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en111 发表于 2005-3-18 21:43:52

2005聯副 時代記憶 別來滄海 專輯 人的因緣地的因緣

彭瑞金

我在青春期以前的歲月,只有生活沒有文學。吳濁流和鍾理和的文學,大大開啟了我的文學眼界,原來文學也可以把庶民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寫得如

此深刻,如此感人!我才恍然大悟,文學就在我身邊,文學就是生活……

最讓中年一代台灣人印象深刻的美國總統,恐怕非被譏諷為花生總統的吉米.卡特莫屬。他派來台灣傳達中美建交訊息的特使克里斯多福,被井然有序的民眾丟雞蛋、丟番茄,差點把台美關係弄巧成拙。之後,台灣人展開阿Q式的幽默,常常藉機會嘲笑這位出生於美國南方的總統。有一則報導說,卡特十六歲時,家裡才有電燈,屈指一算,真巧,我也是十六歲時家裡裝了電燈。不過,當時錯愕的是,怎麼美國也有落後地區?

六○年代初,我念高中時,學校裡有一位怪人美術老師,大概隔行如隔山吧!他在過世前幾年得到國家文藝獎美術獎,我才知道他是國內知名畫家。蕭如松老師是生、化實驗室之外,全校唯一擁有專科教室的老師,他一個人包辦所有的美術課,只要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都是他的弟子,好像謝義鎗就是。蕭老師終年一襲像醫師服的潔白上衣,深色西褲。假日,頭上會加一頂俗稱的屎杓帽,到我家附近,今寶山水庫寫生。美術教室總是一塵不染,上美術課一定要裝備齊全,畫具、畫板不可缺,一定要提早進入教室,上課前屏息端坐,老師則手提教鞭站在講桌旁,靜候學生入座。印象最深的是,上課嚴禁挖鼻孔,他說是「挖煤礦」,如果有人不自覺地把手指伸向鼻孔,他會一個箭步衝過來,將教鞭向書桌猛抽一鞭,再加一聲足以將全班嚇破膽的怒吼,大概是我最深的高中生活記憶。回想起來,高中時代,一定很多人和我一樣家裡沒有電燈,都是以煤油燈秉燈夜讀,才會有這麼多煤礦工人。與外隔絕的谷底客家聚落

我出生的地方有個很有趣的名字,叫面盆寮,據說從前環山都是巨大的樟樹,有人在這裡蓋了一座寮,專事生產樟木面盆而得名。小時候,我不這麼想,這個客家聚落,剛好在北埔、竹東、寶山三個鄉鎮交界,是褶狀地形的谷底,我念完高中以前,沒有汽車可以通行的道路,對外聯絡都要用雙腳從谷底爬到山頂,再從山頂走到「平陽」才有市集、學校、官廳……。記得米食一項最為辛苦,一早把家裡的穀子用籮筐、擔竿挑著,一會兒昇坡,一會兒降坡,走了約四公里,送到壟間(碾米廠)碾成白米挑回來,往往已經過午。我們家孩子的「大食期」,一個月要來來回回走四趟。聚落裡,不同姓的人家又另成小聚落。每天早上上學時間一到,大部分的人家都沒有時鐘,憑「生理時鐘」作息,小聚落的學童,從家裡出門的時間不太一致,有趣的是,他們會像部隊行軍一樣,先出門的人,或蹲下來看小溪裡的小蝦子、田溝裡的蝌蚪,採野草莓……,調整步伐,等大致到齊了,再沿著山間小路成行成列走到學校。

雖然那個時候,誰也沒有那種自覺,但事實上,住在谷底的人,不想和外界交通則已,否則,非得一步一步向外爬昇不可。我前後屆同村的學童,少說也有六、七十人,僅有個位數的人念到初中,大部分的人,小學一畢業都向外發展,或到工廠做工,或拜師學藝,有些女生,小學都未畢業就在外面討生活,幾乎沒有人留在家裡務農。丘陵地帶的山田,收穫量低又費工,種起來格外辛苦。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同班好友從鄰鄉把印著榜單的報紙送來我家時,我正蹲在快要龜裂的旱田裡拔草。如果不是天旱缺水,應該是跪在水田裡挲草,拔草是聊盡人事,即使等到老天下雨,收成也是有限。我童年的農民生活,大體上可以窮而不困形容,像我家有田地有山園,經常田裡的農事忙完,接著茶園、果園的農事就在等著你,沒有所謂休閒空檔。但只要肯做,土地從不會苛扣人的食物。我同年紀的文友,有人吃過番薯簽,穿「中美合作」麵粉袋做的褲子,我沒有類似的經驗,最多只是飯鍋裡摻入薯塊。大概是我們有產有業吧!天主堂的麵粉等救濟品,從來沒有被徵詢過。

恍然文學就是生活

面盆寮人的生活,現在想來蠻有象徵性的,黎明即起,男女老少都有,除了留在盆底務農的,無不擔竿肩挑把生產所得酖酖稻米、蔬菜、水果、雞、鴨往外輸送,換取金錢,為更好的明天築夢。每天清晨,順著盆壁逶迤跋涉的人群,有壯漢、有婦女、有老人,也有孩童,好像都在說,他們的希望在盆外。我也是在假日加入挑擔築夢的隊伍時,碰到蕭如松老師帶著畫具來寫生。我在青春期以前的歲月,只有生活沒有文學。我的祖父喜歡講「走番仔反」和「蔡清琳」。因為我的曾祖父母聽到「番仔(日本人)來囉!」嚇破膽,不久相繼去世,祖父十八歲,尚未成婚,便沒了父母。蔡清琳事件(一九○七年)差點造成北埔被清庄。我從來沒有聽人講過姜紹祖,更遑論黃南球了。大人口中的「大隘」、「石家碌」好像是非常遙遠的地方。七○年代末,在南鯤鯓文藝營遇到龍瑛宗,才知道他家就在慈天宮前的廣場旁。這種情形,正如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就住在天水堂裡面,我懷疑他小時候是否知道自己是姜紹祖的後人?歷史總和人擦身而過?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花了將近一個學期的時間拜讀了包括《濁流三部曲》在內的所有鍾肇政作品,並寫成我的第一篇台灣作家論〈論鍾肇政的鄉土風格〉。我從鍾老的作品發現姜紹祖,從吳濁流的作品知道蔡清琳,才恍然大悟,文學就在我身邊,文學就是生活。我這篇台灣文學的初作,成為鍾老發給我的台灣文學學生證。他要我把那篇初作修改、增補後,推薦給台灣日報副刊刊登,又在《台灣文藝》上登了出來,向吳濁流、葉石濤推薦我,寫信請顏元叔替我開書單,介紹我和鍾鐵民認識,並要我著手研究鍾理和。吳濁流和鍾理和的文學,大大開啟了我的文學眼界,原來鍾肇政這種戰後最早出發的本土作家,還不是台灣文學的拓荒者,有人從日治時代就開始為台灣做文學。尤其是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和《雨》這兩本短篇小說集,帶給我極大的文學觀念衝擊,原來文學也可以把庶民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寫得如此深刻,如此感人。幾位最早接觸的文學前輩,都帶給我文學觀念的震撼,一再地認為自己只是文學小學生。

「北鍾南葉」的同時加持

我從六○年代後期來南台灣念書之後,就成了南方人。一九七五年,我在高雄成家、定居,就住在左營北站附近。葉老(編者按:葉石濤)住在公車左營南站的蓮池潭邊,相距不到兩公里。這樣的地緣關係,種下了我另一段文學因緣。鍾老雖是我的台灣文學啟蒙老師,記得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時候,他還在小學教書,每天的作息不是創作就是翻譯,遇到假期上午寫作四千字,下午翻譯,我輕聲問他對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看法?他雙手一攤,眼睛朝上一翻,搖頭說:「哪有時間?」我即使就在龍潭陸總部服役,也不敢空著腦袋去煩他,他實在太忙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吳濁流病逝,鍾老一肩挑起《台灣文藝》的重擔,隔年他更提早從小學退休,為了主持《民眾日報副刊》,我立即成為北鍾南葉兩大文學戰友之間跑腿的連絡人。

一九七八年底起,我和葉老每個月對談一次《民眾副刊》上的小說,持續一年多,同時,受託合力編選文華版一九七八至一九八○連續三年的年度小說選,感覺上每逢假日便聚在一起討論文學。對我來說是無比珍貴的文學訓練。葉老的博學,不只是文學的,更是歷史的。以一部活的台灣文學史形容他絕不為過,我何其有幸,在他的《台灣文學史綱》出版前,就聽過他無數次的口傳台灣文學史,這種一對一的文學傳授,絕對勝過學位的修習。

我籍屬北部客家,客家山居的經驗,讓鍾老引為忘年知交,把我當同鄉後進大力提攜,以他數十年經營的文學光環罩我。南來之後,和葉老不約而同選擇在左營定居,更巧為近鄰,得獲文學良師。北鍾南葉都是性情中人,都有當台灣文學使徒的使命感,提攜後進,向來都不遺餘力,也都各有不少的文學信眾和傳人,但像我這麼幸運同時得到北鍾南葉加持的,可能絕無僅有。我的文學有得於人的因緣,有得於地的因緣。

【2005-03-18/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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