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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和小宇/文
第一次见到林生祥，是在4月15日北大的演出现场，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在罗思容演完之后，他和吉他手大竹研一起出场。除了吉他，林还带着保温杯和毛巾，像是即将奔赴车间或农田的劳动者。而他指挥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又像个温和的乡村教员。看着他脸上那副眼镜，以及腼腆的、姑娘一般的笑容，我想象不出谁能拒绝得了他的召唤。
每日·种树
当晚的活动是“每日·种树”系列演出的第四场。此前，林生祥和罗思容已经在广东南岭和广州分别做了三场表演。北京是他们应邀加演的一站。罗思容的首张唱片名叫《每日》，而林生祥去年发表的专辑是《种树》，两者串起来也正好契合了此次巡演的主题：关注环保，支援公益。他们在南岭的第一场演出也是一次为森林公园募捐的义演（公园在冬季遭受了罕见的冰冻灾害）。
二人均是台湾独立厂牌大大树旗下的艺人，与他们同行的除乐手外，还有大大树的负责人钟适芳等台湾同仁。罗思容是一位步入不惑之年后才开始音乐创作的民谣女歌手，尽管她很早就开始了诗文创作，但对于音乐界来说，她的客家语民谣是近年来的一股新鲜的清风。
至于林生祥，热爱华语独立音乐的人都非常熟悉。不夸张地说，他应该是台湾十年来成就最为卓著的音乐人。不管是作为前交工乐队的主唱，还是如今的独立唱作人，他在音乐上的探索和创造力都有独到之处。在北大讲堂多功能厅的舞台上，他和大竹研演绎了近年来的多首个人作品，当然也少不了交工时代的经典，比如 《菊花夜行军》、《风神125》等等。
两个人，两把箱琴，配置看似简单。但编曲上多种风格的融汇，以及化繁为简的运用都令人暗暗赞叹。此外，如果说开放式调弦技巧体现的是他作为专业人士的匠心，那么内敛而清澈的唱腔，以及略带羞涩的致辞，举手投足间的恳直与质朴，反映出的则是林身上那不可复制的气质。
在唱《风神125》的时候，他磕磕绊绊的告诉大家，自己已经跟当时玩乐队时的状态有所不同，这首歌已经多年不唱。这似乎是在向老歌迷们怯怯地道歉。但随即他又为即将开始的表演振奋起来。他接着说，自己在编曲上做了新的改编，可以用现在的心境来把它献给大家。
这回的现场版，比起当年的唱片多了沧桑和宁静。而台上的林生祥，看着又如此的年轻，此刻谁能想到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大概是简单的生活、积极的艺术理想使他依然朝气丰沛。
交工乐队
林生祥出身台湾美浓的农民家庭。高二开始学吉他，在读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观子音乐坑”。他们带来的短片中能看到当时的演出录像的片段，他比现在要瘦上许多，抱着电吉他站在台上，严肃的表情和大眼镜让人联想起80年代的侯德健。
当然，真正让他名望大震的还是1999年开始活跃起来的交工乐队。这个乐队的故事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传奇。
交工乐队是由林生祥和其他几位由城市返回美浓老家的朋友组建。音乐上结合了传统客家音乐与现代民谣、摇滚等多种元素，他们的朋友钟永丰则贡献出杰出的歌词，使乐队在形式与意蕴上达到了互为借重的高度。钟永丰曾任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白天从政，晚上填词，不久前才卸任。正是这位身兼社运领袖与政府公职人员等角色于一身的人物，把交工乐队推向了反水库运动的风头浪尖。
“永丰是个社运天才，我们都不是。当时他觉得反水库运动把各种招数都用尽了，所以就让乐队来搞一搞看。于是我们几个就开始积极参与。”林生祥说，自己对家乡感情很深，也愿意参与运动，但主要还是以音乐人而非活动家的身份来介入。
后来陈水扁政府宣布任期内搁置水库提案，运动告一段落。但交工乐队除了积极关注其他社运活动外，在音乐上也并没有止步。他们自2001年之后参加了多个国外的大型音乐节，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赞誉。
由于生活和音乐发展上的分歧，乐队于2003年令人遗憾的宣布解散。“大家拆开不是因为不愉快的事情，而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方向，既然方向不同，那就各自朝各自的目标努力。”
之后的林生祥经历了一段低落的日子，“当时很低迷，不知道怎么去工作。这跟创作习性有关系，因为之前是整个乐队来编曲。”
把他拽出泥潭的竟是一个电视剧的配乐，他应邀做一部连续剧的片尾曲。因为时间的压力，他逼着自己进入工作状态，最终还是完成了。“此后整个人也开始平稳的忙下去了。”他跟钟永丰合作关系也因之继续：林谱曲，钟作词。
2004年，他个人的第一张作品《临暗》被评论界认为是能代表他那段时间的波折——从低谷期到走出低谷的努力。
拒绝“金曲奖”
2006年他的第二张 《种树》发表，比起上一张来，色调显得明亮了许多，圆熟与澄澈中，也流露出以往少有的甜美、光洁。与音乐上的温和形成映照的是歌词里一如既往的现实关照，有机农业、“白米炸弹客”（即杨儒门，以放置爆炸物的极端形式向政府呼吁保护农民利益，改变进口政策，被捕后遭特赦）都是词作里描摹的人物和事件。
而后林生祥又以“金曲奖”事件成为舆论的焦点。金曲奖是台湾原创音乐的重要奖项。2006年6月，林生祥凭《种树》获得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民谣两项大奖。但在颁奖礼上，林宣布将奖杯退还，奖金捐赠给美浓的环保组织与白米炸弹客，并且直言批评了金曲奖的音乐分类模式——将客家语音乐单列出奖项，实际上会将其孤立化。
这个轰动性的事件也被大陆多家媒体广泛报道。《南风窗》记者宁二写了名为 《让我们的山歌也来抗争》的长文，讲述了林生祥、钟永丰以及交工乐队多年的音乐与社会斗争的历史，而文章的题目也暗含着对大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期待。宁二同时是交工乐队的忠实乐迷。而此次林生祥一行来大陆演出访问，也正是有赖宁二和他几个朋友的一手策划。
“我们会把没有的东西投射给他们，但他们并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宁二不禁感慨。他说，相当一部分媒体还是把采访重点放在了交工乐队和社运问题上，林生祥的音乐历程似乎总被有意无意的忽略。
北京交流
由于北京是临时增加的一站，没有赞助，所以生祥等人是自费前来。尽管匆忙，但他们的日程还是排得非常满。先是两场演出：4月15日在北大，4月16日在朝阳文化馆。第三天中午，他们又前往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的同心打工子弟学校访问。罗思容和林生祥为三年级的孩子们上了一堂音乐课。罗思容显然是非常好的音乐老师，而林生祥抱着吉他，似乎更适合作为罗的伴奏乐手给孩子们助兴。钟适芳在后排告诉我，“生祥很快就要当爸爸了。”
下课后他们来到打工青年艺术团正在筹办的打工文艺博物馆。在与艺术团的成员们交流的时候，在放完介绍反水库运动的短片后，林生祥简单的介绍了当时的历史以及美浓的现状。但他还是不断的感慨，“要是永丰来讲就好了，他更适合。
一旦拿起吉他，他就显得放松多了。“比如这首作品，就是我从一首客家民歌里借鉴了很多东西，然后经过几层的转换。”他随即跟大竹研一起演示，先弹唱一遍民歌，再讲解自己在节奏和音阶上的改编，最后再一步步的展示加工的过程。每一遍都像在舞台上那么仔细、认真。“生祥一直就是这么诚实、认真”，钟适芳说。
19日下午，是他们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下午，大家又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里参加了由《读书》杂志主办的、长达四个小时的座谈会，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学界、NGO、媒体等各界的二十多人，主题是围绕交工乐队和林生祥，进而探讨流行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座谈会开始前半个小时，林生祥就做起了准备工作，他端坐桌旁，握着一支笔，凝神沉思。那股劲头，似乎是要努力把沉默吐露成歌唱。
访谈
问：会把自己的作品定义成民谣吗？
答：我更愿意说目前做的是一种类民谣。大家说是民谣，那可以姑且一叫。但在我的概念里，民谣是得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验，大家愿意唱才能叫民谣。
问：能否说说你特别喜欢的音乐人。
答：捷克的宇宙塑料人乐队（ThePlasticPeopleoftheUniverse）很好，我在捷克看过他们的现场。
最早还喜欢过VanMorrison（英国民谣歌手）、OzzyOsbourne（美国金属音乐人）。当然还有BobDylan，我认为他最近出的《ModernTimes》是他最好的一张。这么大的年纪，还有那样的创作力，实在是了不起。
问：现在的日常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
答：在家创作，打打桌球什么的。我妈妈养猪，每年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比较忙，那时候我会去帮她干活。
最近就是闷头创作，准备下一张，争取今年出来。
问：有人觉得交工乐队时期的你更有冲击力，现在的作品比较细致，或者说精致。
答：细致不意味着丧失力量。或者可以说，爆发的、粗糙的东西也必须有粗糙的细致。
问：你跟钟永丰平时怎么交流创作。
答：永丰有公职，平时非常忙。我们主要是邮件、电话联系。经常是他发过来一批，我完成曲子之后再发过去，有时候需要几个来回。
我还经常打电话让他听最新做的曲子。
问：你说过崔健和罗大佑对你影响很大。
答：对，崔健的歌词当然很厉害，同时他对节奏的运用也让我非常佩服。我个人感觉，华语音乐里节奏似乎一直是比较弱的。他用得非常好，我最喜欢《解决》那张。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一个民族怎么会容忍只有一个节奏，说得很棒。
罗大佑的作品我最喜欢《家》，可惜的是他后来不再延续那个方向。
问：你现在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化繁为简的编曲。
答：我一直对简单的线条、设计，简单的人和事物的关系有好感。有时候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有故障。
当然，两把吉他做一场演出不容易。有时候我可能要同时忙三个角色。虽然关系简单了，但要负责的东西也就多了。
问：你一再强调自己的音乐人定位，但这几年是不是还会有很多社会运动方面的事务？
答：我也一直保持着对社运的关注。我会参加自己认同的议题，尽自己的能力去支援。同时也很幸运，他们清楚我也不能扛那么多，所以会保护我，不让我过度的消耗。
我希望每次运动开始后，都能有文化、艺术方面的积累和呈现。有时候我不参加，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艺术家加入。
参加社运对艺术家还是有好处的，能让他们看到更立体的社会，更多元的视角。
问：这其中是否会有艺术本体价值和工具性的冲突。
答：还是看主体的问题。对我来说，我自己必须做好专业，这是音乐人应该有的角色。运动是更广泛更全面的，包括宣传、政治游说等等，音乐只是一项。
另外，在运动中，音乐人和运动的主客体关系也一直在变动。简单的工具与非工具的划分也是非常片面的。
问：对台湾这几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怎么看？
答：这八年来，政党和媒体可能是台湾社会里表现最不好的行业。大家都在炒收视率，对决，没有人想变成政治家。政治圈的犯罪率可能是各行业中最高的。当然，透过媒体看，会觉得很乱，而平民的生活轨迹肯定没那么乱。
我觉得台湾最需要安静的力量。所以我自己也选择安静的对话方式。
问：萧万长当初是支持建美浓水库的，现在他当政，会不会有可能旧事重提。
答：在大选结果公布之前我们都很紧张。后来结果一出来，我妈妈就说，大家吃饱一点，说不定以后又要反水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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