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留下的女人》·马前托孤（1）
［ 作者：卜谷 来源：本站原创 2005-1-10 值班编辑：黄红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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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不肯随命，特别执著，锲而不舍，矢志不移地追求。似乎有一种偏执、疯狂，他们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托付……使当世的庶人，隔世的今人，莫明其妙，灵魂颤抖，不知是他们出了毛病，还是今人缺失了持守精神。
――题记
松柏长青，鲜花簇拥。十余年前，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我久久面对《马前托孤》的雕塑。胸中有一阵阵不息的涌动，那是很深长、莫名的感慨。
马前托孤者--李美群，一位山村女子，山岚林风，她出落得很美很美。25岁，最美最美的年华，却如落红紫陌，盍然飘逝。生前，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侯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妇女部长。
1999年秋，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兴国县革命烈士陵园，于李美群《马前托孤》的雕像前，默哀长立。
另一个世纪。2002年，又是一个春天，我再次面对这雕塑，站立在十余年前的脚印上。脚印上已重叠了千万双脚印，思索的余波不息，仍在脚印旁冲撞、喧嚣。那绵长的情感排挞而来，而莫名的慨叹却愈见清晰。
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这座雕像，慢慢冷却为一簇凝固的血与火，一簇怒放的映山红。
已经是另一个千年，另一个世纪。
时代风潮的拍击：过去，已漂泊得很久很远。
我就要固执，去追寻那一双双脚印，以及脚印间的思索……
一
绿茵茵，一丛丛黄竹、毛竹在树木间点缀，将溪畔的残屋掩映得幽雅、古朴。
早先，溪畔的黄竹、毛竹连成片，护着小溪，形成一道坚实堤坝。李美群的娘家人，年届80的钟老汉，告诉我们：这儿就叫竹坝村。李美群在此生育了唯一的女儿，然后，在此“马前托孤”。
这件事，曾经震撼整个苏区，钟老汉絮絮叨叨，讲述了那段《马前托孤》的故事：
“依呀，依呀-”未满月的全列饿了，涕哭了两声。由于奶水不足，她瘦得皮包骨，哭泣也有气无力。
23岁，刚做母亲的李美群，笨拙地解怀，把奶嘴塞到全列口里。全列吸了几口，奶水空了，使劲吸，却吸出淡淡的血水。美群痛得抽搐了一下。
哪有奶呀？生产后，她饭量大增，却没吃一点营养品，每餐连饭也不能管饱。
全列歪歪小嘴，又涕哭两声。
缺少经验，李美群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学农村妇人，用米汤和米糊哺全列。全列被呛，咳了起来……李美群求助的目光，投向一旁，那白发萧萧，已过于显苍老的婆婆。
视而不见，婆婆的目光，游移向院落那棵苦楝树。苦楝树，又开花了，渗透出一股苦苦的味。婆婆心比苦楝树还苦呀。她知道，李美群的心早就野了，巴不得插翅膀去外面“疯”哩！
李美群的心早已飞走了，连嗷嗷待哺的亲生女儿也拴不住她。
其时，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步步紧逼，炮声在苏区四周隆隆轰响。苏区一边反“围剿”，一边加紧赤化建设。对于心置其中的李美群，每一个时日，都是如火如荼的召唤。
1934年１月１５日，李美群在兴国坝南村生下一个女孩，是她唯一的亲生骨肉。
“１月１５日”，经宣传鼓动后，意味深长，是一串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纪念日：
世界无产阶级的出色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在1919年的这一天被敌人惨杀；1924年１月２１日，世界革命导师列宁又与世长辞。为了永远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每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为“列宁纪念周”；当年１月２１日，又是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日。
本来，李美群无论如何也会去“红都”瑞金，参加这次规格极高的会议。作为一个农民的女儿，她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因为生产，她不得不缺席，万万没有想到，缺席之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她竟然被授予“扩红模范”的光荣称号和奖章，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在这样重要的日子，生下了一个心爱的宝宝，真可说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为此，李美群竟给女儿取名为“中全列”。
做月子，她全身心投注于女儿、革命。可是，似乎女儿与革命两者不能兼顾。
痛苦的抉择，愈来愈近。
一场家庭矛盾，不期而遇先行暴发。
那天，李美群正在将零星布料拼凑起来，为中全列做件小衣服。
“美群，你真的要走？”婆婆抱着婴儿，隔窗瞧见，忿忿地问道。
李美群点点头说：“妈妈，你知道，我做月子，部里的同志们来看望了几次，那么多工作等我，我不去怎么行呢！”
“可孩子刚满月，你的身体这样虚弱……再说，你把小孩给我带，我自己都要死的人，风湿病时不时发作，又酸又痛，走路都要人家照顾，连孩子也抱不动！美群，你留在兴国，也可以革命呀！”婆婆极力劝说。
“妈，你说得不错，我留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可我是省委妇女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有更重要的任务呀！”李美群把声音放得特别柔和，耐心解释。
“重要重要，自己的女儿不重要。”婆婆忍无可忍，冲进屋子：“美群，你的心是真的蛮恶。美群，你想想你是哪年嫁给延章的？为了革命，你动员他一定要去当兵，连延章的命都在反“围剿”中去掉了。老公是别人家的儿子，延章死了，你又嫁了个新老公，帮新老公生孩子，害得我一个孤老婆子侍候你做月子……“婆婆一边淌泪，一边哭诉，不知不觉，把李美群的底揭穿了：“以前的事，我不说你也就算了。如今，全列总是你一根独苗，是你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也想不管？！母亲你都当不了，你还当什么部长、委员，不晓你是怎么活的，真正是活了几十年，当得几十天哟！你如果一定要走，就带着她一起走吧……”
婆婆的话，声声是针，句句刺骨。
伶牙利齿的李美群，此刻哑口无言。因为，婆婆的话没错，勾起了李美群的无尽思绪……
二
早霞中，一队灰鹅，绅士般昂首挺胸，从绿草如茵的田畴走过，扑腾到水塘里游哉悠哉。
深绿色的黄竹、毛竹一丛丛，牧者步履蹒跚，远远地跟随后面，是70多岁的李老倌。他是李美群房下的侄子，说到李美群，他摇头说不认识，经旁人提示，他才印象模糊：“嗯，我见过，生得蛮标致。听说心就蛮野。”
也许因时隔久远，李老倌淡淡的语言，探向了记忆深处。
李美群，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城南郊，李屋塘头村的一户农民家。降生于世，家里贫困，连一条包裹身体的布都找不到。
父亲是个憨厚勤劳的泥匠。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曾被抓去当挑夫，途中逃脱，乞讨归乡，染得一身重病，从此长年卧床。母亲是个贤淑善良的妇女，一连养了九个女孩。
那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贫困家庭，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所以，婆婆每见她生一个女孩，就破口大骂一顿：“绝代婆！”
生女儿的罪责都在女方，母亲生了女孩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孩子也不想养活，除去老大外，八个女儿，分别被送往本县的龙口、城岗、杰村、鼎龙、凤凰庄等地做“招花女”（养女）。母亲则去做奶妈，用卖人奶的收入养家糊口。
老四李美群，还没满月，就送给了长冈乡郎木村的一户人家。
养父、母刚生养的婴儿夭折。接受李美群，这个家庭希望一举数得：一曰“保奶”，二曰“招弟”，三曰“招郎”。
三重希望系一身，给李美群带来幸运，她被送去念了三年私塾。
任重道远。希望太多太重，却缺少恒力，养父母竟在生命的半途相继病故。李美群生活无着，被迫辍学，返回娘家，与生父生母团聚。
1928年１２月２０日，红军独立二团、红军独立15纵队，发动了兴国武装暴动，兴国县城第一次飘荡红旗。
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席卷城乡，“打土豪，分田地”、“婚姻自由”等，各种革命理论被炒得沸沸扬扬。
年方17岁的李美群，早有解除封建包办婚姻的意念，革命给了她勇气和机会，籍此，她摆脱了养父母那边的家族羁绊，冲破世俗，同坝南乡的青年裁缝钟延章，自由恋爱，不久结婚。
婚后，夫妻双双投入革命活动，成为革命伴侣。此年，映山红开得最盛的季节，夫妇双双站在镰刀斧头红旗下，举拳头宣誓入党。钟延章当选为坝南乡雇农工会委员长，领导农民自卫队的工作。李美群由成为一名赤卫队骨干。
1929年４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三纵队，在兴国煽风点火，分兵发动群众。
大风起兮云飞扬。作为一个基层妇女干部，李美群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不顾流言蜚语，带头卸下首饰，剪掉辫子，冲破封建阻力，挨家挨户宣传革命道理。革命推动着她，她又带动着别人，乡里一批批姑娘们，也照样干起来，兴国县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年轻的剪辫子，年长的剪发髻，抛头露面，配带袖章，手持梭标，捉土豪，斗劣坤。李美群满腔热情，不知什么叫苦和累，带领群众，走在斗争的最前头。
1929年６月，国民党张与仁师窜犯兴国，占领了县城。
刚刚成立的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委，转移至城冈圩，全县各地的赤卫队集中起来，编成二十五纵队，与白军展开了拉锯式的游击战。
大敌当前，李美群及其女伴，也撤到乡间躲避。不久，她们接受新的任务：做白军士兵工作。很快，她便组织坝南，洪门一带妇女赤卫队员，成立了“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
那时，女人胆小，见了当兵的就躲避。哪敢倒回去，主动找白军做工作呢！
她们你推我搡，对李美群说：“你不怕，你先去。做个样子给我们看。”
李美群无言了，她心里面，也害怕得厉害。
谁叫自己是中队长呢！为了消除姑娘们，也消除自己对白军士兵的恐惧心理，她一个人硬着头皮出发了。穿得破破烂烂，她挎着一只畚箕，假装采猪菜、捡柴火，小心翼翼靠近了白军岗位。
并没有发生什么强奸、打人的事情，她一根指头也没少地回来了。从此，女伴们经常三五成群，在白军驻地附近贴标语、散传单，想方设法与白军士兵接近谈话。
一来二去，女伴们胆大起来。你一言我一语，逗弄白军士兵：“你讨老婆没有？”“你出来当兵有钱寄回家里用吗？”“你们官长克扣不克扣你们的饷银？”“你们当兵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问得白军士兵无言以对。
“既然没有钱挣，又没有好处，还当什么兵呢？”
口词麻利的妇女们见机行事，启发他们觉悟，不要再替军阀送死。李美群有点文化，编了许多山歌，让大家唱起来劝降：
白军士兵哇你听，自己阶级要认清，穷人莫要打穷人，赶快过来当红军。
白军士兵要认清，工农本是一家人，不给军阀来卖命，打倒土豪和劣坤。
欢迎白军当红军，红军纪律最严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兴国山歌调子美，感情真挚。李美群带着姐妹唱起一腔声，唱得白军士兵点头称道，人人唉声叹气，有的竟然偷偷地开小差回家，有的拖枪投降当红军。
李美群家住坝南村，与县城隔河相望。时间一长，索性带领“兵运”小组进城。她们装成做小买卖，一手提着盛满烧米粉鱼包子、油炸花生、米果的竹篮子，一手提着酒壶，款款地跨过木桥，大大方方地穿街过巷，高声叫卖。
浓郁醇厚的酒意和炸果的油香，在大街小巷飘浮，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白军士兵都很饿，因为当官的克扣军饷，伙食极差，在美味佳醪前，个个馋涎欲滴。
“喂-酒酿好甜，米果新鲜，先生想吃，会让价钱！”
李美群她们故意围着白军士兵打转，挑逗撩拨，火上添油，高声叫卖。
士兵只能沮丧地回答：“吃是想吃，可惜没钱！”。
“用东西换也可以。”
白军士兵觉得奇怪，你瞧我，我瞧你，除了枪和子弹，身上那有一点值钱的东西？这时，食胆包天，那顾得了许多，他们试探着问：“表嫂子，我们只有子弹，你们要不要？”
女赤卫队员们要的正是子弹，却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子弹有什么用？也好，我们拿子弹壳做废铜烂铁卖，拿火药作花炮子给伢子玩耍。”
就这样，他们经常与白军士兵暗地里做成了这种“果弹交换，两不吃亏”的生意。只要能换取子弹，女赤卫队员们赚钱亏本全不计较。
来来去去，以货易货，油烧米果的厨房，无形中变成了兵工厂。游击队得到充足的弹药补充，白军却被她们掏虚了，掏空了。
游击队弹药充足，四处出击。
女赤卫队员，在县城来来往往，将白军的兵力、武器和布防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入夜即向隐蔽于县城附近各山头，与潋江河岸丛林中的红军、游击队，发出预定信号。
那些预设的土枪土炮、“油桶机枪”（洋油桶内点燃千响鞭炮）、鸟枪鸟铳一起向白军轰击。驻守在城墙上的白军，面对远处迷蒙月色下的“千军万马”惊慌失措，胡乱放枪。隔河的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却象“不倒翁”。
这“不倒翁”，又是一计。红军在莲圹筹办了一个兵工厂，造子弹缺少原料。李美群听过“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依葫芦画瓢，就来了个“不倒翁”借弹头。“不倒翁”是浸了水的稻草人，自然不畏枪弹。一夜下来，“不倒翁”身上也能中弹几颗，白天把弹抖落，也有一桶，积少成多，正可给兵工厂回炉翻造子弹。
真枪、假枪，白军、红军，喊杀声、哀叹声混成一片，响彻夜空。白军弄得昼夜不宁，提心吊胆，人疲马乏，整日龟缩城内，不敢贸然出动。
就在这一年底，红军把白军赶出了县城。李美群与她的“兵运”小组，因此受到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嘉奖。李美群当选为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
1930年冬至1931年春，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
为配合红军，阻击白军的入侵，支援作战。李美群领导乡妇女赤卫队，组成运输队，为红军运送弹药和干粮，前往红白交界的赣县江口、茅店一带。同时，组织妇女群众，站岗放哨，充当秘密交通员、侦察员。
不断的战争，需要不断的金钱供给。筹款历来是个难题。各级苏维埃政权，发布了一道道命令，要求在筹款筹粮中开展竞赛、评比。筹款筹粮支援战争的乡干部会上，李美群首先发言，代表女同志向男同志提出挑战。
会后，她召集全乡妇女，进行宣传鼓动，只用了5、6天时间，就筹集了银元五、六百元，果然走在男同志前头。
1931年６月，李美群调任中国共产党兴国县委妇女部长。
上任不久，县苏维埃政府接到红军前线“十万火急”的运粮通知，李美群二话没说，立即组织长冈、上社、新圩、坝南等乡的妇女赤卫队员，火速地把粮食运往前线。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得到前线指挥部的通令嘉奖。
9月初，国内局势发生突变。4日，粤军入湘，汪精卫联合粤、桂军通电倒蒋。蒋介石急忙从赣调出军队入湘防堵，“剿总”何应钦，奉命全线撤退。
天赐良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决定：分兵三路，追歼由兴国后撤的白军。
7日至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高兴圩至老营盘、黄土坳长达70里的战线上，向退却之敌发起猛攻，毙敌4千余人，俘虏2千余人，缴枪2千余支。红军亦有重大伤亡。
红军大捷，李美群带领慰问队，挑着鸡蛋、花生，果物和草鞋，步行数十里，到高兴圩战场红军驻地慰问。她冒着隆隆炮火，在坎坷的石子路上，飞快地来回送茶送水，抢救伤员，缝补洗晒衣服。
每遇见一个人，李美群都要打听一个名字--钟延章。
她的丈夫钟延章，也参加了这次堵击仗。队伍开拔前，夫妻俩小聚片刻，又一次谈及那个温馨的老话题，要一个孩子，一个长大了可以当红军的男孩儿。
这次是胜仗，是大捷，她一个部队一个部队打听，数万红军集结，素不相识，打听一个人多么难呀。可是，胜仗中的人们都很热情，竟然就让她打听到了丈夫的消息，却是个睛天霹雳的噩耗--1931年９月７日，钟延章在老营盘战斗中壮烈牺牲。
刹时，禁不住的泪水倾涌而下。痛苦像网，笼罩着这位年青的新寡。
三
刚刚握别的大活人，手心余温尚在，转眼成了隔世，这怎么使人相信？
夫妻情、同志爱，还那么热呼呼带着体温-残酷的现实，李美群深感后悔，觉得对不起丈夫，结婚几年，竟然没有给钟家留下一个儿子。
思念、懊悔，丈夫的身影，时时在脑海萦绕。
兴国县党史专家胡玉春，曾对我介绍了李美群成长、进步的一系列背景情况。
1931年初，蔡畅同志来到兴国，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和省监委主席。
蔡畅，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德高望重的创始人，一到中央苏区，她便着手培养了十几个重要的妇女干部，李美群是其中之一。
蔡畅年纪不大，却像朴素、贴心的大姐，聊着家常就与人融洽了。她经常同李美群在一起，同路下乡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手把手地教李美群如何发动、组织妇女，如何开展各项活动。
不久，蔡畅同志发现李美群有文化，年轻有为，工作积极，性格开朗，上进心强，是棵很好的干部苗子。便积极进行培养教育，严格要求。蔡畅还搬到李美群家住了二、三个月，日日与她同床而眠，无所不谈。闲暇时，讲得最多的是人生境遇，讲述自己在法国、苏联留学时，听到、见到的革命斗争情况，妇女运动道理，还给她讲自己“一家三代，祖孙同学”的故事。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这简直是另一片天地，另一个世界。李美群闻所未闻，百听不烦。她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平凡、朴素、和颜悦色的人，竟然承载了如此曲折的经历，众多的知识，由衷地对蔡畅崇敬、爱戴，将其当作大姐、知音和行动的榜样。
有一次，蔡大姐针对性地讲了一件真实的故事：在白色恐怖中，她曾目睹无数革命者被杀害的情景，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嫂嫂（向警予）在这场血雨腥风中相继被杀……她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但反动派的暴行，非但未能吓倒她，反而使她锻炼得更加坚强。
有所追求的人生，历来就是这样坎坷。
平实的蔡大姐，一次次引发她心灵的震撼。李美群深感内疚，意识到自己因为失去亲人，痛苦的情绪持续得太久了，是一种柔弱表现。从此，她精神振奋，思想更加成熟，对敌斗争更加坚强勇敢。
1932年4月，江西省委命令，调李美群担任少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接到调令，李美群有些茫然，深感自己经验少、能力差、不胜任。她知道，蔡大姐的爱人李富春是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就央求蔡大姐出面，给李富春说说，把调令拿回去。
蔡畅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嘱告李美群：这可不是夫妻间的事，而是组织与个人的事。革命，首先要正确处理好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共产党员要毫不讲价钱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听着听着，李美群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对党组织的决定，要百分之百地执行，执行中思想不能打任何折扣。于是，她收拾行李出发，前往博生县少共江西省委工作。
几个月后，她又调任江西省妇女部长。这一次是随调随动，毫无难色。
春风化雨。在蔡大姐的直接培育下，李美群经风雨，见世面，在复杂的斗争中茁壮成长，她的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还时而发表文章指导全面的工作。1931年4月《青年实话》第三卷第21号，发表了她的文章《如何建立青年妇女工作》：
“检查青年妇女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健全建立起来的，就是有建立了青年妇女干事的地方，也还没有很好的去进行工作。特别是有些男同志多的地方，好象我是男子，做妇女工作是不能做似的。结果对这个工作采取不管态度。青年妇女有什么要求，我们也没有好好地来讨论。即是有些地方有点讨论，也只一般的讨论一下，对青年妇女本身的情况，是往往没有注意的，并且有些妇女同志是童养媳，她要提出同她的老公离婚，到政府去登记的时候，她就问：‘我的东西怎样呢？’他的老公和政府的同志答应她：‘你要同你老公离婚，你的东西不准你带走。假如是你老公同你离婚，你的东西就可以带走。’很明白的，在某县少队部一个巡视员，他要同他的老婆离婚，不准老婆带东西走，并把她身上穿的衣服，就在县政府要她脱下来，连短裤也不剩余。同志们，这是与中央政府婚姻条例相反，我们要求某县委给他处罚，开展斗争……”
火热的生活中，她对革命、对工作、对人生有了更成熟的认识……后来，她在工作中与省委组织部干部倪志善恋爱，征得原家婆同意后，与倪志善结婚。
1933年春，中央发出了扩大一百万红军的号召。那时，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兵源相对紧张。设身处地，李美群深知妇女在扩红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动员自己的新婚丈夫-倪志善参加红军。这一行动，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
李美群的模范带头作用，荣获了省委颁发的“送夫当红军光荣”（奖章上的铸字）银质五星奖章一枚（此奖章现存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不久，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开始，省委派李美群到兴国巡视并指导扩红工作。
那时，李美群已经怀孕，妊娠反应时时骚扰，她没有吭声，打好背包立即出发前往兴国。
回到阔别的故乡，李美群首先动员前夫的弟弟钟延输，自己唯一的弟弟、也是父母最疼爱的独苗苗李启焕去参军（后编入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团部特务连，作战牺牲）。然后，组织妇女，特别是红军的家属，成立扩红宣传队，进行鼓动宣传。
她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工作周密细致，又能以身作则，尤其善于团结广大党政干部，依靠广大群众，因而，兴国县迅速掀起了扩红热潮。
“当红军最光荣”，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前方的动人情景处处可见。这年红五月，5161名青年，集体报名，著名的“兴国模范师”加入了主力红军，在整个中央苏区引起了轰动，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最壮观的纪录。
随着时日流淌，扩红工作深入开展，李美群的肚子也一天天凸了起来。抚摸着日渐凸大的肚子，读丈夫从前线寄来的家信，有一股静静的甜美，是她解除疲惫的最好办法。
那天，她又得到了丈夫的来信，工工正正，仅一行字：“要照料好孩子。”
这是一封早已写好的书信，搁置着就变成了遗书。泪水默默流淌，濡湿了衣襟，透润着未出世的遗腹子……她把重叠的噩耗埋藏心里，仍然起早摸黑，翻山越岭，去区、乡、村布置扩红。有时，开一次会要呕吐两次，她跑到屋外呕吐，吐完了再倒回来讲话。
由于“兴国模范师”的表率作用，这一年，兴国县80%的青壮年加入红军，人数达2万余，成为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模范县，获江西全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1933年１２月６日）评定的“妇女工作模范县”称号，在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省第一模范”奖旗，并受到江西省委、少共中央、中央政府、苏区中央局、红一、三、五军团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家祥等领导同志的通电嘉奖。李美群也因此被评为江西省模范工作者，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
在1934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她被授予“扩红模范”的光荣称号和奖章，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1934年２月３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七期第一版，公布大会选举产生了170名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36名中央候补执委名单。在候补执委中，李美群和罗荣桓、邓子恢、康克清、张爱萍、李克农、李一氓等人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未完待续）
红军留下的女人》·马前托孤（2）
［ 作者：卜谷 来源：本站原创 2005-1-10 值班编辑：黄红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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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蔡畅回忆当年扩红工作时，说道：“扩大红军的工作，也是苏区妇女的一项艰巨任务。1933年５月，中央局号召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各部门都抽人组成扩红突击队，深入各地开展工作，
当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的李美群，奉命回到自己的家乡兴国县，担任了扩红总指挥，她首先动员自己新婚的丈夫报名当红军，接着，又动员丈夫的哥哥、自己的弟弟去参军，同时她跋山涉水，深入基层，反复宣传，发动群众，使兴国县的扩红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扩红运动，到处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在扩红运动总结时，兴国被评为模范县。）
四
“依呀，依呀”的啼哭，把李美群从回思中唤醒。
她吸取教训，克服极大的困难，终于为第二个丈夫倪志善传了一个“后”，现在却感到大谬不然。多了一个人，这是多了一串串新的麻烦，新的痛苦。
作为一个农村女人，李美群完全可以理解婆婆的责备，知道婆婆的责备是对自己好。正因为从一个农村女人，脱颖为苏区干部，李美群更对比出两者的生活意义。她失去了祖祖辈辈实实在在的生活，得到的却是虚幻的追求。这追求虽然虚幻，却有意义；那生活虽然实在，却毫无意义。
这是不同的人生呀！她几次要开口，辩论几句，欲言又止。
这个世界上，李美群可以从容面对任何人，却无法从容面对婆婆。她的伶牙利齿可以说服许多人，面对婆婆，她却无法说服自己。
雪上加霜，她给婆婆造成的灾难太重了。
寡妇带子，千辛万苦。两个儿子，都被自己动员当兵，相继牺牲。眨眼间，婆婆由两两个儿子变成孤寡人。李美群再婚怀孕，按本地习俗，不能回娘家生育，倪志善是外地人，尴尬之际，又是年老体弱的婆婆接纳了她，日里夜里，汤汤水水，照料她生产、做月子。孩子生下来姓名为：中全列。此“中”与彼“钟”是两码事。婆婆的辛苦还没告一段落，自己又怎么开口，请她带孩子呢！
婆婆骂自己是应该的，只要她想骂，她就有权骂。她骂，也是为了自己好，为了孩子好呀！
即是如此，李美群却不能回头了。如婆婆所说，她已经被“迷”了心窍。
许多天来，她都在审视自己，审视这块土地。
现在不仅是在用她自己的眼睛，而且是用她的一切祖先的眼睛在对——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一代一代地在黑暗中环视无数的活法，透过大地上遗留下来的田野、房屋、树木、牲畜……先天遗传的符咒对她起了作用，那是许多世纪的斗争和许多代积累的生命所产生的敬畏之心。
既然她对于外面的广大世界毫无所知，所以，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环境非常狭窄，而感到压抑。
一个农民，一旦参加了革命，就无法回到从前的蒙昧。
她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自由，而对于生命却有的是限制和约束，这些限制和约束就是规矩，服从它们，就能够逃避伤害，但失却自由幸福。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怀中的孩子被吓醒，“哇哇”哭起来，李美群解开衣襟，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口中，走出屋来。
省委通信员牵着马，走进院子，大声喊道：“李部长，李部长！”
美群见是通讯员，让进屋，婆婆闻声赶紧出来让座倒茶。
通讯员说：“部长，形势相当紧急，李书记派我来接你回去。”
此时，拴在院子里树下的枣红马，振起红鬃，发出萧萧长鸣。李美群亢奋起来，热血在心中激荡，她对通讯员说：“走，现在就走！”说着背起孩子，提起包袱。谁知，还没跨上马背，她背上的孩子就大声啼哭起来。
通讯员：“李部长，这怎么行？”
婆婆接腔：“是啊，孩子太小，小同志，请你回去向李书记解释，让美群在家里多住些日子。”
“伯母，李书记和蔡部长也上前线去了……”通讯员欲言又止。
婆婆难以置信地问：“就是在我家住过，叫医生来给我治风湿的蔡部长？”
通讯员拎着棉被、行李，对李美群说：“李部长，你来驮棉被、行李，我来背小孩，我会背，我6岁就背过小孩。”
婆婆一见，急得跺脚，长叹一声，说：“天呵，造孽哟，把孩子交给我吧！”
远天掠过敌机的轰鸣，院子里的马踢着前蹄，引颈长嘶。李美群不再犹豫，“扑通”一声跪在婆婆面前，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哽不声地喊：“妈，你多保重，媳妇不孝，这生世不能照顾你老人家了。全列就托付给你，请你把她送给厚道人家吧！”
婆婆含泪接过孩子，还未满月的中全列，哇的一声啼哭起来，似乎知道这是她们母女的生死永别，声声啼哭似刀割心肝。
李美群不由自主地转回身，想再给孩子喂一次奶，再亲亲孩子的小脸，但她怕动摇自己的决心，挣扎着虚弱的身子跨上马。她狠心地在马背上抽了一鞭子，飞驰而去……
她上路了。
那是一种爱与另一种爱的分裂，一种追求对另一种追求的破坏。
尘烟滚滚，这一去，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五
一个乡村女子，铤而走险，去追求一种吸引，一种陌生却十分巨大的吸引。
她知道，自己选择得对，能说出选择的理由，更多的却是说不出的一种感觉，是感觉在主宰她的选择。仿佛她是植物，光明吸引着她，组成其生命的化学元素，自然地倾向阳光，那是它生存的必需品。
是否？她选择的时机，显得太突兀，太不近人情！
她的生命走向了尽头，那是一条不归路。
铁桶般的白军围剿，留给了地方红军及赤卫队。
1934年１０月，红军主力长征。项英、陈毅等直接领导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以及少数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李美群因患肺病，没有参加长征。她与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随红军游击队，辗转于宁都县以北的崇山密林，与白军展开游击战。
局势越来越危急，１０月７日石城失守，１０月１０日古龙岗失守，１０月14日兴国失守，１０月２８日宁都失守，１１月１日长汀失守，１１月１０日瑞金失守，11月１７日于都失守。中央苏区主要地域均被敌占领。省委决定，主要领导干部分散到各营、团去。
李美群领导近百人游击队，在宁都北部山区被国民党第94师围困达二个多月，敌人到处筑堡，布设明岗暗哨，纵火烧山，日夜搜剿。
形势日益艰险，李美群沉着镇定，召开党团员、干部会议，鼓励大家保持革命者、共产党员的气节，战斗到底，宁死不屈。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群众送粮、菜上山日愈困难。战友们在李美群的带领下，忍受着气候寒冷，缺医少药，粮菜断绝，疾病蔓延的困难，坚守在崇山峻岭之中。1935年１月，白军以数十倍的兵力，猛攻游击队营地。经激烈拼搏，游击队终因弹尽粮绝，孤立无援而失败。
李美群的肺病很重，日夜煎熬着她的身体，已经无力搏敌。被捕的前几分钟，还向战友们喊话，鼓励大家英勇战斗。
被捕后，她被押至江西省第一监狱。在长期的审讯、羁押期间，李美群机智勇敢地开展狱中斗争。她有胆有识，能力超群，使敌人不得不叹服。
1935年３月２２日，《江西民国日报》在“三女匪俘”一文中披露道：“……李美群则为较有地位之女子，年不过20。闻李本不识字，但办事能力甚强，自经共匪训练后，已能写若干普通信矣。”
李美群被捕后，叛徒供出了其真实身份，被敌人作为重要政治犯，戴上手铐脚镣，解送到南昌江西省第一监狱。睡的是潮湿的光地板。
一天，李美群被看守员传去过堂，敌法官先问了他的机关、性别、年龄之后，接着厉声喝问：“你在共产党内担任什么工作？”
“推翻欺压工农的反动政府，打倒吸穷人血汗的官僚地主。”既然暴露了身份，李美群索性硬碰硬回答，像一把利剑，锋芒毕露，毫不留情。
法官勃然大怒，站起来，拍着桌子，气势汹汹道：“老实点，谁要你说这些！”
李无所畏惧，毫不示弱，大声回答说：“我一向很老实，做了什么就讲什么，我干的工作就是这些。”
“我问你，共产党留下了多少人？有哪些领导人？现在什么地方？”
“一个人，在你面前，他就是我，我就是领导。”李美群回答得十分干脆。
“放肆！”法官面目狰狞，双手撑在桌面上，大声吼叫起来：“不怕死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李美群冷笑一声说：“若是怕死，就不革命。你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知道，这是地狱。
敌人原来以为，李美群是个年轻软弱女子，用不着花多少功夫，一切都会招供。其实不然，她却刚强无比、视死如归，弄得法官十分狼狈。
法官被她的美貌吸引，还不甘心，一时人面，一时鬼相，竟对她说：“李美群，你的名字很好听，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美貌超群的女子，千万不要浪费了自己的美貌。如果能说出真实情况来，美好的前途是不可估量，不要自作聪明。刑法无情，皮肉有痛，到时后悔就晚了。”
李美群嘲讽地回答道：“我有我的打算，用不着你担心。”
第一次审问算是过去了。这次没有用刑，后来，敌人每审讯一次，就从肉体上折磨一次。毒打、灌辣椒水、踩杠子、手指刺针，但她总是咬紧牙关，从不求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浩然正气与铮铮铁骨。
当时，监狱犯人成份复杂，思想也复杂。除了彼此熟悉了解的同志，说话都十分谨慎。李美群经常支撑着遍体鳞伤的身子，利用一切机会鼓励难友们：要相信苏维埃会回来，相信共产党，坚持到底。遇到不三不四的犯人，她就一语双关，或严厉斥责，或含蓄地表白着号子里暗无天日，总有一天我们会见到太阳。
当时，李美群身患肺结核，经常咳血，说话都很吃力。但每次和敌人及叛徒辩驳时，却威风凛凛，大义凛然，眼睛里飘闪仇恨的火焰，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据同监狱的难友万香（解放后曾任兴国县委副书记、兴国县政协副主席）回忆说：方志敏的爱人缪敏关押在李美群对面，她很悲伤，美群经常安慰他，鼓励其化悲痛为力量。有一次，缪敏拿着方志敏罹难时的照片哭泣，大家都很难过。这时，凶恶的女看守，拿着木棒，气势汹汹地要打，并且大骂“土匪婆，要造反了？”难友们都用愤怒的目光刺向女看守。
强忍着病痛的摧残，李美群吃力地站了起来，怒目而视，气愤地反驳：“我们的亲人被杀害了，难道连哭都不允许吗？”女看守十分尴尬，无言可答，只好走开了。
在狱中，美群常主动关心、照顾难友，耐心开导想不开的难友，为受刑难友梳头、擦身。
有一次，她在7号女牢门口，看见一块“万根秀寄押”的牌子。趁人不注意时，美群关切地对兴国老乡万根秀说：“根秀，你不要怕这些狗东西，要放大胆子同他们斗。这块牌子说明：现在，敌人还没有掌握你的情况，你应该先发制人，主动向敌人的军法处申诉。问他们，为什么不判刑又不释放，使你坐了两个月的瞎眼班房。”
她还出主意，问情况，帮万根秀代写了《起诉书》，要求军法处“有罪就判，无罪就放”。果然，不出几天，两个法警把万押送九江“感化院”，到1937年初，国共合作抗日，万被释放回兴国。
骨头硬，硬得过铁。
不服硬，也不服软。敌人拿李美群没有办法，最后，判了她12年徒刑。
频繁地咳血，使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李美群冷静地面对死亡，她不怕死，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她的亲生骨肉--中全列。1936年春，由于肺结核与艰苦生活的双重折磨，李美群骨瘦如柴，黑牢终于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此年，她才25岁。处于人生最青春、宝贵的年华。
玉陨香消。狱警把她的尸体扔在高高的狱墙外，尸骨无存。
六
与生俱来的飘泊，伴随着中列全一生。
中全列的第一个养父，名叫谢远淇，二等残废荣誉军人。家居兴国县塘石乡上甲村，原是红三军团五师一团一营一连的连长，战斗中被打断了一只脚，回家养伤。
听说李美群“马前托孤”的情景，老谢就主动承担了抚养中全列的责任。但因爱人奶水不足，女孩生得像个瘦猴。谢远淇急得没法，常抱着她去别人家讨奶吃。五个月后，同村的另一名老红军-谢帮仁，又主动把女孩从谢远淇家接过来，让妻子精心料理。
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兴国县城于1934年１０月１４日被白军占领。
白色恐怖随之而来。为避免敌人追查、迫害，中全列亦改名为“金冬秀”。谢帮仁夫妇提心吊胆，忍痛离乡别井，带着全列流落他乡，先后到泰和县彭家岭、马市、柳塘等地，隐姓埋名，依靠佃耕、砍柴度日。风雨飘摇中，吃尽人间苦楚。
流年逝水，至今，已渐渐归于静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中全列竟还奇迹般地活着。她跟着养父母，在深山密林，穷乡僻壤中，艰苦而顽强地活下来。
20岁时，她跟本村一个勤劳、朴实的贫农党员肖生如结婚。
幼年，颠沛流离，饱受摧残的生活，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落下了不能生育的病根。贫贱夫妻百事哀，为给家族延续香火，一家人牛马般地劳作，节衣缩食，年复一年，将可惜巴巴的一点积蓄，全花在她身上，给她治病，却如泥牛入海。
一切都认命了，却不知命从何来。
生命的迷雾重重，中全列完全不了解，亲生父母过去的一切。
解放后，从国民党监狱档案室里，寻找到了李美群在监狱受审时，拍下的一张全身照片。
狱中的李美群很美，瓜子形脸庞异常苍白，微微肿胀，梳着齐耳的短发，浓淡相宜的娥眉下，一双丹凤眼明净光亮，端庄从容地正视前方。其目光，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
毕竟，她留给后人以美丽形象，是唯一可供敬仰、遥思的凭物。但是，她留下的、更多的是一个追求者无限忠诚的品质，是不畏强暴的精神星座。
越一个世纪，这块土地上，那个时代依然是最辉煌的时代，那群求索者依然是最灿烂的星群。
七
1979年１２月，在调查、收集李美群事迹时，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辗转找到了这位烈士遗孤-中全列。
历史，展示出一段人生的暗伤。1982年，静静生活近半个世纪，全列夫妇满怀凄苦、悲凉，专程来到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认亲。在“李美群烈士专栏”前，看到上海油画雕塑院雕塑家们为烈士精心创作的《马前托孤》雕像，感想万千，悲痛欲绝。
中全列长跪，在从敌伪档案找来的烈士遗像面前，仔细端详着，心仪数十年，初次谋面的慈母仪容，热泪滚滚……
“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庭，
家中莫挂记，我郎放宽心。
安心前方去，勇敢杀敌人，
为着胜利呀，哎呀，我送情郎当红军……“
这曾经流行于赣南的苏区民歌，似五彩云霞，氤氲缭绕着《马前托孤》的雕塑，回响在映山红辉映的兴国红土地。
历史演绎，风月递嬗，今人与先驱所重，有时真是大相径庭。有些原本认为是本质原则的因素，此时毫无踪影，而另一些在当时认为是附着物，却日益鲜莹起来。耳闻这激情的歌声，肯定有人会什么都听不懂；也许有人，会想起那艰难的岁月，有一位名叫李美群的巾帼英雄！（完）
《红军留下的女人》·红色“小资”（1）
［ 作者：卜谷 来源：本站原创 2005-1-17 值班编辑：黄红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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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银盘似的月亮，如天灯挂在树梢，很大很亮。月光投在地上，像蒙了一层翳，那字迹却不甚明显。
她点燃一根篾子火，插在地上，地上的字迹一下子清晰起来。火光摇曳，“黄长娇”三个字，歪歪扭扭，伸胳膊缩腿，像在跳舞。
“毛主席说：这是我的名字，写好了，就能当红色的‘小知识份子’。写不好，就永远是睁眼瞎。”
她握着一根小棍，嘴里念念有词，一笔一划，又拙笨地在地上画。画得那么专注，那么投入，满心要当个红色“小知”的劲头，势不可挡。
说来，真是毛泽东主席，一笔一划教她写字，鼓励她学文化，当个红色的“小知识分子”。
可别小看黄长娇，虽然才23岁，却身居要职。不久前，她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普通人眼里，黄长娇，一个年少的靓妹子，当了大官哩！
二
黄长娇，是作为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二苏大”。
严格说，她一天也没有进过工厂做工。不过，她确实又是自小打工，这种“打工”的苦，与那种“做工”的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1年，她出生在赣县田村，一户雇农的茅棚里。家里没有一寸土地，父母靠为地主铲茶山，做长工糊口。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口，黄长娇从小就抱养出去，给一户姓林的人家做童养媳。
婆家也苦不堪言，13岁，让她到地主家打工。洗衣、做饭，干了3年，只糊了一张嘴，没有得到半分工钱。
16岁的黄长娇长得高高大大，觉得继续给地主白干划不来，就跟着父亲回家。
田村是个大镇，主产稻米，但河流较小，交通不便，粮食运出，食盐、日用品运入，全靠肩挑手提。农闲时，许多农民就出来挑担，用脚力换点盐钱，天长日久，镇子里就有了一帮专业挑夫。
挑担虽苦，但一天能赚几毛钱，是作田收入的10倍。反正做什么都脱不了苦，人生就是吃苦的，黄长娇一咬牙，干起了挑夫。天下大苦，赚钱的事，再苦再累，也有人愿干，挑肩担的人愈来愈多，脚力钱下跌，市面物价却上涨。为了活命，她还是整日整月去挑。
3年挑担，历尽坎坷，她吃尽苦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担重、肩痛、路远，过了一山又一山，无边的山岭无边的苦难。那么长的路，挑夫们就爱说些下流话打发时间。一个妹子夹在众挑夫间，十分惹眼。她总是埋头疾走，有时整天一言不发。毕竟肩膀还嫩，有时跟不上阵。这时，就有一位姓赖的大哥，有意无意停下脚，在不远处等她。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逃避乡村，隐蔽活动。挑夫中，也混有共产党员，赖大哥就是一个。在长途中奔波、跋涉中，他常找人聊天，困难时帮人一把，团结了不少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28年，黄长娇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生活中有了信仰，不显山不露水，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红军来到了赣县。共产党领导群众打士豪，分田地，她一家分到了土地，伸直了腰杆。
红军天天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她19岁，3年的挑担生活，走南闯北，添了不少胆。地下党团组织公开身份，带领群众造反，她同男人一起，打士豪分田地。呼呼喊喊，劲头十足！
没有文化，道理懂得不多。但黄长娇爱说，懂一点就到处去说，影响也不小。
乡里人胆小，被长期的苦难浸得木呆呆，特别缺少敢出头，爱宣传的妇女干部。很快，黄长娇调到江西省妇委工作。
江西省妇女部长蔡畅，待人和蔼，平易近人，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培养干部。黄长娇奉调不久，进步很快，入了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蔡畅。
1933年3月间，黄长娇调到江西省总工会，担任了女工部长。这年冬天，她出席了全省职工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黄长娇又当选为代表，出席了全国职工代表大会。翌年1月，她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二苏大”。“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 人，妇女委员不到10人，她则是其中之一。
“二苏大”，是在沙洲坝新茶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会后，黄长娇兼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就留在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
检察委员会办公地，就设在沙洲坝的新茶亭，距离苏维埃中央的住地很近，工作、生活在一起。各部门人员，来来往往，日日与共和国的首脑们见面。不久，黄长娇熟识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大权旁落，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专职从事政府工作，对人态度特别和蔼。
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主席是项英，主要工作是检察、处理各地的案子。有一次，委员会里派黄长娇、朱招娣二人去于都县巡视。临行前一天，她去办事，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便前来与她握手，听说黄长娇要去于都巡视，热情地招呼她到自己办公室坐一坐。得知她是第一次去于都，第一次巡视，便主动地介绍于都县的一些情况，详细地交待工作方法。
“去以前，把要办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分清主次前后，一样一样办好，办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情况，存在什么问题，也要记在本子上，回来就能一样一样汇报，不至于遗漏什么。时间久了，本子上记的东西多了，也可以找到工作中的规律性……”
说了许久，见黄长娇坐着发痴，他就问：“怎么样，小黄，有什么困难呀？”
“我是穷苦出身，从小当挑夫，只认得扁担，不 认得字。”黄长娇说：“我们田村，都是地主家的人才学文化。贫雇农民都不学文化。”
“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 人，都是资深的老革命，绝大部份文化很高，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真正一字不识，也许仅黄长娇一个。
毛泽东一楞：“没有文化，就学嘛！地主学文化是为了剥削，穷人学文化是为了革命，文化越高越好，要争取做个红色知识份子……”
“红色知识分子？”黄长娇说：“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还能学什么呢？”
“不要紧，我们的工农干部，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文化。你就从写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和一支毛笔，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地写给她看。“黄长娇”三个字就摆在了她面前。
“这就是你的名字。”毛泽东把纸递给她。
黄长娇左看右看，觉得很有意思，兴趣高潮，赶紧把纸张收起来，连说：“谢谢，谢谢，我今天回去，就开始学写字。不懂的字，我就来问你。”
毛泽东很高兴，握着她的手说：“学文化，不要不好意思，学好文化，要做到两条：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
揣着自己的名字，黄长娇很高兴，平生第一次对一张纸有了感情。不时掏出来看一看，看着看着，就拿根树枝在地上比划。却总得划得不直，不象。这时，旁边探出个人头来，是检察部的同事朱招娣。她探了一会儿，莫名其妙地说：“黄长娇，你老在地上，写你的名字干什么？”
黄长娇一听，乐得跳起来：“啊，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一晃数月，黄长娇从于都回到瑞金，已是初夏6月。她连忙跑到毛泽东办公室，演示自己的识字成果。几个月来，她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会写“毛泽东”、“红色知识份子”、“苏维埃”、“工农检察部”、“中央人民政府”等。黄长娇还汇报了几个月中，奔走于赣县、兴国、于都等地农村，在于都检察一桩贪污案的情况。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然后说：“你们经常做巡视工作，一要态度好，二要方法对头，多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你们到基层不光是去处理群众控告的案件，还可以顺便了解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各种法令执行情况。”
谈完了话，毛泽东一直把黄长娇送出院子外面，院外一棵巨大的古樟，有几匹马低着头在吃草。毛泽东说：“你一个女同志经常下乡，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应该配一匹马，我来帮你说说。”
说说也就是说说，配马的事，黄长娇没在意。
过了不久，她与同事邓兴国结了婚。邓兴国是兴国人，也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婚礼进行得既隆重又简单，在新茶亭的中央大礼堂搞了个茶话会，毛泽东、项英等许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都来参加，说了些祝贺的话。
那时结婚，没有什么度蜜月，第二天去下乡，没想到，管理处的人叫她去领马，毛泽东说话算数，果然拨了一匹马来给她。
下乡回来，又是几月，到处的苏维埃政府都行色匆匆，一副撤退的架势。
前线形势不好，红军准备大转移了。中央检察委员会的主席项英，决定留下来领导苏区的对敌战争。他曾征求黄长娇的去留意见，她立即要求随主力红军走，那时，大家都想随主力转移。
红军一批一批出发了。
因为黄长娇身体好，当过挑夫，善挑善走，正合适长征，上级决定让她随卫生部队行动，路上可挑可扛，帮医师帮护士都行，有什么干什么。出发头一天，她高兴地去检查身体，回来后，立即收拾好行装。第二天，分到各部门的同志陆续走光了，剩余她一人在地上画字，一边等人来通知，左等右等等不来人，正等得心急火燎时，有个同志小跑着赶来。
黄长娇将木棍一扔，背上背包，迎了上去：“快走吧，我等半天了，队伍是不是早都出发了？”
那人却说：“黄长娇，领导喊你不要去了。”
“做什么不要我去？”黄长娇十分惊奇。
“说是你怀了孕，已经3个月了。”
三
“轰--”头上如同炸了个响雷，黄长娇顿时呆若木鸡。
沙洲坝四周静悄悄，没有一个人，所有的机关人员，几天前都撤光了。留下坚持地方斗争的中央分局，早已转移，不知去向。
许久，她才醒悟：丈夫随红军主力走了，不知道自己怀孕，更不知道自己留下。
事情突然，上级领导，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跑光了。既没对自己的留下作个安排指示，也没有交待与地方组织如何联系。
枪炮声，雷阵般在远方响起，白军的队伍，正迅速向瑞金推进。
再不走，只能是坐以待毙。走，又往哪里走呢？！
前一段生命突然刹车，蒙胧中，她痛苦地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清醒后，心中似有不甘，却更感到无可奈何，徒劳无益。多少年来，她在心中拒绝平庸，现在却极为清醒、深切地意识到：平庸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平庸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平庸的生命也是真正的生命。这生命进行着又消逝着，并不留下最后的痕迹。
她拎着背包，背包里没有一分钱，只有几双草鞋，是给红军打的，只好自己穿上，赶往邻近的部队驻地，希望能遇上还没离去的队伍。可是，瑞金变成了“真空”，所有部队，无影无踪。院子门口，倒是坐着两个女同志，一问，也是临时留下的。其中一人怀抱小孩，还带着个保姆。
怎么办？三人面面相觑。走，肯定要走。
去哪里？去找留下的红军。去哪里找？武夷山。
三个人都知道，武夷山脉有地方红军，但是，武夷山脉那么大，横跨两省，怎么找呢？商量的结果，是向瑞金与福建长汀的交界地寻找。
白军已经占领瑞金，白色恐怖四处笼罩。几个邂逅的女人，装扮成走娘家的样子，凭着一颗信念，懵懵懂懂，向武夷山撞去。
方向是清楚，但谁也不认识路，她们进入错综复杂的山道。逶迤连绵的武夷山，山高峰峻，古木参天。为了躲避敌人，几个女人白天不敢走，晚上走，大路不敢走走小路，走着走着，无路可走，攀着树枝藤葛往山上爬。山道有时在高耸的岩石形成窄小的峡谷中蜿蜒，有时穿过连土匪和樵夫都足迹罕至的崎岖陡峭的山谷，时而看见一群猴子警戒地呼喊着。黄长娇过去挑担时熟悉猴子，就作猴鸣，一答一问，很聊得来。
渴了喝山泉，饿了吃野果，象猴子一样生活，没有野果就干饿着。因为不认识路，也无所谓迷路不迷路。走得实在走不动，就地歇息，白日一看：吓一跳，大家竟然睡在一座孤峰悬崖旁，白云悠悠，一不小心摔下去，粉身碎骨。找来找去，无路可走，没有下山的路。从原路退回，试了几次，谁都不敢走。偏偏那小孩又屙了一泡屎，臭气薰天。捱到晚上，山岚漫上来，月亮白蒙蒙，看不清危险，她们才一个个原路下山。
没头没脑，转了几天，大家的体力，在无形的拼搏中消耗光了。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躺在地上出大气。一阵樵歌传来，黄长娇挣扎着爬起，向樵夫问路。
数日猛走，她们已经到达福建省长汀县境。战争的消息不少，不过，这边没听说什么红军，倒是听说：有一个还乡团大刀会，正张着网捕人。凡是没有路条、证明者，格杀勿论，当然，对付女人，大刀会还有更加残酷、卑鄙下流的办法。
三个女人听见，惊出一身虚汗，赶紧扭头，跌跌爬爬往回走。
数日后，回到了瑞金县武阳区江下村，她们听着远方的枪声直打颤。没有主见，没有核心的团体只会添乱。三个女人一合计：这么乱闯也不行，目标太大，还是分散行动吧。三人分手，各奔西东，永无再见。
去哪里呢？
黄长娇坐下来静思，往日的辉煌恍若隔世。离开了政权，自己什么也不是。家也不能回，回去干什么，自己什么也不会，还挑担子 ？担子也挑不成了，家里还积着一堆仇恨，地主富农会要自己的命。无路可走，还得找红军。听说，白竹寨那边还是红区，黄长娇晓居夜行往那边赶。四、五天后，来到白竹寨一看。嘿，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不但游击队在此，特委书记赖昌祚，以及瑞金县委会也在这里。
许多都是熟人，她向地方党汇报情况后，县委任命她担任白竹寨区委书记。不久，体内的扰乱频频，妊娠反映，精力不足，她的眼皮老是往下沉，容易耽误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县委又将她改任区委组织部长，率领一支游击队与敌人周旋。
很快，白竹寨成为了白军的“清剿”重点。
几万白军上山，把安海乡几百里绵延的大山围住，开始拉网式地清剿游击队。
白军虽有几万，在苍苍茫茫的大山林里，又算得了什么！围剿了一段时间，徒劳无益，白军遂改变战术为：围困和突袭。
围困--是较毒辣的一招。游击队在大山里，断绝粮食一个多月后，连四周山地的野菜，以及能吃的树叶都吃光了，只得派人到别的山谷去采野菜、树叶。野菜、树叶很难吃，吃后肚子又胀又痛，脸庞浮肿，脸色发黄发青，然后就发病，病人日愈多，病情日愈重，战斗力日愈下降。
突袭--时有盲目性，但因为是以逸待劳，且有大概的方向，却也给游击队造成诸多麻烦。有一次，白军进入大山，发现对面的山岭似乎有炊烟，就用机枪扫射、并发射炮弹。枪炮弹不断地飞溅，游击队隐居的溪畔、崖洞，四周常常传来爆炸，有的流弹在头顶呼啸，有的在一旁爆炸，弹片及溅起的石片落在身边，造成威胁。敌人白天射击，晚上则放火烧山。火借风势，四下蔓延，顿时，游击队藏身之处变成了火焰山，大火把溪水都烧得发烫。病人被烧在地上乱爬乱抓，嗷嗷乱叫，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游击队员们一个个乌头垢面，精神十分低落。
白军的围困和突袭，逐渐奏效。
区委书记邱许堂开始动摇，觉得长期下去一定会苦死。游击队中引发争论，邱许堂等一部分人，为了强调理由，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我们象这样拖下去，壮的会拖瘦，瘦的会拖病，病的会拖死。大敌当前，在山上硬拼只有死路一条，下山是为了分散目标，保存革命实力，是为了长远的利益。
黄长娇等人坚决反对下山，认为：此时盲目下山，就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就是投降、叛变。
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结果，游击队一分为二，大部分人随邱许堂下山。黄长娇带着另一部分人，立即转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不久，邱许堂等人果然投敌自首。
白军通过叛变者的供词，掌握了游击队的情况后，派出几支精锐部队，天天盯着游击队，前堵后打，把游击队搞得七零八散，黄长娇身边只剩下3个人。
经过这一段折腾，吃没吃，喝没喝，黄长娇的身体更加虚弱。那天，行走时冷汗淋淋，头昏目眩，巴不得能坐下休息一会，好不容易捱到休息，她身体软若无骨，倒在地上难以支撑起来。
这时，敌人的枪声响了，她又领着队员们奔走。走着走着，肚子一阵剧痛，眼睛一黑，她跌倒在地。同志们便抬着她走，她苏醒后，立即摔脱同志们的手，说：“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
“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他们说：“要死，也死在一起。”
“为我一个人死，有什么价值呢！”黄长娇急得嚷嚷：“我代表党，命令你们快走！”那几人终于流着热泪撤离了。
枪声越响越近，隐隐传来白军的吆喝。黄长娇四面观察了一下地形，身旁有一条小溪，就顺势往小溪里一滚。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溪畔竟有一个岩洞，她缩身往岩洞里一挤，肚子一阵剧痛又昏了过去。
被一阵枪声搅醒，白军就站在她头顶上不远处，一边乱咋呼，一边向四下开枪射击，子弹
嗖嗖地落下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白军又咋咋呼呼收兵，回营交差去了。
暮色降临，又饥又渴的黄长娇，拽了一把树叶塞入口里，却咽不下去，挣扎着爬到溪边喝了一肚子水。这时，北风呼号，她鹑衣百结的衣服早已浸湿，在北风中像流苏般飘荡，一丝一丝，抽走了身上的所有热量。她真想那么躺着不要起来。
肚子里的孩子拳打脚踢，又在抗议了。顽强的求生欲，催促她继续爬行。上路了，沿着同志们走去的路爬行。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却要爬行，爬行才有希望。
上山、下山、又上山。
有一个生命在呐喊，在催促，这就由不得黄长娇不前行，衰竭之中的黄长娇，会顿生一股力量。
第6天，天刚蒙蒙亮，她爬上了一座高高的山峰。呼哧呼哧，吃了一肚子树叶、野菜，吃得难受极了。靠着一块岩石四处眺望，透过云海，在茫茫绿海之中，竟看到了两座茅屋。心中一阵狂喜，犹如溺水之人，看到了一块救生的木板。她不顾一切，向这块木板奋力而去。
眼看在脚下，跑起来累死马。
大林莽中，无路无沿，跌跌撞撞，她朝着那个方向爬去。爬了不知多久，爬到那山坡上，对着茅屋看了许久，就是无力下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眼睛一闭，顺着山坡往下滚，滚着滚着，就失去了知觉。
睁开眼睛，身子已到了山下。周围围着几个人，一个个衣衫褴褛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游击队。
“你是谁？”其中一个游击队员问。
她又四下看了看，确信他们是刘国兴的游击队。答：“我叫黄水秀，是白竹区委会的组织部长。”
“你认识谁呢？”
“我认识刘国兴同志。”
果然，刘国兴一会儿就来了。他招呼大家把黄长娇扶到屋里，就关心地询问情况。同志们手忙脚乱地给她熬姜汤喝，又煮了一盒山药水，还给她吃了一碗米饭。重回了人间，见到了久违的米饭，她激动得泪水长流，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开展深入持久的游击战争，游击队决定安排一些人到群众中去，进行党的地下工作，考虑到黄长娇重孕在身，党组织决定，把她安排在安治乡下新塘村。1935年5月，她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
四
地下党的工作逐步发展，如同游击队的眼睛，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游击队杀了十多个伪保长，打掉了几个伪联保办事处，杀了8个联保办事处主任，闹得安治乡连保长都没人敢当。
安治这一带，成为白军的“清剿”重点，一次移民并村。把许多偏僻、分散的小村的村民拆散，移并到另几个大村后，警戒更严，村民不能擅自上山，否则作通匪论处。白军蓄意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
可还是没人敢当保长啊。联保办事处头天发的催捐公事，转了一个大圈，第二天又送回了办事处。新联保主任上窜下跳，急得抓耳挠腮。
并村后，人多村子更大，原桃阳区区委书记刘辉山，也并过来了。黄长娇假作串门，把刘辉山、罗家和等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党支部。 与游击队保持联系。上级党组织决定：乘机派刘辉山、罗家和等同志，出头担任红色“保长”。
联保办事处的“公事”有人接了，党的地下活动更加频繁。
正是青黄不接时，游击队又没吃的了。群众家里也是瓜菜代，聚不了多少粮食。要粮，只有保仓里有。“保仓”是积谷防饥，各家各户凑的公益粮，保仓委员却大都是地主担任。明要是要不到，只能暗取。大村子人多眼杂，不敢动，小村子粮少不济事，他们瞄准了竹山坑的保仓。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竹山坑保仓突然失火，火焰熊熊，把保仓的屋梁烧塌。
翌日一早，地主刘玉洪派人向红色保长刘辉山报告：竹山坑保仓失火。
刘辉山立即派人向联保主任报告。联保主任在红色保长刘辉山陪同下，亲自带着几个兵丁前往察看。保仓只剩下四堵墙壁，屋当中余火未烬，用棍子拨一拨，烧焦的谷壳噼啪作响。
联保主任大怒，追查责任，将地主刘玉洪按“失责处理”，赔偿全部粮食。刘玉洪吓得面如土色，跪地求饶，才将赔偿额降为30担稻谷。
80担谷子，也只能解决一时之饥，却说，山上游击队又断粮半个多月，病号增多，频频送来催粮的信讯。（未完待续）
《红军留下的女人》·红色“小资”（2）
［ 作者：卜谷 来源：本站原创 2005-1-17 值班编辑：黄红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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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长娇是挨过饿，饿怕了的人。接到情报，十分焦急，立即召开了秘密支部会。
运送粮食，支援游击队是老话题。游击队有百十号人，粮送少了不够吃，送多了会被发现。商量了许久，有了一个办法：集体砍柴。
翌日，刘辉山带几个村民，去向驻守的白军要求：柴火烧光了，要上山砍柴。
白军一听，果然答应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砍的柴草，交一半给白军，因为他们也没有柴火烧了。二是要派兵“保护”大家，大家不要乱跑。
砍柴的队伍熙熙攘攘上山了。人人都带一根作扁担的竹杆，大部分群众的竹杆内部凿空了，装着大米、咸菜、白盐。
到了深山，大家分散砍柴，便把物资倒入草丛中，早已预备的缸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这样，一条秘密运输线畅通了。
时间长久，事情终于露出马脚。一次，几个村民去砍柴，有个竹杆口未塞紧，漏出了几把米，就被白军发现了。追问他们，是不是送给游击队的，并把全村人抓起来，一个个威胁拷问。问到一个妇女，鞭子、老虎凳一拍，把她的尿都吓出来了，连忙招供说：“这个事，要问黄水秀才知道。”
黄水秀被捕入狱，她寄居的人家被抄，房子被烧。作为外地人，黄水秀先前被捕过两次，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拷打一番即放了。这次，证据凿凿，插翅难逃。审问几天没有结果，由刽子手动刑，先是灌辣椒水。
又饥又渴了几天，黄水秀自小爱吃辣椒，家里只有辣椒拌饭，辣椒打汤，是个辣椒王，一看辣椒水来了，心想正好。张开喉咙，任辣椒水咕嘟咕嘟往肚子里去，一大壶辣椒水，竟只灌了个半饱，味道不错，缺点盐，跟辣椒汤也差不多。
折腾了一阵，打手们喘息着，等着看她的反映。
她却没有什么反映，连个咳嗽都没打。扭动脖子，看看地上还有一壶，便说：“再来，有本事，你给我再来一壶辣椒水。”
旁边一个小官模样的见了，气得要命，说：“再灌再灌，不信就辣不死她！”
于是，黄水秀又喝了一壶辣椒水，这下过了瘾，肚子胀胀的也有点饱。她眼睛四下瞄了瞄，没有了，不知隔壁屋里可有。说：“还有没有辣椒水，再来一壶！”
那口气，象是叫跑堂的点菜似的。
小官一听，操一条竹鞭，朝她劈头盖脸打去，打得他自己喘不过气为止。
“上，你上。”那小官满头大汗，叫刽子手动手。刽子手拿来一把点燃的蚊香，一根一根用蚊香烧她。因为她被捆得太结实，全身早已麻木，挨打，火烧，并不觉痛，所以，脸上没有痛苦。几个白军却都捂着鼻子，受不了那浓浓的人肉焦糊味。
那小官忍不住，疯了似的跳起来，握着一把大刀向黄长娇狠狠砍去。咯--刀刃卡在她左肩膀骨头上，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后来缝了30多针，刀疤达14寸长，她竟是毫无感觉，平静无碍，直至昏死过去。
严刑拷打，对她来说，简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倒把白军自己累得够戗。
刽子手什么人物没见过？还从没见过这种受刑者，此后，对她也懒得用刑了。
三天后，白军小官又传她过堂：“你坐过三次牢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部清楚，政府决定对你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只要你请4个保人来，今天就可以放你回去。”
“请保人，我一个外地人，去哪里请保人？”黄水秀知道，白军是想在保人问题上找突破，一口拒绝。
那小官抓了抓头皮，皱了皱眉说：“找不到就算了，那你回去吧！”
黄长娇牵着小孩回家，拐弯时一回头，后面有个人，鬼鬼祟祟，在远处一闪。夜里，屋周围老是传来狗吠，她从梦中惊醒，以为游击队来接头，悄悄潜出屋子，却又了无声息，知道白军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心里十分着急，怕游击队不明真象，踏入陷井。她想：不能与刘辉山等党员联系，也不能让游击队来和自己联系。
自己的身份暴露，还在村子里搞“地下”工作不可能了。
数日后，瞅准个没人监视的机会，她抱着孩子悄悄离村，又一次投奔游击队。
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常被白军撵得像野兔一样，满山乱跑。
有一次，游击小队又被敌人追赶了一天，游击队员们没吃没喝，体质下降，眼看跑不脱了。为了掩护战友，黄长娇准备牺牲自己，提出带小孩走另外一条路引开白军。战友们死活不答应，她走哪条路，队员们也走哪条路。敌人的咋呼声时时传来，游击队有全军复灭的危险。又来到一条叉路口，黄长娇走在前面，告诉儿子来玩捉迷藏，要他向一条小路跑去。儿子信以为真，果然用力跑了过去，游击队则走向另一条山径。
矍矍矍－－儿子吹响了唯一的玩具，那个子弹壳，发出尖啸的哨音。
不由自主，黄长娇的心揪起来，泪水爬满面颊。
矍矍矍的哨音变得急促，突然，传来儿子的喊叫：“妈妈，我在这里--”
“妈妈，我在这里--”儿子的呼喊，夹杂在枪声中渐渐变得焦急，充满绝望，揪人心魄地在山谷里回响……
一钩残月，遍野寒霜，脱险的游击队员入睡了。黄长娇在月色中，磕磕撞撞原路返回，在路边一条小溪畔，她寻找到儿子的尸体。
皎皎月光下，小小尸体洗得特别白洁，可爱的儿子凝固着一脸惊愕，手中仍紧紧握着那只弹壳。
五
“西安事变”后，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瑞金游击队开始下山，与国民党当局谈判。1937年底，汀瑞游击支队在瑞金石水湾点验，改番号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后奉命开往福建省龙岩的白土，正式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3团2营。
黄长娇等不适宜随军者，又一次留在瑞金，坚持地下党的工作。实际上，她的身份早已公开，无法隐蔽，游击队开拔不久，她在武阳区再次被捕入狱。
那时，国共合作，再以“共匪”的名义治罪，摆不上桌面，何况，游击队大大方方地开往了抗日前线，也没有什么交待不交待。但天高皇帝远，乡村里抓人，从来就管不得那么多理由。
她被关押在联保主任刘立生家做工，实际上成了一名不花钱的保姆。明明的要治她，也想从中捞些小钱。
武阳区有一个姓王的农户，农闲时上山打猎，是个独臂猎人，常到圩上卖猎物。
联保主任刘立生，患有偏头痛的毛病，医生给他给了个方子，需要活猫头鹰作药引子。活猫头鹰哪那么好找，他就找王猎户帮忙。一连吃了16个活猫头鹰。他吃人家的猫头鹰，却不愿给钱。
王猎人收不钱，一点办法没有，但他不再去捕活猫头鹰总行吧。
刘主任的头痛病又犯了。只有再去求猎人帮忙，不过，当联保主任的人，自有调整情感的法门。他上门不谈猫头鹰，先给王猎人作媒。
一说到讨老婆，王猎人脸上由阴转晴，再谈下去，便有几分笑意。
王猎人年近40，终生未娶。在联保主任家，他见过王长娇，高高大大，是副很会生育的相，不免喜出往外，一口答应。那16个活猫头鹰也不要钱了，又四处张罗，倒借了一笔钱，送给刘主任作“保费”，把黄长娇保回家。
杉皮墙壁，杉皮瓦，尖尖的屋脊，倒映在水草飘舞的小溪。王猎人的家在大山深处，很美，也很穷，与世隔绝，犹如另一个世界。
黄长娇是共产党的干部，岂能随便与人作妻，一连数日不上床。后见王猎人一贫如洗，确实是受苦人，人又老实，娶妻不易。花费那么多钱财，自己跟他斗，不肯嫁他，他将终生无妻，不就害了他。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不帮穷谁帮穷！想来想去，只得委屈自己将就与他生活。一年后，果然生了一个女儿。
那年冬，王猎人上山打猎还债，不意，让一群饿狼围困。经过殊死搏斗，伤痕累累，逃回家中，医治无效，一命呜呼。第二年春，贫病交加，女儿也夭折了。
孤身一人，黄长娇经常以借赴圩为名，到各乡镇、县城，寻找地下党组织，党组织早被破坏，一次次希望而去，失望而归。
不久，她被另一个联保主任抓住，又卖了一回，给人作妻。一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并在贫困交加中再次夭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一个新的反共高潮。联保主任脑子一转，又把黄长娇作为共产党员抓了起来，拘在家里“服役”。
过了一个时期，国共合作的局势依然，刘主任又打主意拿黄长娇卖钱。武阳附近的人，大都知道底细，不易上当。刘立生便到偏远山区特色对象。
新圹村是武阳乡最山的村庄，有个农户名叫陈殆兴，近50岁年纪，还没闻过女人味，听说有便宜女人，就借了几十块银洋作“保费”，娶黄长娇回家。
从此，黄长娇隐姓埋名，在大山深处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期间，别说学文化，即是先前识得的字也全部忘光了。在陈殆兴家，她先后生养了三个女儿，因生活困难，二女儿抱给别人作童养媳。
六
山太高太深，隔断了天，解放的讯息隔了近一年才透进去。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黄长娇，因其改名为王水秀，找了一年多，把她从深山里找到。党组织认为，黄长娇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有人认为：她嫁给穷人是可以，但一次次按敌人的安排去嫁，也是一种妥协。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
革命成功，唤醒了她对“红色小知”的久远梦幻。黄长娇多次要求去学习。1951年，她被派往北京，在中央党校学习二年。学习毕业，分配工作。本可留在北京，但想到一字不识的农民丈夫，3个孩子，又志愿回到瑞金。
毕业于中央党校，可算是一位“红色小知识份子”。从北京，她不仅带回来一张毕业证书，还带回来一点点属于女人的东西--半支口红，半瓶香水。爱美，这是女性本能，这本能（口红、香水）却给她带来祸事。
她担任了瑞金县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那一阵，苏联老大哥热爱跳舞的毛病，一阵风似的传染到中国。赣州有外援项目，县里也接待外宾，就传染了热爱跳舞的毛病。当时，中国很穷，在内地，跳舞算奢侈的活动。可是，国际形象十分重要，上级要求，不但要把舞跳好，还要尽量注意仪表。黄长娇身材高挑，正好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配对跳舞。她就涂了口红，搽了香水。舞场上飘浮着一缕缕香味，许多人经过她身边，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
大家都说香水好香，口红好红。
时过境迁，中国与苏联闹翻了，友谊变成了仇恨。大家不能拿苏联怎么样，却比赛似的，说苏联的坏话，说是最看不惯男人女人抱在一起乱扭乱跳，乱七八糟，动作与乱来的动作差不多。说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很臭。说她是典型的“红色小资”。
“红色小资”即红色的小资产阶级。她一听，警惕起来。知道，“红色小资”搞不好会变成“白色小资”首先要保持红色本质不变。为此，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留下几个故事。
她40来岁，当了副县长，仍把长她20多岁，年近70的农民丈夫陈殆兴，从大山里接出来，扛着锄头尿勺种点小菜。陈殆兴是个地道的农民，长年劳作，背已有点弯曲，沟沟坎坎的皱纹，布满黝黑的老脸。二人坐、行在一起，常被人错认为父女俩，闹出不少笑话、传说。对此，她毫不在乎并且暗暗高兴，认为：革命者，就是能够委屈自己。人生在世，吃苦头不是坏事，吃亏或许是好事。
黄长娇还有个弟弟，在赣县老家种田，生活很苦，多次到瑞金探亲。黄长娇当县官，要为其安排个工作，并不是难事。但她姐弟双方都没有那样做，其弟，至今仍在赣县老家种田，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非但是弟弟，黄长娇连自己的几个亲生女儿，也没有安排工作，到她离休后，才自己报名进县水泥厂，当了大集体编制的工人。
“文革”期间，她被打倒，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搜查时看见口红、香水，认为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定她为即小资产阶级，也有人看在她没有抛弃农民丈夫，没有以权谋私的事实上，认为其没有忘本，没有腐化堕落，仍属于“红色小资”。
随着运动深入，刷颜色与命名的游戏，不断变化翻新，她由红色又转为白色，白色转为黑色，被命名为：瑞金县的三把大“黑伞”之一。成了县里招降纳叛的代表人物。每次游街示众，“叛徒”、“特务”、“走资派”长长的队伍，最前头往往就是三把大黑伞。
所谓的三把“黑伞”，是指县长与二个副县长，其实，这三个县长，却是一家人。
县长名叫刘辉山，也即是原地下党的区委书记，有名的“红色保长”。另一名丁副县长，也是老干部，现在二人均为黄长娇的儿女亲家。
三把大黑伞，统统关在牛棚里，既然冠以“黑帮”的头子，挨打、挨批斗也最多，伤情也最重。
一度时间，不知怎么，县里大开杀戒，突然就叫“地富反坏右”份子紧急集合，押送到绵江河畔，执行处决。一时刀光闪闪，人头落地，哭声震天，血流成河。消息传到中央，十万火急指示：刀下留人，却也杀了不少。若不及时制止，灭杀完了“地富反坏右”份子，即轮到灭杀“叛徒”、“特务”、“走资派”。
“红色恐怖”一阵一阵，来去不定。
“叛徒”、“特务”、“走资派”们，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虽未急杀，缓“杀”却在日日进行。一面狠打成伤，一面不准服药。不知从哪里，三把大“黑伞”，找到个治伤的偏药方：吃尿。
一时间，流行吃尿。
初时，是吃童子尿。但有些伤痛吃童子尿不管用，就吃尿垢。当时，许多房子背后，楼梯下面搁置一口大缸，作为“小便处”。三把大“黑伞”，便悄悄地去倒尿垢吃。所谓尿垢，即将一缸尿水倒去，沉底的那点浓渣就是尿垢，当地人又叫“尿膏”。三个人，不知“偷”吃了多少尿垢。伤势有轻重，吃尿有多少，吃尿、吃尿膏最多的是刘辉山。
身痛、心痛交加，那是万般屈辱的服“药”。怔忡这症，由长期心中大郁不解，积压而成，一味药岂能解千般愁？无情的尿，只能加重无情之痼疾。
每每吃尿膏，堂堂的县长--刘辉山，泪水迸流，死的念头油然而生。他说：“死了算了，以死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清白。”
国民党的牢房，黄长娇坐过七次，加上这次“文革”进牛棚，共计八次坐牢，这次是刑期最长的一次。身高体壮的黄长娇，可说，是在一次又一次坐牢中成熟起来，她志坚如钢，最经得打，也最看得透。面对冤屈、死亡、历史和清白，她自有见解，神情自若地说：“死，只能证明罪过。历史，是人写的，你不在了，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什么罪过都往你头上套。命长才吃得饭久，活得越久说得越久，总有一天，什么都说得清楚！”
“对，我们不能死，一死就是畏罪自杀，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就更讲不清楚，要受更多苦。”刘辉山到底是“红色保长”，过去，“白色恐怖”中受的苦更少，如今承受挨打的功底不够，面对亲人，时而声泪俱下。命运让他重新补课，却也挺了过来。
挺过来了就是铁汉。
熬过“文革”最艰苦的日月，“红色小资”黄长娇离休在家，守着老街几间小屋，随儿子生活，默默度日。
七
细雨霏霏，1993年清明节前。黄长娇因心脏病住院，治疗数月，病情好转，出院。
那天，在家歇息，忽见电视屏幕，出现中央一首长追悼会。追忆逝水年华，此公丰华正茂，亦是当年熟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苏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原是一块办公、开会的……别来沧海事，思罢暮天钟。
夕阳斜辉，晚风拂面，追忆悼念中，她乘一缕轻风悄悄地滑向了永远，终年84岁。
身后留下三女一子。（完）
《红军留下的女人》·悲苦的喜事（1）
［ 作者：卜谷 来源：本站原创 2005-1-24 值班编辑：黄红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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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泊半世纪的副总理之女叶坪暨红军孤女邱兰
飘泊伶仃，一生艰辛，无依无傍，如叶如萍……万物都有出处，怎么我没有出处，我从哪里来到这个世界；既然世有天伦，怎么唯独我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生来就没有父母？！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一
已进入萧瑟的冬季，山野刮着冷风，灰蒙蒙的上库村，却呈现一派异样的繁忙：各家各户，正在想方设法，安置从山那边送来的红军伤兵。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放弃这块经营了六年之久的“红都”，渡过距此地30公里的于都河，开始了万里之遥的长征。
伤病员、老弱者、女人、孩子和不适宜带走的人，以及战斗力不强的零星部队，共有数万人留下了。也就留下了成千上万个悲剧。
留下的人们，准备新的战斗，又在紧急处理伤病员、老弱者、女人和孩子，不适宜长征的哪一类人，同样也不适宜短征。
这天午饭后，村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他并未负伤，脸上的气色却不怎么好。他名叫张德万，高个儿，年纪不上30岁。由村干部陪着，在村里转来转去。
哟，他身后探出一个女娃儿的小脑袋。好白净的脸，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透着陌生和好奇。啧啧！部队上的男人还带个细伢……什么，细伢不是张德万自己的？那末，她的父母亲又是谁呢，连你也不知道吗？
一问这个，张德万就闭口不言了，心里却在说：“我当然知道，她的父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高级干部，这还能说？谁也不能告诉呀！”
那，这细伢叫什么来着……噢，“野萍”……什么，叫偏了？怎么会？爸妈都不晓得是谁，不就是野孩子吗？就叫她“野萍”好了！
春节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可未到元宵，村子里又忙乱起来。不断有消息说，白匪要来了。伤员都得流散、转移他方。张德万也得离开。
一连几天，他对着孩子，神情忧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他终于把孩子领到房东赖万森、华灶女夫妇面前：“二位老人家，这孩子，是我受人之托，带在身边的。我现在漂泊无定，前途难卜。这孩子就拜托你们收养吧！你们是忠厚善良人家，孩子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
赖家是贫苦的农家。赖万森夫妇膝下三男二女，年纪尚幼，生计十分艰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含着热泪，慷慨地接受了张德万的拜托：“放心吧，啃糠吞莱，我们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临行的那个清早，张德万牵着孩子，挨家挨户上门相告：“各位邻居、各位乡亲，这孩子、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就留在你们这里了。拜托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天，下起了霏霏细雨，刺骨地冷。张德万戴顶箬叶笠，踏上了烟雨迷蒙的钟公嶂。
雨中，“野萍”泪流满面，大喊：“好妈妈--好妈--妈！”
他走了。留下了一个孩子，却隐瞒了这个孩子的身世，在那恐怖的年头，为了给村民和孩子避开恐怖，他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吻别孩子，张德万佝偻着背，一步一回头地走了，心里死死地记下了这个地方--于都县禾丰区库心乡上库村。
二
赖万森的儿子，5岁的赖普恩怎么也想不到，家里陡然添了个3岁的妹妹。
与往常一样，那天午饭后，他与9岁的大哥，去对门坑子里扯猪草，回来时，太阳快落山了。大哥忙着在猪栏里卸草。赖普恩象条泥鳅，一晃身子，钻入矮陋的家门，便有一阵无法抵挡的香气扑面而来。探探头，窥见热气腾腾的锅里，茶油在打着滚儿，一盘炒好的鸡蛋搁在灶台上，香得死人呢。他耸了耸两条鼻涕，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
“啪，”手刚探出，后脑勺先挨了妈妈一巴掌：“细人精，不许人模鬼样的倒脸面。你不见家里来了贵客。”
赖普恩咽了口口水，才反映过来：“一定来了大客。”家里就一只老母鸡，除非大母舅来了，妈妈是舍不得炒菜放油，更不会油炸鸡蛋。
一扭头，阴暗的内屋里，果然有几个人影。父亲赖万森吧达着长烟杆，村干部陪着一个陌生的瘦高个男人，在叽叽咕咕说话。瘦高个坐在一张矮脚小凳上，左臂弯圈着个脑袋，却是个东张西望的细妹崽。嘿，赖普恩一下子来了劲，忙凑上前。
瘦高个男人说得少，赖万森和村干部说得多，他听懂了，瘦高个是带这小妹来搭住的。这段日子，山那边，抬过来很多缺胳膊少腿的红军伤兵，分到各家各户去住。隔壁大伯家，也分了一个红军哥哥在那儿搭住。
“你是红军吗？”赖普恩悄悄地问。
“是，不过，我是伙夫。”瘦高个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并伸手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兄弟，几岁啦？”那边，做爸爸的立即喝叱他：“细鬼子，不要多嘴。”
小普恩赶紧缩到一边。直至晚上掌灯时，小普恩才看清瘦高个的脸，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巴，脸色灰扑扑像涂了一层菜汁汁，一双豆荚眼却十分机警。被抱着吃饭的妹崽时不时斜着头，又大又黑的眼睛溜周围一圈。
“哎哟，白白净净的女崽像个瓷娃娃哩！”小普恩的妈妈华灶女解下腰围巾，把野萍亲亲热热地搂在怀里：“来来，我来喂你。”
野萍看看张德万又看看华灶女，听话地咀嚼起来。张德万长叹一声，眼里竟流下了泪。那几日，赖家的人看见，张德万皱眉苦脸，几次都搂着野萍的头流泪。
“这妹崽讨人缘，我一见也舍不得哩。”华灶女说。
“拜托你们。”张德万说：“原先，组织上打算把她托付给你们的堂兄收养，他是村干部，可是他家已经收养了一个红军的孩子，只有把她拜托给你们，有机会我会来看望她，有朝一日……这里有一个小铁皮箱，是她妈妈留下的，里面有一些衣服……”
同村赖万森的哥哥赖蔚青（村干部）家，也收养了一个红军留下的孩子。是一个比野萍大八、九岁的女孩子，名叫邱兰。她持一份苏维埃的证明，被疏散到村里来时，女扮男装，对外的性别和名字都变了。她头发剃得光光的，名字叫做邱德成，完全是一副男孩子打扮。
疏散之前，邱兰是中央蓝衫团一名最小的演员。每天，她跟着蓝衫团的队伍，到处搞扩红宣传，演出时，则在节目中饰一个小孩的角色。大部分都是扩红节目，也有些是对敌斗争的节目。六、七十年后，她还记得这样一个节目：戏中一个反动派偷东西，被她发现了，她用石灰撒到反动派的眼睛里，然后向四面大声喊叫：抓坏人呀，抓坏人呀--于是，农民协会的人闻讯赶来，把反动派捉住了……
那时，蓝衫团常常走山路去演出，夜里演完了戏再走山路回，回到营地又冷又饿，空着肚子睡觉。
挨饿是常事，几乎每天都挨饿。
饿惯了的小邱兰，记不清挨了多少饿，反而记住几次吃得很饱很饱的情形。
有一次，队里杀了一匹受伤的战马，卸下来的马肉掺芋头煮了三大锅。全蓝衫团的人用力吃，吃不了，每人就拎着几提马肉上路，边走边吃。马肉好吃，热毒很大，邱兰身上发起了烂疮，又痒又痛。她吃了四、五天马肉，却发了20多天烂疮。
还有一次，蓝衫团在瑞金演出给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看，演完后招待大家吃了一餐晚饭，桌子上摆了9碗菜，蛮丰盛哩。饭后，毛主席还叫警卫员，把邱兰背到自己的住处，送给她牙刷、牙膏、钢笔、衣服等许多东西……
邱兰记得：红军长征前，中央蓝衫团解散，她被疏散时，许多红军叔叔都来安慰她，说是在农民家里寄放三年就来接她。
还是毛主席给她改的名字哩。听说邱兰要留下，毛主席想了想说：革命一定会得到成功，你就改名叫邱德成吧！
“那不是男孩儿的名字吗？”邱兰问。
毛主席说：对，你不能说是女的，女孩子没人要，也危险。
此后，她就有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为了防备坏人，邱兰天天揣着一把小刀在身上。
扯猪草、砍柴草、种菜、喂猪……邱兰在家里、村子里女扮男装，不声不响地活着，成了一个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小孩。
16岁之前，她从没在别人面前脱过衣服、上过厕所。大家真以为是个男孩子。
可是，邱兰多么羡慕那些女孩呀，每当看见别的女孩穿着红衣裳、花衣裳，她就想象自己穿红衣裳、花衣裳的模样。
她知道，野萍也是红军留下的女儿。从赖家的关系来说，野萍是她的堂妹，所以，她经常约伴与野萍一起上山捡柴草、扯猪菜。
有一次，野萍浑身淌汗，把衣裳脱下来披在树枝上。
邱兰见了，心里砰然一动，休息时，悄悄地附过去，左看右看，情不自禁，把花衣裳往自己身上穿，太小了穿不进，就在自己身上比试了许久。一抬头，野萍正立在面前，奇怪地望着自己，她的脸腾地红到了耳根……
女扮男装实在难哟，邱兰心怀“鬼胎”，一天到晚总是提心吊胆地熬着。一天一天，她数着日子过，三年怎么这样长呢。终于，三年盼过来了，红军却没有来接她，又一个三年过去了，红军仍没来。
女扮男装再装不下去了。
那年，16岁的邱兰发育了，肚子绞痛，身上突然流出来一大滩血，把裤子都浸湿了，一直流到脚胫。她以为自己受了伤或是得了什么重病，马上就要死了，脸吓得象石灰一样白。
异常的大出血，引起了家人的恐慌，当养父、养母手忙脚乱，正要帮她脱裤子检查，“咣当——”一声，她身上掖着的那把尖刀掉下来，在太阳下亮晃晃闪烁寒光，陡地吓了大家一跳。
邱兰女扮男装，秘密被发现了。
野萍10岁那年，家乡闹饥荒，大哥得病死了。
为躲饥荒，割罢晚禾，二哥赖普恩挺起瘦骨嶙嶙的胸膛，领着小妻子野萍踏着一片秋霜，来到会昌城外做小窑工。两个人劳碌半年，可以赚两箩谷钱回家，略补无米之炊。
那是怎样的劳碌呀！虽是童工，干的却是最苦最脏的活。白日，在窑匠师傅的喝斥下，两人团团转地忙着做瓦坯、刷筒瓦、翻晒瓦、装窑，薄薄的单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守望着窑火，在疲惫、瞌睡和虫子的叮咬中昏昏沉沉。
夜里，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冷雨被魔鬼的手织成密密的网，铺天盖地。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夹着雨点在他们身边掠过。他们的手脚冻得通红、开裂，流淌着血水。
为了抵御寂寞，他们养了几只小鸭子。每天夜里，小鸭子“妈妈、妈妈--”叫唤着，乖乖地依偎在他们脚下，慰籍着他们的孤独。他俩就紧紧相依在一团窑火的光弧里，共同抵御着凄风苦雨，捱过那没有尽头的寒冷，没有尽头的冬天。
“二哥，小鸭鸭都有爸妈，我怎么就没有？我好累，我好饿，我好冷哩，妈妈在哪里呢？！”
听着小鸭子唤妈妈，野萍抚弄着小鸭子的绒毛，泪水大颗大颗滚落，滴在打补丁的衣襟上。
抚摸着毛绒绒的小鸭子，小二哥的心在颤栗，在搐动。他不知道怎么安慰野萍，纳纳地说：“不要哭，说不定，你会有呢。去年，那个张同志，那个好妈妈偷偷来看你，不是说革命成功了，会有妈妈爸爸，会有人来找你么……”
“那个张同志是个好妈妈，他是男人，肯定不是我亲妈妈，看得出来，张同志肚子里，有许多话想说，又说不出哩。唉，革命要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她的心，时时被搅动：我也是父母生的孩子呀，可我的亲生父母呢？儿女都是父母心头的肉！哦，父母啊，我是你们心头的肉吗？！
有多少梦，在泪水中泡浸……
三
1931年12月30日，红都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谢家宗祠，正在召开重要会议。周恩来等人离沪后，辗转到达瑞金叶坪，刚刚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许多工作在紧张进行：国民党26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的整训；毛泽东将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移交给周恩来；研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要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
在这幢举世瞩目的屋子里，野萍即将诞生。
毛泽东居所的楼下左厢房，唐义贞临近分娩，军医陈志方负责接生。她知道，中国共产党首脑们在楼上开会，为不让自己喊叫起来，她将被角塞入嘴里用力啮咬，豆大的汗珠，从她惨白的脸上沁出，头发贴在额上，衣衫被汗水濡湿。她的一只手扳着床沿，一只手紧紧地拽住邓颖超的手。
邓颖超捉住她的一只手，陪同唐义贞快一天了。到达苏区后，唐义贞与她最要好，并称她为干妈。现在，小“外孙”要出世了，她既欣喜、着急，又无可奈何。她没有生育经验，望着唐义贞扭曲、呻吟的痛苦形状，却帮不上力，眼泪不时冒了出来。
突然，婴儿的啼哭，出现在红都的血红暮色中。
“呜哇，呜哇--”哭声像小号般响亮。
似乎听到休息的号声，楼上的会议停顿了。大家蓦地站起来往外走。
朱德率先迈出房门，从走廊上探出头，操着大嗓门喊：“老陈，哭声这么响亮，是生了个男娃吧？”
“报告老总，”被接生弄得满头大汗的军医陈志方，挥手揩了一把额头、鼻尖上的汗珠，回答：“不是个放牛郎，是个靓妹子呢！”
“蛮好嘞，细妹崽好嘞！恩来呀，你做了外公哩！”毛泽东笑开了，一边和大家倾听婴儿啼，一边“吱儿吱儿”地抽烟，又感慨地称道：“这个非常时期，听细伢崽落世哭难得，比听冲锋号还耐听。只要是红军的种子，什么都是好的！上等的！革命的！”
中国近代史上几位伟人，笑声朗朗，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特殊时期诞生的妹子，将面临着无数坎坷，演绎一出离奇的悲喜剧。
听到哭声，贺子珍等人闯进门来，向唐义贞道喜。邓颖超则搜出积蓄下的伙食尾子，喜滋滋地去买了些鸡蛋、红糖等给“干女儿”做月子，并与周恩来商量，给小孩取了一个亲昵的名字“爱生”。因小孩是在叶坪生的，小名又叫叶坪。
这个小“爱生”就是后来的“野萍”。她的父亲陆定一与母亲唐义贞1929年在莫斯科结婚。当时，陆定一是驻少共国际的中国代表。唐义贞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0年，陆定一与妻子分别，先行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数月后，唐义贞亦回中国，在上海与丈夫短暂团聚。不久，她受命与何叔衡化装成父女，来到张鼎承创建的闽西苏区。1931年初，陆定一也辗转来到闽西，与义贞再度聚首。该年9月，刘伯坚带领部队打通了从瑞金到闽西的道路。接到通知，陆定一夫妇前往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唐义贞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曾经参加过“医务训练班”培训。月子还未坐完，唐义贞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
她便抱着小“爱生”走马上任。卫生材料厂，设在于都县银坑乡的一个山寨里，距离瑞金80多里。由于白军的长期封锁，苏区各种物资都非常紧缺。起初，卫生材料厂只能生产一些药棉和纱布。后来，唐义贞与药剂师研制出了几种中药药丸，对付肆疟苏区的几种传染病。
这一招果然见效，药丸送到部队、地方，苏区的疟疾、痢疾、伤寒得到明显控制，伤病员的死亡率大大下降。苏区中央局、少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多次报道了唐义贞的事迹。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苏区，作战略大转移。为了掩护主力红军的转移，必须留下少数地方部队，为了减轻主力红军的负荷，必须留下伤病员、女人与孩子。
本来，唐义贞可以随主力红军走的，但是她怀了孕，所以，必须留在地方工作。她再次与刚刚从上海回到苏区的丈夫分别，又不得不与女儿爱生分别。
因为长征，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人，都这样将自己的孩子秘密留下了。毛泽东的儿子小毛就是这样留下的，刘伯坚的儿子刘豹，以及林伯渠的儿子，邓子恢的儿子也是这样留下的……
红军主力转移，卫生材料厂解散。唐义贞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随毛泽覃率领一支部队突围至福建，开展武装斗争。
11月中旬，白军8个师的部队及地主武装，对在闽西的红军，进行了疯狂的“清剿”。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的陪同下，拖着分娩前笨重的身躯来到圭田乡，住在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家里。第二天，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小定。
一个月后，白军逼近圭田，福建省委通知唐义贞转移。唐义贞毅然将孩子留给范其标夫妇，将一些日常用品留下，其中有一床毯子、一个缺了口的铜脸盆（此二件现存长汀县博物馆）。这时，唐义贞作了永别的准备，在留给儿子的包袱布上，她用中文和俄文，写下了娘家人在湖北武昌的家庭地址，落款是：唐一真。
归队后，唐义贞在省军区担任宣传部长兼军医。1935年1月下旬，四都一带，大部分地区被白军占领，唐义贞所在的游击大队，陷入了国民党的重重包围。
唐义贞和毛泽覃，随福建军区一个营突围，前往江西寻找陈毅的部队，途中，队伍被白军宋希濂的36师打散。
27日中午，行军途中，唐义贞将一对绞花银手镯，交给小宣传员陈六嬷：“小陈，这对银手镯是一位战友牺牲前送给我的，我今天送给你作纪念，日后若有人来问你，你告诉他我丈夫姓陆，名叫陆定一。他对我十分的好，这辈子不能再见着他了。你是本地人，我告诉你，前一个多月，我在圭田乡生下一个儿子小定，很象他爸爸，一生下来就将他送给范其标夫妇抚养。我若能生存，将来母子当会相认，那我儿既是范家人，亦是陆家人，两家都有份。我若牺牲了，就请告诉我的丈夫和孩子，我是为革命牺牲的，决不做投降者，死也要死在红旗下！”
陈六嬷含泪收下手镯，说道：“你放心吧，唐姐姐。范其标夫妇是好人。我认识他们。他老婆聪秀妹还是我的堂姐呢。以后，我会去看看小孩。”
唐义贞听罢略为高兴，又从身上脱下一件桔黄色的丝棉背袄，送给陈六嬷。嗣后，她背起文件袋，跟红军队伍进乌蛟塘山坑。28日，部队与白军进行顽强战斗，弹尽粮绝，唐义贞与一个姓胡的团政委、一个营长等二十余人被俘，关押在四都下赖坝白军36师的一个团部。
当天黄昏，唐义贞在关押的廖氏祠堂耳房，看见陈六嬷端了一钵鸡蛋煮粉条走来。
“小陈，你没有被抓住？”她小声问。
“抓住了，我会本地客家话，说是捡柴的村姑，加上一些乡亲出面作证，就放了我。”陈六嬷悄声道：“你一定饿了，快吃下去，你不要承认是红军干部，我们私下凑钱把你保释出来。”
唐义贞边吃边凄然苦笑：“你听，厅里正在拷打同志们呢。敌人不会允许你们保释我的，我也不会忍辱偷生。小陈，唯有一条路，趁敌人未查明我们的身份，设法逃出去，到江西去找陈毅。”
次日黎明时分，唐义贞偷偷从窗户爬出来，溜到厅间，解开胡政委和营长的绳索，然后，用砖头砸死两个打瞌睡的哨兵，逃了出去。
天亮时，白军出动大队人马追捕。第三天黄昏，在汤屋村深山坳附近，唐义贞三人不幸再次被捕，敌人马上电告龙岩“剿共”总部司令李默庵，李当即回电：将三人就地处死。
干涸的河坝沙滩上，长满了栗树、樟树、苦楝树、酸枣树。飕飕冷风不断从树隙掠过，拂下几片黄叶。暖烘烘的初春阳光，斜斜地照着树林。
她被推搡着出现在河滩上：五花大绑，遍体鳞伤；脸容苍白却凛然。
“女赤匪！”刽子手们狼一般地干嗥：“啊啊，就是这个女赤匪，刚才趁一个松绑的机会，一眨眼间把藏在身上的一份文件塞进嘴里，强咽下肚！”
唐义贞步履艰难地走在最前面。她身上的浅灰棉军装被撕裂了，捆绑的棕绳扎入了肌肉，被打伤的右腿有些跛。但她仍然直着身子走，瑟瑟的寒风吹着她的齐耳短发，苍白的脸颊没有一丝表情。
远远地，传来陈六嬷撕心裂肺的哭喊：“唐--姐--姐--”
“砰，砰--”两声枪响，胡政委和那个营长饮弹身亡。而唐义贞则被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剥光衣衫，剖开肚子，取出心肝，惨痛而死……这是1935年1月31日，她才25岁。
也是在这个时期，距此地不远处，红军的另一支部队也被白军打散。邓子恢等少数人突围了。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周月林，发觉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没跟上，忙踅身回去寻找。翟秋白与她躲入一块草丛间，准备等白军搜索过后再走。因为翟秋白久病在身，脚下无力，摔了一跤，一棵小树摇晃了一下，立即被山上观察的白军发现。瞿秋白和周月林、张亮被捕。不久，瞿秋白被叛徒招认，在汀洲英勇就义。
时隔53年，1989年夏天，笔者来到唐义贞就义的下赖坝，找到了仍然健在的陈六嬷。老妪激动不已，扁瘪的嘴巴蠕动着：“啊呀呀，杀的是人呀。刀子一下一下砍下去会痛呀，血水在天上飞哟，义贞姐一声也没有吭哟……唐姐姐是个美人哩！教我唱歌，学文化……在大山里，唐部长还教过我几味草药哩……”
河坝间的三棵栗树下起伏不平，那是烈士的儿子陆小定不久前领人挖掘的几个大坑。然而，并没有发现烈士的任何遗骸。厚厚的河沙，被几十年的河水淘换了一茬又一茬。不过，听下赖村民说，当年农业学大寨开荒造田，倒是在这里挖出了好些人骨头，都扔掉了……
长汀卧龙山上，立有一块瞿秋白纪念碑。纪念碑后的一个山坡上，松林拥着一座坟墓，那是唐义贞烈士的“衣冠冢”。陆定一题文碑上：“唐义贞烈士，湖北武昌人，女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屡遭王明路线的迫害而不屈。曾任中央卫生部材料厂厂长。1935年1月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于长汀下赖坝，距生于1909年，才25岁，她实现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唐义贞烈士是我最亲爱的亲人，是我的知已。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教儿孙学习她。”
陆定一在悼文中赞道：唐义贞烈士的心，是金铸成的。唐义贞烈士的灵魂，是水晶刻成的。
四
初冬的瑞金沙洲坝。那是一个夕阳余辉中依依惜别的傍晚……妻子唐义贞特地从朱坊镇赶来告别--她分娩在即，不能随主力部队参加长征，决定留下，竖持斗争。
当时，两个人的心情异常沉重：她留下，处境将会是难以想象的险恶。她的安全……还有，未满3岁的女儿、即将降生的孩子……
在这样困难的关头与丈夫分别，她竟然没有一句泄气的话。她那双眼睛，把离别的悲伤、面临的艰险、一切苦难和担忧，都深深地隐藏起来，化为沉静的光！
战火硝烟弥漫了无数的艰难岁月，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直至延安的宝塔山下，陆定一曾无数次回忆那生离死别的埸景，无数次的发问。
“义贞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义贞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
寻找、寻找，怎么寻找呢？
陆定一记得，当年，妻子在分手时，与他商定安置女儿叶坪的办法是：把孩子交给卫生材料厂的管理员--一位因病不能参加长征、准备回家的男同志，委托他到瑞金县以外的乡村，寻一个可靠的人家寄养孩子。但他不清楚这位男同志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只知道叶坪把他称为“好妈妈”。
寻找到1937年，他在南京获得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叶坪由“好妈妈”带着，寄住在瑞金武阳围的一位姓赖的船夫家里。
自此，陆定一对准目标，开始了新的却更艰难曲折的寻找。
同年，在奔赴抗日前线之前，他去到武昌的岳母家，告知上述消息，并委托义贞的大哥唐义精、五哥唐一禾寻找女儿叶坪。
唐义精动身赶到了南昌，因局势紧张，无法前往赣南。只好去信给瑞金联系寻找。等呀、盼呀……终于盼得了回音：那边确实收养了叶坪！快设法把孩子领来……要钱？给！倾家荡产也……钱一次又一次地寄去，孩子却迟迟未来，最后得到的是一张照片：一个神气活现的男人，身穿国民党军装！
啊，善良的人家被愚弄、受诓骗了——那是国民党某特务流氓，冒名设置的一场骗局。
叶萍寻找无着，成了唐家的一桩心病。唐义精遵照母亲的嘱咐，按妹妹义贞幼年时的模样，画了一个有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女孩，把她当着想象中的小叶坪，一家人思念心切时，就对着画像悲伤地呼问：“叶坪呀——孩子，你开口说呀，你在哪里？
更不幸的是，唐义精和唐一禾，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艺术家，后来却在重庆渡江翻船，双双遇难，将一生的追求及全家族的寻找付诸流水。至此唐家已无力寻找叶萍了。
1943年，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历尽艰险的贺怡（毛泽覃的夫人）从江西到达延安。终于，陆定一从她那里得到了第一手的关于唐义贞的真实情况，但这却是一个睛天霹雳。
“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他后来写到“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伴随失去妻子的沉痛悲伤，还有那牵心动肠化为的悬念：娇小可爱的女儿呢？刚出世的男孩呢？他们寄托在哪里？还活在人世吗？这一切却无从知晓。
这也是一种牺牲--骨肉分离、绵绵无期，见日难卜。心灵啊，要经受怎样的情感的重锤！
要把孩子找回来--他们是烈士生命的延续。必须去找，哪怕踏破铁鞋！
延安。陆老想起了当时身在南京中央办事处的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十分喜欢义贞，认义贞为干女儿。叶坪出世后，邓大姐常来看望，抱着孩子亲个不停：“我当外婆！”并以外婆的身份，给叶坪起了另一个亲昵的名字：爱生。从此，义贞就让孩子称邓妈妈为“爱外婆”。
当时在南京，由李德全先生筹办了一个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陆定一立即动笔写信给邓大姐，请她委托李德全，帮忙寻找爱生（叶萍）。信中写道：
我想把义贞留下的女儿叶坪找回来。现在应该是16岁了，再不上劲找，更不知哪里去了。本来这事托了义贞的家里，可是刚有点线索，她的哥哥唐义精和唐义禾却在渡船翻覆事件中死亡。唐家我在重庆时看过，已经穷得不成样子，义贞的母亲70多岁，还问我义贞的消息。一直瞒着她的。再托他们去找是毫无希望的了。
叶坪在长征时，被义贞交给了一个（原和义贞一起工作的）男的，此人我忘了其名，叶坪叫他“好妈妈”，他很喜欢叶坪。“好妈妈”将叶坪带到瑞金武阳围船户赖宏达家中。刘伯坚同志的豹儿，由裁缝罗高带领，也住到赖家。他们的船经常来往于瑞金、会昌、于都、赣州之间……
信是1946年7月寄往南京的。几经周折，邓大姐却在北平收到此信。而那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响，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已经解散。事已至此，为了安慰陆定一，邓大姐仍然回信鼓励说：“在现时和今后寻到叶坪的可能性更大了，热望她能够回来！”
几度寻找，几番迷茫，愁肠百结，忧心忡忡。在战争 的空隙，陆定一不无悲凉地呼唤：“叶坪，我的女儿，你在哪里啊？！……”
《红军留下的女人》·悲苦的喜事（2）
［ 作者：卜谷 来源：本站原创 2005-1-24 值班编辑：黄红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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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伏以--吉日时辰，天地开张；良缘天定，如凤如凰；鸾凤交称，地久天长。新郎新娘，一拜天地--”
“再拜祖先！--”
“夫妻交拜！--”
父母当然要寻找，找不找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样，人大了总要结婚生子，按自然规律活下去吧！
光阴荏苒，悲悲苦苦的孩子，在悲悲苦苦中一眨眼就长大了。邱兰16岁那年暴露出女儿身后，家人、村民的震惊很快就平静了。她由邱兰改名邱德成后，又改名为邱来凤。这没有什么，是男人就当儿子，是女人就做儿媳妇。
19岁那年，在养父母的张罗中。邱来凤嫁给了这个家庭的老大，大自己11岁的赖文连。20岁时她就开怀，生了一个男孩，却没有带大。几年后，她接二连三生了3男3女，变成了一大帮孩子的母亲。
万物随时光流变，唯有思念保存永远。
疏散时，邱兰带来两皮箱衣物，能穿的穿烂了，不能穿的卖了，最后两个皮箱子也卖了，没有留一点痕迹。
解放前，丈夫长期在外面打工：上山挖砂子、烧窑、挑盐……解放后，铁山垅钨矿转为国营矿山，他则成为该矿二坑口的井下工人。
邱来凤忙里忙外，围着锅台转，成为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有时，忙得头昏脑胀，听到孩子叫唤自己妈妈，她突然会一楞：妈妈，是啊，我自己的妈妈呢？她干活干着干着就停下来楞一下。
这些孩子管叫我妈妈，我又找谁叫妈妈呢！
蕃薯、青菜、萝卜养人呀，赖普恩和叶坪，象屋前的那几棵小树一样长成了大树。小二哥不再是拖鼻涕的光腚小子，而是一个膀阔腰圆的后生家。叶坪，身板结实，俨然一个水葱葱的靓妹子。
终于，赖万森夫妇觉得他们应当圆房了。
生命是朝向未来的。这位身世不详的野萍，同贫寒之乡的其他孩子一样，伴着贫寒慢慢长大。并随乡入俗，早早就勇敢地担负生活的重荷。
野萍变成了一位能干的农妇。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地耕耘、收获，她象每一个普通农妇那样生儿育女，孕育新的希望……
解放后，许多老红军都来信给赣南各地方政府，请求帮助寻找失散儿女。寻找的故事此起彼伏流传在赣南大地上。
1964年，邱兰曾请人代笔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请求帮助寻找父母。中央办公厅回信，要求她提供有关自己身世的线索。
往事，如烟如雾、忽聚忽散。往事与梦事纠缠，亦如隔世之事。
对自己的身世，邱兰只知道：养母陈六姑是红军洗衣队成员，养父是一名红军战士。从小，当红军的父母，把邱兰交由养母陈六姑抚养。她对养父没有什么印象，至于亲生父母是谁更不得而知。
有一次，红军洗衣队在河里洗衣服，白军飞机的一颗炸弹落在河间，陈六姑等人被当埸炸死。从此，切断了她与这个世界所有的血缘讯息。
5岁多的小邱兰被送到蓝衫团，有时串演一、两个节目……
靠这样的线索，怎么能找到父母呢，这样的线索等于是无线索！于是，邱兰明白：最好的办法，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父母来寻找自己。但，她怎么才能让父母来寻找自己呢？！
“地方政府也曾派人到附近寻找过叶坪。”邱兰告诉笔者：“有人到白鹅乡寻找叶坪，一个乡一个乡挂起网来找，我们都不知道。那么远怎么会知道，隔了一个村呢！”
信息如此闭塞，在她们朝思暮想的寻找中，一个万分宝贵的机会，就这样掠村滑过。
六
1980年金秋。天宇清朗。一架银鹰舒展巨翼，飞行于云海之间，自北向南。
机舱内，一位古稀老人，悠悠之心，正以每秒百米的速度扑向亲人。皓首龙钟，岁月的利刃镌刻下深深纹皱的脸盘，像磐石般坚毅，也像磐石般沉静，而胸间的思绪，犹如窗弦外缱绻翻涌的云海。
呵，他就要见到从未谋面，却已４６岁的儿子。记忆如云如烟、苍苍茫茫。４６年后的今天，一桩心愿终于实现了！
４６年，颠簸流离的岁月呵……闽西！长汀县四都乡圭田村的一户三口之家：残废老红军范其标、聪秀妹夫妇和他们的男孩范家定，相依为命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寒暑……
有一件事，令年幼的范家定诧异不解：逢年过节，父母不厌其烦，总要在饭桌的上首多摆放一副碗筷。而那个位置，却总是空席……
仪式成了定式，成了习惯。
又一个大年夜，逐渐长大懂事的范家定依葫芦画瓢，在饭桌上首照例摆了那副碗筷。范其标老人郑重其事，叫范家定站到桌前。他神情肃穆，刚开口，已是泣不成声。范其标详详细细诉说了小定的生世，并找出当年他生母的遗物。
物在人去，见物更思亲--生我，给我以血肉之躯的亲人呀，你们在哪里？他悲恸地掉泪……
辗转、周折……寻找是那样艰难。线索终于有了！在广东的李坚贞，北京的童小鹏等同志帮助下，小定了解到：他的父亲，与举国皆悉、德高望重的一位国家领导人相关联。
弥罩岁月的迷雾，眼看就要消散了。然而，一阵更大更浓的迷雾披盖而至--中国，１９６６，突然一头扎进“文革”的逆流之中。
动乱伊始，迎头狂澜中，这位国家领导人首当其冲，被当做“阎王殿”之首打倒在地，尔后，身陷囹圄，一晃便是１３个春秋！
云海中穿行的银鹰，在福州机场徐徐降落。从机舱上走下来的老人，就是小定（范家定）所寻觅的父亲--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现任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
而小定的亲生母亲，就是唐义贞烈士--“唐一真”是她当时的谐音化名。
陆老与范其标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四只布满老斑的手，牵引着半个世纪的衷肠。
“……总算、总算把孩子带到您的面前了，陆老！”范其标老人用颤抖的话音说：“在这以前，我让孩子跟了我姓，现在该改回陆姓了。”
“不！”陆老赶忙说：“在那样艰险的岁月里，你们收养并培育了孩子，是真正的生死之交呀！你们是孩子的再生父母。孩子就继续留在你们身边，孩子的姓也不必改了。”
两位老人争执来、争执去，相持不下。陆老沉吟半晌，才又说：“还是遵照孩子母亲的意愿办吧。义贞说过：孩子是我们两家的人。孩子的姓，要改就改成‘陆范’。我想，这是一个象征工农团结的姓，也是纪念烈士的姓。希望今后将这个姓代代相传下去！”
茫茫黑夜，升起了一轮半明半暗的月亮。
述说身世，首先得述说思念。陆老告诉儿子：“你有一个比你大3岁的姐姐。她……现在仍然下落不明哪！”
立即，陆范家定心里也升起了那轮半明半暗的月亮：啊，姐姐，在这个世上，我们原本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呀！而今，您到底在哪里呀？你一定比我还苦！
“爸爸，既然我有个姐姐？那还等什么，我们快点找吧！”
陆定一沉默了，伤痕累累的心又在渗血：“已经找了几十年，如果她还在的话，应该是50多岁了……”
七
寻找，不停地寻找。
或许，这是一个演绎千秋的人生主题。
路上，总有人在寻找。有人要用一生，才能解开自己的人生之迷；有的人一生无解，如果允许，须要二生三生才能解开这人生之迷。
又一轮寻找启程了——懂事后的叶坪，开始了不停地寻找，一家人都在为她寻找。
50年代，逶迤的赣南山岭，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钨都。于都山区新兴起一座钨城——铁山垅钨矿。矿党委书记郭若珊，在整理干部档案时发现：矿组织部干部赖普恩的履历表，有不规范之处。那时政审非常严格，他敏感到：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便立即找到了赖普恩询问：“小赖，你在表上，为什么不填岳父母一栏？”
这一下，赖普恩被问住了。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总算把原因说完了，却并没有把情况说清楚。他只得补充道：“我父亲赖万森已经过世，要不然，他可以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
郭若珊是位南下的东北大汉，半辈子在军营度过的，对事情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性。他知道，本地是老苏区，红军长征前夕，许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物，仓促间在赣南留下了子女，解放后先后通过组织来寻找过，有的已经找到，有的还在寻找。他问：“解放这么多年，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赖普恩想了想：“有一点线索。我们同村，有一个留下打游击的红军干部赖友江，解放那年，他在于都县政府协助解放军工作。他曾经说过，陆定一同志写过一封信到于都来，请求地方政府帮他寻找小孩，并且还亲自派人来到赣南一带寻找女儿，说他有一个女儿有可能寄养在于都，从出生时间等情况看，很象我的妻子……”
郭若珊凡事认真负责，立即派人找到赖友江作调查，又派人了解了叶坪的情况，认为情况属实。然后，他以矿党委的名义整理了一份材料，寄往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收。
与此同时，赖普恩也附了一封信给陆定一。
此后不久，赣南区党委宣传部奉中宣部指示，派了一名干部来到铁山垅钨矿，铁山垅钨矿派了一名姓李的秘书前往，配合调查核实此事。二人一同来到禾丰乡上库赖家询问情况，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个摄影师。
不啻是喜从天降呀。几十年的寻亲终于要有个结果了，叶坪欣喜若狂，翻箱倒柜拿出最好的土果子招待客人，擂茶、蕃薯片、芋头丸、烫片等摆了一桌面。
家欢天喜地象过年一般，他们一边不停地叙述着，穿上了过年才舍得穿的衣服。在摄影师的摆设下，叶坪、赖普恩与他们一岁多的儿子赖章盛，合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按照调查人的要求，叶坪又单独拍了一张全身照。
照片中，叶坪笑意盈盈，紧抿的嘴唇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蚕豆花白底大面襟衫套在健壮的身上，渐入鬓角的淡淡云眉，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充满青春的笑意，似乎往日的阴翳一扫而光……
在这种调查当中，原始物证是最重要的。没有叶坪小时候的照片，调查人员又按照组织上的交待，征集了一些叶坪小时候带来的旧物。其中，一双象牙筷子及一柄医用小刀已经失踪了。小时候的衣物也早已穿烂，只剩下一只半截的小手套，毛线编织的，一节蓝一节红。
这年正值1956年，陆老收到赣南铁山垅钨矿赖普恩的来信。信上说，他的妻子，是红军长征前留下的子女，来时3岁，名叫一品……一品--叶坪！中国字的谐音？还是……调查材料和照片送了来。调查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证据。一品的照片经陆定一及唐义贞的亲人观看后，也未能觉出一品就是叶坪。就这样，四十多年的寻找，又毫无着落地搁了下来。
寻找之后是等待，多么令人焦灼的等待呀！一年、二年、三年……泥牛入海，竟然没有一点音讯。
等待之后还是寻找。事隔三年，冶金部全国采矿先进工作者会议在锦州召开。铁山垅钨矿副矿长马振山与赖普恩参加了这次会议，途经北京，马振山说，他在北京有不少老首长，不妨借此机会托人去找找陆定一，当面谈谈。老实巴交的赖普恩怕麻烦别人，认为不妥。马振山仍打了个电话给中宣部，办公室的人称部长不在家，他们便搁下电话。（几十年相认之后，陆老告诉女婿，办公室将电话记录转达他本人，他想打电话却找不到传话人的地址。他说，为什么不留个地址呀？傻瓜，不想认我这个岳父大人么？赖普恩听了，只有苦笑。）
寻找、等待、失望--满怀激情的等待，所有的寻亲念头，都在杳无音讯的等待中烟消云散。一重又一重的失望摧毁了叶坪一重又一重的希望。没有什么可怨的，只能怨天。叶坪常常向天伤心而泣：“我真命苦哟，我天生就没有父母，没有啊……”
八
石在，火是不会灭的。灵魂于血脉的游历中寻找宿地，寻亲，本能地在一代又一代间进行。
下放--考取厦大--毕业分配。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叶坪的长子--赖章盛已成为南方冶金学院社科系的一名讲师。
1987年9月的一天。赖章盛照例来到系资料室读书，突然，一篇文章映入眼帘，那是陆定一发表在《风展红旗》一书中《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一口气读完全文，文中的挚情“砰”地点燃赖章盛久蕴心底的火种，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索笔给陆老写信。信中写道：
“……前两天；我们系资料室的黄玉香同志激动地交给我一本《风展红旗》。我从该回忆录集中读到您的《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文中谈到您和唐义贞烈士的两个孩子的情况，得知您的女儿叶坪仍无下落，这使我联想起我乡下母亲的身世。我的母亲，也是红军长征前留下的子女，现在仍不知亲生父母是谁。但从姓名、年龄、寄养地点和时间看，我母亲与您失散的女儿叶坪，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一封信，一封轻飘飘的信意味着什么呢！飘飘渺渺几十年的思絮呵，终于又一次交接。明明灭灭的希望之火，又一次在这里升起。
北京。陆老从东北返回，刚拂去旅尘，便坐下来拆阅积压下来的一堆信件。他一封一封地读着。眼前忽然一亮：啊，叶坪！
陆老心中一动。继续看下去后，得知赖章盛的母亲，与原铁山垅钨矿赖普恩来信中提到的“一品”是同一个人，现住江西省于都县禾丰乡库心村上库小组。
莫非，1956年的那次调查有所疏忽？
陆老旋即请来妻子唐义贞的八妹唐义慧商议。74岁高龄的唐义慧老人，一生为寻找不到姐姐的骨肉而耿耿于怀。她永远不会忘记，一家人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她永远记得：母亲就是面对叶坪的画像，恋恋不舍辞世的。
“再也不能交臂而过了！那年，您让我验证那张照片，我说不太像。如果这个相中人真的是叶坪，可是我一句话误了几十年呀。”
泪水，在她皱纹纵横交错的脸上，汩汩流淌。那一代轰轰烈烈的唐氏大家族中，如今，只剩她一个老者，缅怀着一群冥冥幽魂，她说：“见不到叶坪，死不瞑目呀！”
意见统一后，陆老随即函请江西省政府代查。同时，将赣州方面来信，转寄给福建长汀，叮嘱儿子陆范家定，协同江西省政府调查核实。
江西省政府接到陆老的信后，立即做了研究安排。一位副省长对调查核实工作，做了具体批示和布置。
省、地、县、乡联合调查组和陆范家定于11月1日来到了上库村。
这是一串规范、严格而缜密的审察：
虽然赖万森、华灶女夫妇都已经去世，但经各方调查，仍然获得不少材料，证实：调查对象的姓名、年龄、相貌等方面叶坪相符。
村里把“叶坪”叫成了“野萍”，从小到现在。而她的丈夫赖普恩，却又以谐音相猜，把“叶坪”写成了“一品”。后来上户口，养父母又给她取名“张来娣”，含“张德万带来之女”的意思，以示纪念。
陆范家定还在调查人员与她的对话中，捕捉到一个细微却十分关键的情节。
--当年你是怎样称呼张德万的呢？
--听我养母说，我称他“妈妈”。
“妈妈！”陆范家定差点跳了起来：啊，想起来了，父亲不是说过，叶坪是交给她称其为“好妈妈”的男同志的吗？这个情况只有父亲知道，而她，竟也称一个男性为“妈妈”！
--张德万是男同志，你为什么叫他“妈妈”？
--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对了，那时叶坪才3岁，能知道什么呢？除我外，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妈妈’那亦对了，她连‘好妈妈’的‘好’字也忘了。”--这是后来陆老听了汇报后做出的分析。
离开上库村，调查组又来到了吉安县新安（现为云楼乡）。那个张德万，已经在前几年病逝了。通过张德万的侄子张永济，调查组了解到：他伯伯张德万，确实在红军医药部门工作过。生前，张德万告诉过家人：在于都县禾丰，他托养了一位战友的女孩。
张德万不愧为一个“好妈妈”，病故前几年，他还借口到外地贩鱼苗，秘密去禾丰，探望了那个女孩……
后来，陆老回忆说：“张德万就是‘好妈妈’。他是义贞所在的卫生材料厂的管理员。因义贞是一厂之长，工作忙，张经常帮助照顾孩子，对叶坪十分好。孩子小，除‘爸爸、妈妈外’，其他称呼不会叫，因此义贞就让孩子称张为‘好妈妈’”。
张德万--淹没在芸芸众生中一个非常普通而平凡的好人。陆老不由对其人格扼腕长叹：“张德万的爱心不仅仅是叶坪的‘好妈妈’，也是人类的‘好妈妈’呀！”
调查结束。在等待父亲陆定一决定的时候，陆范家定了解到，叶坪因调查引起失眠，他显然有些心痛了，委婉地告诉赖普恩：“赖同志，好好照顾您的妻子，叫她不要多想了。”
赖普恩缄默地点头，望着这位不曾暴露身份的调查研究人员，他记得小女儿赖慧竹说过这么一句话：“爸爸，那些人当中有个男的好象妈妈哩，他是谁？”
不久，江西省政府和公安厅做出最后结论：调查核实表明，张来娣（野萍、一品）就是陆定一同志５３年前失散的女儿叶坪！
此时，3岁的叶坪年近60。
九
多么令人感慨万端的人世沧桑呵！
得到信息的“爱外婆”邓颖超大喜过望，悲喜若定，特意向陆定一发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贺信，称找到爱生（叶坪）是“喜出望外的喜事”，又是“多么悲苦的喜事”！
已是８０余岁高龄的陆老，按捺不住急切的心，立即登上南行的列车去看望女儿--叶坪和她的全家。
这是用许多生命接力追求的一个结局。74岁的唐义慧老人，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同行。她要代表她曾经庞大的家族，探望烈士姐姐的亲骨肉，向那耗时53年的寻找投注最深情的一瞥。
11月30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在赣江之滨，英雄城南昌，离散半个多世纪的骨肉，重新团聚了！
分离时，父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女儿是乳腥未去的雏儿。相会日，却已都是白头人！
……叶坪迎上前去，握住了颤巍巍朝她走来的父亲之手。望着父亲那陌生、苍老却慈祥的面容，她嗓子发硬：这就是寻找了半个世纪，梦魂牵绕的父亲吗？
秘书早就交待过，首长年龄大了，见了面不要哭。当然不哭，她答应秘书，见了面尽量笑。
可是，可是，叶坪肚子里装了53年的泪水，泪水早已横溢出眼帘，破眶而出，她终于喊出那积压了五十三年的呼唤--“爸爸！”
一轮重圆之月，就这样，奇妙地穿透了漫漫53年的长夜。
陆老抚摸着女儿的手--一双有茧的手、劳动者的手--从上到下将女儿端详、打量，激动不已，连连地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呵--真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孩子，五十三年前，我把你扔啦！现在，又捡回来了、到底是捡回来了！”坎坷人生，使他感慨不已：“五十三年之久，失而复得，这也算是‘世界纪录’了！”
可是……妈妈呢--惨死的妈妈呀，苦命的女儿，多么想在此时见您一眼那--我的亲妈妈！……
象明白女儿的心事，陆定一让女儿坐在身边，深沉地叙述起那段悲怆的历史，回忆起她的妈妈……
忽然，大厅里寂静下来，门口一阵红光闪显，一位身穿鲜红如火的金丝绒旗袍的姑娘，款款地走了进来。倏然间，大厅里温暖、亮堂了许多，像是映入一片红艳艳的霞光。
陆老一阵眼花，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另一个时代：1929年，苏联莫斯科……与他在婚礼中的义贞，身穿火红的旗袍，如朝霞一样明丽、鲜亮……
义贞、义贞来了--进来的却是叶坪的第三个孩子：女儿赖慧竹。
陆老揉了揉眼睛，醒悟过来，朝这一幕的“导演”唐义慧老人会心一笑：“这是你的主意了！”
53年的长梦呵，明明灭灭，终于成真。
回望最初的动因，我们到底要寻找什么呢？离京赴赣前，唐义慧首先想到的是两件事：一是连夜复制了姐姐义贞的照片，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叶坪一家；二是扯了一块姐姐当年在婚礼中穿过的金丝绒旗袍料子。当叶坪一家到达南昌后，她请人连夜按姐姐照片中的样式，将料子赶制成旗袍……终于，唐义贞女儿的女儿，18岁的赖慧竹，演绎成梦幻而又现实的唐义贞。
此刻，人们沉浸在历史而又现实，梦幻而又真实的重逢--义贞没有死！
在这大喜的日子，义贞与亲人们同在！
十
千里之外，静静的原心村。
邱兰的心沸腾了。
连叶坪都找到了父母。
这在邱兰眼里，就等于世上所有的人，都找到了父母，唯独自己一个人被世界抛弃了。化石般苍老的情感缝隙里，一次又一次长出了幻想的青草。
频频拜托，苦苦哀求，她要大家帮她寻找父母。
民政局帮助她寻找过，叶坪的儿子赖章盛也写信帮她寻找过，连陆定一老人，也与当时的江西省副省长孙希岳谈过此事……可是，由于邱兰没有留下有价值的凭据，所以，也没寻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她更着急，也更失望了。天啊，你为什么要这么亏我呢？！
邱兰今年80岁，早就当了奶奶、外婆，再过几年她就可以当太奶奶、太外婆了。这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亲人聚起来十几个，热热闹闹盛满一屋子。邱兰却如断了线的风筝，心总洒脱不起来。总有一丝凄楚，一丝孤寂在团圆中暗暗浮起。
她还在幻想童年，寻找自己的父母。人啊，不管你年纪多大，失去了父母，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孤儿。为了不当孤儿，80岁的邱兰已经寻找了一生世，看来，这一生世她都会寻找下去。
飘泊伶仃，一生艰辛，无依无傍，如叶如萍。万物都有出处，怎么我没有出处，我是从哪里降落这个世界，天啊天--既然世有天伦，怎么唯独我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生来就没有父母！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