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征辉：村里这帮“同年哥”
村里这帮“同年哥”黄征辉
在我们那一带的乡间，过去时兴“认同年”。同一个村子同一年生的人（通常为男性）聚集起来，杀鸡置酒，举杯互敬，约定不论贫富相扶相携同喜同悲。“认同年”的范围往往还超出了村界，性相近、趣相投的同龄人，虽隔十里、百里，也走到了一起。
我们那个小村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羊年出生的男丁，只有九人。小时候，我们都在村里的小学一起读书。可是，同学们以上村、下村划线，形成两大帮，课外经常对骂，甚至动起手脚。有一天放学后，就在校门外不远处对扔起石头。以后成了“同年”的“北生”，当时他的后背就挨了一块我砸过去的石块，“嘭”地一声好响。直到身带残疾的校长发现，大喝一声：“你们干什么？！”，我们才作鸟兽散。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当时缺乏文娱活动，以此为乐；另一方面，可能是人本好斗的天性使然。
我们是20虚岁那年认的“同年”。此后，我们九人便以“同年”互称，开始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当年下半年，读完初中回村当了两年半农民、一年民办教师的我，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出门上学去了。从身份上说，已跳出了“农门”。两年后，我在外读完了书，回到本县工作。这期间，村里那个乳名叫“念民头”的同年患病去世。他还没有成家，没有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就撒手而去，让同年们好不伤感。至今记得他能在窄小的村路上，连续做几十个车轮般滚着向前的侧手翻，让小时侯的我羡慕不已。
九个同年成了八个同年。八人中，原先就我一个吃“皇粮”，后来，父母早亡、当了好些年民办教师的昌雄也终于“修成正果”，端起了铁饭碗。他教书，只在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几所小学校转圈圈。他告诉我，如今的山村教师不好当了，学生数越来越少，倒退回过去的复式教学，一个人要教好几个年级好几本书，图、音、体等课程几乎都放弃了。他身板壮健直挺，说话处事慢条斯理，冷不丁来一个小幽默，他不笑，别人却会喷饭。同年们回忆自己的“罗曼史”时，他遗憾自己的婚姻没有波澜，缺乏浪漫。他建议，我们已年过半百，来日渐少，要多聚会，多走动，并尽可能走得远一些。
其余的七人中，身份比较复杂、受过较多磨难的，要算“木佬牯”。他与我同属一个房族，按辈份，我该叫他“堂叔”。他上过初中。下田不久，去了公社林场，当伐木工。没想到一次砍树时被压断了腿骨，动了大手术。一次没做好，反复，折腾了好长时间，吃了不少苦楚。最终虽没留下明显的瘸疾，却是大伤了筋骨，不能再干重活。后来被照顾去了公社的电站，延续至今。户口虽然还在村里，却又是拿工资的人。闲时，他学修收音机、电视机等，家中成了电器修理店，在那一带乡间有了一些名气。他的妻，学历比他高，高中。婚前，因了“木佬牯”的身体伤残、初中学历、家境清寒等等，女方家庭极力阻拦他们的恋爱，说是“好好一枝花，怎能插在牛屎巴”？可是，女子要跟他，加上许多热心人的说合，几番周折，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妻家务之余，制作了一把又一把在圩场上能够换回钞票的藤椅。长期坐着编织，几年前患了腰椎间盘突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本科，让同年们煞是“眼红”。好几年前，“木老牯”两口子在交通重镇朋口的黄金地段买地起楼，出租店面和空房，足显其实力和眼光。当然，在他们后面的好日子里，也曾有过小波折，于此不表。
我们这伙同年，结婚结得最早的是“棕树生”。他父亲早年为红军做过事，算一个“老革命”。“老革命”不忘乡间的老传统，很早就领来了一个比儿子大几岁的“等郎妹”。小学读书时，同学们经常拿这事取笑他。读完小学，他就没再上学。十七岁，父母便让他和童养媳圆了房。印象里，“棕树生”早年的性情偏于忧郁，渐渐地，他开朗起来，爱说些俏皮话。改革开放后，还担任过村主任（近年还挂着村委的衔）。两口子十分地勤俭。他搞农业似乎有一手，譬如栽水稻、种橘子，说起来一套一套。近些年，最使他惬意的是两个儿子。大的在市里打工，打出了一点小名堂，并娶妻生子，让他当上了“响爷爷”。老二师范大学毕业，在县城中学教高中，二儿媳也是中学教师。“棕树生”闲时也看些杂书，顺口能来上几句《增广贤文》中的语言，褒贬世事人心。也知道鲁迅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有时候，我回到村里，与他见面谈天，他会嘿嘿笑着，拿我开趣，说在你面前，我就是那闰土。我也笑着，说世间有你这样“富农”一般志得意满的“闰土”吗？
“北生”也是我们这帮同年里比较能干的一个，当过几年村支书。他家底不错，脑瓜活络，开朗机敏。小时候，他就爱拨弄乐器，尤其笛子吹得好。我父亲拿他当我的榜样，花一块五毛钱给我买了一把二胡，逼着我学乐器。他也上过一段时间的初中，没读完就回村干农活了。他娶的妻，是邻家的养女，是夜校里我的学生。他俩结婚时，我在城里教书。我请了假，带上一把秦琴回到村里。婚礼上，村里的“十番”乐班奏着旋律舒缓、婉转入耳的“南词”、“北调”、“过江龙”、“刮耳风”等等。照应宾客的间隙，“北生”自己也加入乐队，吹上一阵笛子。我则在其间滥竽充数，一会儿弹，一会儿拉，一会儿唱。有人说，又不是你新婚，看你乐的。他连生了三个儿子，现在都出门在外，闯自己的天下。大儿子前年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媳妇，我也回去参加了这场婚宴。当时与同年们一起感叹时光飞逝，说，转眼间下一代人又都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而我们自己也都华发早生，皱皮上脸。叹过之后，一帮同年兴致渐高，猜拳喊令，推杯换盏。除我之外，他们大多很有酒量，聚在一起时，便以斗酒为快事。我虽不善酒，猜拳还行，曾经连赢人家30 拳。输了，便少喝，或请人代酒，大家知根底，也就宽容了我。八人中，猜拳最爱使花招的便是“北生”，出拳时指法花哨恍惚，往往中途变数，“忽悠”他人，常被我等斥为“不硬直”。治他的办法也是有的，有时便命他的手掌撑在筷子上，迫使他的五指出数时难以变幻。“北生”酒量好，也爽气，输了拳，哈哈笑着，仰起颈脖，一口把酒吞下肚去。他家备着几件乐器，待酒饮得半醺，几个人就操起家什。弦歌从天井飘出，山村的夜空愈发宁谧安详。
几年前，有了一些积蓄的“北生”，拆去老屋，建三层钢筋水泥楼房，曾经开口向我借资。我当时手头也紧，回他说，多钱我拿不出，少了，予你无济于事。便没有借款给他。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很失望。至今，我为此犹存内疚，曾经责骂自个，人家需要帮忙时没有伸出援手，算什么同年？！他新居落成后，我从家藏的字画中选出几幅请人裱好送他，总觉得这点心意弥补不了自己的“罪过”。
“步清”，在我们这帮同年中有点“另类”的味道。村民们提起他，会讲出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有时候甚至会扬起阵阵笑声。他挑食，许多荤物不吃。早年身板单薄，一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模样。上初中时寄宿，他竟然还尿裤子，课间坐在太阳底下，把裤子晒得尿气蓬蓬，被同学们作了好久的谈资。人们担心他成人后以何为生，却不料他在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是我们村最早眼光向外搞起商品经济的人之一。他在良田里围起花圃，养殖兰花，在花卉报刊上登广告。远处的许多人知道他养兰，或登门造访，或来函求购。他把兰花装在小木匣里往外邮寄，于是，外边的汇款单一张又一张地飞到了他手上，真让人眼馋。多年伺兰，结交了一些兰友，与人谈天，满嘴都是兰花。前些年他比较少与同年们往来，近年有了变化，人似乎老成了一些。去年底，他请同年们到他家聚会。我因故没有到场，觉得对不住他，解释了几回。他说，哎呀，你就别多心了。
最老实的同年要算“金生妹”了。他厚厚的嘴唇，常年裂着带血丝的口子，说是因为缺了什么营养。他兄弟多，家底薄，娶妻单过后，家境一直比较拮据。好象有好几年他出外割松油，赚的是辛苦钱。以往房子老旧窄小，他不好意思请我们到他家去坐。去年，我回村去，他执意要拉同年们上他家，原来他也立起了两层的小楼，虽然不算宽敞，但已令他的嗓门洪亮了许多。我连说祝贺。他妻很快做了几个菜，端上桌来。一伙人也就不客气，你来我往，干了一杯又一杯。
目前让一伙人为之担忧的同年便是“长兴”。他家底也薄，至今住在村尾的老房子里。早年，村民们戏称他是“三两横身，十二两嘴夹”，意即：块头小小的，嘴皮子却尖利。他的善于调侃、机锋频出的语言能力，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小时候有许多日子，晚上他就到我家，和我睡在一起。我当民办教师时，他接我的班，教夜校里的那些村姑。他上过“社来社去”的农校，学的是果茶，在乡里的茶场呆了好多年。家贫子读书。大儿子正在读大学，老二还在高中，估计也能考上，老三读初中。为了三个儿子的学费，已经50 多岁的他，选择了出门打工。同年嫂（他的妻）会做原本是男人家干的犁田耙田的活，于是，便有人请她做这重体力的活，一天可得几十元。今年春节回老家时，我带上妻到长兴家拜年。问他今年还打工吗？他说不去了。
最近与人谈起他，得知他又出门了，还是打工。我沉默好久，想着他那孱弱的身子，他在干些什么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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