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本人主张从族群互动,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的角度,利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和考古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提出并论证自古即存在“南方汉语”的假说。对古南方汉语及方言文化的形成,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尝试性的分析和讨论,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演变理论。因此,本人不认为南方汉语仅仅是北方汉语的沿续,不主张用“线性”的历史主义演变理论,通过构拟一套上古音体系来解释古今南北语言的交汇与融合。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仍视历史比较法最高的成就便是构拟一套完美的上古音。本人实不敢苟同这种线性的语言史观,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可以确认“古南方汉语”的存在,而解释“古南方汉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时,可利用艾伯哈特的“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解释这种南方汉语区域性差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南方汉语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中原汉人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原汉人主流文化透过“往下渗漏”的机制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文化透过“往上传送”的机制成为闽、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闽、客等南方汉语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地方化”的结果。
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根据考古学研究,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华北出现的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北辛一大汶口和新乐文化。在华南,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坌坑文化(以台湾北部的大坌坑遗址为代表,但其遗址沿福建、广东海岸都有分布)。这五种文化之间以不同的程度互相连锁,仰韶和北辛一大汶口文化之间非常相像,分别代表着中原和东方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可能是同一祖型文化的平行后裔,而且它们位置相邻。另一方面,河姆渡与大坌坑则形成与仰韶和北辛一大汶口均不相同的一组文化,即百越文化区域。百越语言是南方汉语的基础,而其生态基础异然不同。简言之,从文化的大分类上说,中国在公元前第5个千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文化传统,很可能是承袭着公元前10000年到5000年前那一段的同样的两个文化传统下来的,即北方文化传统与南方文化传统。
可是到了公元前4000年,这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然都在地域上向各方面扩张而彼此作了有意义的接触,而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此开始呈示规模广泛的类似性,这些类似性指明这些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交互作用圈。这些类似性特征应该包括语言类似性特征。这些语言类似性特征,在南方文化区域里,长期存在发展,与本地区的百越语言相结合,从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方汉语方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前4000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
考古学文化区系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前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古代文化各有特点,彼此又有密切联系。因此,南方和北方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组合与重组可追溯到夏王朝的建立,但夏王朝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除了地处黄河中游的夏朝之外,“夏有万邦”,“执玉帛者万国”。先商、先周也各有国家。在夏王朝时代,实际上是众多国家的并立,周人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还只是一个理想的“天下”。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才是实现了一统的中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因此,我们在探讨汉语形成的时候,应着眼于史前各大文化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同时,语言学的证据也反映中华文明是由多元组成的。一般认为《诗经》代表的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文化传统,但《诗经》中部分词源与南岛语、南亚语、壮侗、苗瑶语族相通,反映区系文化交流事实。我们只有借助文化史的证据才能解决究竟谁借谁的问题。如“牙”**ngra/*nag/ya,比较:越南语:“象牙”nga,:原始孟高棉语:*ngo'/a。原始台语:“獠牙”*nga。很显然,“牙”的上古汉语形式跟原始孟高棉语的*ngo'/a形式很相似。罗杰瑞认为这是来源于原始澳台语的借词。理由是:①最早的汉文献(甲骨文)记录是“齿”,“齿”的词义范围包含臼齿、动物獠牙、长牙、象牙。②“牙”不见于甲、金文,相对于“齿”晚出。③最重要的是,北中国曾有过大象,安阳殷墟曾发现象的遗骨,但在商周时很稀少,而且很珍贵。象牙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的越人地区进献的《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禹贡》上说淮扬一带盛产“齿革羽毛”。显然,“齿”即指象牙。《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这样,就可圆满解释为什么汉语“牙”的形式会跟澳台语形式相似,这是物资文化借用的结果。又如“弩”,*na/nuo/nu,比较:越南语:ha;proto-Mnong:*So'na;原始台语:*hnaa;侬语:thena;Moso;tana。“弩”是古越人最常用的武器,考古发现古越人地区有大量的新石器石弩,但据学者研究,汉人广泛使用“弩”是在汉代(徐中舒《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而汉文献上关于弩这类兵器的记载(机括、发机)最早不超过战国时期,公元前3~4世纪,弩由越人地区传入中原地区。
又如《诗·小雅·谷风》“维风及颓”,“颓”的词源是什么呢?据《尔雅·释天》“焚轮谓之颓”。《毛诗故训传》和孙炎《尔雅注》释“颓”为一种旋风。据近人闻一多考证,“焚轮”即丰隆,“颓”应指“雷”。闻说极是。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宠妃之所在。”丰隆即雷义。这是个南方语言的词语,其音义至今仍保留在壮侗诸语言中。
又如“木”,《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玩。”邢公畹指出:诗经里的“木”可以跟壮傣语支诸语言称果实为ma:k7比较。“木”字上古音为*muk。壮傣语支诸语言里的-a:k,-uk韵里的一部分字可以跟汉语上古音屋部字相对应。侗傣语修饰成分常在被修饰成分后,如“桃子”泰语称为ma:k7muan6,直译即“木桃”,可知远古“木瓜”、“木桃”、“木李”这种词法是跟侗傣语一致的。邢说可以成立。
闽、客语至今保留一批活的口语常用词汇来源于古南岛语,例如“骹、囝、鱼、肉、哨笛、蜘蛛、穿山甲、坂、寮、蛇、舌头、火。台刂、母亲、蟑螂。柚子”等一批方言里“有音无字”的词。例如:
骨交 ,《广韵》平声肴韵“骹,口交切,陉骨近足细处。”李贺描写古越人《黄家洞》诗有“彩巾缠足孝幅半斜”句,“足孝”即“骹”字,可知古越人称脚为“骹”。比较:
印尼 拉德语 排湾 壮 布依 傣西 泰 侗 毛难 回辉
大腿paha pha dapal kal kallau4 xal khal pa1 pja1 kai11
我(1993,1994)曾论证过这是一组证据确凿的同源词。显然,闽语“骹” kha是古南岛语词。而这种身体部位的核心词,最能反映闽语的底层。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只注意到闽语有”古江东层”,却根本忽视了闽语的古南岛语层。
《左传》:“虎,楚人谓乳毂,谓虎于兔。”郭璞《方言》注“于兔”条下注:“今江南山夷呼虎为兔,音狗窦。”罗杰瑞构拟原始闽语为*klag.比较南亚语系“虎”:munda:kul,kula.mon:kla.sedang:kla.高棉语khla,越南语khai。闽北“虎”#khu当来源于古越语。
《广韵》荠韵:“妳,楚人呼母,奴礼切。”“妳”在古楚青铜器上广泛使用。但“妳”字却未见《说文》收录。“妳”在闽、粤、台语、苗瑶、南亚语中普遍使用,是同源词。比较:福州#nE,建瓯#nai,广州nai%,侗nai4,水ni4,湘西苗ne7,标敏瑶na2。南岛语:邵ina,布农ina,鲁凯tina,阿眉斯wina,排湾/ina。南亚语:甘塘nai33,胖品nai31。母亲, mE4黔东,mi48湘西 mi8布努 ;me6壮,mai4侗;!a!mE 梅 !mQ 连,!m!me长汀 mE3泰,傣;南亚语:南虎me,艾帅mE/,马散ma/。
梁敏等将“母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mlE;这与客话音义完全对应。而壮侗、南亚语“母亲”的n和m开头的两种形式正好与闽、客语的分途发展相对应。
谓“人”的词尾:闽语漳州se ,永安:sA;客话@SPµ均来源于壮侗语(邓1993,1995)。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第四》:“越人谓人‘铩’也。”此词除见于汉代文献外,还见于唐代作品。李贺〈黄家洞》诗:“官军自杀容州搓。”“搓”“铩”即古越人的记音字。
我认为汉语的形成的研究极类似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的研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本来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完全可以借用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形成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的形成。过去曾受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人们常把中国文明与中原文明混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样,中原文化的起源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在实际上,中国境内有许多区域性的文化,它们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以后,一直都具有区域性特征。三代文明比较集中地形成于黄河流域,但同时的南方、东方等等,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比如楚文化或吴越文化,当然在历史时代的中国文明里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张光直语)。汉语形成的情况大致相同。语言学界一向认为汉语的源头来自古代“中原雅音”。隋代韵书《切韵》是古代的长安话或洛阳话,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是《切韵》这个单一音系(也就是长安、洛阳话)的子语。他们把《诗经》摆在最上面。《诗经》的音系基础是周代的“雅言”,流行于黄河中游,虽然有不同来源的痕迹,但大体上呈现一个内部一致的语言系统。从《诗经》这个较为简单的系统,分化成为较为复杂的《切韵》系统,如《诗经》韵部只有31个,到两汉变为27部,到三国时期为33部,魏、晋、宋时期只达39部,而《切韵》则有206个;今天的北京话韵母却只有39个。从《诗经》到现代北方话是归并过程,而形成一个橄榄形。这是完全不符合语言实际的图画。可见,语言学界亦受到传统史学观念影响,严重忽视了自古即存在不同文化区域与语言区域的事实。实际上,《诗经》的地理基础窄,仅反映中原文化区域的中原音韵系统;而《切韵》的地理基础宽,除了具有北方成分之外,更具有南方成分。《切韵》并不反映单一文化区域语言,而是一部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的是公元601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切韵》音系也不是一个平面的系统,还代表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因《切韵》的分类大体是依据前人韵书,在时间上有从晋到梁不同的时期的产物,在空间上北起洛阳南到金陵。好像一个日本的折叠式的灯笼,拉开来就成了立体型。《切韵》音系涵括《诗经》时代周秦汉语跟现代方言的分别,因此《切韵》音并不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