧已至滬尾，靠丘逢甲這支義軍去穩定臺北局勢是難以做到的。此其一。丘逢甲義軍的任務本是防守從南崁到後的海岸一線，防線長達百里，兵力單薄，而且極為分散，不僅集結、準備需要時間，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抽調多營，所以北上應援是無法一接到電報就立即做到的。此其二。何況丘逢甲義軍不是不應援，而是正在聯絡其他各軍，共謀率軍北上。（注：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8頁。）此其三。所以，不問實際情況如何，便指責丘逢甲不及時應援，是極為不妥的。
再看丘逢甲是否真的未戰先走。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記：“未幾，臺北告急，先兄率所部往援。至途中而臺北破，唐已先去。日兵乃由鐵道南下，直至新竹縣。義軍力禦，經二十餘晝夜。”（注：《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頁。）或有人懷疑這段記載的真實性，謂丘瑞甲乃逢甲之弟，“有可能為親者諱”。（注：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第86頁。）其實，《行狀》除個別句子如“至途中而臺北破”敘述不夠準確外，其所記主要事實是可以印證的。自丘逢甲回防後，即不斷派人聯絡舊部，商北上禦敵之策。1894年秋天，丘逢甲在臺中招募義勇時，生員吳湯興、徐驤、姜紹祖、丘國霖等投筆從戎，都成為當時著名的義軍將領。他的《答臺中友人》詩有“殉義誰彰故部賢”之句，自注云：“謂部下吳、徐、姜、丘諸將領。”其中，吳湯興是丘逢甲在臺灣民主國建立後，引薦給唐景崧的。“總統方急時事，逢甲言無不聽，即給予湯興統領關防。”（注：《中日戰爭》第6冊，第336頁。）徐驤、姜紹祖亦於當時成營，但“不立營壘，無事安居，有事候徵調”。（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04頁。）故稱吳、徐、姜為“故部”。丘國霖雖是他的舊部，但又成為新編義軍的誠字正前營管帶，隨丘逢甲駐南崁一帶。6月10日，義軍各營皆集合新竹城外。聞省城被陷，“擬襲臺北，是日不期而會者萬人，遍山漫野”。（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2頁。）因按當初的分工，丘逢甲義軍本來“專防中路，兼任籌餉；旋因省垣後路空虛，復調赴此”，以“兼顧省垣後路”，（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頁。）故荐吳湯興為中部統領。此時仍推吳湯興統領諸將。丘逢甲不僅令丘國霖帶主力誠字三營來合，復派吳鎮觥帶靖字正中營前來參戰。這時，日本間諜也探到消息，及時向日本軍方報告中路義軍約1000名轉移至新竹縣。（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99頁。）11日，吳湯興率諸將祭旗誓師，揭開了臺灣軍民武裝抗日保臺之役的序幕。
此後，各路義軍分兵節節阻擊自臺北南下的日軍。丘逢甲義軍丘國霖誠字營表現十分英勇。據《讓臺記》載：“丘國霖引七百人，於二十五日（6月18日）抵新竹。越日，到大湖口接戰。日軍亦整隊前進，槍子如雨，日軍死者數十人。丘軍猛搏不支，敗績而退。”到7月上旬，丘逢甲義軍還參加了反攻新竹城的戰鬥。在連日的搏戰中，丘逢甲義軍損失很大，丘國霖也不幸犧牲，精銳喪盡，使丘逢甲精神上再次受到極大打擊。於是，他便率餘部退往臺中。後來他有《林氅雲郎中鶴年寄題蚝墩忠跡詩冊追憶舊事次韻遙答》詩追憶此事道：“當年痛苦割臺灣，未肯金牌奉詔還。蒼葛哀呼竟何事？全軍退保武巒山。”自注云：“割臺之役，太僕（引者按：指林維源）倉卒內渡，予獨抗議保臺，卒乃轉戰支離，無成而去。武巒山，在臺中。”吳德功也說：“丘逢甲之勇，前紮在南崁，亦奔回紮捒東。”（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頁。）捒東，今豐原潭子。可見，丘瑞甲所說“義軍力禦，經二十餘晝夜”，還有丘逢甲復丘菽園書中所說的“旬日之戰”，（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頁。）皆是可信的。身臨是役的吳德功曰：“自臺北至新竹，沿途雖有鐵路，而峰回路轉，徑仄溪深，丘壑皆可伏兵，易守難攻之地也。然臺北一破，岩疆已失，日本已臨其腦而拊其背。況朝廷已下割讓之詔，唐帥渡廈，紳富挾資遁逃。在籍臣民欲抗朝命，不願納土歸降，而餉械已竭，將非夙選，兵皆烏合，雖有抱田橫之志，效丹誠於舊君者，而日軍統常勝之師，居高臨下，詎能維持殘局耶？……是役也，諸軍雖不能捍衛桑梓，子弟化為沙蟲，識者嘉其志，未嘗不悲其遇，何敢以成敗論人哉？”（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8頁。）這是客觀的歷史評論。無論如何，指責丘逢甲未戰先走，未免太厚誣古人了。
當時，在丘逢甲面前擺著兩條路：一是整師再戰；一是離臺內渡。他起初是傾向於前者的。有論者根據口碑材料指出：“逢甲進退俱窮，知事不可為，猶欲率眾移東勢（引者按：此地在今豐原東20里），再入山死守，長期抗日。”（注：廖隆盛《剖雲行日：丘逢甲傳》，《近代中國》第48期（1985），第221頁。轉引翟本瑞《丘逢甲與義軍保臺抗日》，《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專集》，第157頁。）但他最終選擇了後一條路。其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丘逢甲已成為日軍搜捕的重要對象，藏身困難。6月6日，日軍佔領臺北的前一天，即接到雜貨商人辜顯榮密報，將丘逢甲列為“匪首”。其密報稱：
“本人為艋舺之雜貨商，行號稱瑞昌成，姓名辜顯榮，原住彰化縣鹿港街。現臺北巡撫，於清曆二十日（我曆4日）夜半逃走，於同時刻該巡撫官邸起火燃燒。基隆至臺北沿道無一兵勇。臺北府之良民，因被土匪掠奪金銀貨物，殊願總督閣下率兵拯救良民，民等將沿街樹白旗歡迎閣下入臺。匪徒多為新竹及彰化地方人，俟閣下入臺後，逐加鎮撫，必悉歸良民。匪徒之首領為丘逢甲，原來喜係一讀書人。”此見於日軍侵略臺灣檔案。從此，日軍多方偵察丘逢甲的蹤跡。如從日軍檔案裏還找到另外兩份諜報：第一份，是10月9日“間諜土人”的報告：“據桃仔園居民謂：丘鴻﹝逢﹞甲……正勒兵守在新竹。”第二份，是10月10日德國商人的報告：“改革臺灣政府之首創者為舊江頭人，係一文學家（引者按：指丘逢甲），其人已逃亡南部，並正募兵圖與我抵抗。”（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4─75頁。）這些諜報，既證明上述丘逢甲義軍在新竹一帶抗敵之事不虛，也證實了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日人搜求急”（注：《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頁。）之語的可靠性。時人記他為避日軍之“嚴索”，“竄身深箐窮谷間”。（注：《中日戰爭》第6冊，第402頁。）在敵人搜求甚急的情況下，以其身為臺灣著名人士，確實是藏身不易的。
其二，幫辦呂賡虞的叛變投敵使義軍難以為繼。呂賡虞為丘逢甲之多年好友，1894年秋曾贊助過丘逢甲籌辦義勇，丘逢甲稱他“贊助之力為多”，倚之為左右手。1895年春，義軍成軍之初，丘逢甲請設營務處，以呂賡虞為幫辦。唐景崧未許，丘逢甲為之力請，謂：“其在軍極為得力，不便令去”。並提出：“若使全軍贊助之人紛紛告退，則逢甲一人難獨自辦理，叢脞必多。”（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頁。）唐景崧礙於丘逢甲的情面，終許之。未料到為丘逢甲所厚愛的呂賡虞卻叛降日人，使義軍餘部猶如雪上加霜。丘逢甲《重送頌臣》詩有“人情易翻復，交舊成鬼蜮”之句。自注云：“指部將呂某叛降倭事。”這樣，丘逢甲身邊只剩下部將謝道隆一人了。就在此時，“尤有甚者，謠傳唐景崧內渡前，臺北曾發庫銀十萬元擔送臺中，為逢甲及部將謝道隆吞沒。義軍或不察，信以為真，遂多逃亡，人心渙散，號令不行。”（注：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專集》，第157頁。）處於內外交困之境的丘逢甲，確實感到無力支撐了。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乃是丘逢甲深感自己無力回天，眼前又找不到像鄭成功那樣的偉人，實難扭轉危局，只有等待時機再圖恢復。早在《馬關條約》簽訂時，他便馳書唐景崧稱：“浩劫茫茫，未知天心何屬，於今令人思鄭延平一流人不置。”（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52頁。）他期待唐景崧能效法鄭成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後來在許多詩裏稱頌鄭成功，如《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詩云：“誰能赤手斬長鯨，不愧英雄傳裏名？撐起東南天半壁，人間還有鄭延平。”他因做不到鄭成功那樣的傳業而自愧，稱自己是“腐儒”（《讀史書感》、《懷秋》），以此進行自責。他還仰慕馬援，“重使交趾復”（《和曉滄買犢》），更希望世間真有虯髯客這樣的傳奇人物，“未必扶餘屬別人”（《有書時事者為贅其卷端》）。既然在現實中還沒有出現鄭成功一流人物，自己在臺灣又已難有所為，就不能不考慮另外的出路了。“此間非死所，能不變計亟？”（《重送頌臣》）“人生只一死，死況忠孝全！”（《重九日遊長潭》）在他自覺不能忠孝雙全的情況下，只有盡孝之一途了。因為“親在謀所安，況乃虜烽迫”（《重送頌臣》），手下唯一的舊部謝道隆也極力勸說，他終於決定離臺。此時，丘逢甲仍希望於有朝一日捲土重來，規復臺島，於是寫下“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離臺詩》）的詩句，而奉父母由梧棲港登舟內渡。多少年後，他還一直以復土雪恥自誓，《再疊前韻》詩云：“捲土重來心未已，移山自信事非難。……地老天荒留此誓，義旗東指戰雲寒。”所以，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所說“先兄知事不可為，乃回臺中，與先考妣倉卒內渡”（注：《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頁。）的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丘逢甲是矢窮內渡，而決不是未戰先走。論者或將他與毫不抵抗而倉促內渡的唐景崧、林朝棟、楊汝翼等人相比，是完全不恰當的。
三、丘逢甲"挾款以去"辨誣
一般論者指責丘逢甲，主要是"未戰先走"和"挾款以去"兩個問題。所謂"未戰先走"，現已證明並不真實，那麼，"挾款以去"是否事實呢？對此，需要進行一番考辯。
"挾款以去"說來自連橫所著《臺灣通史》之《丘逢甲傳》，稱：
"丘逢甲任團練使，總其事，率所部駐臺北，號稱二萬，月給餉糈十萬兩。……日軍迫師球嶺，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注：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721頁。按：此書初版於日本大正十年，即1911年。）前言"月給餉糈十萬兩"，後謂"挾款已去，或言近十萬"，上下對應，給人以真實之感，便不去察其真偽。但是，他並未拿出證據來，且又加上"或言"二字，顯然是得自傳聞。此事流傳甚廣，讀者耳熟能詳，久而久之，更不再去考慮什麼"或言"了。連橫以前，在文字中涉及此事的時人有四位：
（一）易順鼎《魂南記》："時守臺中之道員林朝棟、楊汝翼、主事丘逢甲，皆擁巨貲，棄師潛逃。"
（二）吳德功《讓臺記》："丘逢甲之勇前紮在南崁，亦奔回紮?東，各領銀餉三個月。"
（三）思痛子《臺海思痛錄》："奏派在籍兵﹝工﹞部主事丘逢甲廣募民兵，以輔官兵不逮，稱為義勇統領，……營官不領薪水，逢甲月支公費數百金，兵則食數軍之半餉，器皆取給於官，或聽民自捐。不立營壘，無事安居，有事候徵調。數月之間，逢甲領去官餉銀十餘萬兩，僅有報成軍之一稟而已。"
（四）洪棄生《寄鶴齋詩話》："昨年時事破碎，（逢甲）聞唐撫棄臺西遁，己遂棄義軍倉皇渡海，軍餉不發，家屋盡被部下所焚。"他們的這些記述，也就是連橫"或言"的來源。然對其稍作檢閱，便可知決不可輕信。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以上引語在關鍵之處皆用疑似之詞，甚至自相矛盾。如《魂南記》說的"巨貲"，是軍餉還是私產，卻不明言。謝汝詮《進士丘逢甲先生》詩有"家資席捲隨唐遁"之句，其後又撰《乙未抗日什記》一文，注說："家資席捲云者，以丘師只收拾家財，別無所取。"（注：《丘逢甲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第104頁。）丘逢甲不過中產之家，即使席捲家資也不能說擁有"巨貲"，可見其誇張不實也。《寄鶴齋詩話》所說的"軍餉不發"是軍餉不繼還是扣而未發，也並不作出明確交代。丘家房屋被焚是實，卻不是丘逢甲部下所焚，而是日人所為。（注：《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頁。）一言之差，既錯怪了前人，又誤導了後來者，遺害甚大，為文豈可不慎！《讓臺記》和《臺海思痛錄》所記領餉事，連時間都十分含糊，難以令人置信。後者更是出奇，既然兵勇"無事安居"，怎麼還要食"半餉"？既然，"營官不領薪水，逢甲月支公費數百金"，怎麼幾個月就"領去官餉銀十餘萬兩"？可見，"挾款以去"說並無真實材料，只是道聽途說，不加詳考，任意臆測，綴而成文，極不嚴謹，何足憑信？這幾位作者皆應在前賢之列，相信決不會有意誣枉丘逢甲，而是由於他們根本不掌握真實的第一手材料的緣故。請故意：他們雖是當事人，卻又是局外人也。不過，這個前人無法弄清楚的問題，今天根據已經掌握的材料卻有可能解決了。
首先，不妨先了解一下義軍是何時開始領餉的。丘逢甲開始招募義勇，是在1894年秋季。他的乙未詩稿有一首《菊花詩》："去年菊花時，奔走為戎裝。枕戈待旦心，力籌保鯤洋。"即指此而言。但當時的義勇並無正式的編製，也無糧餉可領。唐景崧在是年10月28日的奏稿中說得很清楚："臣於聞警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選頭目，招集健兒，編伍在鄉，不支公孥，有事擇調，再給糧械。現臺灣府所屬四縣已挑集一萬四千人，編為義勇二十六營，造冊前來。南北兩府，並令丘逢甲一體倡辦。該主事留心經濟，鄉望式符，以之總辦全臺義勇事宜，可以備戰而固民心，於防務不無裨益。"（注：《清季中日韓交涉史料》第6卷，第3888頁。）與《臺海思痛錄》係私人記述不同，此乃官方正式文件，理應以此為準。可知當時招募義勇只是"遴選頭目，招集健兒，編伍在鄉，不支公孥"，以備"有事擇調"而已。這種局面維持了半年有餘，直到夏曆三月初（3月下旬），丘逢甲由唐景崧奏准改刊"統領各路義軍關防"，才是義軍有正式編制之始。亦即從此以後，義軍始有糧餉可領。《臺海思痛錄》作者由於不了解其體制變化，將義軍成立以前和以後的情況混為一談，以致引起後人的誤會和費解。
其次，還要看一看義軍支領糧餉的實際情況。如果說夏曆三月義軍才開始支領糧餉的話，那麼，到唐景崧於五月二十日（6月4日）離開臺北也只有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按當時通用的湘淮軍餉章，每營餉銀大建月支2892‧20兩，小建月支2802‧46兩。還有一條規定："哨官以次，均以日算，奉紮招勇，未經大營點名，其勇丁、勇夫，均有小口糧。至大營，上憲委員點名後，始起支大口糧。其小口糧之制，勇丁、勇夫一律每名給制錢100文。"（注：羅爾綱《湘軍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4頁；《晚清兵志》卷一，《淮軍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9─40頁。）當時錢價漲落不定，按法定比價計算，約合銀1‧4錢。丘逢甲仿湘淮軍編制，而營哨規模縮小，創建"小營"之制。所謂"小營"，就是每營正勇280人，與湘淮軍規定每營正勇336人，減少近兩成。所以，他要求唐景崧撥款每日每營按2000兩之數支給。（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頁。）但是，唐景崧未予允準。當時，丘逢甲統領義軍共10營，其中自帶5營，即誠字3營、靖字1營、捷字1營，信字3營，由丘逢甲之兄先甲分帶；良字2營，由進士陳登元分節。從現存的有關資料看，除良字2營外，其餘8營糧餉皆由丘逢甲經手支領。試看丘逢甲致唐景崧函稱："靖字營借餉外，請另借八千兩，五千濟本軍之急，以三千給家兄帶往防地也。"（注：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頁。）丘逢甲自帶五營分5000兩，丘先甲分帶3營分3000兩，每營各1000兩，一月之餉也。可見，《臺海思痛錄》所記義勇"兵則食數軍之半餉"，是對的。今滿打滿算，8營義軍支領了兩個半月的糧餉，共計20000兩。即使像《讓臺記》所說那樣，丘逢甲"各領銀餉三個月"，也才合計24000兩。何況這些餉銀都要及時分發到各營，丘逢甲怎麼可能有10萬餉銀可挾呢？
復次，還必須考察捲餉之謠的來由。儘管丘逢甲挾餉10萬兩以去為不可能之事，那麼，關於"數月之間，逢甲領去官餉銀十餘萬兩"的謠傳真是憑空而來嗎？據丘琮《怙懷錄》說："挾餉之謠，實由叛將呂某為倭捏倡也。"（注：轉引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修訂版，時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頁。）"呂某"，即呂賡虞。呂賡虞的背後是日本人，可知是日本人導演了這次造謠活動，其目的是敗壞丘逢甲在社會上的聲譽，使之威信掃地，以瓦解義軍。人們或不知真相，故反為日本人所愚。儘管如此，也確有巧合之事，更加重了丘逢甲卷餉的嫌疑。時人姚錫光《東方丘事紀略》稱，唐景崧就任時，臺灣藩庫尚儲銀40萬兩，到去時僅存銀24萬兩。（注：《中日戰爭》第1冊，第93頁。）這16萬兩白銀的下落竟成了歷史之謎。於是，人們很容易將此事與丘逢甲領餉10餘萬的訛傳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正由於此，有論者認為："在兵馬倥傯中要證明丘氏捲逃相當不易，反過來要丘氏自己證明自己未捲逃則是事實的不可能。後人更不可能證明其是否曾經捲逃。因此，討論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結果，也無實質意義。"（注：《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專集》，第199─200頁。）更有論者認為，"這一歷史公案實無討論之必要"，不如任其"說者自說，疑者自疑"。（注：《丘逢甲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第87頁。）事實上，問題不見得就到了不可解決的程度，關鍵是能不能查到這16萬庫銀的真正下落。茲據當時日本間諜的偵察報告，可知在6月4日夜，唐景崧離臺北後，於5日凌晨1時"帶兵官四百人，逃至滬尾，居民得悉，乃鳴鑼予以追擊。唐逃上輪船，滬尾居民追之碼頭，放槍擊之。一小時後，滬尾之王統領追至船上欲殺唐，唐涕泣求命曰：'余將贈足下十六萬兩。'終購得一命。"（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99頁。）"輪船"，指德國商船鴨打號（Arthur）。"王統領"當是駐滬尾的定海營統領王佐臣，因為據日軍駐臺陸軍參謀部調查，當時臺北至滬尾一帶的清軍只有這一位姓王的統領。（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16頁。）唐景崧在此危急時刻，不得不答應將在此以前已經匯走的16萬兩銀票交給王佐臣，以換取一條活命。又據淡水關稅務司馬士（H‧B‧Morse）給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的報告，王佐臣既拿去16萬兩的銀票，又強行搬走了船上"海關銀號人員攜帶約三萬兩現銀"，"在軍隊內悄悄瓜分。可是他們還嫌這個數目不夠，就將海關委員從船上帶走。"（注：《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6頁。）後經陳季同出面斡旋，由海關湊足5000銀元，又在德艦"伊爾提斯"號的護衛下，唐景崧一行才得以於6日上午8時30分乘"鴨打"號駛出港外。這終於揭露出臺北16萬兩庫銀下落的祕密。
或者有論者要問：僅憑唐景崧"余將贈足下十六萬兩"這句乞求饒命的話，怎麼就斷定這跟藩庫短缺的16萬兩白銀是一回事呢？其實，唐景崧盜走庫銀的事，在當時的臺北已是公開的祕密。英國駐淡水領事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於1895年4月24日寫給其駐北京公使歐格訥（Nicholas R‧O'Conor）的報告稱："據我所知，自從割讓臺灣的消息傳來以後，人們便普遍完全錯誤地懷疑包括巡撫在內的官員們企圖偷偷逃往大陸；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相信通過斂取稅金得來的政府財款也將被運走。\"（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Series E，Vol‧5，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 Bethasds，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894，P‧356。）這種懷疑只是胡亂猜測，還是確有其實呢？這樣隱祕的事情，雖然可能瞞過外人，但決瞞不了撫轅親兵。不久，果然發生了大鬧撫署的事，其為首者正是原撫轅親兵李文奎。"李文奎者，原直隸保定遊匪，從淮軍渡臺，得保外委，充撫轅親兵。"（注：《中日戰爭》第1冊，第98頁。）後來可能被借故與其他5名親兵一起革職，（注：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P‧357。）因而懷恨在心。4月22日這天，唐景崧命婿余某送母內渡，由親兵沿途護衛。署衙守衛單薄，李文奎便帶領一伙人衝進，殺中軍副將方元良及親兵等共7人。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聞訊，及時率兵彈壓，才平息這場騷亂。然而，唐景崧不但不懲辦亂首，反而"令充營官以安之，令募緝捕一營"。（注：《中日戰爭》第1冊，第92頁。）這樣的處理，不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唐景崧為掩蓋盜銀的隱私，用這種辦法來堵住李文奎的嘴。
這種推測對不對呢？據4月29日金璋向歐格訥續報的4月22日騷亂情況：當天晚上，城裏還貼滿了告白，號召"襲擊拉普萊克─賈士公司（Messrs， Lapraik， Cass， and Co‧），因為他們負責保管巡撫前不久存放在那裏的20萬塊銀元，而這筆錢現已轉移到神戶去了。這就是造成本周局勢動盪不安的根源之一。"（注：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P‧410。）可見，李文奎鬧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唐景崧將20萬銀元由外國商人經手匯到日本神戶去了。當時，有多種外國銀元在中國流通，其中墨西哥銀元最為常用。墨幣俗稱"鷹洋"，自1854年流入中國後，逐步成"為中國主要流通貨幣，約60年"。墨幣行使最普遍的地區為華東及華南一帶，臺灣流通的銀元當即鷹洋。關於外國銀元與銀兩的比值，馮桂芬說過："往常謂洋銀重七錢三分，實銀六錢五分，余鉛八分，中國行用輒當八錢以上。"（注：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群聯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122頁。）儘管鷹洋在中國市場的價格漲落不定，但一般不會低於8錢。20萬鷹洋正合白銀16萬兩之數。金璋的報告與日本間諜的報告不謀而合，而且連數目也分毫不差，恰好相互印證。
至此，事情的真相業已大白：原來，這16萬兩庫銀早被唐景崧匯走，如今手中的銀票又成了他的保命錢，不想竟訛傳為丘逢甲"挾款以去"，他無端被此惡名，豈不冤哉枉也！
四、結論
基於以上所述，對於丘逢甲離臺內渡的問題，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一）唐景崧於1895年6月6日離臺後，丘逢甲並沒有隨之內渡，而是回到義軍駐地南崁。隨後，他帶領義軍輾轉於新竹一帶，後又撤至?東。及見事不可為，乃於7月25日奉父母內渡。（二）在此期間，丘逢甲誠字、靖字等營與其他義軍配合，屢次與自臺北南下之日軍作戰，其著者有大戰大湖口、反攻新竹之役，兵雖敗而功不可沒。（三）丘逢甲支領義糧軍餉頂多3個月，合計不過20000餘兩，本已拮據，捉襟見肘，何來10萬兩可卷？據考察，臺北藩庫所少的16萬兩，乃是被唐景崧匯走，決非丘逢甲領去，他完全是清白的。丘逢甲"挾款以去"說可以休矣！
其实中国共产党很少提到族群，中央台国际频道每天晚上有播海峡两岸，从没说过客家人的内容。
好好好！繼續維持下去，至少在這個敏感時刻不要刻意提客家人三個字，否則台灣客家人可能會被戴上紅帽子。
即便带了钱回乡,算是"挾款以去"吗?
即便是"挾款以去",又能如何?
毒毒就是玩文字了.孙中山当年还"骗取"华侨的钱呢,老毛还借了章士钊的大洋,迟迟不还.拖了他二十多年.
[ Last edited by 12345 on 2004-3-17 at 2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