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年间土客械斗的纪录[转帖]
多事之秋 ---http://go8.163.com/xuxiaoxing/shishi/shishi13.htm——咸丰同治年间鹤山社会大动乱
鹤山人，甚至以前广州、肇庆两府的人，在谈到往事的时候，往往会说：“那是咸丰年的事情了！”言下之意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讲不清楚，也不堪回首，不必讲了。其实，咸丰至今也不过150年左右，年代并不太久远，为什么不说那是乾隆朝或康熙朝的事呢？又为什么会有难于言说的隐痛呢？
咸丰是清文宗奕詝的年号，共11年（1851——1861），同治是清穆宗的年号，共13年（1862——1874），两朝合计24年。然而，这24年，却是多事之秋，粤中、粤西的人民接连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洪兵起义、土客械斗、英法联军的侵略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兵连祸结，创巨痛深，留下了难于忘怀的记忆和痛楚。
鹤山地处肇庆府与广州府之间，行政上属肇庆府管治，却与广州府属的新会、南海接壤。地瘠民贫，盗匪遍地，社会矛盾尖锐，不但两府各县一有风吹草动鹤山这堆干柴就会马上起火，而且鹤山也成为一个火源，迅速蔓延到邻县，造成燎原之势。
一、天灾人祸，人心思反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为了支付战争赔款，请政府又加紧对人民进行搜括，令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盗匪遍地，社会矛盾尖锐化，导致了1850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那时的鹤山县也是危机四伏。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即洪兵起义前一年，本邑越塘人冯香厓作《读史有感》诗，具体描述了他邻村一户良民，被诬为盗，遭贪官恶吏敲诈勒索，迫得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的悲惨情景。诗中写道：“哀雁声嗷嗷，穷而无所告。富者迫成贫，贫着迫成盗”。
咸丰年间，天灾频仍，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据《鹤山县志》的记载，自然灾害几乎没有间断：
咸丰二年六月，大水伤稼。
咸丰四年五月，大风雨。七月初十，飓风。闰七月廿七，又飓风。米贵，人多饿死。
咸丰五年，米贵，贫民啖草根树叶，盗贼蜂起。六月初一，飓风害稼。八月十五，飓风塌屋拔木，十九日始晴。九月初七，大雷雨竟夜。
咸丰六年，米弥贵。正月廿四日，寒阴，水成冰，鱼冻死无算。六月廿二至廿四日，风雨如飓，潦涨，民居多被淹没。
咸丰七年，春大旱，米贵，断屠。
咸丰八年，元旦雷，五月大疫。
咸丰九年，六月廿一大飓风，人畜庐舍俱有伤害。十二月初八、十七两日，皆雷雨大作。
同治元年，七月初一大飓风，初八日飓风复作。
同治三年，七月飓风大雨，西江潦涨溢围，民居被淹浸，塘鱼尽失。
严重的天灾人祸，把农民逼入绝境，他们只有聚众造反，杀逐官吏，开仓抢粮，劫掠富户，以寻求活路。人心思反，不可阻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咸丰四年（1854年）夏季，广东各县天地会发动了波澜壮阔的洪兵起义（又称红巾军起义），数月之间，聚众百万，攻占40余座州府县城。当时，鹤山境内的男子，纷纷参加天地会和洪兵，父母妻子想拦也拦不住。邑人易其霈所撰《源烈妇传》记述了一个典型事例：鹤山逢贵村李氏女，年方十九，嫁给霄乡源某为妻。结婚不数月，“红巾党起，乡愚无知被胁诱者，纷纷若狂”，“烧香拜会无虚夕”，就连一些读书的士人也参加了。源某心动，李氏规劝他说：他们造反谋逆，迟早要被官府杀头的。我家虽穷，但你一定不要受他们诱惑！源某口头答允，却暗地里入了会。李氏察觉后，流泪对丈夫说：你不听我规劝入了会我也没办法，但你绝对不要持械参加抢劫。我们贫极饿死就认命吧！不然，我宁可自尽先死，也不忍心看着你日后被押赴刑场啊！不久，源某看见乡邻参加洪兵后背了一大包财物回家，就再也忍不住了。他趁李氏就寝，就腰怀利刃收拾行囊准备溜走。李氏惊觉，急牵衣不放，源某竟夺门而去。李氏大哭一场，投缳自尽。这是发生在咸丰四年七月初一的事。
在绝境中求生存，是洪兵起义的主要目的。所以各地洪兵竖旗举事后，首先攻城杀官，破仓分粮。接着，就向各富户“打单”。所谓打单，就是勒令富户限期交出一定数量的银子，否则给予武力制裁。打单得到的银子，数量巨大。除充当军饷外，还分给入会的群众。因此，许多贫苦的群众，为了活命，不惜铤而走险。
二、洪兵起义，狂飙突起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将领、原东莞天地会首领何禄（六）奉命回乡策动起义，次年太平天国冬官正丞相、原广西天地会首领罗大纲派刘杜川联络佛山天地会“约期皆反”。咸丰四年（1854年）夏，广东几十个县的天地会同时起事，先后参加者达100万人。
天地会又名三合会、洪门、三点会，是活跃在南方各省的反清会党，参加者有农民、手工工人、渔民、兵弁和其他下层群众，平时在各地自立堂口，进行秘密活动，各有首领，互不统属，一般只有横向的联系。这次起义，他们自称洪兵（即洪门造反军的意思），头戴红巾或腰缠红带为标志，又被称为红巾军。
咸丰四年六月十日，何禄首先在东莞石龙竖旗起义，揭开洪兵大起义的序幕。六月十一日，陈开在石湾起义，旋即占领佛山镇，聚众十万，自称大元帅。同日，李文茂在广州北郊起义，自称大元帅。七月二十日，广州四面的洪兵共约20万人围攻广州城。由于指挥不统一，武器落后等原因，围城半年之久仍未能攻下，乃于咸丰五年初撤围。陈开、李文茂率部沿西江直趋肇庆，在肇庆会合了梁培友率领的水上起义军“坡山艇”。五月，洪兵四万多人，战船千艘，溯西江进军广西，于八月十七日攻克浔州府城（今桂平），建立大成国农民革命政权。陈开称平浔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梁培友称平东王，联合当地天地会组织，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坚持了七年，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才被镇压下去。这支红兵的首领陈开、李文茂、梁培友都是鹤山人。关于他们入桂后的战斗历程，详见本书《陈开与李文茂》一文，下面仅叙述洪兵在鹤山本土战斗的情况。
陈开占领佛山之后，随即派前步将军冯滚领旗回鹤山举事。冯滚，又名冯坤仔，越塘隔山村人。他得到冯裳、李龙、吕瑶光、李仕焜等会党首领的支持，聚众万人，于七月初在沙坪起义，设大营于和平社学，驻军猫儿山（今沙坪南山）。冯滚自称大王，以何亚买充军需，向地主富豪“打单”，筹集军饷。这时，鹤城土人梁春禄等，因痛恨鹤山知县马斌残酷不仁，奔赴沙坪请兵攻打县城。冯滚率千余洪兵攻打鹤城，马斌据城顽抗，而手下的练勇“变心内应”，开门迎接洪兵。七月十三日（公元1854年8月6日），洪兵攻陷鹤城，活捉马斌，解到沙坪杀死，抛尸西江。洪兵在鹤城建立革命政权，以梁春禄权知县事。接着，发动双桥都天地会起事，在梧冈书院设立大营，各小乡设立小营，以选田人吴三兴为元帅，靖村人余章彪为副元帅。七月十九日，冯滚率双桥都洪兵千余人，协同开平洪兵张江部攻陷开平县城（苍城），擒杀知县庆樟等。
当洪兵在双桥都起事时，双桥司巡检罗瀛逃到泗合村躲避，后纠集乡勇，于闰七月廿七日反扑宅梧，杀死洪兵300余人。在洪兵的沉重打击下，县内封建势力紧急聚合，典史冯荣纠集附城都四十堡十一团乡勇，共约万人，于八月十三日收复鹤城。冯滚战败，退至杜阮，与新会洪兵陈松年、吕萃晋部会合，与清军反复争夺江门，战不利，又转移到鹤山昆东乡，与清军守备吴元升及新会东北团练苦战数月。1855年4月，冯滚兵败被俘，英勇就义。
在鹤山境内，还有维墩吕雄杰、小范吕仁宇、南洞冯亚有等，均称元帅。吕雄杰率领的一支上千人的队伍，扼守西江，拦截官船，捉拿了赴任的肇庆知府任某及官员孙天保、苍梧知县陈某等，还参加了进攻鹤城、泗合、彩虹岭的战斗。咸丰五年四月初二日，清军沈棣辉部乘收复顺德、九江的气焰，大举进攻维墩，屠杀洪兵2000人，平毁“贼巢”17座，夺船数十只，吕雄杰兵败自杀。该部军师吕子桂到广州活动时被捕，送官审讯，留下一份供词。该供词透露了他参与打单的情况：
小的曾于七月内不记日期，在维墩乡与吕文国、黄开权们打单，得银八千两。又在罗江乡叶姓打单，得银一万两。并往各乡，不记次数打单，得银四万两。合共打单得银五万八千两，俱交伪元帅吕雄杰大营支用……
闰七月初，小的带有维墩船十六号往佛山投入陈开大营……与各店铺，不记次数，共打单得银二十余万两，均交陈开大营支用……
派拨打仗三十六次，攻城二日，活捉毙官二员，前后共打单得银二十五万八千余两……
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新任鹤山知县沈梁经崖门入境。沈梁是屠杀鹤山人民的刽子手。他到任时，县城已为乡勇收复，洪兵被杀被捕者已经不少，沈梁继续大开杀戒，勒令各乡绅交出本乡本族曾参加会党和洪兵的群众，如有漏网，唯乡绅是问。这厉害的一手叫做“拘绅缉匪”。结果，冯滚、吕瑶光等3000余人，被“悉数斩首”。沈梁用同样手段，到双桥都“缉匪”，又杀害300余人。他到鹤城，没收梁春禄家产，将梁氏祖祠改建为昭忠祠，奉祀马斌及被洪兵杀掉的官吏。又令附城、古劳、双桥三都选绅设局团练，以缉捕漏网的洪兵党徒。封建势力对起义者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凡是参加过会党或洪兵的人士，大部分被捕杀，少数逃亡外地，在家乡不能立足。
鹤山人民、广东人民经受了一场浩劫！清政府在镇压洪兵起义时杀戮之多，令人骇然。当时雅瑶文人冯钺作了一首《感事》诗：
掠地翻城岂无因，偏将覆辙效黄巾。
千村飘瞥疑风雨，一转驱除骇鬼神。
苍狗红羊成浩劫，青磷白骨悔前尘。
功成甲第知多少，百战归来孔翠新。
作者自注云：“战戮之余，社团搜余党亦不少，云有数可计者四十余万，不能计云。骇其过多，然亦未审其详，但传闻所及，真为罕有之劫矣！”这40万之数，还不包括在战斗中死亡数，与英国人库克所著《叶名琛浮海记》中叶名琛自认之数相符，可见并无夸大。
在士大夫的诗文中，对洪兵起义均持否定态度。但对于狂飙突起的形势、惨烈的战斗以及洪兵战士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气概，也不能不发出感叹。罗江村文人叶觐光作《甲寅之变》诗一首，在诗前的“自序”中写道：
甲寅之变，毒痡四邑，襆刀裹巾，遍地皆是，大似张角、韩福通景象。其会率曰“拜斗”，实即粤西上帝之别名耳。其伪号虽有都督诸目，而曰舅曰母，实无君长。初祗迫索金钱，厥后澜翻，率相附和，而富家大室需索无厌，良善小民至破金裂衣无所避，亦浩劫也！迨其败没被获，如缚鸡犬，系以弱缕，累累而赴死所者日数百人，皆瞪目俯认，了无怨言，非气数使然哉！
三、土客械斗，兵连祸结
鹤山境内的洪兵起义，只坚持了两年，便被扑灭了，但人民还没有喘息过来，又被卷入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土客械斗。这两大事件之间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土客械斗是由洪兵起义所引发出来的。
鹤山的客家人是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即建县前后，从粤东地区迁来的，主要分布于附城都、双桥都各村庄，而古劳都则全是土人。在将近200年的相处中，基本上相安无事。虽然由于语言、风俗有异，地界、学额等问题互有争执，彼此存在隔阂甚至积怨，然而并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尖锐程度。洪兵起义爆发时，土人客民都纷纷参加了所在地区的洪兵队伍，向清政府和地主豪绅开战。肇庆府属下各县，客民的情况与鹤山基本相同，高明、恩平，开平的客家人甚至更多。
据《开平县志》载，1854年7月，冯滚率领鹤山洪兵攻破苍城后，带队驻扎在开平北部靠近鹤山的古儒，向云乡客家人打单，被客绅高三拒绝，前去征粮的人员被杀害。冯滚请求驻水口的洪兵配合攻打云乡，又被客家团勇击败。洪兵派人潜入云乡，将高三的小儿子杀害。高三发誓要报复，倾家荡产组织客家武装与土人对抗。另据《鹤山麦氏族谱及舆图记事论略》记载，“七月二十五日，土匪会同古都贼先向华村高官仙打单，官仙力却不肯，遂烧其房屋，掠其财物，并焚劫补磊、肇村……客家见土匪如此强梁悍暴，于是团聚长冈头李亚南家，挥传恩平、开平、新宁、高明、高要六县客家，称说土匪拜会联盟，欲尽灭各属客籍，若不指臂相联，必有唇亡齿寒之祸。所以各县客人惊悚，裹粮制梃，齐集长冈头寨堵御。”一般的史书都认为这就是土客械斗的开端，土客械斗是从鹤山开始的。但这仅是个别事件，如果不是清政府官员举措失当，还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流血械斗的。
鹤山境内土人占多数，客民占少数，所以洪兵队伍及其首领也多数是土人。为了镇压洪兵起义，清政府官员，小至巡检，大至总督，都利用土客矛盾，要客家团勇协助清军去剿灭洪兵，这才使客民与土人的矛盾激化，造成使土人和客民都深受其害的大灾难。在双桥都洪兵起事时，双桥司巡检罗瀛先逃到泗合村躲避，然后纠集客家练勇反扑宅梧，杀死洪兵元帅吴三兴、副元帅余章彪及洪兵战士三四百人。接着，咸丰四年八月十三日，典史冯荣、巡检罗瀛纠集附城都四十堡练勇近万人收复鹤山县城，这批练勇也主要是客家武装。现存《鹤城昭忠祠碑记》载其事，云“县城已为客练所收复，土匪俱散”。咸丰五年，新任鹤山知县沈梁到县镇压洪兵，随身带有四名武举人作助手。其中马从龙是鹤山客籍（一说高要客籍）武举。他陈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允许他组织客家练勇助剿，以颟顸著称的叶名琛批准了马从龙的建议。于是马从龙拿着两广总督的手谕，串联鹤山、高明、新兴、恩平、开平、阳春等六个县的客家乡绅会盟，制定六县客家人同心“剿匪”章约，积极组织客家武装，以云乡、大田为大本营。同年八月，攻占了靠近云乡的几条土人村庄，放火烧屋……所以，各家记载都一致谴责马从龙是挑动土客械斗的罪魁。
械斗的开始阶段，是各方聚集武装，摧毁对方的村庄，互相残杀，抢掠妇女财物，放火烧屋，叫做“铲村”。被害的一方再聚集力量进行报复。造成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废，村落丘墟，人民流离失所。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是客民占优势。咸丰八年以后，各地土人组织起团防局，加紧训练乡勇，双方战斗呈拉锯状态。其间，清政府地方官吏曾出面调停劝和，由于双方仇怨已深，和议随即又被推翻，械斗再起。咸丰十年以后，土人的反攻节节胜利。客民村庄田地多被土人占领，被迫到处流窜。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转向，派出大军清剿“客匪”。客民逃进深山老林，在官军和土勇的包围夹击下最后失败投降，同治四年（1865年）被官府遣散安置。其后又生波折，清政府再次出兵镇压。直至同治六年（1867年）才安置完毕。土客械斗波及八县、历时长达14年之久。
土客械斗虽然起自鹤山，但迅速蔓延到恩平、开平、阳春、高明、新宁（今台山）、高要，而且这些县的斗争更加激烈。例如，咸丰四年七月至五年五月，客人对恩平横陂、牛江、朗底、大田、那吉一带的土著村庄全面进攻，连毁400余村，“土人投入县城逃难者万计，此外被杀被饿被水火而死者无数”。随着斗争规模的扩大，更发展为攻城拔寨的战斗。高明土人势力较弱，县内三分之二土地尽为客人所占，直至同治元年，高明土勇才集结兵力攻打明城，围攻五月不克，用八千斤大炮轰城及用火药炸崩城基仍攻不进。最后城中客人“粮米俱绝，食及草根，木叶、牛皮俱尽”，才被攻破了。此役客人除逃脱数十出降数百外，被杀3000余人。以上触目惊心的事例，书不胜书。
土人遭难后就逃离家园四散投亲靠友，或如高要回龙的沙坪墟那样，千多户难民编茅结舍栖息苟活。客人村庄被毁后的刀口余生走投无路，只好投奔客人势力较强的基地集结，据守大山区以求自保，如恩平的大田、朗底，新宁与开平接壤的深井、大隆洞山区，高明与新兴接壤的五坑山区，鹤山与高明接壤的云乡山区，新宁沿海的广海至赤溪半岛地区，都成了客家人集结抵抗和喘息的基地，分别聚众数万至十余万人。他们四面被土勇所困，粮食来源断绝，又不得不四出抢掠。
自从1857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之后，继任的总督对土客械斗都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客民也不正面与官府作对。至同治朝，发生了两件事，令清政府改变对客人的态度，下决心镇压“客匪”。
咸丰十一年（1861年），广西大成国被镇压，原大成国将领高明县客人戴紫贵（梓贵）率部分洪兵突围，经信宜，电白、阳江辗转回到高明，立即被当地客勇推为领袖。他率领客勇东冲西突，在几县间流动作战。同治元年七月，戴紫贵在阳江收编了一支从广西流窜来的洪兵队伍“大同军”的残部以加强力量。这样一来，清政府就认为客勇的性质已经从助剿洪兵变成与洪兵合流了，两广总督瑞麟就命令清将卓兴（初任雷琼协副将，后升南韶镇总兵）向戴紫贵进攻。
第二件事是，集结在新宁大隆洞山区的20多万客民，因粮食缺乏无法生存，其首领汤恩长率领一支精壮队伍向东开拔，扬言要与赤溪、曹冲的客人会合。同治二年正月初四，队伍经过广海城寨，突然“以飞梯倚城蚁附而登，全城遂陷”，“匪纵兵肆杀，血流成渠”，“城内伏尸山积，死者四千余人”。当时的广海是清政府的海防军营地，称为广海卫。海防要塞被攻陷，官员被掳，清政府更决心“剿客”，派布政使吴昌寿亲自带兵收复广海城寨。
清军经过五个月的围攻，于`同治二年五月廿九日克服广海城，杀死客勇数千人。与此同时，恩开新三县的土勇，乘客人精壮被困广海城寨之机，向集结在大隆洞的十余万客人老弱妇孺大举进攻。“洞中饷源久竭，又值炎天酷暑，疫疠交作，洞内僵尸横路，白骨蔽原，腥秽之气薰天触地。诸勇长驱直进，如疾风扫落叶，斩获无数。”两个月间，被杀死的客人数以万计。
以戴紫贵为首的另一支客家武装，在土勇的围堵和官军的追击下，流窜于阳江、恩平、阳春、新兴之间，一度进入鹤山云乡，最后钻进高明西部的五坑山区，尚有三万余人。加上从高明各地被迫撤退的和从邻近各县先后转移来的客人，五坑集结了十多万人。五坑本为客民所居地，层峦叠嶂，地极险阻，东南与鹤山、开平、恩平三县交界，西与新兴毗连，北与高要相接，易守难攻。但十多万人粮源被切断，生活无着。同治三年十月，清政府下令除卓兴部3000轻骑外，增派千总侯顺戴、郑绍忠各率官军3000，总数上万兵力，四面包围了五坑。同治四年十一月，被围困了一年的客民，被饥饿所征服，“客目戴紫贵知势将覆灭，不得已与黄奕泰自缚负刃，带领悍逆百余，到卓营求赦。卓镇严阵受囚，连械解省。戴紫贵恳乞督抚宪开恩，开插边地。督抚见诛不胜诛，准其所请，令卓镇择地分插，以散其众。”戴紫贵被杀，清军也停止对五坑的清剿，接受客民投降。客民要求安插在恩、开、新三县边境的那扶、金鸡、赤水、东山、大门、深井等处，这些地方本来是客人的旧居地。同治五年正月，卓兴护送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就撤兵回省去了。
三县的土人对这样的安插不满，而清政府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帮助客民复业安居。客民在战乱之余，缺乏生产生活资料，无法安生，免不了有些骚动。三县的土勇待官兵一走，又围攻不舍。客民不敌，只好在新宁西部沿海山区、恩平西部山区“伐木竖栅，深沟立垒，借以抵抗”，部分人又重回五坑。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又分四路出劫粮米，并攻县城”。知县向省城告急，招来大兵镇压。广东巡抚蒋益澧令总兵徐文秀率湘军一万，又檄阳江镇杨鼎勋、肇庆协郑绍忠统率所部听调。同治五年六月，官军从新兴、阳春、阳江三面合围，徐文秀的主力驻扎在恩平大槐，直逼那吉山口。几万客民“潜匿深林山谷中，夏雨连绵，暑湿交侵，疫疠流行，死者甚众”，不敢出战。官军迫令客人将为首百人“捆送徐营”，交出军械，然后造册清点人口，发给盘费大丁每人八两银小丁每人四两银，并路票一张，由官军“押往高、雷、琼及湖广、广西、福建等处安插”。十二月，官军再破高明五坑，将客人押送到清远、韶州、嘉应、潮惠、新宁、琼州等处安插，发给大丁银六两、小丁银三两。
被迫集结于赤溪至广海海湾半岛的客人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蒋益澧大军压境，迫土客“息斗联和”，然后将整个赤田半岛划归客人栖身复业，土客之间划界分疆，脱离接触。官府设立赤溪厅，直属广东布政司，委任同知一员、副将一员，司狱一员、都司一员，营兵461名，以资弹压。（民国时，改作赤溪县。解放后撤县设区，近年又分田头、赤溪两镇，归台山市管辖）至此，从1854年延续到1867年土客械斗才告平息。
清政府对于已经集结起来的客民遣散安置方法可归结为三种：恩平一带的客人发送到外州外省，五坑的客人遣送回来源地粤东，新宁的客人就地集中安置。此外，对于那些分散的客民，如果已定居五代以上愿意留下并能立足的，则准其继续留居原地不予遣散。
在十多年的土客械斗中，双方死伤人数各以数十万计，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赤溪县志》写道：
五岭以南，民风强悍，械斗之事，时有闻焉。然有此族与彼族械斗，或此乡与彼乡械斗，杀掠相寻，为害虽烈，然一经邻绅调停或由官吏制止，其事遂寝。但未有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万众、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如清咸同间新宁、开平、恩平、鹤山、高明等县土民与客民械斗受害之惨也。
这场浩劫，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
关于肇庆六邑土客械斗的具体情况，各县的公私著作记载颇详，惟独鹤山的史料缺乏。主要原因是其他各县在光绪朝都重修过县志，及时地记录了当地发生的事件，而鹤山县在光绪朝没有重修县志，到民国期间宋森所修县志又讳言此事，只字不提土客械斗。是以鹤山土客械斗的经过情形只有零星记载。已知情况是：这场械斗主要在双桥都和附城都（包括云乡）进行。双桥都的靖村、堂马、荷村、选田、双桥等五乡土人与当地客民连年互相攻杀。至于云乡，更成为客家集结的基地之一，据陈坤著《粤东剿匪记略》载：
同治三年八月，戴紫贵分兵出扑大坪、布茅。自率2000 余人窜开平、鹤山一带，鹤山云乡客民应之，遂盘踞云乡、迳口、水心等处。九月初七日，卓军前队把总莫善喜追剿鹤山贼，至山前，伏匪尽起，凶鸷异常，我军几不能支。适卓军后队继至，斩悍贼数十人，匪稍退却，乘势猛攻，自辰至巳，云乡大小匪巢全行攻破，夺获铜炮二尊、铁炮二尊、鸟枪药铅无数。匪逃五坑，卓兴拔队回剿……
此外在麦村、龙湾、大朗、鹤城、补垒、沙芬、北堂、羊盘顶、芦花坪、流连坑、白水带等地也发生过战事，双方互相仇杀，反复多年。不过，相对于其他几县，鹤山县遭到的破坏程度较为轻一些。乱后，本县客民数量虽大为减少，但是附城都的客家村庄大部分被保存下来，至今各村客民的姓氏与初入迁时基本相同；只是双桥都的客家村庄，如沙水，榜塘、榴花坪等处再也不见客人的踪迹了，客民集中到了白水带。现今白水带人口3800人左右，分布在23条自然村，除新湾黎氏（近200人）磨塘沟文氏（不足100人）外，其余全是客家，却有30多个姓氏。本县客民也有不少跟随戴紫贵流窜五坑等地，后被官府遣散安置，今台山的田头，赤溪两镇还有不少人自认其祖先是从鹤山迁去的。
土客械斗对鹤山的茶叶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茶叶原是鹤山的主要特产，出口之大宗。嘉道年间，是鹤山茶叶生产的鼎盛时期，“各处山地垦为茶园者，触目皆是”，“自海口（沙坪河口）至附城（今鹤城云乡一带）无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茶园面积达8万多亩，年产毛茶8·5万担（60公斤为一担），年出口茶近3万担。大乱过后，茶农流离失所，茶园大片荒废，“全县茶园面积已少其半”，茶叶产量锐减，降至2万余担，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过去的公私著作，在记述土客械斗时，作者无不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偏袒一方，而称对方为“匪”。同治年间，鹤山玉桥文人易其彬作《次高明县》一诗，客观地描述了大乱之后农村的萧条景象并表示了深深的悲悯之情，甚为难得：
次高明县
杀气销边壤，干戈忆往年。
万山曾鬼哭，十里少人烟。
远旅添耕户，残黎学种田。
一家何主客？搔首总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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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都是客家人惹得祸，祸根是谁呢？？大概还首推五胡，东胡，北胡南胡，西胡，中胡，。。又谁惹了五胡呢，可能是黄毛吧。又谁惹了黄毛呢？？可能是黑毛吧。黑人吧。又谁惹了黑人呢？可能是大猩猩吧。又谁惹了大猩猩呢？可能是可能是外星人吧。。。。。。反正都是外星人惹的祸。我们何必相对呢？？中国万岁，世界万岁。共同抵抗外星人入侵地球。来吧，倒转地球，把外星人从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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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史实,好像没有专门说是客家还是土著惹的祸,互相都有关系的.土客械斗是客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还是让多一点人知道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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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发展史是一部血泪史，向我们的先人致敬吧！清朝咸丰年间土客械斗的纪录[转帖]
这些血泪史只能证明清朝及其官员腐败无能！！！！清朝咸丰年间土客械斗的纪录[转帖]
其实南方因为宗族原因的械斗历来都有,但是因为方言群体的原因的械斗就显得少:主要有粤西的土客械斗,福建的闽客争执,台湾的闽客斗,台湾的漳泉斗.争斗与内部认同是互为因果的.RE:清朝咸丰年间土客械斗的纪录[转帖]
这也是以前收集到的关于土客械斗历史的记载。看了这些，大概不难理解历史上为何有客家族群的问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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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咸同年间广东土客械斗，西人Myron Cohen氏和几位国内学者都有详论矣。惟此类械斗，并不始与晚清。自明代万历年间以来，在浙东、福建沿海、江西等地，都先后发生过土客械斗，客家族群认同的出现，或可上溯至晚明也。当然，就对客家族群本身之影响而言，仍当以咸同年间广东械斗最为深远。RE:清朝咸丰年间土客械斗的纪录[转帖]
向我们的祖先致敬。当初没有他们流血流汗，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客家人。他们当初肯定很团结，我们现在更要向他们学习。如果让客家人都知道客家人的祖先是怎么样生存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的客家人会更加强烈的意识到我们现在更应该团结。RE:清朝咸丰年间土客械斗的纪录[转帖]
的确，现在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我也是第一次详细了解土客械斗。
我们的祖先真的很不容易，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再到闽赣粤，再到桂川湘台，海外，一段段的血泪史。
今天，客家人面临被同化的危机，我们做为客家人的中坚力量，有义务为客家文化的传承而做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