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浙江经济发展模式
浙江经济“寒冬说”可以休矣——关于浙江经济转型的九问九答http://www.zjsr.com 2006年01月10日 浙商网
编者按：2005年，对于浙江经济而言是令人难忘的一年。面对各种各样的内外冲击，浙江经济全面进入转型期。于是，有经济学专家撰文：伴随着2005年冬天的到来，浙江经济更添“寒意”，并提出：种种导致浙江经济发展放缓的“宏观调控”、“房地产下行”、“块状经济风险”都只是表面现象，浙江经济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长三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的隐忧。持如此观点者认为，浙江经济一度依靠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只是劳动力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发展，这种低水平的增长并未带来高水平突破。由此，悲观预测：浙江经济前景并不乐观，由于物耗严重，随着原材料成本上涨，浙江经济必然陷入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增长”的境地，重新退回到经济增长低迷的痛苦当中。
如何看待、评估这些悲观性论调，《浙商》杂志走访了一些经济学家、政府部门人士以及忙碌在一线的企业家们。结合自己在浙江经济环境中的所看、所想，一举一动，他们和我们分享了对于浙江经济发展态势的看法。
2005，浙江经济是否更添“寒意”？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
我们不能单凭经济指标略有回落而认为“浙江经济进入冬天”，反而应该看到，浙江经济正在进行调整和转型，正由数量的增长转变为质量的提高。
浙江人均收入3000美元，按照传统观念，其收入水平跟中等收入国家相当。浙江的经济发展走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前列，要想进一步发展，依靠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显然不够，现在的浙江经济正经历着一个转型阶段。
一般来说，经济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增长方式的转型，即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型制造工业转变为现代化的制造业；其二，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统筹发展；其三，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直接介入经济发展过程的强势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转型期，经济增长的质量成为首要问题，数量方面相关经济指标的回落从某些角度来看会非常正常。
从2005年1-9月全国及沿海省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为16.3%，浙江为18.1%，上海为12.4%，广东为16.8%。而华东地区这一指标最高的是江西、安徽，也就是说，相对欠发达的地区由于仍旧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仍有较大的数量增长空间。而上海、广东、浙江等相对较发达地区，人均GDP较高，由于更早进入转型期，所以，他们的相关指标排名会相对落后。而且，我们也已看到，浙江的18.1%仍是高于全国16.3%的平均水平。所以，对于转型期的经济指标略有回落的情况必须辩证地看、发展地看。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者钟伟：
评价一个地方的经济贡献度，不能单靠GDP说话，实际上，浙江对全国的经济贡献程度要远远大于GDP的表现程度。浙商的投资遍布全国和东南亚，因此，对于浙江，用GNP比GDP更恰当。初步估计，浙江省的GNP要大出GDP近两倍，单纯使用GDP作为衡量指标，严重低估了浙江经济的重要性。相对全国而言，浙江经济走的是资源节约型道路。在资金方面，浙江地区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水平都比较高，被称作中国银行业的“聚宝盆”。不良资产、资金的循环使用和投资收益率都是很多地方难以比拟的。所以，如果有人认为，浙江经济已经进入冬天，我倒认为浙江经济更像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浙江经济是否陷入“生产缺电、建设缺钱、招商缺地”的困境？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钱骏：
批评浙江经济陷入“生产缺电，建设缺钱，招商缺地”的困境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可怕。
“生产缺电”并非因为浙江省电力建设不足的“硬缺电”，而是因为近几年浙江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这种由于电力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导致的所谓“电荒”局面，是可以通过加大电力建设予以弥补解决的。经过两三年的电力建设，到2006年基本可以缓解浙江经济生产缺电的困境，到2007年基本可以解决电力紧张的困境。
“建设缺钱”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妥当，浙江省有丰富的民间资本，浙江民营企业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缺钱。国家宏观调控银根趋紧主要是控制国有资本投入，对民营企业来说影响不会很大。相对其他省份，浙江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还是比较畅通的。
“招商缺地”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浙江经济本来就是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土地资源紧缺，所以浙江经济必须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高新科技产业，转向高产出、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正因为土地资源紧缺，浙江经济应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原来的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对生产要素进行更合理的配置。浙江经济能够合理利用紧缺的土地资源，通过技术创新产出更高的效益，而非通过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获得效益。正是土地资源紧缺，才促使浙商发挥创造力，创造浙江经济新一轮的高潮。
房地产是浙江经济的“增长发动机”？这架发动机已经“熄火”？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有人认为房地产是浙江经济的“增长发动机”，觉得浙江经济是靠房地产提升发展起来，而不是依靠浙江经济整体生产能力提升发展起来。这种观点完全是片面的。浙江房地产确实发展得比较快，甚至有一段时期许多制造型企业都纷纷进入房地产业，但这并不代表浙江经济都靠房地产业拉动。比如华立，尽管1993年就开始从事房地产，但一直将房地产当作制造业的现金流补充来对待。华立最近5年经济规模增长了3倍，但房地产业在总规模中一直不到10%，更多的收益依然来自制造业的增长。
全面地看，没有一个省份的制造业能与浙江媲美，只要看看浙江最近几年电力需求的增长，就基本可以说明问题。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贾生华教授：
把房地产比为浙江经济的“助推器”并不为过。浙江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57个相关产业的产出增加。而以江浙沪为主的长三角地区，房地产投资额对GDP的贡献度已经超过2.9%，远远要高于国内其它地区。
但由于市场持续过热，宏观调控后，房地产业感受到了阵阵寒意。首先是投资的回落，浙江省2005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708.2亿元，增速同比回落了20.4个百分点。
其次是消费的降低。以杭州为例，2005年1-10月，杭州市批准预售商品房面积780.85平方米。而同期，杭州市只完成商品房预售面积516.09万平方米。我们看到，预售面积比实际预售面积多了264.76万平方米，约占总面积的1/3，这表明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种种迹象表明，浙江省持续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到了周期性的拐点，2006年将处于调整周期中。从表面上来看，浙江房地产业的回落，会对浙江的GDP造成一定影响。但如果仅以此为依据，得出“浙江经济将进入冬天”的结论，显然不恰当。正因为有了这次调整和消化，浙江经济才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浙江省正处于社会结构城市化、经济结构非农化、消费结构高级化和财富结构资产化的全面现代化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的综合效应对房地产业有着巨大的有效需求。因此，浙江省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市场化方向并不会停止，房地产业的前景仍然广阔。可以预见，在经过此次调整后，房地产业对浙江经济的“助推效果”将更加明显。
浙江引以为豪的块状经济是否已经陷入“整体危机”？该如何自我调整？
绍兴县个私企业协会秘书长朱建中：
块状经济一直是浙江经济的骄傲，是“浙江制造”一直保持全国领先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新的内外贸市场环境压力下，浙江块状经济面临困难是事实。
块状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产业链的集中使企业的交易成本达到最小化。但是，正由于产业过分集中，原先一直引以为豪的块状经济逐渐出现危机，一个主要现象是，庞大的生产能力变成了过剩生产力。比如，绍兴县的染整行业，按照现有的染整设备，该县一年的生产能力是150亿米布，但是实际市场需求只有100亿米。
目前块状经济唯一能做的是通过技术创新走出困境，通过行业自律使企业走向有序竞争。今后，生产能力差的企业肯定将退出竞争，有一部分企业会向外地转移，留下来的必然得到提升，并形成新的优势。所以，块状经济的危机是暂时的。
永康市经贸局局长李世宝：
块状经济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能力的过剩必然导致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永康五金就是一大典型。今年8月份，“价格战”导致永康企业痛失沃尔玛大单。而价格战的根源就是块状经济中同质企业间的相互仿冒，企业的创新能力逐渐消失。
块状经济的自我调整，我认为应该用“大鱼吃小鱼”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并购中减少企业数量，压缩产能规模，以高档产品和高端工艺，进入新一轮市场竞争。不过浙江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个性很难做到这一点。
永康尤奈特董事长李金东：
永康目前块状经济的现状在两三年内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目前，唯一能做的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创新，遏制价格战，让市场去淘汰一批不合格的企业。
浙江经济只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增长？本质上只是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加，而不是依靠生产效率提升？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如果用“浙江经济增长是‘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增长”这样的观点来全面否定浙江的经济质量，非常不客观！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总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逐步转变过程。大家都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经济基础很差，只是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加来争取市场机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50年代的日本，那个时候靠输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及其他的生产力要素资源来换取发展动力的“日本”就是全球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但是，日本后来通过系列转型，整体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说，浙江经济今年出现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正常过程。
当然我们今天不能以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时代不同了，世界在发展。浙江企业应该认识到：如果再继续过去的成功经验或发展模式，已经没有未来，所以必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最关键的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提升自己的素质，通过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就没有浙商逾越不了的坎！
中化网总裁孙德良：
这个观点太过片面，虽然说浙江经济过去的发展水平比较低，但这个低是相对的。比起内地很多地方，我们的经济水平还是高的，当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和欧美来比较。而且，浙江经济现在其实已经从产业发展走到了资本发展的阶段，浙江活跃的资本已经撬动了其他市场、其他国家的资本。从这个层面来说，浙江经济已经完全走过了单纯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发展阶段。
浙江经济“究其实质并不是在创造财富，而仅仅是国内其他价值的转移，是国内寻租经济的变种”？
浙江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
浙江经济怎么没有创造财富？怎么可能仅仅是转移财富呢？对浙江经济发展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依靠劳动力投资，依靠招商引资达到产能急剧增长，经济水平从原来的第十四位上升到第四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也抹杀不了！单浙江省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就达到近千亿元，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工商大学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小勇教授：
任何事情都是“比较”而言的。在浙江，民营经济是主体。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民营经济产权相对清晰，市场化成分也大得多。如果一样东西的产权很清晰地界定给你，那么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是你的，你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很小心，会尽量在各种约束下最大化地利用它。但是如果一样东西是公家的，不能被个人决定，情况就不然了。
所谓寻租，是说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有一块租金无主，才会被大家“寻”。如果浙江这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都是寻租经济，可以推论的是，其他经济形式就没有不寻租的了。
浙江经济在“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利润？
浙江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
指责“浙江经济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利润”，是对浙江经济极大的误解与误导，是对浙江经济模式的无知表现，是对浙江经济发展内涵与浙江现象实质的不了解！
与“浙江经济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利润”这一指责恰恰相反，浙江省资源紧缺，劳动力过剩，在这种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千百万农民改变了过去单一农业经济格局，在这块土地上开工厂、建城镇、办市场，把自己的劳动转化成现实的财富。浙江三分之二的农民转为务工经商，是浙江农民收入名列全国前茅的主要条件。
浙江省是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方，也是吸引外来劳动力最多的省份之一。据统计，浙江省农民工人口达一千多万，其中外来农民工人口接近800万。浙江省这些年用地多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肯定要用地。我们不可能把工厂建到空中去，也不可能让800万农民工在空中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年招商引资过程中，许多地方客观存在单位土地利用率低的情况，甚至对土地利用大手大脚，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作为推动城市建设的主要途径与资金来源。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反思，但这绝不仅仅是浙江省存在的问题，而是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普遍存在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提出了宏观调控，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去年下半年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以来，浙江省也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纠正土地利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原来的闲置浪费土地进行再利用。这段时间新增的投资，主要是开发原来没有充分利用的土地。
指责“浙江经济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利润”是不正确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恰恰是这几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变，制造业的发展，块状经济的兴起，为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块状经济遇到的问题与压力，将成为我们推动块状经济转型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很多民营企业家可能还陶醉于原来的增长模式。压力就是机遇，经过凤凰涅 ，浴火重生，浙江经济一定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浙江的土地一定会给浙江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
浙江经济已经风光不再？浙江经验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江西省政府驻浙江办事处主任李江毅：
2005年，浙江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许多省外人士担心浙江经济会不会从此“风光不再”？可我认为，浙江模式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春风满面。
江西省是全国第一个全面学习浙江经验的省份，2002年6月江西省委就提出了“学浙江经验，加快江西发展”的战略方针。江西省广丰县就尝到了学习浙江的甜头，从最初的“经济落后县”很快跃居成江西“经济发达县”。据介绍，广丰县有一个卢林工业园区，其中浙江商人的数量达50%，投资总额达70%。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江西全省吸引省外资金为200亿人民币，其中来自浙江的投资比率高达30%。
是浙江人的“创新”精神带动了江西的发展，让江西的铜出口价值翻了好几倍。当江西人为了满地的铜原料艰难地寻找买家的时候，是浙江人把精细加工带入了江西，他们首次将铜原料加工成铜片、铜板，不仅提高了铜产品的价值，还带动了整个江西加工业的发展。浙江人“精明”的生意之道，是外地人最难以学到的。
浙江人要把眼光放远，目前GDP的增速并不是衡量经济状况好与坏的标准。在发达国家中，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是第三产业，而2005年浙江省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22亿元，增幅达11.8%，这说明浙江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良好的发展状态。
目前浙江经济下滑是黎明前的黑暗，一旦度过转型期，浙江经济将会再度光明。
浙江大学教授王曙光：
浙江经验不是改革开放时出现的，而是这几年才被全社会关注和研究的。这是一个在完全开放的知识经济时代，浙江经验的出现，证明它具有合理性，对全社会有启发。浙江经验自有它的价值依据，所以它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浙江模式也好，浙江经验也好，先发的体制优势，低成本、低价格的发展模式，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等等，都只是表面现象，不是浙江经验的全部和本质。浙江经验的本质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它充分反映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特征。创业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创业智慧也永远不会过时，相反，它将引导浙江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和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浙江经验同时也将得到不断的发展。可以预见，浙江经济的明天会更理性，更可持续发展。
浙江今天的举措能给中国其他地区什么样的启迪和引导？
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部长、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
目前，浙江经济遇到了诸多困难：GDP增长幅度下滑，块状经济的优势也似乎不再，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等等。对此，国内有些声音说，浙江经济已经进入“冬天”，原来在国内的领先优势已经不存在，开始走向衰微，“浙江模式”的意义已经不再有大的价值。
让别人说去，浙江坚持走自己的路。
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浙江正在努力做到“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基地”，“腾笼换鸟”，“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循环经济”。从浙江今天的举措和经济转型中，更多看到的是浙江将给中国其他地区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借鉴意义。
尽管在自主创新和适应性创新方面，浙江还没有形成有力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注意到，杭州现在十分注重软件业的开发；耗资1个亿的加州国际纳米研究院也坐落在浙江……这都说明浙江正在着力打造科技和文化结合的发展模式，希望以此带出一个拥有可持续竞争力的产业。这是值得中国其他地区借鉴的地方。
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盛世豪教授：
在短期内，轻纺产业等劳动密集型还是浙江经济的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要依靠传统产业，浙江的转型是在此基础上的转型。如果外包能够创造出品牌，也是一种产业升级。所以，浙江这样的转型不是虚无飘渺的符号，是很现实和实际的，充分结合了自身的约束条件和比较优势。这一点更值得后发地方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
浙江的自主企业转型在全国范围来看是比较早的，这使得浙江企业较早就注意到了两个问题，即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尽管多多少少还不很成熟，但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也领先了中国其他很多地区好几年了。此点，连同政府架构、信用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都可以归为浙江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之处，别的地方模仿是很难的。要说对其他地区的借鉴作用，那只有从基础做起，扎扎实实地完成政府转型，使个人和企业都有自主创新的空间和氛围。
[ Last edited by 天地人999 on 2006-2-15 at 13:15 ]
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浙江经济发展模式
从浙江重化工业发展看中国产业选择http://www.zjsr.com 2006年01月10日 浙商网
不赞成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学家，常以浙江为例，认为民营经济和轻纺工业占优势的浙江不宜发展重化工业，甚至把近些年浙江发展中出现的缺地、缺电、缺水以及环境压力等“成长的烦恼”，归结于重化工业的发展，这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浙江发展了一点重化工业，而是产业层次低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所致，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提升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重工业比重上升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趋势
浙江的产业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进的，重工业比重上升是客观趋势。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还基本属于农业省份，1978年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高达38.95%，而工业仅占43.25%，到2003年，农业比重已降至7.75%，而工业上升到52.59%，成为全国工业经济大省。
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建国以来，浙江轻工业发展经历由高到低再到高再到低的过程，1950年浙江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的89.67%，1978年下降到60.19%。以后逐渐恢复，1990年达到65.2%，确立了轻纺大省的优势，后来这一优势虽然得到不断强化，但比重却在逐步下降，1995年下降到62.73%，2000年下降到54.12%，2003年下降到51.73%。相应地重工业比重则由1980年的37.63%上升到2003年的48.27%，23年间上升了10多个百分点，而且这种上升势头还在延续。
这说明，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变化是以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工业结构向着重型化变化也是轻工业发展的要求，而且这种变化是渐进性的，合乎规律的过程。
有重点地发展重化工业
浙江推进工业结构演进的总体思路主要是，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重化工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浙江产业结构总体上以“轻”为主，这是浙江的优势，而且按照浙江的经济结构和环境承载能力，要想太“重”也不可能，只能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宜轻则轻，宜重则重。实际上这几年浙江工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根据中央要求和浙江实际，坚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2003年6月，在全省工业大会上，省委、省政府强调要努力成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先行地区，成为国际性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提出环杭州湾大产业带要发展形成一批高成长性重化工业，在宁波、舟山、嘉兴等地打造若干重化工业基地。也就是说，发展重化工业只是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一部分。
后来，在省政府制定的《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环杭州湾地区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和金衢丽地区生产力布局与产业带发展规划中，都没有追求经济重型化的导向和政策，也就不存在上下都提出要向重型方向转化的问题。
当然，浙江不能固守传统产业优势，也应主动营造新的产业优势，这包括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也包括积极发展临港型重化工业。客观上说，浙江发展重化工业的基础和条件不比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差，现在这三大城市重工业比重都高达70%以上，而浙江只有48.27%，还是有发展潜力和空间的。
三个依托
浙江发展重化工业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主要是三个依托，即依托民营企业，依托港口资源，依托块状经济。
首先是依托民营企业。经过20多年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中民营经济占7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占57.4%，具备了向重化工业领域发展的实力，如吉利集团的汽车、万向集团的汽车配件，恒逸集团的聚酯纺丝，海亮集团的五金材料等，主体都是民营企业。同时，国有企业中的杭钢集团、杭氧集团，镇海炼化集团等在同行业中都有一定的竞争力。
近年来，浙江又抓住国际重化工业转移的机遇，吸引世界大型企业来投资，如北仑台塑项目，“日本帝人”PC项目等一大批重化工业项目。总之，浙江发展重化工业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其次是依托港口资源。重化工业一般都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离不开港口尤其是大型港口的支撑。浙江港口资源丰富，能够建万吨以上深水泊位的深水岸线占全国的1/3，其中可建10万吨级深水泊位100个，居全国第一，滩涂资源和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十分适于发展大运输量的临港重化工业。
根据2003年浙江省委重点调研课题《发展临港工业的战略研究》成果，认为浙江宜着力构建以宁波为中心，舟山、嘉兴为两翼的环杭州湾L型临港工业带，建设石化、钢铁、汽车、造纸、机电、修造船、能源以及水产品深加工等八大基地。应该说，这一成果大体勾画了浙江临港重化工业发展的布局和重点。
再次是依托块状经济。浙江产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集聚性、呈块状，如萧绍轻纺面料、宁波服装、温州皮鞋、柳市低压电器、义乌小商品、永康五金、嵊州领带、大唐袜子、海宁皮革等，这些块状经济对原材料和机械设备需求量很大，易于成为浙江产业升级的路径。
目前，浙江一些企业由生产袜子转到生产纺丝，由生产低压电器转到生产中、高压电器，由生产汽车摩托车配件转到生产汽车，由生产纺织面料转到生产PTA和纺织机械等，从而有选择地进入了重化工业的发展领域。
(作者单位：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政研室)
来源： 浙商杂志作者： 郭占恒 [发表评论]
[ Last edited by 天地人999 on 2006-2-13 at 12:52 ] 如何破解浙江产业集群之“弊”？
http://www.zjsr.com 2006年01月18日 浙商网
“57.52%的企业没有投入科研经费，仅18.10%的企业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这是浙江省工商联最近组织对浙江民企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这无疑凸显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
作为全国民企大省的浙江，民企实力在全国是最强的，经营体制和经营理念在全国也是最为领先的，按道理讲并不缺科研资金，更没有国有企业科研体制的弊端，为何浙江民企不愿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科研上投入经费，走上自主创新的康庄大道呢？
产业集群起家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追溯浙江民企的起家源头和发家经验。浙江民企之所以在全国起家最早，发展最快，一方面得益于浙江各级政府当初的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浙江民企的发展模式：产业集群。被专家称作“中国经济第三次浪潮的发动机”的产业集群，就是一个区域内密集发展一种产业，千家万户，成龙配套，产业链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和相关的辅助产业、服务业聚合在一起。正是由于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才使得浙江民企发展迅速。从专业化类型看，有绍兴的轻纺、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等。这些星罗棋布的产业群已经成为浙江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生产基地。这正是25年来“浙江制造”一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浙江民企一开始就选择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呢？一方面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另一方面产业集群能使中小民企一开始采用模仿和仿冒手段迅速投入生产，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物流成本低，配套企业之间比较熟悉，诚信度高，交易风险也就很低。这容易使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和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得很大，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很快能占有一席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产业带中一个企业或通过模仿或生产出一个新产品，如果市场销路好，整个产业集群的同类企业会蜂拥而至，通过仿冒生产这种产品，这样导致产业集群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产能规模，产生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
仿制带来的惰性
但民企发家起于模仿和仿冒，发展到一定阶段仿冒却成为民企发展最大的障碍，甚至是杀手。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的竞争，所以创新能力很难增强。更要命的是同类相聚，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而当仿冒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习惯后，那么谁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担巨大的风险去搞新产品研发呢？企业都懒得去搞研发，那么整个产业集群内的创新能力就只能是越来越弱。这样在集群内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必然愈演愈烈。最后的结果是，低价优势成了产业集群在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唯一的核心竞争力。
由此可见，产业集群的最大负面影响是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在浙江的产业集群里，立志于搞研发的企业很少，创品牌的也不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更少，其原因就在这里。许多中小企业成长初期盛行“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或者干脆搞拿来主义，自己不去搞研发，这种生产模式必然导致企业发展道路越来越窄，效益越来越低。所谓“一流设备、二流质量、三流价格”，就是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现实写照。
这样导致浙江省民营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很弱。在企业生产的新产品中，只有不到半数的产品是自己研制的，企业承认有17.41%的新产品是仿冒的，一些企业数年没有更新产品。宁波市的专利授权自1999年来，每年总量递增均在20%以上，但大多是相关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发明，技术创新所占比例很低，仅为3.91%。
以知识产权保护破围
自主创新是企业持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通常企业往往是从模仿起步的，完成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型，对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道坎。日本、韩国的很多企业也是从模仿起步的，但他们具备长期的战略眼光，成功地迈过了那道坎，从而使其半导体、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反观国内的民企却没有顺利迈过仿制这道坎，产业集群里的低价战略、恶性竞争，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乏力。因此，要从社会信用环境、法治环境的角度，加以认真治理，努力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就难以持久发展；而企业要有核心技术，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
在这方面，永康五金产业集群吃一堑长一智，开了一个良好的先例。2005年，沃尔玛通过中间采购商，同时向永康市八大企业下单采购电动滑板车，达10多个品种上百万辆。由于沃尔玛同时采购，采取借一个企业价格来压低另一个的价格的策略，导致该市企业之间相互低价竞争，致使这个价值数亿元的沃尔玛“大单”因企业恶性压价最终无利可图而搁浅。
追溯源头，无疑仿冒侵权成风是永康五金恶性竞争的根源。被沃尔玛玩弄一回的民企终于有所醒悟，永康市电动车、滑板车行业130多家企业主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签署了《永康市电动车汽油机滑板车行业协会维权公约》(下称《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会员企业专利新产品一旦遭到仿冒侵权或人才被挖，可申请维权委员会进行维权，责令仿冒侵权企业销毁模具，没收仿冒产品，已形成销售的还要处以销售收入4倍的罚款；对挖专业技术、外贸人才造成侵权的，由维权委员会责令侵权企业停止侵权；继续侵权的在特定场所和媒体上进行曝光。
无疑，永康五金行业《公约》的出现与实施将是浙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顺利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一个积极的尝试。但仅仅依靠行业协会的单打独斗是不够的，消除仿冒之风、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快速走上自主创新之路，还需要各级政府的强制措施和法律后盾，以及全社会的尊重知识产权意识的形成与增强，这才是民企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的根本保障。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作者： 傅白水 [发表评论] 浙商发表“转型宣言” 期待突破
http://www.zjsr.com 2005年12月16日 浙商网
“以新思路推动管理模式改进和品牌文化打造；以新机制推动资源整合的广度和深度；以新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新技术推动自主创新能力；以新人才推动浙商创业的与时俱进。”昨日，在省浙商研究会主办的“浙商创新论坛”上，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代表浙商宣读《浙商转型宣言》。来自浙江企业界的200多位浙商代表出席了会议。
转型是发展的必然
该宣言向全体浙商倡议：在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继续发扬“浙商精神”，传承“浙商文明”推动浙商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品牌化、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产业模式转变。倡导浙商更务实更理性更加领先，并希望浙商做“五新级”浙商，进一步确立浙商在发展模式上的优势，推动“草根浙商”向“森林浙商”转型，从“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型。
当前，浙商当初成长发展的环境正发生变化，浙商原先的制度优势已不复存在了。能源全面紧张、资金链抽紧……面对这样的形势，原先靠成本优势发展起来的浙江民营经济无疑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与会的浙商代表表示，这些困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有心理准备的；这一转变，对原先很多仅仅诉诸数量的浙商来说是历史性考验，浙商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市场必然的选择。
专家把脉浙商转型
围绕着如何用创新精神破解国际贸易壁垒，破解民企融资瓶颈、优化浙商基因等主题，部分浙商代表及专家在会上作了演讲。浙商银行董事长蔡惠民说，现在已经不是当年浙商创业的时候，浙商发展的起点比以前高了，这就需要企业家调整好个人心态和企业发展战略。省工商联副会长郑明治表示，对于这些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浙商最为关键的就是自主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希望；只要浙商应需转型，就会有新的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
特地从美国赶来的美国亚洲协会主席、世界华商联合会总会长、美国葛伦堡石油总公司执行副总裁兼亚洲总裁蒋一成先生还就浙商如何与世界经济对接，在对接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发表演说。蒋先生年已八旬，素有“民间大使”之称，昨天在被邀请发言时，他首先向全场介绍了自己的夫人。其儒雅表现赢得在场浙商的数次掌声。
来源： 青年时报作者： 张振华 [发表评论] 浙江“问题产业”缘何越长越大？
http://www.zjsr.com 2005年12月08日 浙商网
浙江的产业经济拥有众多的全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台州，世界最大的废旧电机拆解基地；平阳，亚洲最大的生猪皮交流中心；苍南，全国最大的再生纺织业基地……然而，一些给浙江带来滚滚财源的产业，却成了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个个“环保炸弹”。
“问题产业”长成畸形“经济巨人”的严峻现实，折射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已步入穷途。浙江产业经济要想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嬗变。
红火产业掩不住呛人气味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产业经济近年来进入发展高峰期，涉及的直接从业人员多达数万乃至数十万。苍南全县有130多个村涉及褪色加工业，直接从业人员达3万。平阳县有大大小小的制革企业1200多家，平均每天加工猪皮3万多张，40多万人围绕这个产业获益。
这些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甚至是地方最大的支柱产业。平阳县制革业年产值近40亿元，为平阳县贡献1/3的财政收入。然而，令地方政府尴尬的是，这些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经济“巨人”不少却是危害环境的“问题产业”。
宜山和龙港是苍南县最大的褪色加工镇，从龙港到宜山的路两旁，随处可见一堆堆边角废布头。汽车驶过，扬起一大片五颜六色的纤维碎屑。记者在宜山镇下湾村看到，村前屋后散落着简易的褪色池，有的褪色作坊甚至就搭在河边。碎布条漂荡在黑乎乎的河面上，河水散发出一股酸臭味。村民们说：“吃饭时如果不关上门窗，气味呛得人根本吃不下。”
受河水污染，苍南县农田的理化性质已被严重破坏，导致土壤硬化、肥力下降。据测算，褪色废水污染给当地的农业和近海养殖业造成了近千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还不包括大气污染和河道整治、疏浚、农田土壤肥力恢复的费用。
由于上游的源头制革企业大量排放污水，1992年时还属于二类水质的鳌江，到1994年已降到四类，1996年之后水质全面下降到劣五类，丧失了最起码的水资源功能，既不能灌溉，也不能用于生活洗涤。长期处于劣五类的鳌江现已成为全省八大水系中污染最严重的水系。
令人震惊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的农田土壤中发现了二恶英。土壤中毒正是源自于野外焚烧废旧电缆及电子产品。在污染区采集的部分食物样品中，已检测到高含量的多氯联苯等持久性有毒有机污染物。专家推测，在该区域的食物甚至人体组织中可能已经存在二恶英类污染物。随着环境容量的不断削减，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农田生态系统中的二恶英类物质污染势必将加剧并向周边地区扩散。
“问题产业”缘何越长越大
据了解，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环保、治污上不愿较真，不动真格，相关的执行机制、体制存在诸多问题，造成畸形经济儿越长越大。浙江不少基层干部提出，环境治理亟须走出两大怪圈。
怪圈一：“责任状”年年签，责任却落实不到人。
在不少地方，大规模的环境整治行动年年有，环保责任状年年签，但雷声大雨点小，一落实到具体的环保项目、环保事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据苍南县提供的材料，去年，县政府与重点乡镇签订《整治工作责任书》，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县纪委、监察局也专门出台《关于严肃纪律确保褪色污染整治工作顺利进行的通知》。县政府今年9月发布的194号文件中说：“各地褪色加工反弹严重，整治形势还十分严峻。”记者向几个相关的部门了解有哪些干部和企业主受到了处理，对方却答不上来。记者追问：“处理的是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答：“这个……应该是一般的村干部吧。”一些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都说：“签责任状都已经签得麻木了。”
一次次的整治，为什么只在纸上“走过场”？有关人员一致亮出“群众就业”这个理由，而更大的心病则在于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某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把这些行业都打‘死’了，政府财政收入从哪来？所以走走、停停、看看，先打‘昏’，打到哪里算哪里。”
怪圈二：建广场时出手阔绰，一提环保就哭穷。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认为行业性污染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积重难返，所以在环保的资金投入等关键性问题上“举棋不定”。一名基层的环保局局长说：“领导们嘴上说环境保护是‘重中之重’，到了具体工作中一点也不‘重’！”
蓄积已久的环境问题近两年在浙江接连爆发。今年，全省就发生了好几起环保冲突事件。记者走访相关县市的环保部门，听到的是一片叫苦声：没设备，执法力量不足，环保工作难做。东阳市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东阳市画溪化工功能区的企业排放氯气，环保局接到群众反映后，立即去采集当地的农作物样本作鉴定，再送到省里去鉴定，然后与企业特征比对。但由于功能区的企业类型相近，以现有的手段很难鉴定准确，各企业谁也不认账，事情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记者采访的一些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也纳闷：“建广场一出手就上千万元，一提环保就喊资金紧张”，“政府在环保上到底投了多少钱？环保资金到底用哪去了？”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环保执法情况检查的报告指出，有的地方“仍热衷于筹集资金去建设那些大广场、宽马路、行政中心、会展中心等形象工程，而没有下功夫去搞‘地下工程’，以致污水管网配套建设进展缓慢，已建污水处理厂难以发挥作用”。
绿色GDP考核、利益导向机制并举
有关专家认为，行业性污染的形成与过去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有关。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农资环委的专家说，当前，一方面要转变干部考核机制，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地方政府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因为工作不力、处置不当，致使环境治理目标不能实现，甚至使环境趋于恶化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否则环境治理中的“喊口号”、做表面文章现象很难杜绝。
据了解，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浙江等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借此机会，浙江首次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纳入经济统计体系和政绩考核。在此之前，绍兴等地就逐渐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中，加大了环保指标权重，而且考核分数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由于群众对环境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的地方还提供政策支持，在环境治理工作中充分发挥民间力量。
另一方面，以利益导向机制来替代“人海战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业性污染问题。按照目前的整治路子，即使平阳水头现有的162家企业都做到达标排放，也大大超过了鳌江的环境容量。新昌县在治理新昌江污染中得出经验：根据不同季节来测定新昌江的环境容量，根据环境容量确定排放量，根据企业的排放量确定企业的生产量，通过这种“倒推”办法形成比较科学的利益导向机制、环境平衡机制。
来源： 新华网作者： 孙金霞 [发表评论] 2005年浙商：谁在进？谁在退？
http://www.zjsr.com 2006年01月01日 浙商网
浙商网记者 邵捷
公元2005年，浙商有哪些群体性行为，可作为新旧产业变迁或者新财富机遇的一个预兆？从“进”与“退”的角度，来观察05年浙商的表现，显得简单而直观。
退篇
房地产：分水岭下的退却
浙商2005年在房产领域的表现，简直可以用一场场大戏来形容。
先是在3、4月份的土地拍卖中，携去年年底至今年初房价迅猛上升的余威，不少开发商兴奋地在土地拍卖会上PK，飙地：
3月，诸暨人赵林中以比他老乡“大元”高三亿的价格拍下后者因无钱而放弃的一块在杭州滨江的地；
在房地产领域赚翻了的温州人也不寂寞，编织着百亿信贷授信神话的中瑞财团，以15.3333亿元的高价拍下温州最大地块。
4月金都逾10亿在杭州拿地……。
不过，在新手们兴奋的3月，也有冷静的消息传来：当赵林中带着在拍卖会上一掷10亿的豪情到北京去开两会的时候，突然传来老资格地产浙商周庆治大肆卖出开发项目的消息。
作为一个老牌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周庆治卖出的是项目不少已经丰收在望，开发过半甚至即将销售，在这种时候的出售，包括赵林中在内的所有人均认为：周是不是资金链成问题？
当时自认为资金链没问题的所有房产浙商，这种春天里的美好感觉并没有延续到夏天，6月份，这些浙商终于在国家迅猛的房产调控中悔意丛生，即使房价不降，迅速低迷的销售数量和迅速稀少的回款速度终于使本来不紧绷的资金链连闪红灯。
当金都房产等一大批近年来迅速成长的开发商，正在为吞进去的土地消化不了而郁闷的时候，回想起高度亢奋的2005年春天，不少人看到了两个不愿意的现实：
一房产起泡沫了。(很遗憾，消化泡沫的过程会比较漫长)。
二在政府的政策下，数量不少的地产浙商露出了原形：哦，原来控盘能力这么差？！
进一步的反思是，地产商这几年大发横财，与其说是能力强，还不如说是大势使然。
预言：2005年是地产浙商的一个分水岭，群体性，或者全行业性地在地产市场掘金年代，从2005年6月开始，进入一个周期性的转折点。失去了一个连年大涨的大势后，开发商之间真正的竞争开始了。
非银行类金融业，败声再起
浙江民间资金充裕，本来应该是浙江金融业繁荣发达的一个前提，可是，浙江金融业的繁荣，在2005年依然表现在银行业的高额利润上，非银行类的本地金融企业，却败声不断。
被喻为中国金融租赁业最后一个堡垒也是仅存的一只旗舰——浙江金融租赁公司被其大股东明天系掏出一个大窟窿的消息，震惊了业内。
本地金融业的溃败，恐怕不能只归罪于国有体制的弊病这么简单。人们更为关心的是：
联想到浙江本地的证券公司屡屡被外地企业收购，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经常有惊人之举的浙江商人，缘何在在金融业的创新中，其创新活力仅仅局限在民间的一些规模较小的股份制城市银行身上，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等的相继崩塌、被收购、被接管的事实，正在无声地警示：
一目前中国的金融生态，还没有让民营资本介入非银行类金融产业、并健康成长的土壤。
二能够介入中国金融领域并游刃有余的，还是资本雄厚、金融文化深厚的跨国金融机构。发迹于传统制造业或者商贸流通业的浙商，还没有玩转金融产业的本钱。
进篇
能源领域：浙商竭力想破冰
浙商进军能源的早期作品是小水电，因为国家鼓励做，虽然利润回报不高，但长期来看，比较稳健。近年来煤炭价格的连续上升，引发相当部分浙商相中煤炭业，因为山西等产煤地的政府允许鼓励浙商资金的介入做民营媒矿，2005年，因挖煤而产生的巨额利润，因小煤矿爆炸而产生的公众对民营煤老板的道德谴责，都使人们逐渐对煤炭浙商产生浓厚的观察兴趣。
政策紧缩的打击再次落在浙商身上，山西等地的政府，在2005年中期再出政策，要求关停小煤矿。年末，一篇因浙商从产煤区退却而引发当地金融危机的消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介入煤炭的浙商资本的雄厚实力和初步撤退的迹象。
如果煤炭领域还算中小型资本介入的话，那么，大资金虎视眈眈的是更大的能源品种石油。万向美国公司在美国买油井的消息显示了浙商资本在没有石油垄断壁垒的情况下，对黑色能源的偏好。
在国内，受制于几大寡头公司垄断石油生产流通领域的体制壁垒，浙商资本开始悄悄地在石油流通上做些布局，万向、华立开始投巨资建设石油储运码头，这些形式新颖的投资，体现出浙商资本对石油业利润的眼馋和介入的煞费苦心。
新技术产业：攻击力令人眩目
尽管业界对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合作的新闻有多种解读，不少人认为，是雅虎收购阿里巴巴而不是马云所说的阿里巴巴收购雅虎，可是，即使是被收购，马云的玩资本的能力实在令其他浙商侧目：马云以手上不到2亿元的净利润(以2004年为基准)的阿里巴巴，卖了90倍的市盈率的价钱给雅虎，同时获得了雅虎中国的控制权，换句话说，马云以不到2亿净利润的企业掌控了一个200亿市值的企业联盟，其资本运作能力之强，令业界吃惊。
马云能将自己创造的西方的舶来品——互联网企业，击败集纳了跨国资本+美国商业模式+西方职业经理人的雅虎中国，这似乎又是一个土鳖打败洋鬼子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的表象下面，一种大规模的力量转移正在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技术产业将是未来浙商创造奇迹的发祥地。
印证以上观点的，不仅有以前已经被人们说的太多的丁磊、陈天桥，就在2005年，两个浙商在首届动漫节期间的造势活动，足以显示出新产业的攻击力：
吴建荣，一个建筑业出身的商人，如今宣称要出巨资做动漫城，尽管有人怀疑，对吴来说，动漫城地皮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动漫城里蹒跚起步的动漫企业，但无论如何，吴建荣投巨资的豪言还是显示出即使是传统的房地产老板，至少也明白新兴的动漫产业的攻击力，也喜欢把这个拿来说事。
记者出身、写过武侠小说的另一动漫产业宣传明星郭羽，当然比吴更为内行一点，起码在公众面前亮相说动漫产业的发展思路时，还能捧出了自己的产品和创新的想法。
一个动漫节，捧红了两个此前寂寂无名的浙商，一个原先对公众陌生的动漫产业，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浙商资本介入。新产业的魅力，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浙商进入。
来源： 浙商网作者： 邵捷 [发表评论] 浙商为西部开发立头功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4日 浙商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有超过110万人在西部12个省市区投资经商，在西部地区投资超过1000亿元
他们是一群英雄。天山脚下，青海湖畔，大雁塔下，朝天门前……无处不闪现着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将自己的雄心壮志放飞到那神秘的大西部，用沸腾的热血灌溉那片丰饶的土地，用智慧和资本创造出一个个西部的神话。一幢幢高楼平地拔起，一口口油井被他们凿开，一个个市场热闹纷呈……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浙江。
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在云南，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边远民族地区或边境一线口岸，从商贸、水电、旅游到房地产、轻纺、小五金、家具等行业的销售队伍中，浙商占80%，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年营业收入500亿元，年税收近15亿元，解决云南105万人的就业岗位。
仅四川一省，就有近20万浙江人直接参与开发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00亿元左右，兴办企业超过1500家，实现年销售收入近100亿元。
在新疆，浙江人数已逾10.5万人，投资额48亿元，实现年营业收入228亿元，分别占浙江参与西部开发总人数的12%、总投资的5.5%和年营业收入的12.6%。在进入新疆的投资中，合作项目170多个，浙江投入的项目资金达6.16亿元。
20万浙江人进入重庆，总投资达68.5亿元，由浙江人投资创办、投资参股、控股的企业有270多家，投资创办的个体工商户11800家，实现利税率占全市的52.34%。
……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反映出的是浙商在西部开发中的英雄本色。
开发西部的排头兵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浙商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勤劳实干不怕苦的浙江人精神在西部的土地上耕耘着，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是浙江人唤醒这块沉睡的富饶土地，使其发出勃勃生机。
事实上，浙商开发西部的历史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就有大批浙江人靠着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小生意来到西部一些地区。20多年来，他们在那里创业、发展，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注入了第一股新鲜血液。
无论是云南的螺蛳湾市场、重庆的朝天门服装市场，还是西安的康复路交易市场，从一开始的地摊、钢丝床摊位、再到小店面，发展成西部的著名市场，可以说是浙江人培育了这片市场，至今，在这些市场中，80%的商户都来自浙江。他们将浙江制造的产品带到了西部，繁荣两地的经济。
沈长虹就是第一批西进云南的浙江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来到昆明，从经营一家小服装店起步，目前他经营的奥斯迪实业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西服生产企业。台州人苏定瑞上世纪80年代到重庆，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寻求市场，但他一住就是近二十年，创办的名瑞服饰公司，几乎垄断了国际服饰品牌在重庆的代理权。
这样的西部淘金故事永远说不完。西部创业，给他们创造了巨大财富；西部生活，赋予了他们深切的情感。他们在那里定居、安家，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有的还带有了当地的口音。因此，在与这些浙江人的接触中，听到最多的话是“我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就是因为这种情感，让他们更愿意为西部的发展倾注更多的汗水和心血。
大踏步“走出去”
2000年，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浙商投资西部的脚步迈得更大更有力。
原先在浙江本地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都有了“到西部去发展”的想法并付诸实施。广厦、华立、娃哈哈、青春宝、德力西、正泰、卡森、云森、纳爱斯等著名企业捷足先登，投资项目均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较早实施“销地产”战略的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高标准输出品牌、技术、管理，如今已在全国17个省市建立了40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销地产”型生产基地达28个，使“中国第一饮料品牌”更大密度覆盖国内市场。
德力西集团为了服务西部农村电网、城市电网工程改造，不仅把最优质的产品，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给西部地区，还投了近亿元的资产在中西部各省市设立了10多家工程总公司，为用户开展咨询、展示、储货、配货、校验、运送一条龙服务。到目前为止，已服务两网改造中标7亿多元，还与新疆、内蒙古、陕西、四川等地签订了近4亿元的投资项目。
2004年，最引人瞩目的要数奥康集团西部斥资10亿元在重庆璧山打造“西部鞋都”，占地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是集鞋业生产、市场流通、科研信息和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特色工业园区。王振滔曾说：“奥康进军重庆，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对于当地的制鞋企业来说，与奥康合作，进行资源整合，发挥品牌优势，会给当地企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人们给我一方土，我还人民一座城”，奥康人“西进”的理想无不说明浙商已经将西部开发作为自己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的发展与西部开发融成了一体。
在企业西进的同时，浙江的市场优势业已“移植”到西部。到目前为止，浙江人在西部创办各类市场和大型销售中心590多个，投资总额38亿元。其中仅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台州中国日用商城就在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办分市场5个，投资总额达9000万元，年成交额40多亿元。这些市场不仅扩大了浙江商品占有率,而且帮助西部开拓了产品市场。
究竟什么吸引着浙商？
西部广阔的市场和丰厚的资源强烈地吸引着浙商的眼球。有调查显示，浙江在西部兴办的近7000家企业中，从事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企业占了大头，投资总额达200多亿元。占全省投资西部总量的近1/3。这表明，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首当其冲吸引浙商投资者的领域，也是充分显示东西优势互补的领域。
浙江人主要以下列三种投资方式，涉足西部的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直接在西部省区投资建生产基地，与东部企业形成上下游的、以点对点为主的产业链，到西部建立生产基地，就地取材，成为眼下已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东部投资者的首选；投资物资流通领域，通过在西部设立商贸流通企业，并以此为连结点，进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贸易活动，并形成辐射东西双方两个巨型扇面；投资西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将西部的旅游资源优势直接转化为经济优势。
目前，西部的种养殖业势头开始被看好，一批有实力的浙江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涉足该领域。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领域也是投资相对密集的领域。浙江在西部的投资中，参与当地路、桥的建设，特别参与开发矿产资源的投资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投资热点，西部房地产投资在明显加大，日益显示该领域巨大的潜力与发展空间。
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整整五年了，西部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浙江商人以市场为先导，积极投身西部大开发，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历史将铭记浙商！
为宣传表彰浙商在西部大开发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浙商》杂志联合有关部门，特别评出30名“西部开发功勋浙商”，并将在浙商论坛2005年峰会上颁奖。
来源： 《浙商》杂志作者： 浙商回乡投资渐成气候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4日 浙商网
在400万浙商“跳出浙江”创业的同时，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外创业并积累了一定财富的浙商开始积极回乡，“发展浙江”。
“还是回家乡投资好”
“想了想，还是回家乡投资好啊！”台州三门沿海工业城管理委员会周衔平在与一些回乡投资的企业家聊天时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他告诉记者，三门有很多在外创业的企业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回乡投资的机会。
近几年，浙江在外创业人员返乡投资的案例越来越多，浙商反哺家乡开始成为佳话并广为流传。
2003年9月，在上海创业的浙江巨科集团返回台州路桥，斥资11亿元建设巨科铝业项目首期工程。
2004年3月，由原在上海创业的上海吉奥板业有限公司，回台州创办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首期投资4.5亿元的吉奥汽车项目，其生产的皮卡已经成功下线。
2004年7月，总投资6000万元，计划年产10万辆摩托车及15万台发动机的摩托车生产基地——浙江环松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就是由台州玉环籍企业家李松创办的重庆环松工业集团斥资兴建的。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在京浙企及创业人员返浙投资或汇入浙江现金总额为400亿元；在粤浙企返浙投资总额为500亿元，每年汇回浙江的现金超过100亿元；在沪浙企回浙江投资或现金返回又达150亿元以上。据黑龙江省工商局统计，近几年在黑龙江的浙江创业人员汇入浙江的资金总额累计达22.4亿元；据山东省工商局统计，近几年在山东的浙江企业返回浙江投资累计约15.5亿元，约占在鲁浙江企业注册资金总额的17%。
令人惊喜的是，在外创业的浙商回乡投资的形式已从原来简单的汇现金回浙江，发展到回浙江投资项目。以台州为例，2003年吸引了47个回乡投资项目，签约金额达40.2亿元。这些回乡投资项目80%以上是工业项目，以高新技术产业、环保型产业为主。比如汽车、钢铁、铝业等等。
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少
“天时、地利、人和”，企业投资讲究这三点。浙商反哺家乡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浙江省是资源小省，却是市场大省。而市场的因素恰恰是浙江最吸引投资者的地方，也是很多浙商‘跳出浙江’又回头‘发展浙江’的原因。”在浙江建龙钢铁集团董事长张伟祥看来，“地利”是浙江吸引浙商回乡投资的筹码。
据介绍，由上虞张氏兄弟创办、总部设在北京的建龙钢铁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他们联合上海复星集团等斥资几十亿，与杭钢一起在宁波建设宁波建龙钢铁厂，看中的就是浙江巨大的钢铁消费市场。
原在上海发展的上海吉奥板业有限公司，在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四个省市中选择了浙江。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擎峰向记者分析了个中原因。他说，上海大企业太多，作为新兴的企业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支持，而台州市政府扶持工业的气氛浓厚，并把汽车工业作为其主导产业。吉奥从2003年10月份填土动工到2004年3月正式投产，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根本不可能。而山东无论是用电还是劳动力都比浙江便宜，但是山东没有浙江这么好的产业链。“江苏汽车零配件尽管很发达，但是江苏有些人思想不解放。”冯擎峰有点激动。他说，原先吉奥想把句容市开发区下属的镇江客车厂转让过来，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但是最后政府不肯放，不肯改制汽车厂。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一家企业进入，汽车厂也就闲置在那里。
中国·巨科集团有限公司回乡投资的理由是看中了“人和”，公司常务副总裁林宗友说，巨科回台州投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浙江人，是台州人。他说，企业要在外地发展，一定要融合到当地的文化中去，而融合的过程很漫长，代价也很大。
浙商反哺的不仅仅是资金
浙商反哺家乡，低水平重复就没有价值。而能回乡投资的，也多半是高技术、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等项目。这是浙江提升产业层次的一次机遇。
浙商走出去给浙江腾出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像吉奥这样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回乡投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间。这就起到了一个“腾笼换鸟”的作用。腾出的是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换进来的是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样的反哺促进了浙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据悉，上海浙江商会副会长、上海富春建业集团张国标，准备在舟山港投资20亿元，建石化基地。
另有一些在外投资的浙江企业，从获得低廉商务成本转向收购煤矿、油井，为浙江经济发展储备资源，这是浙商的资源反哺。如以现代联合控股集团为首的浙江民营企业，正联合8-10家浙企在山东济宁、枣庄等地收购一组煤矿，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的资源储备。
有关专家认为，浙商反哺不是狭义的汇现金以及项目投资，信息、人才、文化、资源的投入也是反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比资金反哺更具意义。
“我们在外地经商，发现外省有很多地方并不比浙江落后，我们可以将外省一些有利于浙江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反馈给浙江，促使浙江领会到经济增长方式和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迫切性，并使浙江把握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这比单纯的资金反哺还要重要。”一位在外浙商对记者说。
辞官下海、在重庆经商的浙江商人储建根则认为：反哺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反哺，浙商力量的强大，浙商文化的崛起，会让其他人更信任浙商，觉得与浙商做生意有安全感，这样，哪怕浙江人没有回去投资，外省人也会放心地到浙江投资。
浙江投资瓶颈有待克服
自2004年6月开始，浙江省曾组织过一次“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调研行动。调研人员发现，在外企业和创业人员呼声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是浙江的投资环境还不尽理想。
据调查，有59.6%的在外企业认为浙江要提高政府服务意识，58.4%的在外企业认为要简化投资手续，42.2%的在外企业认为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
一些在西部投资的企业普遍反映：浙江条条框框的东西很多，不如西部来得宽松。同时，浙江几乎没有可利用土地了。
据记者了解，想回来投资的浙商还不少，这些早期出去创业的浙商，已积累了可观的资产。他们告诉记者，浙江省政府没有为回乡投资浙商提供服务的部门，浙商想回来投资找不到路，找不到好的项目。
已经回乡投资的巨科则对浙江电力能源紧缺的现象表示担忧。林宗友无奈地对记者说：“2002年在我们选择投资地点的时候，浙江还没有出现电力紧缺的情况呀。”
“希望政府像支持国有企业那样支持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进入重化工业。”浙江建龙张伟祥对政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浙江省必须培养龙头企业，但是龙头企业的成长必须依赖融资，这就需要政府信用的支持。日本整个国家只有5家钢厂，但他们还在考虑合并重组。浙江省政府应该对大企业、大项目更多重视，包括在土地与资金信贷等方面。有人说浙江省资源匮乏，不应该发展重化工业，但日本、韩国是资源小国，重化工业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浙商是否回乡投资，政府的重视程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由于台州市政府重视，回台州投资的浙商就形成了趋势。今年温州市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其中在外温州商人也成为重要的招商对象之一。为了吸引温州商人回乡投资，温州市有关部门准备建立温州商会大楼、温州回乡投资园区及住宅区。
来源： 《浙商》杂志作者： 浙商回乡投资渐成气候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4日 浙商网
在400万浙商“跳出浙江”创业的同时，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外创业并积累了一定财富的浙商开始积极回乡，“发展浙江”。
“还是回家乡投资好”
“想了想，还是回家乡投资好啊！”台州三门沿海工业城管理委员会周衔平在与一些回乡投资的企业家聊天时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他告诉记者，三门有很多在外创业的企业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回乡投资的机会。
近几年，浙江在外创业人员返乡投资的案例越来越多，浙商反哺家乡开始成为佳话并广为流传。
2003年9月，在上海创业的浙江巨科集团返回台州路桥，斥资11亿元建设巨科铝业项目首期工程。
2004年3月，由原在上海创业的上海吉奥板业有限公司，回台州创办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首期投资4.5亿元的吉奥汽车项目，其生产的皮卡已经成功下线。
2004年7月，总投资6000万元，计划年产10万辆摩托车及15万台发动机的摩托车生产基地——浙江环松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就是由台州玉环籍企业家李松创办的重庆环松工业集团斥资兴建的。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在京浙企及创业人员返浙投资或汇入浙江现金总额为400亿元；在粤浙企返浙投资总额为500亿元，每年汇回浙江的现金超过100亿元；在沪浙企回浙江投资或现金返回又达150亿元以上。据黑龙江省工商局统计，近几年在黑龙江的浙江创业人员汇入浙江的资金总额累计达22.4亿元；据山东省工商局统计，近几年在山东的浙江企业返回浙江投资累计约15.5亿元，约占在鲁浙江企业注册资金总额的17%。
令人惊喜的是，在外创业的浙商回乡投资的形式已从原来简单的汇现金回浙江，发展到回浙江投资项目。以台州为例，2003年吸引了47个回乡投资项目，签约金额达40.2亿元。这些回乡投资项目80%以上是工业项目，以高新技术产业、环保型产业为主。比如汽车、钢铁、铝业等等。
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少
“天时、地利、人和”，企业投资讲究这三点。浙商反哺家乡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浙江省是资源小省，却是市场大省。而市场的因素恰恰是浙江最吸引投资者的地方，也是很多浙商‘跳出浙江’又回头‘发展浙江’的原因。”在浙江建龙钢铁集团董事长张伟祥看来，“地利”是浙江吸引浙商回乡投资的筹码。
据介绍，由上虞张氏兄弟创办、总部设在北京的建龙钢铁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他们联合上海复星集团等斥资几十亿，与杭钢一起在宁波建设宁波建龙钢铁厂，看中的就是浙江巨大的钢铁消费市场。
原在上海发展的上海吉奥板业有限公司，在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四个省市中选择了浙江。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擎峰向记者分析了个中原因。他说，上海大企业太多，作为新兴的企业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支持，而台州市政府扶持工业的气氛浓厚，并把汽车工业作为其主导产业。吉奥从2003年10月份填土动工到2004年3月正式投产，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根本不可能。而山东无论是用电还是劳动力都比浙江便宜，但是山东没有浙江这么好的产业链。“江苏汽车零配件尽管很发达，但是江苏有些人思想不解放。”冯擎峰有点激动。他说，原先吉奥想把句容市开发区下属的镇江客车厂转让过来，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但是最后政府不肯放，不肯改制汽车厂。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一家企业进入，汽车厂也就闲置在那里。
中国·巨科集团有限公司回乡投资的理由是看中了“人和”，公司常务副总裁林宗友说，巨科回台州投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浙江人，是台州人。他说，企业要在外地发展，一定要融合到当地的文化中去，而融合的过程很漫长，代价也很大。
浙商反哺的不仅仅是资金
浙商反哺家乡，低水平重复就没有价值。而能回乡投资的，也多半是高技术、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等项目。这是浙江提升产业层次的一次机遇。
浙商走出去给浙江腾出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像吉奥这样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回乡投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间。这就起到了一个“腾笼换鸟”的作用。腾出的是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换进来的是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样的反哺促进了浙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据悉，上海浙江商会副会长、上海富春建业集团张国标，准备在舟山港投资20亿元，建石化基地。
另有一些在外投资的浙江企业，从获得低廉商务成本转向收购煤矿、油井，为浙江经济发展储备资源，这是浙商的资源反哺。如以现代联合控股集团为首的浙江民营企业，正联合8-10家浙企在山东济宁、枣庄等地收购一组煤矿，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的资源储备。
有关专家认为，浙商反哺不是狭义的汇现金以及项目投资，信息、人才、文化、资源的投入也是反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比资金反哺更具意义。
“我们在外地经商，发现外省有很多地方并不比浙江落后，我们可以将外省一些有利于浙江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反馈给浙江，促使浙江领会到经济增长方式和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迫切性，并使浙江把握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这比单纯的资金反哺还要重要。”一位在外浙商对记者说。
辞官下海、在重庆经商的浙江商人储建根则认为：反哺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反哺，浙商力量的强大，浙商文化的崛起，会让其他人更信任浙商，觉得与浙商做生意有安全感，这样，哪怕浙江人没有回去投资，外省人也会放心地到浙江投资。
浙江投资瓶颈有待克服
自2004年6月开始，浙江省曾组织过一次“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调研行动。调研人员发现，在外企业和创业人员呼声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是浙江的投资环境还不尽理想。
据调查，有59.6%的在外企业认为浙江要提高政府服务意识，58.4%的在外企业认为要简化投资手续，42.2%的在外企业认为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
一些在西部投资的企业普遍反映：浙江条条框框的东西很多，不如西部来得宽松。同时，浙江几乎没有可利用土地了。
据记者了解，想回来投资的浙商还不少，这些早期出去创业的浙商，已积累了可观的资产。他们告诉记者，浙江省政府没有为回乡投资浙商提供服务的部门，浙商想回来投资找不到路，找不到好的项目。
已经回乡投资的巨科则对浙江电力能源紧缺的现象表示担忧。林宗友无奈地对记者说：“2002年在我们选择投资地点的时候，浙江还没有出现电力紧缺的情况呀。”
“希望政府像支持国有企业那样支持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进入重化工业。”浙江建龙张伟祥对政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浙江省必须培养龙头企业，但是龙头企业的成长必须依赖融资，这就需要政府信用的支持。日本整个国家只有5家钢厂，但他们还在考虑合并重组。浙江省政府应该对大企业、大项目更多重视，包括在土地与资金信贷等方面。有人说浙江省资源匮乏，不应该发展重化工业，但日本、韩国是资源小国，重化工业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浙商是否回乡投资，政府的重视程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由于台州市政府重视，回台州投资的浙商就形成了趋势。今年温州市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其中在外温州商人也成为重要的招商对象之一。为了吸引温州商人回乡投资，温州市有关部门准备建立温州商会大楼、温州回乡投资园区及住宅区。
来源： 《浙商》杂志作者： 回乡投资模范浙商：
45、叶茂西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叶茂西，温州人，西京集团董事长。1994年创办北京西京广告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到目前为止，叶茂西积极回乡投资，已经在杭州、温州等地投资开发房地产、旅游、轻工产品加工等项目，总投资达1.6亿元。2003年当选为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2004年被任命为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丝网印刷协会理事长；于2003年、2004年、2005年分别以优秀企业代表的身份随同温家宝总理到印尼和欧洲等国家参加东盟峰会、工商峰会及商务洽谈活动。企业曾多次获得北京市精神文明企业奖、诚信经营奖、优秀企业奖等。
来源： 浙商网作者：
46、李书通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李书通，台州人，巨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先后被评为“浙江省乡镇企业创业标兵”、“第五届全国乡镇企业家”。2000年5月，在上海创业，成立上海杰士达集团。2002年4月，在台州市委、市政府“建设台州，参加台州二次腾飞建设”的号召下，李书通作出决定：置换上海杰士达汽车有限公司(现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杰士达摩托车有限公司、上海杰士达电器有限公司、红岛装饰(上海)有限公司等四家已具相当规模的成熟公司，于2002年8月撤资回归台州，创办浙江巨科铝业有限公司。
来源： 浙商网作者：
47、李松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李松，玉环人，环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先后被评为“重庆市乡镇企业50强”、“重庆市先进个人”、“重庆市小巨人企业”、“重庆市优秀厂长(经理、董事长)”、“重庆市私营企业光彩之星”、“台州市十佳回归企业”。李松1987年投身摩托车行业，现在的重庆环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九个控股、参股子公司和三个发动机厂，形成了三大板块的摩托车生产基地：重庆、广东、浙江。2003年李松回玉环投资6000余万元，新建浙江环松科技工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踏板式摩托车、沙滩车、外贸车及GY6V发动机。
来源： 浙商网作者：
48、沈国军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沈国军，宁波人，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北京浙江企业协会会长。银泰百货集团是以百货零售业为主营业务的百货零售集团，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百货集团公司的架构。目前，集团拥有五家大型百货店，分别是浙江银泰百货武林店(旗舰店)、宁波银泰百货东门店、宁波银泰百货天一店、重庆银泰百货云鼎店和大连银泰百货和平店。在浙江省内，浙江银泰百货已连续四年稳居百货业第一，其中银泰百货武林店的单店销售额和利润均居行业前矛；宁波银泰百货依靠品牌优势始终占据着宁波地区百货业的龙头老大的位置。同时，集团正在杭州开发的10万多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预计2006年底建成开业。
来源： 浙商网作者：
49、张国标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张国标，富阳人，上海富春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当选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大代表、国家水泥制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混凝土协会副会长等职务。1992年到上海浦东创业，他创建的上海富春建业集团目前已拥有13家分支机构，成为上海新型工程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研制、产销的“龙头”企业。富春建业集团目前拥有上海三林、京杭运河杭州余杭段和嘉兴乍浦港、常州港物流及建材四大产业园区，去年12月还控股71.52%重组国企杭州加气混凝土公司。
来源： 浙商网作者：
50、林凯文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林凯文，永嘉人，中国凯泉集团总裁。担任上海市浙江商会副会长。曾被评为第十届“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优秀企业家、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标兵、温州市“十大优秀在外创业青年”。1990年在温州创业，成立了浙江凯泉泵业制造公司。1995年凯泉移师上海发展。2003年，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及瓯北镇各级政府、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凯泉集团决定回乡投资建“浙江凯泉工业园”。整个项目占地70亩，总投资额度1.1亿元，目前，该工业园基本投入使用。
来源： 浙商网作者：
51、郭广昌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郭广昌，东阳人，1967年出生，现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9年，郭广昌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3年后他和四个同学用借来的3.8万元创业，靠一种乙肝诊断试剂获得第一桶金。此后，复星进入房地产、百货、钢铁、金融等行业。2003年进入浙江投资。2004年，复星集团实现销售额281.3亿元，郭广昌持有复星集团58%的股份。郭广昌还先后担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青联副主席、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等职务。
来源： 浙商网作者：
52、章鹏飞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章鹏飞，杭州人，现代联合控股集团创始人，现任集团董事长。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委员、浙江省工商联直属商会副会长、山东省浙江商会会长等职。他曾在杭州创业，后到山东济南投资，重振雄风后回杭州投资建立了现代国际大厦、浙江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等，投资金额达5.6亿元。他先后获得“首届浙江商人年度风云人物”、“投资山东优秀民营企业家”、“济南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来源： 浙商网作者：
53、储建根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3日 浙商网
储建根，萧山人，1965年11月出生于海盐。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任建邦长盛集团董事长、上海楚乔卫浴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楚乔卫浴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建玛特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浙江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1994年下海经商，1997年投资创办重庆灯饰广场，在短短两年时间便占据了重庆灯饰界的半壁江山。2002年3月投资建立上海楚乔卫浴电器有限公司，迅速成长为业界的一个知名品牌，2003年发展建材家居连锁专业卖场——建玛特，2004年回乡成立了浙江楚乔电气有限公司，在浙江桐乡投资308万美元建起了国际化生产流水线。
来源： 浙商网作者： 浙江未来的发展模式选择
http://www.zjsr.com 2005年04月10日 浙商网
加快推进增长方式、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三个转变”，是浙江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大有作为的目标方向，也是浙江把握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两大课题的必然选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加快推进增长方式、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三个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结构由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结构转变。
“三个转变”良性互动，可以概括为发展模式转型。这是浙江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大有作为的目标方向，也是浙江把握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两大课题的必然选择。从政府层面看，围绕这一目标，我们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努力在三个方面下功夫，概括起来是："强化支撑，突出创新，注重协调"。
完善要素、环境支撑保障体系
过去20多年浙江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还只是在低基数上的增长，当全省GDP突破1万亿元大关的时候，再向前跨＿步的难度越来越大.强化支撑，就是要瞄准我省在要素供给和环境承载力上的"软肋"，采取综合措施，着力加以弥补，为浙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切实强化“硬”支撑
“硬”支撑是指电力、水资源、土地等实物型要素支撑。
电力方面，我们完成了电力发展规划的修编，新的规划目标简单地讲就是"两个一，两个基本"，也就是在本届省政府任期的2003-2007年，全省电力装机容量和相应的配套设施实现翻﹁番，基本缓解严重的电力供需矛盾；到2010年全省人均电力装机容量1个千瓦，基本实现电力供需平衡。如果说本届省政府任内主要解决电力"有"、"无"的问题，2007年之后就应着力优化电源结构，尤其是在利用核电和LNG方面要拓宽思路，更好地缓解电力对我省发展的瓶颈制约。
水资源方面，年内我们将抓好水资源利用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水资源可用数量的分析，提出水资源开发保护的思路和措施，并深化对浙东、浙北等地区引水方案的研究。
土地资源方面，要正确处理"保护"、"保障"和"挖潜"的关系，即在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努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合理需求。从我省实际出发，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同时，进一步搞好海涂围垦、坡地整理等土地后备资源的科学开发。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研究工作今年已启动，明年将争取完成。
在抓好要素供给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深入实施《浙江省生态建设规划纲要》，当前要着力开展"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这里的"8"是指全省八大水系及运河、平原河网，"11"是指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在突出重点开展现有污染源整治的同时，严把新建项目"准入关"，通过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力争在本届政府任内基本控制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基本解决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
努力强化“软”支撑
"软"支撑是指科技、人才等知识型要素支撑。未来市场竞争的成败，越来越取决于对知识型要素资源的争夺。强化"软"支撑，对保持我省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要深入实施"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把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摆在优先位置。
科技方面，一是健全技术研发机制，大力培育企业研发中心、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等创新主体，探索有效的风险投资体系和科技孵化机制，推动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二是健全技术传导机制，鼓励建设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和平台，加快区域经济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扩散推广，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更好地推动企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三是健全技术权益保障机制，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教育方面，要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快普及高中段教育，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支持浙江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着力建设一批省属高校重点学科，使之成为浙江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同时，加快培养和引进，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的机制。
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发展模式全面转型，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本质是创新，根本出路也在于创新。必须把创新这个民族之魂，贯穿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变的全过程。
加快增长方式创新
第一，推动资源优化整合。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方式。当前，要围绕优化经济布局，以创新思维和改革措施，认真抓好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的规划和实施。要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合理规划定位，坚决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设施共享等方面统筹安排，促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同时，充分发展我省比较优势，形成一套有效机制，抓好港口资源整合开发。尤其要加快宁波、舟山两港的一体规划和建设，积极推动金塘岛的联合开发。要按照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把包括公路、铁路、海运和内河航运在内的大交通资源整合好、配置好。
第二，促进要素集约利用。从粗放型到集约型，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也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的核心。对于浙江来说，集约利用要素是长远发展的"华山一条路"。因此，要紧紧围绕建设节约型社会，通过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推动全社会节能、节水、节地、节材，鼓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应用和技术改造，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能力，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三，加快产业层次升级。随着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弱化，迫切要求我们加快营造起差异型竞争优势，即通过提高产品性能和服务满意度赢得市场，从而实现更高的附加值。而差异型竞争优势的取得，首要环节是产业层次升级。从我省来看，当务之急是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发展高技术含量制造业、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新兴高技术产业。由于我省制造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层面，要实现"先进"两字，更关键的是提升存量。另一方面，加快发展服务业。在坚持做强做优传统服务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旅游、会展、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促进新型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
第四，扎实推进外向拓展。当前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失时机地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是我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题中之义。一是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二是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空间。适应外贸出口退税机制的调整，积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发展加工贸易，努力提高出口整体效益。要加强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应对，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技术壁垒的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三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我省民营企业的特点和优势，推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有序转移，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扩散、商品拓市以及到省外建立粮食基地、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建立生产基地、营销网络和研发机构，让更多的国内外资源为我所用，促进我省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加快经济体制创新
一是加强现代产权制度建设。浙江目前的经济体制还只是一种初级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要着眼于推进民营经济新飞跃，加快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扬弃家族制模式的弊端，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速推进省属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激励与制约相结合的有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二是加快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当务之急是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建设"信用浙江"和"法治浙江"。要鼓励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和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加强行业自律。大力发展要素市场。
三是创新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
注重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妥善处理各方面突出矛盾，更加注重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努力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全省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重点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
当前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最突出的表现为农村的落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最薄弱的环节也在农村。因此，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社会事业，都必须把农村摆在首位。现在农民普遍有"一忧、一怕"：一忧子女教育，一怕患病住院。解决好广大农民的两个"心腹大患"，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治本之策。
农村基础教育方面，我们要让农村所有孩子都能上学，并且能享受比较好的教育资源。要进一步扩大对贫困家庭子女就学的扶助面，确保15年基础教育全免费制度落实到位。切实保障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加大农村教师培训力度，加快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围绕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积极推广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辅之以医疗救助制度；另一方面，着力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在乡镇卫生院开展政府花钱买公共服务的试点，同时深化研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并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努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准。
大力帮扶困难群众
一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着眼于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继续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孤寡老人集中供养、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力求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积极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继续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尤其对于城乡困难群体，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促使提高就业能力，努力创造就业岗位。三是抓好农民减负脱贫工作。把扶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从明年起将全免农业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欠发达地区下山移民工作。因地制宜搞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抓好千万农民素质培训、欠发达地区奔小康和山海协作工程。
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消防和化学危险品等管理，全面落实责任制，严格对事故隐患的综合治理及重大危险源的监控管理。抓好各类群体性事件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妥善处置工作，抓紧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健全有效应对和处置的工作体系，切实提高行政应急能力。同时，继续抓好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研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来源： 《今日浙江》杂志作者： 浙江省长吕祖善 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
http://www.zjsr.com 2005年05月08日 浙商网
一、寻找新的出路，拓展新的空间，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明智务实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成为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同时，我省原有的一部分优势正在逐步弱化甚至消失，发展中结构性、素质性和要素性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在高基点上保持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这是我省进入关键时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后，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寻找新的出路，拓展新的空间。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就是明智务实的战略选择。
经济发展和要素资源之间的关系，如同鱼水、血肉的关系。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项调查显示，我省在外工业企业年产值合计超过1500亿元。如果这些企业都在省内，以每亩产出100万元计，至少要占用15万亩土地；以每100万元工业产值耗电4万千瓦时计，至少要耗电60亿千瓦时。由此可见，“走出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换取更多资源和拓宽发展空间的内在需求。
发展的趋势告诉我们，浙江多数企业昔日屡试不爽的“成本优势”和“低价竞争”策略，如今也越来越不灵验了。经济学告诉我们,人均GDP增长的过程,本身就是活劳动成本优势消亡的过程。浙江要缓解要素制约，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断然跳出“死拼成本”的窠臼，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鼓励、支持、引导部分产业和企业有序地“走出去”发展。
为了引导企业“走出去”发展，我省协作系统精心构筑平台抓合作，建立机制抓服务，对签约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服务，在18个省区市成立了在外浙江企业家联合会，实现在外浙江企业管理、联络、服务工作的网络化、规范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的实施。
二、资本具有天然的流动性，企业是资本的载体，需要在跨区域的要素整合中获取新优势、实现新扩张
从国际经验来看，跨国或跨地区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1979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通过对67个国家对外投资情况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人均GNP(即一年当中由本国或本地国民在国内外或本地区内外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在400美元以下时，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当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时，开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在1500—25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在2500—475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加。
有关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内部由于没有关税、汇率以及税制差异、利率差异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地区间的资本流动远比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活跃。这意味着一国内部的跨区域投资在人均GNP低于2500美元时就可能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专家估计，我省人均GNP已超过2500美元。据此分析，我省正处在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阶段。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具有天然的流动性，当资本扩张的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空间发生矛盾时，其外流是不可避免的。企业是资本的载体，需要在跨区域的要素整合中获取新优势，实现新扩张。因此，浙江企业和企业家大规模“走出去”投资创业，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
三、具有开放意识的浙江人，跳出浙江经商投资创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演绎着不同的发展之路
起初，浙江人做的是别人不愿做的事。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大批浙江农民走南闯北，修鞋、弹棉花、鸡毛换糖……这批创业者不以利厚而趋之，不以利薄而弃之，实现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其中一部分浙江人已开始在省外经商办企业，从事商品销售。
接着，浙江人开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上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冒出了许多“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这样的浙江商人聚集地。带着掘到的“第一桶金”，他们进入了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有的还显示出大规模投资的迹象。
进入新世纪，浙江人能够做别人做不了的事。从那时起，浙江对外投资已趋于多元，触角从商贸流通伸向农业、工业、建筑、房地产、物流、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投资规模日益扩大。
回顾这段浙江人“跳出浙江”的历程，没有人不为此赞叹。“波导”、“美特斯·邦威”等一批浙江企业成为销售网络建设最为成功的国内企业之一。奥康集团利用重庆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联合其他浙江企业投资10亿元“复制”了一个“温州鞋都”。“广厦”以并购方式迅速实现其全国布局。“宁波东睦”一年之内在天津、山西、广东等地实施了一连串的跨地区并购。“娃哈哈”的水、奶等各种产品，则出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数十家工厂。
浙江人不仅“跳”出了省外，还“跳”到了国际经济的舞台上。他们踌躇满志地踏入欧美市场，也不放过热舞拉美的机会。
人们注意到，浙江企业走向国际化已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从以贸易代表处、专业市场为代表的传统“走出去”形式发展到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设立研发中心、海外并购、海外上市等多种新形式，境外投资企业数和投资额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万向”、“华立”的跨国并购令浙江企业名声大作，温州的“哈杉”收购意大利WILSON制鞋企业，“瑞立”借壳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跳出浙江，为浙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让4700万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了省内10万平方公里范围所创造的经济总量。从此，以地区GDP表达的“浙江经济”已不能完全反映浙江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潜能。
四、通过外部资源弥补我省在要素供给和环境承载力上的“软肋”，突破瓶颈制约，有效地强化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
跳出浙江，对于浙江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源。
东奔西走、南征北战、左冲右突的浙江人，凭借体制优势和经济优势，“跳出浙江”后一般都能获得丰沛的资源，从而使企业得以维持原有的发展惯性和增长模式，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一份调查显示，浙江人在外投资总额中，中西部省份占了30%，东北三省占了8%。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企业搞投资，看中的就是这些地方的稀有资源。
比如电。中西部和东北省份的电力比较充沛。企业去那里投资，不仅免受拉闸限电之苦，在中西部省份电价还比沿海地区便宜。这样，企业既保证了正常运转，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比如土地。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和东北省份地域广袤、人口密度低，土地承载力强。相对于征地难且成本高的浙江来说，这些省区市提供的发展“舞台”就要大得多。
还有，这些省区市拥有相对较多的水资源占有量、各类丰富的矿产、充沛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些都是资源小省浙江所急需的。
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我省在外投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了62%，其中上海约占32%，而这些省市经济也相当发达，同样面对要素制约的难题。一些浙江人说，他们去那里投资，看中的是那里有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人才。我省不少企业积极“走出去”，主动接轨，借智借脑，获益匪浅。
总之，通过外部资源弥补我省在要素供给和环境承载力上的“软肋”，突破瓶颈制约，有效地强化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
五、用别人的“地”种自己的“粮”，浙江一大批企业在“跳出浙江”中发展壮大，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
跳出浙江，使浙江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形象地说，这好比用别人的“地”种自己的“粮”，不占地，粮又多。
有数据为证。截至2003年，我省对外投资累计约5320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我省去年的生产总值。
赢得发展空间，直接而言就是赢得市场。比如说水泥、饮用水等行业，一般销售半径仅几百公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都需要“走出去”再建新厂，实行销地产。温州康奈等衣鞋类企业、义乌一些日用小商品生产厂家，为了构建起健全的营销网络，到全国大中城市乃至欧美等地布点。此外，一些企业还把触角向矿产开发、水利开发等特殊领域拓展。
赢得发展空间，归根结底就是做大做强。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总体处于卖方市场的背景下，“娃哈哈”等一批企业凭借机制上的先发性优势，利用四川等地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迅速做大做强，成为国内同行老大。“华立”近几年走出去收购兼并了重庆仪表、海南恒泰、昆明制药等多家公司，使仪表主业进一步壮大，医药业从无到有，跃升为新的增长点。雅戈尔、正泰、德力西等企业也都经历了从成长、走出去到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过程，目前位居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前茅。据统计，2003年我省年销售上亿元的工业企业已超过2000家，其中年销售上10亿元的企业125家、上百亿元的4家。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批是在“跳出浙江”中发展壮大的，有的企业在省外的“蛋糕”做得甚至比省内还要大。
精明的浙江商人在跳出浙江发展自身的同时，没有忘记“反哺”浙江经济的责任。调查显示，我省在外从事商贸流通业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估计年营业额在2500亿元至3000亿元左右，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分析表明，我省在外企业中，以拓展市场为主要目的的占企业总数的66%，以获取原材料为主要目的的占14%。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浙江在外企业与浙江经济形成了很强的互动作用。也就是说，浙江在外企业的成长，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一大批“跳出浙江”的企业将部分利润汇入家乡，或做大做强后回到家乡投资。据有关部门统计，在黑龙江的浙江创业人员汇入浙江的现金总额近几年累计达22.4亿元；2003年台州市吸引回归资金43亿元，约占该市对外投资总额的5%。这支在外投资创业大军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跳出浙江，既发展了浙江，又主动参与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追求“利与义的一致与共赢”，浙江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浙江是全国的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之一，“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首先体现的是全局意识和政治责任。中央明确要求，东部地区要认真做好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加强同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无论是参与中西部开发，还是推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这都是中央交给东部地区一项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加快自身发展，不折不扣地完成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任务，主动参与服务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作出积极的贡献。
跳出浙江，发展了浙江，同样也发展了别人。追求“利与义的一致与共赢”，被证明是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功之举，浙江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合作已是不可抵挡的潮流。我们正处于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浙江要谋求新的发展，必须抓住机遇拓展新的空间，“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依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战略选择。实践告诉我们，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必须立足自己，苦练内功，致力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努力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好。
我们期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跳出浙江，在实现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时，把自身的发展与家乡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家乡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产品、管理经验，在省外建立更多的资源基地、研发中心、信息中心和营销窗口，不断增强浙江企业在衔接国际市场、辐射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力，促进浙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来源： 浙江日报作者： 编辑部 “腾笼换鸟”促发展
http://www.zjsr.com 2005年04月10日 浙商网
一个全面促进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结构调整的行动，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主导下，已经悄然开始——日前，浙江与116家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签下200个合作项目。“浙江制造”，以一次规模空前的引智行动，宣布了转向发展以技术创新为新动力的“浙江创造”之路。
行动已经开始，蓝图已经绘就，思路如何展看？详细报道，请见今天出版的《浙江日报》发表的专稿——
“腾笼换鸟”促发展
一、腾出空间培育“吃的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
关于人均资源拥有量与资源利用率的权威报告发人深省：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耕地不到二分之一，森林不到七分之一，大多数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与此相对应，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却较低，能源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总回收率等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
数据反映的是全国情况，问题却存在于各地。浙江同样遇到了资源利用与产出效益之间的尖锐矛盾。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是一个亟待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破解的课题。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让我们在研究和破解这一课题时多了一种方法与思路，这就是“腾笼换鸟”。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要下决心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腾出空间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
“腾笼换鸟”，说到底，就是要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要抓住本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人为本，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取代传统的单纯追求速度的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二、浙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伴随着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认识再认识、实践再实践的过程
探寻浙江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轨迹，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始终以市场为取向，不断深化改革，以体制上的先发优势和块状产业的集聚优势，迅速增强了经济实力，从而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去年，浙江经济总量跃过万亿元标杆，人均生产总值接近3000美元，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关口。
这是一个关键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我们耽误不得，也失误不起。因此，加快“腾笼换鸟”，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认识越早，思路越宽，我们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发展的空间会更大。
应该说，浙江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伴随着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认识再认识、实践再实践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全国一样，浙江面临宏观环境的通胀压力，企业经营难度加大。当时，省委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苦练内功，提高质量。同时，以培育“五个一批”企业为抓手，促进浙江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支柱产业的升级。
时至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一度使东南亚经济遭受重创，对浙江的影响自然不小。省委提出，要加快结构调整，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推动纺织、丝绸、水泥等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升级，以此来带动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世纪，面对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省委审时度势、高屋建瓴，作出了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部署，吹响了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进军号。
两大战略的实施，使得浙江上下开始形成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氛围——
体制改革在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制紧锣密鼓，民营经济谋划新飞跃，混合所有制经济活力初显。投资体制、地方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的改革也稳步推进。
产业升级在提速。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如火如荼，三大产业带和各地块状经济加速“腾笼换鸟”，省财政专项资金集中扶持关键技术创新和重点领域项目。
发展环境在优化。“五大百亿”工程积极推进，有效地改善了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在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正在构建更加和谐的关系。
营造良好的体制、政策和发展环境，既是政府引导产业升级的务实之举，也是“腾笼换鸟”的题中之义。
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们更早地感受到了发展中的“制约之痛”，体会到了“成长中的烦恼”
“腾笼换鸟”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浙江经济在快速奔跑了20多年后的今天，突然感受到了发展中的“制约之痛”，体会到了“成长中的烦恼”：
耕地锐减。浙江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多一点。2001年至2003年，全省平均每年减少耕地58.45万亩。
能源困局。浙江是一个能源矿产极度匮乏的省份，全省一次能源95%以上靠外省调入。电力供应已转变为全面性、持续性的紧张。
环境污染。高排放和高污染是浙江经济发展中的尴尬现象。2003年，我省每创造1亿元GDP需排放28.8万吨废水，创造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2.3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0.4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几个指标分别比1990年增长84.8%、3倍和1.3倍。
资源、环境、成本、市场的多重约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根源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工业增长，靠低成本、低价格、低效益拓展市场空间的路子已经越走越窄。按照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我们必须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个快速与过去相比在量和质上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今年，我省生产总值可望达到13000亿元，在这样的高位上保持快速增长，所需要的资源支撑将是10年前的数倍。资源从何而来？如果我们不以“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精神和决心扎实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浙江经济迟早会“顶”到增长的“天花板”。
四、承受着国内国际竞争双重压力的浙江，越来越体会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紧迫性
浙江经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紧迫性，不仅表现在粗放型增长方式所能承载的资源空间和市场空间越来越有限，同样表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越来越有限，如果不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我们就会与机遇失之交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国家和地区间的市场边界日益模糊，国内市场日趋国际化。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国际竞争力的较量。而这种竞争能力的提高，不仅有赖于规模总量，更强调质量与效益；不仅有赖于现有水平，更强调潜力与后劲。
事实上，浙江正承受着国内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其一，浙江多年构建起来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比，浙江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已明显偏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较快。以2003年劳动力价格为例，浙江职工年平均工资21000元，而四川、山西、湖北分别为12300元、10290元、10570元。其二，2002年以来，浙江遭遇美国、印度等12个国家提起的“两保一反”调查54起，从打火机、轴承、眼镜、纺织品、茶叶、小龙虾、蜂蜜、家具到鞋类，几乎涉及了浙江全部大宗出口商品。
这些压力，归根到底是浙江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层次不高等积弊的反映。如果不练好内功，我们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加快产业融入全球生产经营网络的进程？如何在新技术革命中享受到新技术成果带来的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五、“满足当代需求，不对后代满足需求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各国普遍认同
回望世界经济发展，关于增长方式的“盛世危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人口增长、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传统的方式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期将达到极限。
1983年，联合国推出《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把发展视为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的综合发展过程。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方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各国普遍认同。
国际上的这些发展思想和理念，是人类十分宝贵的财富。
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经济霸主的更迭沉浮，都与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密切相关。日本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历过一段高速发展期，经济实力一度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没有抓住以IT业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加之国内经济长期以来的痼疾，长期在低谷徘徊。相反，凭借调整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特别是增加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推动“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美国经济则保持了长时期的繁荣。
六、浙江有条件有责任“腾笼换鸟”，为全国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古人云：“知其所以危则安矣，知其所以乱则治矣，知其所以亡则存矣。”浙江在全国较早地进入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因而较早也较充分地暴露了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对此，我们不能茫然失措而徘徊不前，而应当保持清醒头脑,在前进中自我揭短，在发展中加快调整。
“腾笼换鸟”有着良好的物质基础。去年，浙江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893美元；财政总收入142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80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4546元和6096元；外贸出口总额达到581.6亿美元。
较强的综合实力、较好的产业基础、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创新精神和适应市场能力较强的企业家队伍，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腾笼换鸟”是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党的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率先，就是要求走在前列。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有责任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前列，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方面走在前列，为全国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七、“腾笼换鸟”，要换成什么样的“鸟”？
“腾笼换鸟”，要换成什么样的“鸟”？从当前浙江的实际看，简而言之，就是“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
农业是经济的基础。“腾笼换鸟”，在农业领域就是要主攻高效生态农业。要实施农业工业化生产与生态化生产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重点发展高附加值、资源节约型的精致农业，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实行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浙江有500多个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涉及175个行业、24万家企业，但有人说它“铺天盖地”多、“顶天立地”少———多数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腾笼换鸟”，就是要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推进循环经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笼子里养一只名贵的凤凰，旁人就会啧啧称奇，而换成一只普通的麻雀，人们必然不屑一顾。“浙江制造”走向先进，离不开实施品牌战略。浙江企业要强化品牌意识，注重增强品牌背后的资本实力、技术能力、营销能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文化创新力。
网络、克隆、转基因、纳米……当今科技一日千里。国际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的重点已开始从传统加工制造业转向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浙江完全有条件把握这一机遇，腾出更大的空间、资本、人力，投入电子通信、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资本密集型升级。
一幢占地不过1000来平方米的高级商务楼，却产生了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税收，出现在上海、深圳、杭州等中心城市的“楼宇经济”，正是在土地资源稀缺、发展地域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而高楼内及周边企业涉足的无一不是现代服务业。
“楼宇经济”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腾出来的“笼子”还应当换上现代服务业这只“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的国家(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在50%至70%。浙江三产在GDP中的比重，2004年为39%，低于低收入国家45%的水平。
浙江服务业的发展要与专业市场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扩大消费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要与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相结合，推动物流、金融、中介、信息软件产业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众多浙商奉若圭臬的杰克·韦尔奇，最大的功绩就是将通用电气由一个制造商变成了一个全球服务提供商，其金融服务和产品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70%以上。
八、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高层次人才是“腾笼换鸟”的重要支撑
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腾笼换鸟”，离不开人力资源，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支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记者向鲁冠球、葛政、夏士林等提了同一个问题：“三十六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消除了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你们认为下一步发展最需要的是什么？三人的回答竟如出一辙：人才。有了人，才能运用好已积累的财富，让财生财；有了人，就有了技术，有了产品，也就有了财富。
我们应当把培育较高档次的高层次人才载体、培养处于领先水平的优秀学术团体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还要营造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社会环境。去年末，省委、省政府一次性推出了10个配套政策性文件，大手笔构筑了新时期人才工作的政策体系，为经济转型中的浙江经济突破人才瓶颈提供了契机。
九、“腾笼换鸟”还要突破有形笼子，打破地域局限，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腾笼换鸟”，不光要善于腾挪，更要胸怀全球、目光四射，突破有形笼子，打破地域局限，着眼于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更高层次的“走出去”、“引进来”。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
目前，我省正处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关键时刻。要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主动，不能局限在10.18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上做文章，必须在大力引进优质要素的同时走到省外、国外去，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实现更大的发展。
我们要主动接轨上海，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中部崛起，在当地建设我们的粮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这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高起点定位，坚持以国际竞争力为导向，努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向高层次产业、高端产品延伸。我们的企业要有进入世界500强的目标和勇气，努力争创国际品牌，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谁是英雄好汉，就要在“腾笼换鸟”中比一比
“腾笼换鸟”，事关浙江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大局。它固然要经历许多曲折和困难，但此役只许胜不许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腾出“笼”、换好“鸟”，当前首先要统一思想。有些地方领导和企业负责人认为，现在日子还过得去，没有必要“伤筋动骨”、费脑劳神地搞技术改造、结构转变。少数地方和干部中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有的一讲发展慢就归咎于宏观调控，有的一讲招商引资难就埋怨整顿开发区，有的一讲上不了新项目就指责控制资金规模，等等。
困难客观存在。克难攻坚，方显英雄本色。有的地方水、电、资金、能源都紧缺，却能“倒逼”着企业改变原先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经营管理方式，“倒逼”着地方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的地方土地不足，却能创造出向“闲置、空间、时间、管理、科技、规划、机制、企业、置换、域外”要土地的集约利用十法。
“腾笼换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共产党人的政绩，说到底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腾笼换鸟”，改变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换来的是质量与效益、经济与社会协调和谐的增长方式，最终带给人民群众的是幸福安康的生活。我们要反对那种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把本届的功劳留给下任当包袱的“政绩”。
“腾笼换鸟”要求企业家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腾笼换鸟”可能涉及部分落后企业被淘汰，这就需要企业家正确地处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腾笼换鸟”需要企业拿出资金、人力、物力来搞长效投入，其效果不一定能立竿见影，这就需要企业家正确地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腾笼换鸟”，浴火重生。这必将推动认真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来源： 浙江日报作者： 6、习近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探索科学发展新路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22日 浙商网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昨天在全省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和提高资源生产率为核心，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科技创新，形成政府积极推进、市场有效驱动和公众自觉参与的机制，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王永明、金德水等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战略意义。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的重要举措，是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做到在集约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中求发展，在提高质量效益中求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
习近平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我省发展循环经济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要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的原则，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从企业、产业和社会三个层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开发区生态化改造；以推行清洁生产为重点，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减污增效；大力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加强资源循环利用；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创建生态城市和村镇，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组织协调，健全政策法规，抓好示范工程，做好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的良好氛围，扎扎实实地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的各项工作。
吕祖善在讲话中说，发展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当前要牢牢把握若干重点环节，通过强化管理、调整结构和技术推广，狠抓节约降耗、减量排放和再生利用。要从我省实际出发，进一步创新载体，完善机制，落实责任，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会上，省发改委作了关于《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的说明，省经贸委、绍兴市发了言。
新闻链接我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建成一批循环经济发展的示范工程，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污染排放显著减少，全省资源生产率提高，废弃物排放量降低，为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基础。到2020年，基本形成经济与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成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来源： 浙江日报作者： 周咏南 7、“十一五”我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与对策
http://www.zjsr.com 2005年05月25日 浙商网
三个层面的发展思路
工业领域循环经济发展三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中的次序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重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核心，最终处置针对的是利用不了的废弃物。
工业领域循环经济要围绕清洁生产、生态工业、绿色消费、废物处置等方面展开，使物质和能量在企业内部、生产环节乃至整个社会循环流动，达到平衡。
微观层面，表现在企业内部的循环，其目的是投入最小化，排出最小化，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等。主要途径和举措是推行清洁生产，创建循环型企业。
中观层面，表现在生产间的循环，把不同厂商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成为下游企业的资源与能源，逐步建立起企业间的物质能源的相互转换与供求体系。其有效载体是工业园区和区域产业链。主要途径和举措是进行生态化改造，构建区域内的资源流、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等高效耦合流，创建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
宏观层面，是社会整体的循环，即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利用市场，让所有能源和资源在这个循环中得到最为合理的利用。主要举措是强化节约意识，倡导绿色消费，立足浙江，盯住国内和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各类固体废弃物分类回收网络体系，做大做强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实现固体废弃物再利用和再资源化，缓解我省的要素瓶颈制约，建设绿色浙江、生态浙江。
“两类试点”和“三大体系”
抓好省级两类试点，建立完善三大体系，全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两类试点：(1)抓好循环经济试点企业。规模以上重点污染企业，要有1/2实施清洁生产，“十一五”要完成600家以污染治理企业为重点的清洁生产省级试点；创建8至10个国家级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建设15至20个废水、废固“零排放”企业；推动大中心联合企业开展能流、物流集成和废物循环利用；创建30家省级循环型示范企业，带动一批循环经济型企业发展。(2)抓好循环经济区域或园区试点。重点在特色工业区域、园区，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在市、县范围内选择2至3个作为区域循环经济试点，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资源枯竭地区和其他工业园区选择10个区块，完成生态化改造的规划，落实具体的推进方案，到“十一五”末初步完成生态化改造。
三大体系：(1)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与产业利用体系建设。健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系统，建设若干个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基地，重点建设一批区域型的废旧物资再生产基地，建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机械设备加工制造基地。与全省城市化进程同步，建设城市中水回用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2)建立促进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基本完成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建设，出台一批促进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优惠政策。(3)建立绿色消费体系。政府和事业单位必须执行绿色采购制度，提高全民绿色消费意识，完善社会绿色消费体系，鼓励使用再生产品和环境友好产品。
来源： 浙江日报作者： 丁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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