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台灣) 藍博洲 著:紅色客家人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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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243070


代序﹕紅色客家人 　
　藍博洲

　　從大陸原鄉移墾台灣的歷史過程中﹐台灣的福佬系與客家系漢人﹐有過無數次因為經濟利益的衝突而形成的械鬥。歷史的傷痕使得一些抱持“大福佬沙文主義”者至今仍抱著無知的偏見---他們認為﹐台灣的客家系漢人大多是“保守﹑膽怯﹑馴迎權力﹑附庸政權的義民”。

　　然而﹐個人主觀的偏見並不能成為歷史的客觀事實。

　　台灣客家系漢人的政治性格究竟如何﹖顯然還得通過台灣歷來民眾抗爭史的研究﹐才能得到比較接近客觀事實的認識。

　　遠的不談﹐就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日談起吧﹗

南北二路客家民眾的武裝抗日游擊戰

　　五月廿五日上午﹐客籍士紳丘逢甲(工部主事)首先率領有志紳民謁請台灣巡撫唐景嵩﹐共組“台灣民主國”﹐發表“抗日宣言”﹐以期“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

　　五月廿九日下午﹐日軍主力近衛師團第二聯隊從三貂灣澳底與鹽寮一帶登陸。

　　六月四日﹐唐景嵩潛逃廈門。

　　六月七日﹐鹿港籍福佬人辜顯榮引導日軍先頭部隊進佔台北城。

　　六月廿二日﹐日軍在大砲掩護下攻佔主要是客家人居住的新竹地區。

　　據日本征台文獻記載﹐相對於兵不血刃地攻佔台北城﹐日軍卻在今三峽大溪中壢龍潭新竹大湖一帶的客家庄落﹐遭遇到武器粗陋的民眾武裝游擊的強悍抵抗﹔其中包括無數客家婦女也參加戰鬥﹐犧牲戰場。樺山本部因此大為震驚。

　　十月十一日﹐日軍第二師團自屏東枋寮上陸﹐東港士紳不戰而退。這時候﹐夙有軍事防禦歷史經驗的客系農業宗族公社--六堆各堡﹐早已組織了民眾武裝的聯合義軍﹐力戰來犯日軍﹐並在茄苳腳和頭溝水兩地展開尤其猛烈的戰鬥。據載﹐客籍婦女和兒童也都參加了戰鬥﹐使日軍付出巨大代價後才得在五天後進佔鳳山。為此﹐日軍展開火燒村舍的報復﹔今六堆長治鄉有名為“火燒庄”之地便是據此而來。

　　一九0二年五月﹐世居阿猴街的客家人林少貓領導的反日義軍在鳳山後壁林一帶被殲滅﹔台灣人民反抗日軍佔領的武裝抗日游擊戰終於告一段落。[1]

辛亥革命前後客家民眾的反日起義

　　隨著滿清封建王朝的腐敗無能與孫逸仙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大陸蓬勃展開﹐辛亥革命前後﹐殖民地台灣也先後爆發了十二次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日民族起義事件。台灣的客家系漢人不但沒有在這個階段的反日鬥爭中缺席﹐其中﹐以客係人民為主﹐一九0七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起義和一九一三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更是規模和影響較大的幾次事件。特別是羅福星事件﹐它不但具有現代反日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且將台灣的反日民族鬥爭與中國大陸的國民革命互相連結起來。[2]

台共指導下的客系農民反日鬥爭

　　台灣民眾反日的“武鬥”階段在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後結束。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台灣進步知識份子和開明士紳組成最初的全島規模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有計劃地推動文化啟蒙運動。台灣人民的反日鬥爭進入以現代文化﹑思想和社會運動進行的“文鬥”階段。

　　從史料上可以明顯地看到﹐在文化協會以降的右翼運動的政治光譜上﹐在台灣社會中廣泛地分配在“佃農˙傭工”階級的客家人﹐的確是相對地黯淡無光﹔然而﹐在左翼的﹑台灣人民階級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重要環節的“農民組合”中﹐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卻留下令人驚嘆的﹑英勇鬥爭的事蹟。例如﹕

　　一九二七至二九年間﹐日本拓殖公司的五百餘名佃農在農組幹部的領導下集會請願﹐要求減租﹐卻被日警鎮壓檢舉﹐造成台灣反日運動史上著名的兩次“中壢事件”。[3]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急速發展中的農民組合遭到日警的全面檢舉。“二˙一二”大檢舉後﹐重建的農民組合在反帝抗日的農民階級運動上日益地下化和激進化﹐而與當時台灣地下抗日民族解放勢力的台共產生日形密切的關係。同年十一月﹐苗栗大湖年輕的農民階級戰士劉雙鼎扛起重建“大湖支部”的歷史任務。一九三0年﹐劉雙鼎參加了農組北部支部聯合會﹐進一步接受屬於文協左翼的苗栗街客籍知識份子郭常的指導﹐展開各種組訓和潑辣的農村鬥爭﹔“大湖支部”成為貧窮山村中佃農抗爭活動的核心。同年八月﹐農組進一步宣告為台灣工人階級堅定的同盟軍。一九三一年五月﹐台共通過一項提綱﹐指出日帝對中國滿蒙的侵略﹐打開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國家間國際戰事的序幕﹔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將以日本參與其中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為重要契機。為了打倒日帝﹐在台灣建立工農人民的政權﹐台共號召台灣共農階級﹐做好武裝革命的準備。劉雙鼎響應台共準備武裝革命的號召﹐於是在三灣庄永和山﹐正式建立“永和山支部”。“九˙一八”事變勃發後﹐農組認為﹐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發展﹐勢必促成台灣人民抗日民族解放鬥爭之勝利﹔“永和山支部”也受命在中日戰爭深化時刻發動武裝蜂起。然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發展﹐日本特務機構對台共和農組的鎮壓也相應加強。一九三二年二月﹐台共份子遭到大檢舉﹐勢力頓挫﹔三月﹐郭常被捕。在一片白色恐怖氣氛中﹐劉雙鼎仍然無畏地繼續活動﹐準備武裝蜂起﹔最後終於在九月被捕。劉雙鼎落網後﹐日本特警在新竹州各客家庄展開全面徹底的搜捕﹐前後計有百餘名客家農民牽連入獄。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協左翼客籍知識份子鬥士郭常獄死﹔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客系佃農階級戰士劉雙鼎也在嚴酷的刑求下瘐死獄中。[4]

　　隨著郭常﹑劉雙鼎的先後被捕與獄死﹐台灣共產黨指導下農組永和山支部的武裝蜂起計劃﹐終於落幕。台灣左翼運動的第一週期也告一段落。

台灣左翼運動第二週期的紅色客家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台灣重歸中國。

　　台灣左翼運動進入第二週期。

　　一九四八年後﹐國共政治鬥爭在台灣蔓延﹐中国共产党系地下組織迅速在舊農組活躍過的﹑廣泛的桃﹑竹﹑苗貧困客家農村中發展。台灣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毫不猶豫地投入第二週期的台灣左翼運動﹐並且作出重大的貢獻與犧牲。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任台籍幹部蔡孝乾(彰化人)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中国共产党‘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及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幹部張志忠(嘉義新港人)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四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六月廿六日﹐蔣介石對中国共产党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中國全面內戰爆發。)七月﹐蔡孝乾潛台﹐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任“書記”﹐領導組織﹔張志忠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後交由陳福星領導﹚。[5]

　　陳福星﹐台南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據下州立台南二中第七屆畢業﹐就學日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返台﹔一九四六年擔任台南鳳梨公司第三廠代廠長﹐因不滿政府官員的腐敗﹐常與同學李義成討論時政﹐並由李介紹﹐認識日據時代農民組合幹部李媽兜﹐再由李媽兜介紹給蔡孝乾﹔同年秋﹐由蔡孝乾吸收入黨﹔十一月﹐奉命與李媽兜﹑陳文山成立“台南市工委會”。後來﹐陳福星轉任台南新豐農校校長﹐蔡孝乾於是介紹林英傑(廣東人)等多名幹部到該校任教。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林英傑身分暴露﹐被警察圍捕﹔陳福星潛逃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處﹐秘藏三天﹐再轉中壢義民中學姚錦﹙黎明華﹚處……﹔一九四八年春﹐奉命領導新竹以北所有組織﹐先後領導客籍幹部曾永賢(苗栗銅鑼人)﹑劉興炎﹙竹東人﹚﹑林希鵬(苗栗人)﹑黎明華(廣東梅縣人)﹑蕭道應﹙屏東佳冬﹚及黃培奕﹙台北鶯歌人﹚等﹐積極展開活動。[6]

　　一九四八年四月間﹐陳福星吸收苗栗頭份流水潭青年劉雲輝﹐參加地下黨組織。[7]“台灣省工委會”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區委”成立後﹐劉雲輝擔任“區委書記”﹐陸續在南庄﹑三灣﹑大河底﹑竹南﹑頭份建立基層機構---“小組”。[8]

　　一九四九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台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機構被瓦解﹔當時人數尚不滿千人的黨人﹐以及無以數計的民眾﹐在全省各地陸續遭到被捕殺的厄運。[9]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四年的“五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客系人士或客家地區的“涉共”案件至少包括﹕“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屬基隆中學案﹑鐵路組織案﹑竹東水泥廠案﹑楊梅支部案﹑松山第六機廠案﹑竹南區委會案﹑苗栗油廠案﹑中壢義民中學案﹑佳東支部案﹑銅鑼支部案……﹐以及苗栗治安維持會案﹑台盟竹南支部案﹑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等幾個大案。據非正式估計﹐此一時期的赤色政治犯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台灣客籍人士。

　　一九五0年五月﹐以陳福星為中心之北部台共組織已設法與中国共产党中央取得聯繫﹐接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五0年四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幹部﹐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開始重整組織﹔至該年年底﹐全省各地黨組已再具規模﹐隨即發出“一九五0年工作總結”﹐檢討過去失敗教訓﹐具體指出以後工作方針﹐再度展開活動。一九五一年春﹐陳福星與流亡在桃﹑竹﹑苗山區的黨人---曾永賢和黎明華﹐重建了黨的領導機構﹐以“在勞動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的原則﹐團結﹑教育了客家山區的農民群眾﹐並逐步建立了隱蔽的“據點”和“基地”。[10]

　　一九五二年四月下旬﹐位於三義鄉魚籐坪山區的領導機構被破壞﹔領導人曾永賢﹑蕭道應和陳福星先後被捕。[11]

　　此時﹐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台灣正式建立的“台灣省工委”系統的組織﹐徹底瓦解。然而﹐一些倖免被捕的客籍黨人及農民群眾們﹐依然在銅鑼﹑三義﹑大湖﹑獅潭和三灣一帶的山區流亡與工作。

　　據官方檔案所載﹐劉雲輝隨即繼曾永賢之後﹐擔任“苗栗縣臨時縣工委會負責人”﹐將苗栗地區殘存組織整理為“三個互助組”﹐堅持地下活動……。但是﹐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下﹐這些左翼的革命者們終於還是陸續遭到折翼的命運。一九五三年三月﹐劉雲輝在苗栗頭屋鄉山區扒子崗被陳福星等人策動﹐出來“自首”。[12]

　　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其餘黨人隨後也陸續出來“自首”……。

藍的﹑綠的與紅的……

　　綜觀台灣史上客系人民抗爭運動所表現的政治傾向﹐階級性至為明顯。從滿清割台﹑日軍登陸以來﹐丘逢甲﹑羅福星除外﹐客系民眾的抵抗運動鮮有鄉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領導﹐大多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因此﹐其決心﹑義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及進步性也高。譏嘲客系台灣漢人是“保守﹑膽怯﹑馴迎權力﹑附庸政權的義民”﹐揆諸史實﹐誠為不足為訓之偏見。\r

　　最後﹐就語言的腔調而言﹐台灣的客家話的確有所謂四縣﹑海陸﹑詔安……等不同腔調之分﹔但是就社會構造而言﹐台灣客家社會內部之真正區分應該還是階級之別。語言的腔調不同並不能妨礙同一階級的人們互相溝通﹔但是﹐階級屬性的不同﹐卻總是讓同操某種腔調語言的人們﹐互為陌路﹐乃至對立。就世俗的顏色論而言﹐光復以來﹐台灣客家主流社會的封建大老們﹐在色譜上一直都是藍色的﹔近幾年來﹐隨著政權的易位﹐附庸綠色政權的客家大老已成為台灣客家社會新的主流代表。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除了附庸藍色或綠色政權的義民之外﹐以工農階級為主的廣大客家民眾﹐向來卻是高唱紅色的歷史戰歌的﹗

　　《紅色客家人》一書所輯的便是黎明華﹑劉雲輝﹑張南輝﹑羅坤春﹑謝其淡和蕭道應等客籍折翼黨人所經歷的﹑一段不為人知的革命故事。

[ Last edited by andrew on 2004-3-24 at 10:50 ]

12345

莫教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签名是从你亲房那里来的么?
民主国家可以有共产党,而台湾不成.
不如成立一个台共,鲜明地跟着中国共产党.

台湾客家红运史,是个空白.这是好帖.请转人物栏,好好保存.

yanxiuhong

客家与近代中国革命，倒是有人做过的题目。

太平天国，

台湾的抗日.....

孙文的民主革命，黄埔军校的客家子弟

蒋介石军队的客家将士，

毛泽东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东江抗日纵队，海陆丰的农民运动，

海外的南洋罗芳伯的建国，李光耀的政治才华

与广府，闽南的经常的械斗，在赣西北“怀远郡”与赣人的争执。

从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业绩（械斗性质，尚可讨论，保留），不难概括出客家的群体性格中刚烈的一面。

andrew

Posted by 12345 at 2004-3-17 17:29
莫教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签名是从你亲房那里来的么?
民主国家可以有共产党,而台湾不成.
不如成立一个台共,鲜明地跟着中国共产党.

台湾客家红运史,是个空白.这是好帖.请转人物栏,好好保存.

怎麼轉????

12345

你原先那个签名很好,不要改了.一方面可以纪念前辈,一方面让大家了解你这位亲房.

转是管理员的事

[ Last edited by 12345 on 2004-3-17 at 18:34 ]

andrew

Posted by 12345 at 2004-3-17 17:29
莫教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签名是从你亲房那里来的么?
民主国家可以有共产党,而台湾不成.
不如成立一个台共,鲜明地跟着中国共产党.

台湾客家红运史,是个空白.这是好帖.请转人物栏,好好保存.

在網站上找到另一勸世長聯(作於南雄大瘐嶺上的梅關)
.....遇暢飲時須暢飲,最難風雨故人來.

請閱:
http://groups.google.com.tw/grou ... wbbs.org&rnum=1

[ Last edited by andrew on 2004-3-18 at 15:46 ]

hagar

閩佬那有資格對客家人說三道四的?日據時代那一個台奸不是閩佬聯合異族欺壓本族的?
第一個迎合日本人的不就是辜家麼?老蔣來風頭一轉不也是他們麼?我看現在台灣客家人
有些也是差不多如此?

12345

　 光明网-书摘
　　台湾苗栗山区是客家农民的聚居之地，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这绿色的山峦成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们饮恨的伤心地，纠葛着人性的恩怨情仇，有最美丽的，也有最丑陋的。博州、国媛、我，还有其他几位４０岁上下的人，不自主地承担起延续历史记忆的义务，目的不在于说谁是烈士、谁是叛徒或谁是正义、谁是邪恶，而是首先忠实地面对中国人走过的路，深刻地反省和反思。
　　只有到了这几年，国媛才理解为何自己年纪轻轻时，父亲就急着把她送到国外，明白了那些常到家里来的叔叔伯伯们是些什么人，父亲跟他们谈话时神情为何总是那么沉重，为什么父亲会在情报机关调查局工作，又为什么急着离开。父亲过世前吐露自己活得太辛苦了，答案早就寄存在生命的感受中。由博州所整理的口述历史清晰地呈现。国媛的父亲黎明华在口述中回忆：“我从苗栗走了一天的路，到龙潭一个梁姓群众的家里，吃了晚饭，准备与另一干部刘兴炎会面，但时间到了，他却没来；照理，我不但该马上离开，也应该通知相关人员即刻撤离；但是，因为走了一天的路，很累，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料竟一睡就像死猪似的睡熟了。就这样，在睡梦中被捕。”在同一追捕行动中，另一位地下组织成员刘云辉则如此记述：“有一天，我在山背后做事的时候，听到几声枪响。后来，我才知道，特务已经追到这里来了，徐迈东逃避不及被当场打死了，孙阿泉则跳坑底逃走了。这样，我们所有的群众点都已经被破坏了；情势的变化使得一般民众也不敢收留我们了，我只能在野外四处游走，夜宿炭窑顶，靠着偷挖人家田里的地瓜来维生。最后，我来到头屋乡的番仔寮坑，我和孙阿泉事先联络要在这里会面。孙阿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了，可我看他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太一样了；接着钟二郎和陈福星也来了，我心里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陈福星看到我眼泪就流出，过了一会儿，他才向我表明，他是要来带我出去的。我跟他说：‘当初是你带我进来的，今天你却要带我出去，我们彼此的立场已经不同了，对我来说，你已经变成最凶恶的敌人了’陈福星听我这么说，也没有反驳什么，仍然流着不甘愿的泪劝我说，组织已经完全破坏了，再不出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要我们留一口气在，日后总是还能起作用的……这样，我就跟着陈福星、钟二郎和孙阿泉走下山，走到半路，一辆大卡车早已停在那里等着我们了，上了车，我发现曾永贤也坐在车上。当我们坐的卡车从山上下来，进入苗栗市区街道时，望着沿街站立的一盏盏的路灯，几年来一直生活在乌黑山林的我，突然感到自己……”
　

12345

　这些是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们在事件发生４０多年后的口述，至于国民党当局如何记载这些事情９０年代初，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少文少将终于站出来现身说法，这位操着中国北方口音，嗓门仍大的老人还带出了一本过去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这份文件公开付梓，成为迄今有关５０年代台湾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统的官方记录，包括时间、案情、综合检讨以及主要涉案人员名单和处置方式。其中抓人最多的两个案件是“匪台湾省工委蔡孝乾叛乱案”和“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中许多是以上两个案件的延伸。
　　关于陈福星案，文件的相关记录如下：“３９年民国５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１９５０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在重整过程中，匪干周慎源与主要负责人陈福星发生歧见，不服陈之领导，陈乃于４０年春改组领导机构，开始整风，发出《向偏向斗争》一文，列举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所谓台湾知识分子的偏向、包袱，并指出改造道路……运用劳动方式建立基地，在劳动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同情，利用山乡行政薄弱的地区，建立据点，加强气节教育，训练必死决心，清除不稳分子；必须走小路、走夜路、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匪党重整后的省委组织，经我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山脉、溪流与绵密的山林，形成于匪有利的山川地带，且该地农村副业发达，需要大量生产劳动力，匪首陈福星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根据上述地形与山区农林社会特有环境，如果要进入苗栗山区进行布置渗透之工作人员，必需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并懂客家话。二与陈福星或曾永贤等有组织上渊源。三在苗栗地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可以初步立足，作为深入的跳板。根据上列几项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寻符合这类人员，事实上很难找到，因此，惟一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去找，经过自新人员刘兴炎、黎明华等建议……”
　　以上的文字记录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后在苗栗山区所发生的事。即使事隔这么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历历在前：国民党军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装冲突，夜里他们彼此喊话，痛苦与泪水交织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区，那两、三年全省山区的武装据点都重复着类似的情节。重要的领导人被押至大牢里，许多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则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此后重新投入社会生活时，过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公开的场合中绝对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国民党官方绝密的档案文件中，除此以外。没有人敢触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

12345

这就是当年革命者无惧无畏的写照，然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时代背景。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发展迅速，在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为的是迎接解放军渡海来台，台湾岛内人心浮动，期待全中国解放历史时刻的来临；然而６月份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和台湾在地理上被一刀割断，地下党员们所迎接的解放军终究没能来，加上国民党记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实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工作，首先强迫地主减少佃农的租金，接着又以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公债补偿的方式逼迫地主出售土地，再分配给佃农。如此一来，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被大幅削弱，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刚获得的利益，不仅不愿庇护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反而催着他们赶快离开，走向逐一被捕杀的结局。附带一提的是，朝鲜战争不仅划开了台湾海峡，也使得两边的政权得以关起门来，从容地巩固本身的脚步。大陆方面，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展开，原国民党在社会基层的骨干分子也受到严厉的镇压。
　　地下党员们在马场町被枪决后，依惯例遗体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少人尸骨不知去向。１９５２年８月，苗栗铜锣徐庆兰被枪决，尸骨无踪。他的妹妹曾梅兰也坐了１０年的牢，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烦，不敢收容她。曾梅兰只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铜锣，父母都对她再三叮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坟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兰就骑着脚踏车，到台北每个墓地去找，结果一无所获。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６两年，父母双双过世，临终特别叮咛的还是这件事。１９９３年５月，曾梅兰认识的一位捡骨师偶然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字样，他知道梅兰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么多年了，终于给我发现了啊我爹娘交待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曾梅兰接着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类似的碑石，她一个个找下去，竟找到３７个形状一样的碑石。很明显，墓主都是当年音信杳然、曾让家属们牵肠挂肚的政治犯，他们无语问天，在这野草下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曾梅兰立刻打电话给当年跟她同监的林丽锋，林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于是该会全力参与这件事，找到当年埋葬这些人的老人，然后又循线寻获另外两个埋葬枪决犯的地方。这些墓碑的发现震撼了整个社会，家属们赶来认碑，现场满是辛酸泪水，仿佛突然间唤醒了一场埋藏了５０年的噩梦，又庆幸失踪的亲人终于回到了身边，哪怕早已是白骨一堆。
　　最后，互助会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坟墓，并发表声明说：“这些被屠杀的尸首，或因来自外省，在台湾没有亲人领尸，亦无朋友敢于认领；本省籍或因家贫无力支付狱卒巨额赎尸金，或因极端恐惧而不敢认领归葬，最终由国府当局交由殡仪馆草草掩埋于公墓之隅。于是孤魂枯骸，局促荒野，无人尊祀，与一时代暴力、逮捕、拷讯、刑死的历史，同遭湮泯，长达４０余年。以‘反共’、‘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暴力，使谎言、诬陷、懦弱成为制度，正义与自由枯萎殆尽，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横行，同胞相疑，两岸血肉相憎相残，在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残害……”
　　物换星移，历史真相得以逐步还原，不过在史料上仍有一极大的缺憾，即有关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照片极少，几乎是没有，似乎没人见过政治犯枪决前后的照片纪录。不过今年春天，我却在一处照片档案室的小角落发现一袋照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里面有一组枪决政治犯的照片，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遭枪决的照片，他们均被控以受中国共产党鼓动谋反的罪名。１９４７年，陈仪主政下的台湾爆发“二·二八”民变，台湾人民因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出现全岛性的暴动，陈仪协调未成，竟由大陆调兵镇压，造成严重死伤，也在台湾人民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一道深刻的伤痕。陈仪并未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惩处，只是调回大陆避避风头，没想到却因意图投靠中国共产党而又被国民党押回台湾。１９５０年，陈仪被送到台北刑场枪决，行刑前未穿囚衣，未上镣铐，反而一袭白西装、戴领带、神情从容，这位曾被视为蒋介石亲信的军人显然仍受一定的礼遇。台湾人民看见陈仪行刑的照片，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至于吴石案亦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吴石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策反，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１９４９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同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１９５０年２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盘托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讯，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下：“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此案最后枪决了６人，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聂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谌之。
　　１９９４年台湾《传记文学》有回溯吴石案的专题报导，包括来自大陆方面原地下党联系人黄仲廉的完整证言，文字资料十分详细，至于新发现的这一组照片可说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具震撼性的影像纪录。这些照片已在台湾巡回展览，让白色恐怖的事实永远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半世纪以来，幸存者以及受难者家属各有境遇，有的长年暗夜饮泣，埋名隐姓；有的穿起西装打起领带，没入商业社会的洪流；有的则投身国民党政府部门，甚至最后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当然，也有的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组成劳动党，在办公室高挂着毛泽东的肖像，或组织车队上街游行，呼吁民众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