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广东汉族族群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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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汉族族群心理研究
人类的历史进程一再表明，具有稳定的和共同的心理特征不仅是区分一个族群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维系一个族群的重要纽带，是族群生存与发展中最活跃的动因，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地表现在民族和族群文化中的精神之底蕴。法国著名学者赖明（Gustave Le Bon）深有体会地说过，“从我在各国之远方游历中所带回之最明显的印象，即每一民族具有一种心理组织，如像其解剖学上之性质一样固定，并且其感情，其思想，其制度，其信仰与其艺术等都是从其中所引出者”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说，“民族学首先是一种心理学”。詹姆士.弗雷泽也认为，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说明和解释人类心灵的活动，因此，他将心理学视为历史方法的当然皇后。正因如此，人类学家运用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人类学材料已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重要动向，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和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研究正显出一派生机。
历史文献和现有的相关研究业已初步显示，生活在五岭以南的广东汉族虽然与中原汉族同源一体，但由于生态环境、土著人文传统、经济生活、文化交流等众多因素的差异，因而显出不少独特的族群心理和众数性格。众所周知，从近代始，广东名人辈出，不仅太平天国、北伐革命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而且改革开放之先的强劲南风仍在吹拂全国大地。广东成为当代中国最具现代化活力与生机的地方。因此，研究广东人的文化心理和广东人的精神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本章以广东境内居住的占广东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个民系的汉族为考察对象，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心理测试、田野考察等多种方法，综合研究上述三个民系的自我意识、社会众数性格以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宗教、迁徙、文化交流和文化变迁等因素与族群心理的形成和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广东汉族的族群自我意识
族群的自我意识是指一个族群的成员对自己归属于某一族群共同体的意识，或对本族与他族差异的认知结果与体验。族群自我意识是族群心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条件。在广东境内长期居住的汉族可以区分为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府人、以潮汕平原为中心的潮汕人和以梅州地区为代表的客家人三个民系。他们是否有一种属于整体的群体心理呢？
（一）族群认同的心理标志
一个民族的不同民系如何界定，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不同民系以文化特征为认同的标志已见前述。本章着重从田野调查出发，考察一下民众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究竟如何认同民系的事实。
经验常常表明，一些也许令学者们绞尽脑汁的问题而在民众看来却是理所当然明晰的事实。在调查中，当我们用“你主要根据什么特征来确认自己和别人是广府人或潮汕人或客家人？”这个问题进行询问时，有64.29％的广府人、62.73％的潮汕人和62.24％的客家人认为主要是根据方言来确认同族人的；另有 17.14％的广府人、14.55％的潮汕人和13.29％的客家人则是根据血缘关系来认同的，还有10.0％的广府人，11.81％的潮汕人和11.89％的客家人是根据其居住地来认同的，有8.57％的广府人、13.64％的潮汕人和10.49％的客家人是根据其体格特点来区别的。由此可见，在民系认同标准中，文化方言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血缘关系（裔承与体格），地缘关系是第三位的。依据这种世俗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身上不具有客家文化的烙印，即使他的祖先曾经是流浪于粤土的中原人，也算不上是一个客家人；相反，一个人若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客家家庭，从小受到客家文化的濡化，即使长期居住在潮州，会讲流利的潮汕话，仍会被认同为客家人。客家有谚云：“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最生动贴切地表达了方言在族群认同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方言不仅是民系认同的主要外观标志，而且是一个表达与维系群体情感的纽带。当一个人用方言（而不仅仅是用语言）与同族人进行交谈时，不仅只是传达信息而已，还包含着一种同乡同族情感的交流。在这里，人类学家眼光中的方言并不等同于语言学家谈论的语言，正如赖特夫人在《乡村俗语和民俗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人类学家要掌握某个民族看来是难以表达的思想之钥匙，最好的方法就是熟知他们的土语。她说：“他内心深处的感情是与传统的词语和表达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只要你掌握了他说话的方式，你就把他的心弦握在手里了”。 因此，人类学家R.R.马雷特别提醒民俗学家，“在他报告一则乡间民俗时，不要忽视隐藏在言谈举止之后的情感，因为情感不仅属于当时的场合和环境，而且属于他所必须研究对象的本质......”。由此可见，方言在族群的意义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族内人情感交流的密码，对方言的认同已成为族群持久的一种情感。在调查中，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各自民系的方言较其它的方言更好听。但也有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粤语(指广州话)较其它方言好听，提示粤语在广东三种方言中影响力最大，而广府人对客家话和潮汕话的评价则很低。
（二）社区意识与族群优越感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族群自我意识常表现为一定的社区意识或乡土观念。一个族群的成员生活在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内，他们之间进行着多方面的沟通和互动，具有共同感、从属感和认同感，即乡土观念。一个社区不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亚社会结构，亦是一种亚文化群体。一个乡土观念重的人表现为对家乡山水、风俗人情、饮食习惯的偏爱，这种感情与其说是来源于某种事实判断，还不如说是一个人在童年社会化过程中就埋下的一种族群情结。
在调查中，有51.43％的广府人、41.82％的潮汕人和41.26％的客家人表示仍愿意留在广东原籍居住，在四种选择中占最大的人数比例。相对而言，在表示有出国和去香港定居意愿的人中，潮汕人最多(分别为32.73％和20.91％)，广府人其次(分别为30.0％和12.14％)，而客家人的比例(分别为18.89％和20.28％)明显低于另外两个民系；有趣的是对于“选择国内其它地区居住”，客家人的比例(11.89％)则比另两个民系(分别为6.43％和5.45％)高得多，提示客家人仍具有中原人更留恋华夏故土的情结。以梅州丘姓为例，本为河南郡望族，后因避战乱而南迁，虽曾远涉福建宁化、上杭和广东梅州蕉岭，其后因人多地少，又有不少丘姓后裔再次迁徙，但他们多选择国内其它地广人稀的山区，如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地区等，甚至向北回迁至陕西等地区，故土依恋情结由此可见一斑。客家有谚云：“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尽管原因有许多，但客家依山为居的历史已经沉积为群体的一种社区意识。在汕头和梅州两地的田野调查中，有两位的士司机告诉笔者，他们不是没有出去闯过世界，只是感到人生地不熟，饮食不习惯，语言不顺畅，道路及地名要死记硬背，因此，虽然广州的客源多，但还是感到在家乡要轻松些。
过浓的乡情背后可能隐藏着本群体的优越感以及对他群和他乡的某种偏见。在调查中发现，不管是居住在富饶的珠江三角州的广府人，还是傍海岸而居的潮汕人，或依山而居的客家人都认为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其整体文化水平较其它民系居住的社区更发达。如57.34％的客家人认为梅州比东莞、潮州更发达，45.0％的广府人认为东莞比潮州和梅州更发达，43.64％的潮汕人则认为潮州比东莞和梅州更发达，各自占被调查人数的最大百分比。在提问中，所谓“整体文化水平”一词并没有给予严格的界定，以便被试有一定的视角变换的空间。结果在访谈中发现，各民系被试都从自己的视角举出本地区优于其它地区的一大堆理由来，如东莞人认为本地区经济更发达，城市更具现代气息，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上除了香港之外，就数东莞好。潮州人则以在粤东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地位和功夫茶等地方文化津津乐道，梅州人则以崇文尚武，人才发越而自傲。类似地，三大民系对各自的地方戏剧和菜系表现出浓厚的偏爱。具体来说，对于戏剧，73.57％的广府人认为粤剧比潮剧和汉剧好听，53.6％的潮汕人认为潮剧更好听，44.06％的客家人则表示更喜爱汉剧。对于菜系，62.86％的广府人认为粤菜较潮菜和客家菜更营养，66.4％的潮州人则认为潮菜更在粤菜之上，49.65％的客家人则更愿意吃大块的“梅菜扣肉”的家乡菜，而在广府人和潮汕人看来这是太油腻的东西。比较广府人和潮汕人关于稀饭的不同烹调方法及其相异的感觉也是很有趣的。潮州粥中的米粒仍是完整的，这在广府人看来好象是由剩饭兑水而成，食之无味；相反，煮成米水难分的广府粥在潮汕人看来则粘喉难吃。实际上，以上“更发达”、“更营养”、“更好听”并无确切的评价标准，与其说这是一种事实判断，还不如说是一种情感认同或偏见更为确切。文化人类学的早期研究业已揭示，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所有民族普同的特征，它主要表现为本民族的优越感和对异族的偏见及对某些事物的刻板主观印象。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形实际上也存在于同一民族的不同民系之间。
每个民族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她是与每一个人对自己家乡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广东在海外的华侨居全国第一位，尽管他们可能已在异地定居创业，但始终魂系中华，依恋乡土，时时不忘寻根问祖，落叶归根的情结深藏在心底。在海外的形形色色的广东人“同乡会”是族群意识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所谓同乡会是一种以地域观念和族群观念相结合起来的地缘社团。这种社团的社会功能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在一个异质文化的社会中，使分散的族群成员找到一种族群心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潮州人所说，“同乡会是各地乡亲的潮人之家”。
族群意识也表现为群体的自尊自信。这是本群成员在与他群体成员交往中所受到的接纳、关心、承认和赏识，以及本群体成员自身的信心、能力、成就、独立和自由的愿望等多种情感的表现。在田野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广东汉族三民系都非常热心于宣传本民系的民俗文化、风流人物和经济建设的成就，成立了诸如“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所”等文化研究机构，在各自的亚文化圈中掀起了一阵阵属于“潮学”和“客家学”的研究热潮 （三）族群价值取向
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族群意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曾设计了自陈问卷和投射法等多种方法来测试这些无处不在但又难以捉摸的意识现象。在已报告的各种方案中，以本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克罗孔（C。Kluckhohn）和史特罗贝克（Strodtbeck）的研究较为成功。为了测量人的价值取向，他们假定所有的社会都面临同样的若干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每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有限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中必然有所选择和偏重。他们用这样一组包括五种经验模态的问题对美国西南部同一地区的五个族群进行了田野调查。我们依据克罗孔问卷修改成一组适合中国国民的问卷，尝试对广东汉族三民系进行调查，其结果如下表：
表10-1 广东汉族民系价值取向的调查结果
人数% 差异性检验
问 题 选 择 广府人 潮汕人客家人 P值
人的本性是 A 本 恶 3.5 9.09 9.09 P1-2、3 < 0.01
B 善恶参半 24.3525.45 21.68
C 本 善 72.1467.27 66.43 P1-2、3 < 0.01
人与自然的 A 顺从自然 10.0 14.55 9.09 P2-1、3 < 0.01
关系是 B 调和自然 39.2934.55 36.36
C 征服自然 50.7156.36 56.64 P1-2、3 < 0.01
时间取向 A 过去 5.7510.0 9.09 P1-2、3 < 0.01
B 现在 51.4544.55 46.0 P1-2、3 < 0.01
C 未来 42.8649.09 41.96 P2-1、3 < 0.01
行动取向 A 自己的愿望 72.1470.91 62.94 P1-2、3 < 0.01
B 社会的期待 22.8619.09 28.67 P3-1、2 < 0.01
C 父母旨意 5.0 10.0 5.59 P2-1、3 < 0.01
人际关系 A 直系取向 30.0 30.07 28.18
取向 B 个人取向 33.5725.87 33.64 P2-1、3< 0.01
C 旁系取向 36.4339.86 40.0 P3-1、2< 0.01
注：p值栏中１表示广府人组，２表示潮汕人组，３表示客家人组。p值统计学检验
的目的在于判明两组间的差异是否由抽样误差造成，如P1-2、3表示广府人组与潮汕
人组、客家人组两两比较的P值，凡 p值<0.01时，提示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一般人认为，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应顺从自然规律，即“法天则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在亲属关系上注重家族和血缘关系，谓“一笔难写两姓”；在时间观念上多沉湎于过去，对自己总以过去的历史为荣，象阿Ｑ那样的心态：“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啦”，对别人却总是看他过去有没有什么劣迹，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行动取向上，或以父母的旨意为圣命，或以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
（四）族群择业意识和择偶意识
地方志载：“山居者治耕织，业海者鱼盐”。事实上，对一个民系的整体印象总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经济文化环境或地域的经济文化类型相联系的，例如，谈起顺德、中山和南海人，就使人联想起那里的桑基或蔗基或果基鱼塘经济景观和星罗棋布的各种乡镇企业；说到潮汕人就令人想起那南海岸线上的渔业经济和遍布广东各地的商家货行；讲起客家人就使人想起那雾湿露重的茶园、层层梯田和书声朗朗的各类学校。而谈到对一个民系成员的印象时，则与其从事的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用一个有限选择的问题空间来测试人们对广东汉族三民系社会成员的职业形象的印象时，大多数被试作出了如下的评估：
表10-2 对三民系社会成员的职业形象的调查
与民系配对的职业关系 选择人数 ％
广府人 潮汕人 客家人
商人 多为潮汕人 77.14 77.27 88.81
企业家 多为广府人 83.58 83.63 93.70
学者 多为客家人 80.71 76.36 86.01
虽然毫无疑问，广府人同样会做生意，潮汕人亦会经营实业，学者中也不乏广府人和潮汕人，但上述结果表明广东三民系各自都形成了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众趋的择业意识，并且作为各民系的职业形象已经成为其他群体的一种刻板印象。客家人有这样一首童谣说：“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把发愤读书与结婚成家视为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寓于儿歌中的择业意识从小便融入客家人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之中。在潮汕人和客家人混居的地区和地方大学的访谈中有不少大学生告诉笔者，在他们的同学中读书最用功的一定是客家人。客家人崇尚文化,群体文化水平较高,家常便饭的斗诗民俗(即吟诗作对比高低) 即可为证。潮汕地区有一俗语：“平安当大赚”，本意是指若家中平安，不用破财即等于赚大钱了。可是这一俗语也折射出潮汕人把赚钱当作衡量其它事物价值的尺子的价值观。在择业倾向上，问卷反映出广府人愿意选择的前三位职业是：个体企业家 > 医生 > 教师 ；而潮汕人的选择是：医生 > 个体企业家 > 教师；客家人的选择则是：医生 > 教师 > 个体企业家。表明三个民系中客家人是最不愿意经商的。在客家地区的访谈中发现，在那里流传着一些关于对精明的潮汕商人评价不佳的传说，这种世俗的观念对不同民系间的通婚有一定的影响。
群体的自我意识还突出地表现为内部的通婚习俗上，以此来维护
由于在潮汕地区的被调查对象中医务人员和病人较多，因此，潮汕人的择业倾向可能有偏倚，而客家青年择业从事医学的倾向是否与客家先民门阀世医的传统有关，尚有待作进一步的考察。
本群体的稳定性、纯洁性和凝聚力。如客家民间历来有“好女不外嫁”，“客家要娶（嫁）客家人”的观念，他们甚至瞧不起嫁到非客家地区的女子，被认为是嫁不出去的姑娘。调查显示，广府人的择偶意向是： 选择广府人异性(82.86％) > 外省人(9.29％) > 潮汕人(5.71％) > 客家人(2.14％)；潮汕人的择偶倾向是：选择潮汕本族异性(65.45％) > 广府人(19.09％) > 客家人(11.82％) > 外省人(2.73％)；客家人的择偶倾向是：选择客家人异性(54.55％) > 广府人(20.28％) > 外省人(11.19％) > 潮汕人(8.39％)。结果提示，广府人和客家人对外省人的亲和力相对较大，而潮汕人则排外性较强；另外客家人将潮汕人排在择偶选择的最后，可能与他们对潮汕人的偏见有关。 （五）族群的社会动机
人的自我意识常表现为有目的的和有计划的行动，而动机是推动个体产生目的性行为的心理动因，它对行为主体的活动目标给予直接的影响。如果我们要深入地了解广东经济建设的内在动因，剖析丰富多彩的广东文化现象就不能不了解行为主体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动机。社会动机来源于人的心理内驱力和心理需要。根据社会动机所指的目标来划分，可以包括尊重的需要和成就动机，归属与爱的需要和结群的动机，安全的需要与稳定的动机等。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地区，贫困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生理需要得到了满足，因此，社会需求与社会动机已较为突出。在 A.追求知识、B.美满的婚姻、C.权力与社会地位、D.宗教信仰、E.生活稳定与安全、F.清心寡欲、G.发财致富等生活目标的选择中，广府人的前三位选择是：E(54.29％) > A(21.43％) > C(11.43％)；潮汕人的前三位选择是：E(45.45％) > A(27.27％) > C=B(8.18％)；客家人的前三位选择是：E(39.86％) > A(25.87％) > C(10.49％)。表明广东人的社会需求和动机的总趋势是：生活和安全的需要 > 归属与爱的需要 > 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趋势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层次结构模型几乎是完全吻合的。令人意外的是，在外省人看来，广东人几乎就是“经济头脑型”的，但调查结果显示，把“发财致富”作为生活目标的人只占广府人被试的2.86％，客家人的6.99％和潮汕人的7.27％，但以祈求“发财致富”与“佑升官”的人数相比，前者的人数比例要高于后者。
既往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倾向对理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事物和价值更感兴趣，而对社会的、经济的和审美的事物和价值兴趣不高。但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广东人的兴趣指向与这种模式并不太一致，总体来说，广东人对经济的、审美的、宗教的事物和价值是较有兴趣的，但现代广东中青年一代对宗教事物和价值的兴趣则不高。
在多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三个民系的总趋势是：选择“拚命工作，尽情享受”生活方式（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分别为47.86％、49.09％和39.86％）> 选择“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生活方式（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分别为 32.14％、23.64％和20.98％） > 选择“勇于冒险，寻求刺激”生活方式（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分别为9.29％、12.73％和20.27％）> 选择“埋头苦干，不求享受”生活方式（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分别为9.29％、5.45％和11.89％） > 选择“甘于寂寞，清贫乐道”生活方式（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分别是1.43％、5.45％和8.39％）。表明广东人偏向于一种“拼命工作，尽情享受”和“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生活方式，但客家人比另两个民系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勇于冒险，寻求刺激”，客家男人有俗语云：“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撑灶炉”可以佐证他们的这种选择；相对而言，“埋头苦干，不求享受”，或“甘于寂寞，清贫乐道”是不为大多数广东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
（六）关于制控信念
所谓制控信念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与周围社会关系的看法。有的人相信凡事操于己，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握，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己；另一种人则相信凡事操之在别人，把成功或失败归因于偶然或环境因素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罗特（J.Rotter）最早将前者称为内控（internal control），后者称为外控（external control）。在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一题来测试广东人的制控观。调查显示，广东汉族三个民系对“哪一个因素与人的事业成功的关系最大”的看法趋势是：工作能力 > 机遇 > 社会认可 > 领导关系 > 同事关系 > 学历 > 像貌魅力。就整体而言，广东人是倾向内控型的，但其中潮汕人在“领导关系”和“社会认可”两个项目的选择上较其它两个民系有更强的倾向，提示潮汕人是持相对外控观的。此外，粤人信鬼神、认天命、尚金钱魔力的观念也较为浓厚。客家有谚云：“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老百姓常求神拜佛，祈求“时来运转”，无论是的士车上挂的平安神，还是商家供奉的财神，其实都反映了广东人对那些偶然的不可控因素的无可奈何的看法。
此外，还有权威主义也是以态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意向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无条件的屈从和迷信于权威的意见。一些研究者曾使用桑福特、欧德尔的“权威平等量表”对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印度人得分最高，中国人次之，美国人的得分最低。换言之，印度人和中国人比美国人具有高得多的权威主义倾向。就广东汉族人而言，潮汕人比另外两个民系有较高的权威主义倾向，也许韩愈治潮的历史可以对此作一个注脚。韩愈被逐任潮州刺史仅８个月，就成为潮州人心中的神。韩愈走后，潮州的山山水水改称为韩江、韩山和韩木等，潮人对权威的顶礼膜拜由此可见一斑。
二、 广东汉族族群的人格特征
所谓族群的人格特征是指族群大多数成员所倾向的社会性格，是一个族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各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总和或一种模式。
对族群的人格特征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兴趣。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国民人格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有感于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维新变法运动的艰难，认为中国所以贫弱不振，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国民的素质差。而要振兴中华，当务之急在于造就新的国民性。“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尔后，思想家鲁迅对国民性格的二重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且把对时弊的抨击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分析贯通起来，认为国民性的劣根性是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民的性格仍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族群人格问题的研究，同早期重视民族性格的静态结构相比，更加关注民族性格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动态变化，同时，已不满足于对国民性格所作的印象主义的描述，而是运用统计学对群体性格作经验的和计量的分析，并将族群人格重新定义为“众数人格”；与早期着重在原始的单一民族中寻找与每一文化相对应的基本人格的研究相比，现代人类学家更重视转向在复杂的和异质的现代社会中考察同一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社会性格的同中之异，即从“单众数人格”理论转向“多众数人格”理论。此外，现代人类学家关于人格研究的焦点也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不同民族社会行为的解释，而是更富现实地关注国民性与区域经济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一） 关于广东人人格研究历史的回顾
回溯有关广东各地的地方志、历代史书和笔记等文献，可以发现有关不少粤人性格特点的观察记载，特摘录如下表：
表10-3 关于粤人之性格的历史记载
关于性格 文 献 记 载 文 献 出 处
关于质朴 从化人质朴，士不豪华 。 《从化县志》
简朴有余，仪文不足。 《三水县志》
习尚朴而不杂，淳而不离。 明《统志》韶州
俗尚真率，士朴民淳。 《金志》
土俗淳朴，颇知诗书。 《英德县志》
惠俗鲜诈而多质。 杨载鸣《郡志论》惠州
俗尚醇厚，素号易治。 《大埔县志》
风俗质朴，民淳讼简。 《舆地纪胜》肇庆
士习简朴。 《高明县志》
俗淳朴有古风。 《恩平县志》
民尚简俭，易于取足。 《舆地纪胜》高州
电邑民风淳朴近古。 《电白县志》
性俭朴，词讼简稀。 清《一统志》廉州
风俗颇淳，人多向学。 清《一统志》雷州
俗尚质朴，不好华靡。 《罗定州志》
风存朴茂，俗尚勤俭。 《南雄州志》
民性质实，尚勤俭。 清《一统志》嘉应州
关于粗野 士淳民朴，然性刚锐，嗜讼，
好斗 乐斗轻生。 《长乐县志》
豪猾之民，健讼好争。 《金志》镇平县
性犷而悍，不习拜揖。 《黄志》连州
土著之民，多质悍。 《泷水县记》罗定
虽风气淳庞，而犷悍未改。 《灵山县志》
民俗质野。 《信宜县志》
民多健悍。 《鹤山县志》
好勇轻生，不循礼法。 《府志》阳江
细民朴野，急于生理，轻于逃蹿。 《四会县志》
俗性犷悍，易动难安。 《包孝肃集》
强悍负气。 《金志》
其俗朴野，人多犷悍。 《金志》花县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 《汉书.高帝纪》
讼案多山坟水圳，赎产夺耕，旁人
排解，斩鸡鸣誓。誓而不息，乃讼
于官。有因讼激愤，辄轻生以图诬赖《长宁县志》
贫民与富民斗力，不能胜，常服胡蔓
草致死以诬之。 《肇庆府志》
人性犷悍，小分辄争。 《金志》广宁县
无故带刀持矛执剑相侵，则鸣舂堂，
集子弟。 《寰宇记》高州
偶有微嫌，辄操戈相向。 《澄海县志》
关于狡诈 君子外质而内慧，小人外谨而内诈 《金志》潮州
其民内黠而外儒。 《金志》惠来
关于迷信 粤人俗鬼。 《汉书郊祀志》
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
唯事祭鬼。 黄瑜《双槐岁抄》
病凭巫觋。 《金志》曲江县
信鬼神，好淫祀。 清《一统志》惠州
疾病辄饮水，重巫轻医药。 《金志》潮州
病少服药，好巫祀，名曰设鬼。 《肇庆府志》
士人遇疾，唯祭鬼以祈福。 《舆地纪胜》高州
信鬼尊神。 《徐闻县志》
关于祭祖 民重建祠，多置祭田。 《新宁县志》
族必有祠。 《增城县志》
富家急于立祠祀先，知重本源。《金志》海丰县
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澄海县志》
关于重利 婚姻不论门第，唯视贫富。 《鹤山县志》
轻义 重利轻义，至亲不相信。 《府志》德庆
婚姻论贫富，死丧用浮屠，兄弟
异居，父子割户，轻逃蹿，喜告
讦，最称难治。 《金志》四会县
慷慨重义，患难相恤。 《澄海县志》
关于勤劳 民勤耕凿， 女多纺绩。 《从化县志》
其民终岁勤苦，耕耘之隙，间治场围， 《潮阳县志》
山高地瘠，农最勤苦。 《大埔县志》
关于豪放 粤俗好歌，语多双关。词不必雅，
然情必极至。 《明诗综》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广东新语.诗语》
每耕种时，斗歌为乐，南海、顺德、
新会、增城最甚。 《黄志》
鸡骨为占，斗歌为乐。 《地图综要》
男子好吟咏，妇人亦能歌。 《高要县志》
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 《广东新语.诗语》潮汕
城内外舞师象龙弯之属百队。 《粤东笔记》 有关民俗志的记载大抵以各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观察为依据，反映了民俗中投射出来的族群心理。下面这些论述则是近现代一些学者对中国南方广东人性格以及与北方人相比较的印象。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南方学者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鲁迅不仅同意顾炎武的这种见解，而且以他在广州工作过数年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认为“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而且进一步指出，“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即做到厚重与机灵的结合。在林语堂的笔下，广东人被描写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有人以为广东人的开放和具有活力只是近几年才有的形象，而潘光旦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写下这段话：“中国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们自己说，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智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倾向急进的一方面。北方人的品格恰好相反，.......”；他又说，“我们的观察本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此我们也就可以说，南方人比较富裕，比较奢华，比较好逸恶劳，比较喜欢声色货利，比较慷慨，也比较不修边幅；”潘先生特别以在广州街上对男女们的观察为据说，“她们的言谈举止也很活跃，足以表示她们的生活并不十分愁苦”“再看广州的男子，有几个有小辫子的？......他们走路很快，比较别地方在同等纬度内的居民大都快些；热带里的居民大抵行动迟缓，广州也在热带范围以内，然而却是例外。.......我们已经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潘光旦先生在解释广东人为什么具有这些比较进步的品性时不同意那种说南方和欧洲发生接触较早的流行观点，他认为南方广东的进步可能与客家人有很大的关系，以为“南方人比北方人进步的最大的动力和最大的表现，恰正好在他们中间发见得最多。南方人有比较进取的品性，而这种品性在客家人中表现得最强有力，由此可见，粤人性格形成由来已久。....”
10-4 广东人性格评价量表
判断 评 价
5 310-1 -3 -5
性 肯 基 可 不 可 基 肯
格 定 本 能 能 能 本 定
品 具 具 具 肯 没 没 没
质 有 有 有 定 有 有 有
A.直朴
B.随和
C.热情
:
:
U.保守
Y.迷信
分别对140名广府人、105名潮汕人和143名客家人进行调查，并将这三个民系自评的结果与139名外省人对广东人的评价相比较。对调查结果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１、性格评价指标及广东三民系集合的频数分析
如果将广东汉族视为一个由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组成的集合，那么，表10-5便是代表这个集合人群对“广东人性格”的总体看法。表中分别列出了各个项目的算术平均数、众数、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等频数分布情况。
（二）广东人的众数人格
对于一个族群来说，社会人群的人格是由众多个体的个性所组成的，那么，对于一个多元的社会来说有没有一种多数人倾向的“众数人格”呢？参照皮博迪的方法，我们选定了13对26个有关性格描述的词语作为评价人群基本性格的尺度，然后再采用“七等分语义量表法”对上述尺度进行量化并设计成问卷（见表10-4）
10-5 广东人性格评价频数分析
性格品质 样本数 均值众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直朴 388 2.583.001.95 -5 5.00
B. 随和 388 2.953.001.68 -5 5.00
C. 热情 388 3.263.001.75 -5 5.00
D. 豪放 388 1.983.002.26 -5 5.00
E. 灵活 388 3.895.001.61 -5 5.00
F. 谦和 388 2.133.002.04 -5 5.00
G. 真诚 388 2.433.001.99 -5 5.00
H. 勤奋 388 3.325.001.83 -5 5.00
I. 整洁 388 3.415.001.74 -5 5.00
J. 活泼 388 3.113.001.79 -5 5.00
K. 聪明 388 3.775.002.21 -5 5.00
L. 慷慨 388 2.533.0 1.99 -5 5.00
M. 讲求实际388 3.985.001.77 -5 5.00
N. 敢想敢干388 3.255.001.92 -5 5.00
O. 迟钝 388 -.74 .002.24 -5 5.00
P. 粗野好斗388 -.211.002.46 -5 5.00
Q. 愚昧 388 -.411.002.65 -5 5.00
R. 懒惰 388 -.111.002.44 -5 5.00
S. 轻浮 388 .111.002.42 -5 5.00
T. 奸诈 388 .561.002.72 -5 5.00
U. 保守 388 .601.002.60 -5 5.00
V. 冷酷 388 -.141.002.57 -5 5.00
W. 重利轻义388 .751.002.57 -5 5.00
X. 骄横 388 .281.002.49 -5 5.00
Y. 迷信 388 2.173.002.55 -5 5.00
Z. 淡泊政治388 .861.002.88 -5 5.00
由表可见，广东人自认为具有表中所列出的14项属于优良的性格特
征(从A至N项目,我们称之为正性人格项)；如以众数、频数来计，其中频数最高且被评定为肯定具有的性格品质(即众数为5分)见下表： 10-6 广东人最肯定具有的众数性格
性格品质 人数百分比 %
M.讲求实际267 68.80
E.灵活 227 58.50
K.聪明 197 50.8
I.整洁 169 43.60
N.敢想敢干167 43.00
H.勤奋 162 41.80
此外， 被认为基本具有的性格特征有：“随和”(3.0)、 “质朴”(3.0)、“热情”(3.0)、“慷慨”(3.0)、“真诚”(3.0)、“谦虚”(3.0)、“活泼”(3.0)、“豪放”(3.0)八项。而对于表中所列的不良性格品质(从O至Z项目)，广东人自己并没有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其中对“迷信”(3.0)一项最为肯定，其次，对“淡泊政治”(1.0)、“重利轻义”(1.0)、“保守”(1.0)、“奸诈(1.0)、“骄横”(1.0)、“轻浮”(1.0)持可能具有的看法，不能肯定的只有“迟钝”(0)一项。这表明：其一，广东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既能自信地肯定自己的优良性格，也能看到自身的弱点和劣性；其二，群体的众数性格有如个人的性格一样也具有双重性，如聪明与愚昧、敢想敢干与保守、慷慨与重义轻利、勤奋与懒惰、灵活与迟钝、真诚与奸诈、热情与冷酷、谦虚与骄横等等，人是这些矛盾的性格因素的对立统一体，当然这些对立的性格因素在广东人群中不是势均力敌的，就人群总体情况来说，是正性的性格因素＞负性的性格因素，就个体来说，其性格的表现则因时、因人、因地的具体情况而异，不是一成不变的。
２、广东汉族三民系性格自评的比较分析
一般认为，广东汉族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之间在群体性格上有较大的差异，为了检验这种说法，我们不妨对这三个民系的测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对广府人和潮汕人两两进行比较(见表10-7)。
10-7 广府人和潮汕人性格自评的比较
性格项目 分组 均数 标准差 P值
A 热情 广府人 2.94 1.80 < 0.01
潮汕人 3.57 1.81
M 讲求实 广府人 4.23 1.60 < 0.01
际 潮汕人 3.48 1.85
J 活泼 广府人 3.31 1.66 < 0.05
潮汕人 2.82 1.95
W 重利轻 广府人 1.43 2.05 < 0.01
义 潮汕人 0.28 2.91
Q 愚昧 广府人 0.11 2.31 < 0.05
潮汕人 -.68 2.94
R 懒惰 广府人 0.53 1.98 < 0.05
潮汕人 -.14 2.56
S 轻浮 广府人 0.66 2.16 < 0.05
潮汕人 -4.E-02 2.48
Z 淡泊政 广府人 1.45 2.49 < 0.05
治 潮汕人 0.71 3.02
由表可见，两个民系间自评差异有高度显著性意义的项目有：“热情”、“讲求实际”、“重义轻利”三个；而在“活泼”、“愚昧”、“懒惰”、“轻浮”、“淡泊政治”五个项目上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换言之，无论是在正性项目上，还是在负性项目上，广府人比潮汕人作出了更加肯定的评价。
其次，对广府人和客家人两两进行比较(见表10-8)。 10-8 广府人与客家人性格自评的比较
性格项目 分组 均数 标准差 P值
A. 质朴 广府人2.40 1.92 < 0.05
客家人2.86 1.83
C. 热情 广府人2.94 1.80 < 0.05
客家人3.34 1.62
I. 整洁 广府人3.72 1.52 < 0.01
客家人3.16 1.88
O. 迟钝 广府人-.35 2.00 < 0.01
客家人 -1.06 2.35
P. 粗野好 广府人 .16 2.12 < 0.05
斗 客家人-.54 2.65
Q. 愚昧 广府人 .11 2.31 < 0.01
客家人-.70 2.70
R. 懒惰 广府人 .53 1.98 < 0.01
客家人-.66 2.62
S. 轻浮 广府人 .66 2.16 < 0.01
客家人-.29 2.53
T. 奸诈 广府人1.01 2.48 < 0.05
客家人 .26 2.79
U. 保守 广府人 .74 2.26 < 0.05
客家人5.3E-02 2.75
V. 冷酷 广府人 .29 2.23 < 0.05
客家人-.42 2.58
W. 重利轻 广府人1.43 2.05 < 0.01
义 客家人 .43 2.65
X. 骄横 广府人 .71 2.20 < 0.01
客家人 -2.E-02 2.59
Y. 迷信 广府人2.67 1.98 < 0.01
客家人1.62 2.86
Z. 淡泊政 广府人1.45 2.49 < 0.01
治 客家人 .41 3.04
（三） 外省人眼中的广东人
为了增强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认识的可靠性，文化人类学家M。哈里斯首先提出了主位观点和客位观点的区别，以主位研究法和客位研究法相结合来互检人类学的观察、描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和有意义的观点。经验表明，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都存在着“我看人，人看我”的双向关系。那么，在广东境内工作的数以万计的外省人又是如何评价广东人的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采用与广东人自评 同样的方法与标准对81名原籍贯为外省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选定为在广州居住了一年以上，对广东人文有一些了解，但又尚未为广东文化同化的，原籍贯为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成年男女。由于这批样本均采自广州地区，故其结果只与广府人自评的结果相比较。
结果显示，虽然外省人对广东人性格的评价中，对其优良性格的肯定有12项之多，但其肯定的强度远低于广东人的自评，即广东人的自评高于外省人的评价；其中对“勤奋”、“讲求实际”、“敢想敢干”三项是为广东人自己肯定，又为外地人完全认可的优良品格；而对“迟钝”、“愚昧”、“轻浮”、“冷酷”四项为共同否认的劣性品格。两者都持肯定态度，只是强度不一的负性项目有：“奸诈”、“重利轻义”、“骄横”、“迷信”、“淡泊政治”五项，但对于不良性格的评价，广东人的自评低于外省人，但例外的是，对于“粗野好斗”、“懒惰”、“保守”三个项目，广东人自己持肯定态度，而外省人则持否定态度。
（四）广东汉族大学生的个性特征
为了进一步了解广东人的性格特征及便于与外省人进行比较，我们以国内外较为通行的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简称16PF，中国版）作为测试工具，对广东地区汉族三民系的143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其中潮汕地区48人，梅州地区41人，广州地区54人)，平均年龄21.38岁，男70名，女73名。表10-10列出了各性格因素的最大、最小值和均数、标准差。
10-10 广东汉族大学生16PF测定结果分析 10-10 广东汉族大学生16PF测定结果分析
性格因素 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
A.乐群性 2.00 10.00 6.11 1.48
B.聪慧性 1.00 9.00 5.01 1.76
C.稳定性 1.00 10.00 5.92 1.49
E.坚强性 2.00 10.00 6.37 1.66
F.兴奋性 1.00 10.00 6.17 1.90
G.有恒性 2.00 9.00 5.43 1.35
H.敢为性 2.00 10.00 5.83 1.44
I.敏感性 1.00 9.00 5.34 1.71
L.怀疑性 1.00 8.00 4.05 1.36
M.幻想性 2.00 8.00 5.01 1.30
N.世故性 2.00 9.00 5.26 1.41
O.忧郁性 1.00 10.00 5.39 1.75
Q1实践性 2.00 9.00 5.42 1.41
Q2独立性 1.00 7.00 4.56 1.47
Q3自律性 1.00 10.00 5.06 1.47
Q4紧张性 2.00 10.00 5.62 1.46
X1 0.50 10.60 5.14 1.46
X2 2.20 12.70 6.53 1.82
X3 2.10 8.7 5.81 1.44
X4 1.90 8.80 5.13 1.24
Y1 8.00 35.0023.05 4.69
Y2 27.00 78.0054.16 7.79
Y3 25.00 98.0076.5910.95
Y4 12.00 31.0020.34 3.26
注:X至Y表示双重个性，即称个性次级因素类型。X1表示适应与焦虑型因素，X2表示内向与外向型，X3表示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X4表示怯懦与果断型，Y1表示心理健康因素，Y2表示专业而有成就者的个性因素，Y3表示创造能力个性因素，Y4表示在新环境中有成长能力的个性因素。
根据16PF的设计，每一性格因素上的差异都是反向而连续的变量，如1-4.5分显示低分性格特征，6.5-10分显示高分性格特征，4.5-6.5分为中间型，每一因素评分的心理学意义，均按专业测试手册予以解释。
１、广东三民系大学生性格的同异比较
对广东三民系大学生16PF各性格因素的均数差异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广府人与潮汕人、客家人大学生在各性格因素上绝大部分是趋同的，仅仅在个别因素上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在X3因素上，潮汕人的均数高于另外两个民系，提示潮汕人中感情用事与安祥机警型的人(即个性次级因素类型)居多；在F因素上，广府人显出高分特征，提示广府人在性格上显出更轻松兴奋的特征，而客家人则倾向更审慎的特点，潮汕人的个性特点居中；在Q2因素上，客家人均数>广府人>潮汕人，提示客家人具有更独立自主，不随波逐流、当机立断的性格特征，在Y3因素上，客家人均数>广府人>潮汕人，提示客家人有创造能力较强的个性因素。这种测试结果与历来学者们对客家人性格的评价相趋同。
如将男女大学生相比，个性因素差异具有显著意义的项目仅有：C、H、L三个，表明男性相对女性而言具有情绪稳定、冒险敢为、及怀疑刚愎的性格倾向，除此以外，两者性格倾向趋同。
２、广东大学生与外省大学生性格的同异比较
由于广东地区汉族三民系的大学生16PF各因素之间绝大部分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将广东三民系的大学生视为一个集合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再将这个集合与中国大学生常模及甘南地区大学生常模进行比较，结果如表10-11。 表10-11 不同地区大学生16PF测试结果的比较
性格 广东地区大学生 甘南地区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常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因素 X X X X X X
A 6.06 6.16 5.00 6.29 10.15 10.58
B 5.21 4.82 5.50 5.57 8.96 9.35
C 6.19 5.66 5.19 5.29 15.04 13.94
E 6.47 6.27 6.69 6.57 14.09 13.52
F 6.35 6.00 5.75 7.29 14.03 14.51
G 5.44 5.41 5.25 4.86 12.41 11.43
H 6.13 5.55 5.94 6.71 11.94 11.47
I 5.27 5.41 5.19 4.00 10.68 11.31
L 4.32 3.78 6.06 5.43 10.08 10.17
M 5.07 4.96 4.75 6.29 12.25 13.51
N 5.33 5.21 5.13 5.09 9.48 9.91
O 5.31 5.47 4.75 3.57 7.96 9.30
Q1 5.47 5.37 6.63 5.29 12.44 12.49
Q2 4.34 4.75 5.44 4.86 12.96 12.32
Q3 5.03 5.08 5.31 4.57 11.76 12.10
Q4 5.53 5.71 6.19 5.14 11.36 11.83
X1 5.03 5.25 5.63 4.70
X2 6.79 6.27 5.96 7.43 此项资料缺
X3 6.02 5.60 6.19 7.67
X4 5.12 5.15 6.38 6.13
Y1 23.7 22.42 9.00 14.3
Y2 54.89 53.47 13.63 35.71
Y3 76.14 77.01 27.29 21.43
Y4 20.31 20.37 4.5 28.5
由表可见，广东大学生各个性因素的均数都明显地低于中国常模；而与甘南地区大学生测试的结果相比，其较大部分个性因素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两者各有高低。结果显示广东汉族大学生是一个可以区别于其他地方大学生的一个具有性格特质的群体，亦是一个昭示着广东人性格特质的样本。 三、 广东汉族民俗和艺术中的人格投射
从人类心理学来看，神话、传说、民谚、音乐、舞蹈、绘画、戏剧、文学、建筑、民俗礼仪和节日诸文化形态既是人的创造，也是创造者的人格投射。按照文化人类学家R.R.马雷特的理解,人类学家只有把那些外观上看来是一堆习俗的东西同时也理解为一种心理过程，揭示出民俗这种文化残存的心理原因才是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试图分析一下民俗、艺术和建筑等文化形式中投射出的广东人的性格。
（一）民居建筑
民居建筑不仅是人造的自然，而且是凝固的文化，怎样建和建什么？是居民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意识的立体投射。环顾中国各民族的民居，不仅其建筑风格依民族而异，也依区域文化而异。如皇都北京的四合院，左右对称，前堂、正房、厢房、门房、井然有序，几代同堂各居所处一目了然，建筑风格朴实厚重，投射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儒家伦理。又如那精雕细琢“曲如才子笔”的徽式建筑正是那民纯气和，文雅彬彬的江南文化和民心的写照。广东汉族的建筑风格依民系的不同而各有千秋。如客家乡村地区的传统建筑形式主要有方楼、圆楼、府第式的三堂屋和五凤楼、围笼屋等。其特点是：祖堂在上，上下厅堂、主次分明，左右对称，规模宏大，坚固经久，防卫性高，生土建筑，古朴稚拙，少有雕刻，雄浑天然。围内“家累世义居”，“合门百口”，同姓视之为骨肉，透射出魏晋南北朝时中原衣冠士族大家族庄园建筑及其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客家建筑外墙开窗少，开窗小，窗台高于人头，其独特风格是客家人经历了与土著对峙和自我封闭阶段的记录，是客家人维系家族宗法制度，增进族内团结和在异乡获得生存安全的心理需要的表现。有学者认为，客家围笼屋前有半圆形的“龙池”，后有半圆形台丘，前者象阴，后者象阳，从外俯瞰围笼屋就如天地环抱于人的“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的意境，表现了丰富深邃的古老的文化哲学精神客家地区的村落中各姓各宗支宗祠建筑遍布，是客民散居以后增强族亲凝聚心理的强烈反映，也是客民门第观念，以郡望自矜，光宗耀祖心理的坦露。
相比而言，代表广府文化风格的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佛山梁园、广州陈家祠等建筑，汇集了石雕、砖雕、木雕、门画等大量的装饰艺术，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这种精细、浓艳、密实的特点反映了广府人精明、重形式、会享受的个性。如中国早期民俗学家胡朴安对广东之酒楼的评价：“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幽雅，器具之精良，装潢之精致，一入其中，辉煌夺目，洵奇观也”，“可谓冠绝中外”。虽然这些都是书院酒楼建筑，但广东珠江三角州地区的民居重装饰乃是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在广府地区农村的民居往往是户户相挨，数十户联成一片，与湖湘农村民居那种各户独处，屋前屋后留有成片空地，悠闲自得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据笔者对高要农村地区的调查，当地农民对这种前后左右拥挤不堪的居住方式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认为这样才不会受到鬼的恐吓和伤害。
（二）俗文学与艺术
所谓俗文学艺术在这里是指广东本土上的广府歌谣、客家山歌、潮州歌册、岭南竹枝词、民间韵语、通俗故事与笑话、民间小戏、小说和诗歌等民间的或大众的文学艺术。
粤俗好歌，客家人爱唱山歌，且尤擅长情歌，有关歌仙“刘三妹”的传说可见其传统的悠久。“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尝与百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潼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刘三妹的传说从粤东梅县、兴宁，到粤西阳春、电白以及广西等岭南各地广为流传，这实际上不仅是好歌的岭南人造出来的文艺女神，而且投射出岭南人称情直达的性格。客家山歌十之八九为情歌，既没有儒教礼法的虚伪，也没有深闺绣阁里女子的矫揉造作，而坦露的是炽烈、直率的爱。如有这样一首山歌唱道：“妹想情郎月半天，枕边翻滚泪涟涟。明月照在妹身上，魂魄落在郎身边。”，这种爱是自由的爱，大胆的爱：“高山流水响嗬嗬，上邻下舍出谣歌，他人爱讲由他讲，两人恋到唔奈何。”；不怕流言，也不惧封建陈规，“猪肉煮酒赶新鲜，妹爱恋郎赶少年，贞节也么牌坊起，风流一年正一年”；即使是吃官司亦无所畏惧，“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官司打眼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逛花园”。据说这歌里记载的是民国期间兴宁县一个才貌双全的寡妇与男人约会，被一个垂涎美色的地方官以奸情案把他们抓去并升堂审问，可敢爱敢恨的寡妇用一番山歌大闹公堂，反奚落这色官一顿。不仅历史上的客家妇女敢爱敢恨，当代客家人亦秉性不改。如在1990年梅州山歌节上,79岁的山歌大师陈贤英女士即兴唱道:“搭船来此鸳鸯亭，鸳鸯亭上会情人，可惜出世太过早，风流留给后生人"。
客家妇女这种敢为情而死的天放精神与中原北方儒家传统文化下的男女情爱的压抑状况简直有天壤之别。在传统文化中，冷冰冰的“非礼勿视，非礼勿闻”，“夫为妻纲”的名教礼法导致了一种床上夫妻床下“相敬如宾”的怪现象，不仅公开吟唱情话、情歌是罕见的，而且甚至“夫妻之间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在这种社会里，我们逐渐变得“庄重”了，本来，感情是人们内脏的活动，象人们的四肢活动一样，若是从小就不给他操练，是会麻木不仁的。……我们失去了感情畅泄的满足和爽快，因此，我们对于感情成了外行”。弗洛伊德说，“一般来说，我们的文明乃是建基于对本能的压抑上的”（5），中国传统文化亦是如此，在千方百计地压抑人的性爱等本性情感的同时，却又极力推崇忠、孝、仁、义、信等社会感情，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情感的社会化模式。然而，魏晋六朝时是一个例外，那时，“诗缘情而绮蘼”，由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个性解放和真情表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个从气数已尽的独尊儒术的王朝压抑下走出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亲卿爱卿，一往情深，热情如火，自由放达的天放的时代。客家先民，“正是在这个精神大解放、思想大自由，但也是人生最苦痛的时代中，骤然被抛离出正常的历史轨道，被迫开始了万里长旋，千年迁徙……”。有学人认为，客家先民出发前的这一段文化的记忆，正是客家人秉性的历史根源。所谓言为心声，歌为情致，客家情歌透射出客家人对性爱的态度不同于他群体。我们以“婚外恋”和“婚前性行为”为题进行比较，得知三个民系
的态度倾向是同中有异的：
表10-12 三民系对婚外恋/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比较
婚外恋 广府人 潮汕人客家人 未婚前性行为 广府人 潮汕人 客家人
决不允许 65.0056.3644.76 决不允许 35.71 30.9122.38
可以理解 32.14 40.0044.06 可以理解56.4355.4564.33
无所谓 2.86 5.45 8.39 无所谓 7.86 11.8111.19
由上可见，客家人持“可以理解”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数总和的比例较另两个民系高出许多，这与通常认为的山区人较为保守的印象相悖。
与粗旷的客家山歌相比，潮州歌册就显得要纤巧细腻得多。从题材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关于历史通俗演义的，二是关于公案故事的，三是关于才子佳人故事的，四是关于民间传说的。如以地方故事创编的歌册为例，文中不乏有关“烧香祷告天”、“众神朝在金銮前”、“喜舍妆敬神明”之类的辞句，或阴阳转世的离奇情节，反映了潮汕敬神事鬼的风俗民情。潮州歌册演唱时必须用平声韵，所以声调轻婉铿锵，十分悦耳。潮州歌文较长，长篇的可有二三十卷，几千行，一本可唱几个晚上，甚至十天半月，听众仍不厌其烦，民众缠绵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潮州音乐古朴、典雅、又有江南的秀丽、细腻和海边风情的轻柔；而潮州锣鼓，则气势雄伟，充满活力，这是潮汕人性格的写照。
广州竹枝词则写出了广州人的另一番情调，如清末的一首佚名作品这样写道：“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年华。除夕案头齐供奉，香风吹暖到人家”，“红棉十丈如荼火，尚见炎州霸气雄”，这不仅是对鲜花掩映、香风夹岸的广州的描写，而且也是对性情开朗，自强自立追求新奇和自然，但又迷信的广州人的精神风貌的描写。又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嫁女归来忍泪痕，半忧半喜自思存；爹娘第一开心事，最早烧猪送进门”，这无疑表现了广州人对新婚女子贞洁的注重，与上述调查结果参照可见，广州人并不因在较发达的地区而在性问
题上持更开放的态度。与客家粗犷的山歌相比，“广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大抵出于唇舌，不清不浊，当为羽音。歌清婉流亮，纤徐有情，听者感动。”，广州人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客家民俗歌谣还透射出“唯有读书高”和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如《点花烛》：“洞房花烛满堂光，郎才女貌结鸳鸯，明年添到双贵子，定系文武状元郎”。《挂梁红》：“一匹红罗万丈长，鲁班子弟来缠梁，左缠三转生贵子，右缠三转状元郎”。结婚、盖房子都离不开仕途和生殖的崇拜。
与北方文化相比，岭南书画正是岭南人性格的写照。“北方书法，端庄凝重，峻峭方整；南方书法，洒脱秀逸，摇曳多姿。绘画上，北派山水画，笔力遒劲，气势磅礴，金碧辉煌；南派水墨画，意向逼真，飘逸潇洒，不拘一格”。
（三）语言文化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语言不仅可以反映现实，使实在符号化，而且是人开放心灵的窗口，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怎样使用语言投射了使用者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且反映了其文化背景的差异。
以命名为例，有人认为，汉族人特别容易沉耽于由语言构造的幻想。如在客家地区我们可以随手采集一些人名，如“士宏”、“露儒”、“文珍”、“宇文”、“辉奇”、“利文”、“启优”、“其义”、“训坚”等，崇尚舞文弄墨和望子成龙的愿望一目了然。而广州的人名则多见“嘉欣”、“嘉杰”、“嘉丽”、“家豪”、“锦辉”、“慧仪”、“铿华”、“安妮”、“丽娜”等，追求悦耳动听、美好新潮的性格溢于字间。再看粤菜名，如“发菜蚝豉”与发财好市谐音，商店、公司名多取“宏发”、“迅达”、“顺意”等等，求财意识流露无遗。而“士多”（Store）“Ｔ恤”（T-Shirt）、“波鞋”（Ball）、“打的”（Taxi），扬溢着广州人大胆吸收西方话语，求新求奇的意识。
广东人的迷信心理还突出地表现在对语词魔力的迷信和神化，如讳言“干”，称猪肝为“猪润”，干杯叫“饮胜”；称丝瓜为“胜瓜”，因“丝”与“输”音近；又讳“空”（因音与“凶”同），出租空屋时便写“吉屋招租”，空手称“吉手”；猪血称“猪红”；送礼忌送钟（因与“终”音同）；由于数字３、８、９与广州方言“生”、“发”、“久”谐音，所以特别受到崇拜。
比较广东不同民系民居门上的对联，其心态之异跃然纸上。如客家民居门上的对联常见有：“儒士家风，振奇人品”，“河南世泽，渭水家声”之类，流露出客家人客居他乡，却念念不忘精神家园，自贵与失落感交织的复杂情感；广府民居门上的对联则常见的有“财通四海，福连八方”之类，表现出广府人地处沃土安逸的幸福感。 （四）民俗
潮汕的潮瓷、木雕、潮绣等著名工艺品以细腻为共同特点，木雕以细腻的刀路著称，潮绣也以精工驰名，潮人种田一年三造，精耕细作犹如绣花，潮汕人性格承吴越人之纤细可见犹存。广东人不仅仅只是会吃，讲究吃，更主要的是敢吃，无论是海滩上的沙虫、水田中的禾虫、龙虱、还是缫丝后的蚕蛹、扑灯自投罗网的桂花蝉，或是害虫地老虎和竹虫，以及蛰人野蜂的幼虫等，均是广东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林语堂先生认为不仅广东人的饮食嗜好，而且其“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的性格都源出“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广东人的质朴反映在饮食上是崇尚清淡，原汁原味；在衣着、卧室器物上则素朴从简，一块木板，一床草席，一幅蚊帐就是许多老百姓卧室的全部家当，绸缎锦被甚是难见。广州人衣着随意，自由，个性化强，重在舒适，年轻人求新奇但并不求华饰。潮汕人和客家人衣着更为质朴，且不求新奇古怪。有人说，“广东人吃在嘴里，上海人穿在身上”，这一比较甚为贴切形象。
广东人在端午节有爱赛龙舟之俗，明代《天山草堂集》载：“粤人习海，竞斗角胜，而大舟比常制犹异，十余年始一举”，“比赛时，旋转舞蹈，冒之以幔，数里外犹可见。两旁持短楫应鼓百夫，银帽红衫，铙吹沸作。”在广东举凡有开业、奠基等喜庆大事，民间尤喜舞醒狮，醒狮会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自发的民间娱乐组织，舞狮不仅只是热闹，而常常是数队同舞，具有很强烈的竞技表演性，上述这些活动是广东人好斗秉性在竞争形式上的升华。
拜神驱鬼，祭祖先是粤人民俗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正如有一首广州竹枝词描述的那样：“粤人好鬼信非常，拜庙求神日日忙，大树土堆与顽石，也教消受一枝香”（1）。
丧葬之俗在一切风俗中最基本和稳定，它包括葬法、葬式、葬礼、丧服等内容，依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不同而异。如前所述，岭南汉族颇具地方特色的是流行二次葬或称洗骨葬。二次葬在广东各民系中都有存在，客家地区也很普遍。据考，在世界上很多民族中都有二次葬俗，其文化意识可能因地而异。就客家人而言，这种风俗与其祖先崇拜的浓厚意识是密切相关的。在客家人的心底里，父母就是自家的佛，正如客家《拜血盆歌》中所唱的那样：“十月怀孕在娘胎，食娘血液养大来，父母还生恩不报，问你身从何处来？父母不亲谁是亲？不敬父母敬谁人？父母就是生身佛，何必灵山拜世尊。……”因此，父母在世，孝敬有加，父母逝世后则不忘拜祭，已成为客家人的家风世训。即使是流移迁徙异乡也负其亲骸，所谓“九葬九迁，十葬万年”这句偈语表达了客家人背负的不仅仅是父母的遗骸，而是远征中携带的一种如佛教舍利子般神圣的庇护。
事实上，中国民俗文化的主流是入世的，无论是祭神，还是拜祖，都是与后人命运相关的一件事。费孝通先生就曾经这样剖析过，“我们的祭祀很有点象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祈祷的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香烛和磕头是阴冥之间的通货”（2）。为此我们对广东汉族三民系的祭祀心态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2.86%的广府人、20.0%的潮汕人和17.48%的客家人认为祭拜祖先是为了保佑自己与后代；55.45%的潮汕人，49.65%的客家人和44.29%的广府人认为是诚心对前辈的悼念；此相类似，36.43%的广府人，22.38%的客家人和21.82%的潮汕人祭拜神鬼是因为惧怕鬼神加害自己和家人；27.27%的潮汕人，13.29%的客家人和10.71%的广府人表示祭拜的确是表达对鬼神的敬畏。由此可见，无论是祖先崇拜，还是鬼神崇拜，广府人比另外两个民系表现出更多的功利主义（或工具化）倾向。
广东四季如春，气候宜人，花开不败。广东三民系各自选出了能代表本民系秉性的“市花”。如梅花是客家故都梅州市的市花，赣南、粤北边界的“梅岭”也因梅多而得名，1991年大余县在梅岭梅关举办了首届“梅花节”。梅花与冰雪抗争，傲霜怒放，独立不羁的气质正是客家人性格的象征；“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过程正是客家人千年迁徙，万般磨难的写照。客家人以梅谐妹，寻梅即寻妹，如有山歌这样唱道：“正月里来梅花开，旧年过去新年来，风吹梅花互落地，梅花香里望君来”；“深山肚里一株梅，经霜捱雪红花开，明知深山有老虎，因为寻梅舍命来”。可见，梅花不仅象征着民性，还寄托了客家人的一种美好情感。又如木棉花是广州的市花，木棉树高大挺拔，质朴、苍劲的枝杆上火红的木棉花争相怒放，花谢过后才是绿叶的勃勃新发。木棉花所象征的人格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述的，“红棉十丈如荼火，尚见炎州霸气雄”，这不正是广州人敢为天下之先、一花引来万木春的形象吗？ 来源：http://www.xinbar2000.com/gdxl/gd4.htm
四、 广东汉族社会心理的成因
我们不仅要研究族群的心理特征是什么，还要研究它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广东汉族族群的社会心理和众数性格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人与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政治、宗教等众多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试分析如下：
（一）生态环境机制
存在的处境决定人的心理。对族群性格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识已有悠久的历史，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云：“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林之民专而长，坟衍之民皙而瘠，原湿之民丰肉而庳”。有关广东各族群社会性格与其居住地域的关系也在民俗志上有过精彩的描述:广州“郡城之俗，大抵尚文。而其东近质，其西过华，其南多贸易之场，而北则荒凉。故谚云：东村西俏，南富北贫。外县穷乡，民俗大抵多俭啬，而耐勤苦。依山者多朴，其失也愚。依水者多智，其失也伪。濒海者多阔疏，其失也悍”。又有对惠州族群性格的解析：“惠居五岭东南，罗浮甲于天下。重深环之，其民钟气于山，大都朴野悃幅。故讦讼犴狱鲜，而椎鲁顽昧，或不免焉”。梁启超曾写过不少有关文化地理学的论文，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精神、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然，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互动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同时人也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而族群性格就正是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
岭南北枕大庚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五岭连绵起伏，怪石嵯峨，丛林密布，瘴气疫疬猖獗，成为一道隔绝古代中原文化南传的天然屏障，在古代的中原人看来，岭南就是“蛮荒”之地，在今天的北方人看来，广东则是遍地黄金的文化沙漠。这与其说是岭南以北的人对广东的不了解，还不如说是因为地理隔绝所造成的文化异质，及其人对文化的不同理解所致更为恰当。这正如清初王士贞在《池北偶谈》中所说：“粤东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天然屏障在隔绝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为岭南土著和迁徙入粤的汉人的自由创造提供了“山高皇帝远”的舞台。广东南临浩瀚的大海，古南越人熟悉水性，善于舟渡，很早就与外界有商业往来，形成了与中国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同样壮观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地理条件，所以才有广东人漂洋过海谋生，以致形成今天海外华侨的80％都是广东人的局面。所以，潘光旦先生认为，广东人“喜欢远游”是区别于北方人的一个性格。
如果说五岭的自然隔绝机制造就了广东与中原人文相区别的独特的文化景观，那么广东境内的自然地理也对广府、潮汕和客家区域亚文化及其民系性格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句话对分析广东三个民系的性格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广东中部为珠江冲积平原，志书记载，“田广而腴，鱼稻之饶，甲于他邑”，明代孙蒉《广州歌》曰：“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所以，这里的人群“喜以勋业自见”，“尚气节，崇礼让”，“士喜豪侠，矜气节，多以功名著声”。因有优越的生存空间，也易形成自满自足的优越感，丰衣足食，也喜淫祀。而客家人由于不断被迫迁徙，流落到贫穷的内陆山区，人地矛盾突出，求生艰苦，为防山贼，聚族而居，艰苦和闭塞的生活环境培养了客家人“士淳民朴，然性刚烈”“民性质实，尚勤俭，重本薄末。地狭民瘠，尚气轻生。君子质木，小人悍蔽”的性格。潮汕北、东、西三面环山，而闽粤边境为低矮的丘陵和台地，自然地使潮汕与闽南同属福佬文化圈，而地势高绵延400多公里的莲花山脉却曾阻碍了潮汕文化与广府文化的交流。潮汕地区“耕三渔七”，以致形成了“人竞经商”的局面，与大海的搏斗造就了“强悍负气”，“慷慨重义，患难相恤”的族群性格。看来客家多出政治家、军人和教育家，珠江三角州多出实业家和学者，潮汕多出商人的现象包含有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的三大一神宗教都产生于中东沙漠地区，可见恶劣的环境总是宗教信仰的庇护所。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广东汉族三民系都重祭祀，但以潮汕地区的诸神崇拜文化最为浓厚。在潮汕地区作实地考察，既可见海神、地母、大湖神、太阳神、月亮神等自然诸神的牌位和庙宇，也可见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诸神的庙宇和教堂，还可见有关公、三山国王、妈祖等英雄崇拜和传说诸神系统，潮汕不仅受朝拜的神明众多，而且百姓已将拜神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潮汕民间信仰多神，这与其地理环境有关。潮汕地处韩江、榕江和练江的出海口，向来以水患为烈，而且男人以下海捕鱼为生，暴风骤雨、惊涛骇浪更增加了对大自然威力的恐惧，在家的妻儿则乞求诸神保佑出海亲人的安全。此外，在潮汕地区还崇拜一个特殊的神，潮人称“床脚婆”，揭阳人叫“公婆母”，关于此神的来历有一个这样的传说：丈夫长期在外经商，妻子与人通奸，丈夫知道后将两人杀死，埋在床下。然而，丈夫续弦后所生的孩子皆不能存活，丈夫以为床下阴魂作祟，只好为死者设立牌位祭奠，从此小孩才平安长大。。这种神的来历和崇拜也反映了潮汕人有除大自然以外的另一个来自婚姻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与远洋捕鱼生活有相当的关系，在问卷调查中再一次证实潮汕人对婚姻稳定的心理需求要高于广府人和客家人。
（二） 社会化机制
族群性格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体人格的反映，因此它是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是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要了解族群人格的的形成就必须剖析个体人格的社会化过程，所谓人格，就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个人特色的身心组织或行为模式。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化过程与人格特征塑造的关系很早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１、广东儿童的断乳现象
社会化虽然是一个人终生的课题，但儿童时期的社会化过程对个人的人格定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哺乳、断奶、排泄训练是这一时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心理学家常常注意观察的项目。按照弗洛依德的观点，成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和人格与其幼年时期的性心理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如嘴唇是儿童时期的快感区，婴儿通过吸乳，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饥饿感，也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和惬意。但母亲的乳头并不是随时可供婴儿任意吮吸的，当婴儿找不到乳房时，他/她便用嘴四处寻觅，对一切可以代替的东西进行尝试，也许当婴儿无意吮吸到自己的拇指或舌头时就会发现，在这里同样可以获得差不多的而且可以更自由的快意。弗洛依德认为，婴幼儿这种“为吸吮而吸引的性的活动”并不是为了获得营养而吸吮，而是婴幼儿断乳这件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它的作用在于满足婴幼儿精神愉悦和减少焦虑的需要，它标志着婴幼儿的单向依恋情结由他恋转向自恋，由他爱转向自爱。这些需求不仅只是现代人的，而且也是古代人的，弗洛依德说，“试看古时埃及人的艺术，画中的儿童都以手指放在嘴内，即使是画神圣的贺鲁斯（即埃及的鹰头神）也是这样，其对人性的了解不能不令人赞赏”。
毫无疑问，既然这是人性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那么，婴幼儿吸吮手指的这种现象也一定普遍地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民族社会中，中国民众的日常观察都很容易证实这一个事实。虽然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中的婴幼儿都有吸吮手指的行为，可不同的文化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在西方人看来，婴幼儿吸吮手指这不仅是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婴幼儿期他/她唯一力所能及的游戏权利，如果剥夺婴幼儿的这种行为机会，将可能造成婴幼儿日后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和情感缺陷。因此，在西方国家不仅大人们不会禁止婴幼儿吮吸自己的手指，而且还制造一个专用的橡皮头以填补断奶后的空白，于是到处都可见吸着橡皮奶头怡然自得的婴幼儿，甚至偶尔可见年龄较大的学前儿童和小学生。相比而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婴幼儿的断奶采取的是一种较为严厉和强制的态度和方法，如母亲短期离开婴儿，或在奶头上涂上苦味的黄连汁，强迫从吸奶的方式过渡到其它的人工哺育方式。与此同时，视吸吮手指是一种不卫生和贪婪的坏习惯而加以禁止。对于那些用奶瓶喂养儿童的家庭来说，也决不会允许小孩去吸吮一个已经没有牛奶的空奶嘴，在中国人的眼中，婴儿除了需要营养外不可能还需要由一个吸吮动作带来的什么快感。笔者认为不论是儒家的“节欲”，道家的“寡欲”，还是宋明理学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之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无疑是禁欲主义的。
然而，正如林语堂所说的广东文化是“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那样，广东的文化的特色就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相似与不似之间。就婴幼儿吸吮橡皮奶头的现象而言，43.57％的广府人，37.27％的潮汕人和34.97％的客家人都认为自己亲友中的小孩有吸吮橡皮奶头的习惯，这表明广东对婴幼儿断奶的态度和做法明显与岭南以北的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一个北方人如果在广州街头巷尾看见幼儿含着橡皮奶嘴，流着口水，在妈妈的背上得意洋洋的样子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广东人如此纵容小孩这种贪婪的要求呢？
据了解，这种西化的婴幼儿的哺育方式在广东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这种哺育方式与广东儿童的人格特征具有某种联系，但它提示这种西化的哺育态度和方式之所以能在广东区域文化中较快地被接受下来是具有一定的本土同质文化基础的。为了考究这种文化基础，我们不妨在此追寻一下关于“吃在广州”的南粤饮食文化的特点。广州人敢吃、会吃不仅天下闻名，历史悠久，而且很讲究吃的快感和形式。在丰富的广州饮食文化中有一个独特的小吃就是“炒田螺”，志载，“八月望夜，赏月，剥芋食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在于广州人喜食田螺，而在于其吃法独特，将这样一个十分普通的小吃推崇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必备菜肴，其中必有某种心理动因。在传统中华文化中，中秋节是一个以月圆为象征的典型的团圆节日，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回夫家，曰团圆节也”。可见自古以来，节日的饮食制作与种类选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广东人吃田螺所寓予的文化意义也许在于它天下独有的吃法即用唇舌裹食，吮吸螺肉的所谓的“嗍螺”。岭南以北的汉族也吃田螺，但他们把螺肉挑出来炒着吃，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寓意，而广东人对田螺的独到吃法却为成年人创造了一个回归幼年时由吸吮带来快感的机会。事实上，这种原始的口部的快感在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性生活中都依然存在，但吃“嗍螺”这也许是成年人除接吻之外唯一获得的口部快感的形式。在浩月当空的夜晚，一边赏月，一边嗍螺剥芋，心理定必是泛起一股团圆的愉悦，可见，中秋节吃“嗍螺”不仅蕴含有特定的文化符号意义，而且“嗍”（即吸吮）这个动作本身的心理意义远远超过那丁点儿螺肉的营养意义。因此，可以认为广州人爱吃“嗍螺”的习惯与洋人爱吸吮奶嘴乃是同质而不同形象的文化，且出自相同的心理动因（注：弗洛伊德认为同一个里比多的机能可以表现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形象）。这种“为吸吮而吸吮”的饮食文化与广府人重享受，乐天性格的形成是否具有某些联系尚有待作进一步的考察。
客家人亦爱吃田螺，而田螺恰好与仙女下凡的传说有关。这个流行于兴宁地区的传说讲的是一个老实忠厚的男子救了一个差点被老鹰刁去的大田螺，而这田螺则是仙女下凡的化身，结果，田螺仙女以身相许，与该男子结为百年之好。这个传说里同样投射出客家人对田螺寄托的特殊情感。
[ Last edited by KOODMI on 2005-4-10 at 18:06 ] 、儿童的社会化模式
据研究，大多数美国人更倾向于把成年期看作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然而，在中国的情形相反，在被访的中国成年人中约有65％的人认为孩提时代比成年更为幸福；只有15-20％的人认为成年期比儿童期更幸福。对于中美文化的这种差别，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中美的社会化模式不一致所造成的。如中国的父母亲对幼小的儿童倾向于宽厚，甚至溺爱，而对子女社会化的要求程度是随儿童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变得严厉起来。而美国等西方民族对子女的社会化要求则是随其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放松，到举行过成年仪式后，便获得了与父母等成年人同等的各项权利。因此，不难理解中美被试各自的幸福感分配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为了研究广东人的社会化模式，了解广东人对不同年龄阶段幸福感的众数分布情况，我们拟定了这样一个试题来进行测试：“假设有一种技术可以把人变成自己喜欢的那种人，那么，你希望自己变成为……”（选择是：儿童/青年/中年/老年）。结果，67.86％的广府人、61.54％的客家人和52.73％的潮汕人表示愿意成为“青年人”，而只有30.0％的潮汕人、25.17％的客家人和25.0％的广府人愿意返回到儿童时代。表明广东人具有更喜欢风华正茂的有活力和自由的年轻时代，而不甚喜欢虽然浪漫但受人支配的童年的倾向。
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父母对儿童的冲动和越轨行为的控制，据我们的调查，现在的广东人对儿童最严厉控制的前三位行为见下表。
表10-13 广东不同民系对儿童行为控制的比较
民 系 最严厉控制的前三位行为及百分比 %
广府人 偷东西(42.14%)＞ 性游戏(26.43%)＞ 说谎(19.29%)
潮汕人 性游戏(35.45%)＞ 偷东西(34.55%)＞ 说谎(17.27%)
客家人 偷东西(34.26%)＞ 说谎(29.37%)＞ 性游戏(21.68%)
迈克等人认为，“在中国广东农村，打架和偷窃是最可怕的不良行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两家之间的冲突，从而威胁到成年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总之，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攻击性的控制倾向于严厉，而对其它方面的过失则较为宽容”。而我们的调查表明，只有被调查的客家人中有63.64％的人认为自己或自己的兄弟受父母体罚的原因是与同伴打架所致，其比例显著地高出潮汕人(24.55％)和广府人(13.57％)。现在年轻一代的广东人与其父辈一代相比，在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上已有较大的变化，认为打架虽然不好，但似乎可以用“年幼无知”、“争强好胜”等理由来搪塞，而偷东西、说谎、性游戏之类则涉及到道德和品质问题，这是父母亲最不愿意看到的。这就是说，现代广东人对孩子冲动的控制标准从过去外向的人际关系转向个体内在的道德标准。过去一些学者对台湾和香港人群进行观察后认为，体罚是中国的父母约束孩子的主要或唯一的方法，但我们新近的调查结果表明，现在的父母或即将成为父母的青年一代对孩子的攻击性行为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82.86％的广府人，81.82％的潮汕人和82.52％的客家人认为只需给予“批评教育”即可。
当孩子取得某项成绩时，父母如何反应也是影响儿童行为的一种社会化方式。63.57％的广府人，56.36％的潮汕人和65.7％的客家人认为对孩子的成绩应给予口头表扬，35.0％的广府人，40.0％的潮汕人和28.67％的客家人表示应给予“物质奖励”，这种结果与香港人的反应模式基本一致，即主张精神鼓励为主的人占被调查者的大多数。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他们认为，客家妇女通过童谣、儿歌、游戏、让孩子摹仿与操作等形式培养儿童的劳动观念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客家人勤劳勇敢的性格形成的重要机制。 ３、广东人群的偏手性比较
民族心理学家注意到，偏手性在人群中发生率之高低可以作为观察一种社会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压力的大小或教养之严厉程度的指标。因为一般来说，在一个使用右手为优势利手的社会里，成人在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会很自然地要求他/她们也学习使用右手来做主要的工作，如用右手拿筷子吃饭等等，于是不难理解，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社会中，惯用左手的人群比例（即偏离社会中的普遍右手利者的情况）会比一个具有严格社会化的社会中的发生率要高一些。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文化为右手的使用制造了选择性的压力。有资料表明，在较为宽容自由的爱斯基摩猎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和中国水上居民（男女）当中，惯用左手的人群比率分别为11.3％、10.5％、和9.4％；相比而言，在儿童社会化过程较为严厉的中国客家村民和扎伊尔加丹加农民中使用左手的人群比率分别为1.5％和0.6％。而对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和美国人的抽样调查，其相应的左手比率分别是7.0％、5.1％和5.6％，正好居两类社会文化之间。也有关于对中国大陆各地一万多人的调查，其结果显示左手利者的男女混合比率只有0.24％（1）。然而，我们在广东汉族的调查显示，左手利者在三个民系的中青人中的发生率分别为:潮汕人12.73％、客家人7.69％、广府人6.43％，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发生率，提示广东社会文化环境整体上较内地宽松自由。就广东汉族三民系比较而言，潮汕人群中的左手利者远远高于客家人和广府人，这与其他学者认为自由宽松的渔民文化中的左手利者较农业社会文化中的左手利者为多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据其他学者的研究，偏手性可能具有认知方面的意义，即左手利者的现场依赖性（Field dependent style）要比右手利者和左右混用者强，也就是说，左手利者较易受场景或他人意见的干扰而扭曲或改变自己的判断。潮汕人中左手利者的发生率较高这是否提示潮汕人更具有从众的倾向，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方言隔离机制
文化人类学家L.A.怀特说，“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不可能有文化，人也只能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人类”。语言不仅使人摆脱了动物界，建构了文化，而且使人具有
了丰富的心理世界。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母语，而每一个民系又总是以独有的方言为特征。广东汉族三民系的分界几乎等值于其方言的同语（言）线，而同语线相对于非同语线来说，它是思想传播、文化认同的低阻途径，是文化圈的历史和精神分界。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由于语言交流障碍而相对隔绝，这不仅在族群的形成过程中曾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对于区域文化及族群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方言不仅仅是语言在地理上呈现的分布，它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首先是一种文化代码，它表明你是谁或你是哪里人。对本群体而言，方言是一种凝聚的力量，认同的标志和感情的密码；对外族人来说，方言就是一种隔膜，一种距离。客家人云：“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人在远离北方故土的客地不断地迁徙，甚至漂洋过海，在其它土著民族和族群的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靠的就是方言这种凝聚机制使他们相互认同，聚族而居，不忘祖训。所谓的方言岛和方言板块，从人类心理学意义上来看也就是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的文化圈，凡属于同一文化圈的人在语义沟通上较之非同一文化圈的人更少歧义。著名的客学研究专家古直教授就这样分析过客家人的性格形成与其方言的关系：“客人先来自中原，初因自贵，保守语言，及迁益南，迫近陆梁（指五岭以南），保守之性加强；”“客人不屈己从人，屈强介立，自划鸿沟，永永年代，长留客名”.调查表明，广东汉族三个民系的民众都更喜欢听本地用方言播放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这个事实表明方言不仅仅只是发音的不同，而是“指包括发音在内的语言的每一个侧面”，如方言中蕴含的情感和民俗意义等等，所谓“言为心声”，方言传达的不只是语义，而且可引起人对同族文化的情感反应，如海外华侨返回故里听到乡音乡乐时，常常情极而涕。
方言还是各个民系创造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音乐、戏剧、山歌等俗文学艺术的元文化或工具，而这些俗文学艺术进一步增进了群体的内聚力和认同感，构成了区域文化的特点，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说：粤俗好歌，语多双关，词不必全雅，然情必极其至。粤语歌的这种民情民俗是与其方言的特点分不开的。如用客家话演唱的客家山歌，汉剧，用粤语吟颂的广府歌谣，木鱼书和粤剧，用潮州话演唱的潮州弹词和潮剧，用雷州话演唱的雷歌等，在当地民众那里就是倾诉他们喜乐哀悲的心曲，尤其当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时候，这些乡音所唤起的就是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词发，观文者报文以入情”，可见任何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抒发和调动人的情绪，是人类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方言的考证不难证明，广府文化与吴越文化，潮汕文化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似性是与其方言的低阻抗传播相平行的。 （四） 文化交流与融合机制
今日广东人的性格反映出南越土著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中原汉族人口大规模的南迁联系在一起的。古越族本是岭南土著文化的主体，他们有“断发文身”，不着冠带，椎髻箕倨，嗜食水产，敢食蛇鼠之俗，与视毛发为父母之赐不敢毁伤的中原文化大相径庭，在当时中原人看来是一个“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的朴野蛮夷。秦汉进军岭南，南越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接触，交流，晋室南渡，岭南成了中原人避难的后方，大批“衣冠望族”向南迁徙，这“持续300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岭南荡漾，从多方面改变着南越文化的结构和面貌”。五代和两宋时期为避战乱，中原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素质高，分布广，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而广东人性格的形成就深受这种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如客家妇女的优秀品质中既有中原儒家道德观的沉积，又吸收了畲族妇女勤劳、朴素的品质成分；客家和畲族都以歌行乐，抒情，崇尚武术，也反映了两个民族群体文化的互动关系。
据史载，两宋移民中多来自江南，如一部分取道大庚岭下珠玑巷，后分布于珠江三角州各地的移民与当地土著从杂居，到汉俚同化，大抵在宋元时期形成了具有汉俚文化杂交特质的广府文化。这正如史籍上所称，“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如以文教人文为例，自东晋以降，吴越故地由尚武到崇文，教育勃兴，人文荟萃，诗画斗妍。这些人文随江南移民而移植于岭南，如《番禺县志》载，“缙绅尚气节，崇礼让，士耻奔竞，重儒雅。”《金志》也载，顺德“士以通经学古为尚，振翰云霄，多跻通显，有历卿相者。”“东莞县士喜豪侠，矜气节，多以功名著声。”“四会县昔称士秀而文，俗尚礼义，缙绅儒雅，代不乏人”，这些人文特点显然为原岭南土著所没有。此外，岭南和吴越人有不少同源古越人的文化，如“断发纹身”及龙和鸟的图腾崇拜，这种动物崇拜的来源据说可能与河流和森林的居住环境有关。这种崇拜在巫术上的引伸便是“以鸡占卜”，《汉书.郊祀》说，“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按照图腾习俗的一般演变规律，我们推断，随着鸡卜等巫术的逐渐淡化和消亡，鸡可能降为一种岭南人喜嗜的美味佳肴，如今在广东有关鸡的吃法种类可能为中华之最。
广东客家先民多来自中原，从今日梅州客家姓氏家谱记载来看，尤以中州（河南）人居多，因此，客家文化和客家人的性格深藏中原故土文化的烙印。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策源地，这里“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人情朴厚，俗有儒学”；“重礼义，勤耕壬”；“其俗刚武，尚气力”“其俗劲悍勇毅”； “性行淳朴，不事华侈”；“笃厚善学，重贤敬宾，士女勤朴，不务华饰”；“地滨大河，故其人气浮，故其人质柔，故其人心惰”；“男尚节介，女多劲烈”。田野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广东梅州地区的民居门上常书有“河南世泽，渭水家声”的对联，这反映了今日客家人之性格与中原先祖性格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
今日广东人的性格还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特点。广东人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经欧洲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从海上登陆直接向广东输入的文化。鸦片战争后，“广东比其他省区更全面更深刻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质变同样吸卷岭南文化各个领域”，岭南传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中国文化被置于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参照系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广东不仅在全国最先建立了近代的新兴工业文明，还首先创办了新式教育学堂，成为我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西方文化不仅在广东留下了街道两旁中西合璧的骑楼和教堂与医院的建筑风格，而且使岭南人的饮食、服饰、娱乐、语言、观念、社会制度等多方面涂上了不少的西方文化的色彩。其二是经华侨回乡传入的西方等异国文化。广东是海外众多华侨的故乡，广东人与华侨在经济、文化和血缘、感情等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在海外经过异国文化洗礼和磨练的华侨眼界开阔，信息灵通，具有开放和活力的性格为广东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养分。广东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人文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人杰，如洪秀全、丁日昌、丘逢甲、黄遵宪、梁启超、詹天佑、孙中山、廖仲恺、宋氏三姐妹、叶挺、叶剑英等，他们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个人的性格和实践方式无一不透射出西方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烙印。概而言之，从近代到当代，正是这种荟萃中西文化，熔广府、客家和福佬传统于一体的广东文化展示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对文化来说，文化联系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过程”。因此，当我们在赞叹可见的广东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时，千万不要忘记隐含在经济成就背后的那种善于大胆吸收外来文化营养，务实求新，灵活奋进的广东人的精神。
（四） 文化交流与融合机制
今日广东人的性格反映出南越土著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中原汉族人口大规模的南迁联系在一起的。古越族本是岭南土著文化的主体，他们有“断发文身”，不着冠带，椎髻箕倨，嗜食水产，敢食蛇鼠之俗，与视毛发为父母之赐不敢毁伤的中原文化大相径庭，在当时中原人看来是一个“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的朴野蛮夷。秦汉进军岭南，南越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接触，交流，晋室南渡，岭南成了中原人避难的后方，大批“衣冠望族”向南迁徙，这“持续300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岭南荡漾，从多方面改变着南越文化的结构和面貌”。五代和两宋时期为避战乱，中原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素质高，分布广，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而广东人性格的形成就深受这种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如客家妇女的优秀品质中既有中原儒家道德观的沉积，又吸收了畲族妇女勤劳、朴素的品质成分；客家和畲族都以歌行乐，抒情，崇尚武术，也反映了两个民族群体文化的互动关系。
据史载，两宋移民中多来自江南，如一部分取道大庚岭下珠玑巷，后分布于珠江三角州各地的移民与当地土著从杂居，到汉俚同化，大抵在宋元时期形成了具有汉俚文化杂交特质的广府文化。这正如史籍上所称，“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如以文教人文为例，自东晋以降，吴越故地由尚武到崇文，教育勃兴，人文荟萃，诗画斗妍。这些人文随江南移民而移植于岭南，如《番禺县志》载，“缙绅尚气节，崇礼让，士耻奔竞，重儒雅。”《金志》也载，顺德“士以通经学古为尚，振翰云霄，多跻通显，有历卿相者。”“东莞县士喜豪侠，矜气节，多以功名著声。”“四会县昔称士秀而文，俗尚礼义，缙绅儒雅，代不乏人”，这些人文特点显然为原岭南土著所没有。此外，岭南和吴越人有不少同源古越人的文化，如“断发纹身”及龙和鸟的图腾崇拜，这种动物崇拜的来源据说可能与河流和森林的居住环境有关。这种崇拜在巫术上的引伸便是“以鸡占卜”，《汉书.郊祀》说，“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按照图腾习俗的一般演变规律，我们推断，随着鸡卜等巫术的逐渐淡化和消亡，鸡可能降为一种岭南人喜嗜的美味佳肴，如今在广东有关鸡的吃法种类可能为中华之最。
广东客家先民多来自中原，从今日梅州客家姓氏家谱记载来看，尤以中州（河南）人居多，因此，客家文化和客家人的性格深藏中原故土文化的烙印。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策源地，这里“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人情朴厚，俗有儒学”；“重礼义，勤耕壬”；“其俗刚武，尚气力”“其俗劲悍勇毅”； “性行淳朴，不事华侈”；“笃厚善学，重贤敬宾，士女勤朴，不务华饰”；“地滨大河，故其人气浮，故其人质柔，故其人心惰”；“男尚节介，女多劲烈”。田野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广东梅州地区的民居门上常书有“河南世泽，渭水家声”的对联，这反映了今日客家人之性格与中原先祖性格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
今日广东人的性格还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特点。广东人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经欧洲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从海上登陆直接向广东输入的文化。鸦片战争后，“广东比其他省区更全面更深刻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质变同样吸卷岭南文化各个领域”，岭南传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中国文化被置于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参照系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广东不仅在全国最先建立了近代的新兴工业文明，还首先创办了新式教育学堂，成为我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西方文化不仅在广东留下了街道两旁中西合璧的骑楼和教堂与医院的建筑风格，而且使岭南人的饮食、服饰、娱乐、语言、观念、社会制度等多方面涂上了不少的西方文化的色彩。其二是经华侨回乡传入的西方等异国文化。广东是海外众多华侨的故乡，广东人与华侨在经济、文化和血缘、感情等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在海外经过异国文化洗礼和磨练的华侨眼界开阔，信息灵通，具有开放和活力的性格为广东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养分。广东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人文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人杰，如洪秀全、丁日昌、丘逢甲、黄遵宪、梁启超、詹天佑、孙中山、廖仲恺、宋氏三姐妹、叶挺、叶剑英等，他们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个人的性格和实践方式无一不透射出西方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烙印。概而言之，从近代到当代，正是这种荟萃中西文化，熔广府、客家和福佬传统于一体的广东文化展示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对文化来说，文化联系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过程”。因此，当我们在赞叹可见的广东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时，千万不要忘记隐含在经济成就背后的那种善于大胆吸收外来文化营养，务实求新，灵活奋进的广东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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