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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 21: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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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语中如确有与别语族同源的词，又作何解释？我们只要把畲族放在中华民族的总体历史背景来分析，就不难理解。
人们都知道，汉族是以古代华夏族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被夏族称为人祖的太皞伏羲氏是犬戎之祖，又是东夷部族之袖领，常与信仰日、鸟的东夷小昊族并称；炎帝神农氏“生于羌水”（岷江），而羌姓，而后东渐，蚩尤也姜姓，是“炎帝之裔”，后居东夷地，与黄帝战于涿鹿；黄帝原居西部，其子“昌意降处若水”（雅砻江），孙颛顼，其后裔“祝融八姓”也是东夷部族；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又名“俊”，继承东夷文化，崇拜凤鸟图腾，“俊”字的甲骨文就是单足鸟形；尧为喾子，尧之婿舜却是东夷部落首领；禹“生于石纽”（四川广柔）“兴于西羌”，而与契、皋陶、伯益等东夷部落长共事；商祖契、周祖弃均为帝喾子，属东夷系统。所以《中国通史简编》说“最早居于中国中部的是羌族和蛮族，东部属夷族，西部属黄帝族，经过长期的斗争，黄帝族成为中国的主人（即《盐铁论》谓“轩辕战涿鹿、东两曍（皞）、蚩尤而为帝”），其他民族，或被驱逐，或被同化”。可见华夏族也是混化形成。那么，中国古代之汉文化，实际上是华夏、戎羌、东夷等文化交融而成，其中的古汉语当然也不例外。丘菊贤等从考古文化序例考证后指出：“大汶口文化上限与仰韶文化交*，下限与龙山文化交*叠压，三者互为衔接一脉相承，是我国父系时代社会剧变的缩影。假如说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分别以反映华夏、东夷父系的情景，那么龙山文化则是把华夷两族父系晚期的社会变化都概括于内，说明远古时代两族关系之密切……《史记》既然把华夷两族中传说的英雄的人物穿插排列在一起，作为古代中原的开发者和古文化的缔造者，可见华夷两族间亲密关系由来已久”（26）。
以后的华夏与四夷民族也是有关联的，故云黄帝后裔“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如尧之“放四罪”也即“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方人；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记》）；舜之“流四凶”也即“流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春秋左传正义》）。浑敦为帝鸿氏“不才子”，“狗头人形”的穷奇为小皞氏“不才子”，梼杌乃颛顼氏“不才子”，饕餮是缙云氏“不才子”。以是郝时远先生说，“按照这种传说，所谓‘四夷’之族与‘华夏’实为共祖，只是因其‘不才’、‘无道’而被放逐于四方……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是由蛮、夷、戎、狄脱胎出来的说法确有史证可考”（27）。及至周灭商，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东夷十七国反周，为姜尚所败而致夷人南逃，《吕氏春秋》故云“为虐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说到东夷，中央台电视权威人士还说，“四象”之南方的朱雀，即代表信仰凤鸟图腾的东夷少皞部落南迁之民之象。
据我们研究考证，畲族源于东夷之风夷，周灭商时为姜尚所逐而南迁（28），有部分可能还要早些。那么从夷与华夏、戎羌的关系来看，畲语中有几个与汉藏语系其它语族同源的词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是历史留给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印记，也是他们同属汉藏语系的原因，却并不能证明畲族混入了武陵蛮、百越等其他民族。许多专家都注意到原畲族住地发现一种与当地民族不同的“浮滨文化”，即可能是畲族迁入时带来的，因“畲族是闽地最早的居民”。
五、说“共勉”¾¾一封信怎样变成“惩治”畲民的证据？
罗美珍的“畲族无语论”¾¾《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抛出后，首先在干部和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纷纷提出质疑。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学习的畲族干部蓝周根同志在有关教授的关心支持下，写了《畲族有自己的语言》（29）一文，并向国家民委反映，以求澄清事实。可就是这么一篇小文也为学术权威所不容，1982年7月30日，罗美珍摆出一副学阀的脸孔，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丽水县委写了一封所谓与蓝周根“共勉”的信，蓝周根同志就要大难临头了。
此信标榜自己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与“党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宣传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但又出尔反尔：“说它是汉语客家话，不是根据历史，也不是根据它是不是一个民族说的，更不是凭印象，是经过严肃的科学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试想，丢开了说此语言的对象，那还“研究”什么？研究民族语言却排除了“历史”和“民族”，还有“事实”“科学”可言吗？此其一。
第二，“如果认为福建、浙江等地畲族所说的汉语也是畲语，不仅不合事实，而且还会得出畲语有两种语言的结论，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布努语”可以冒充畲语，而畲族是绝对“不能有”自己的语言的，畲族要有自己的语言就“就不可思议”了。
第三，“任何民族都可能曾经有过自己的语言，在逻辑上不等于永远必须有自己的语言……（畲族）由于改变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因而倒推未曾有过的自己语言，这种逻辑推理更是荒唐的”。专家原说畲族向来都“使用汉语”，又哪有“原来”不“原来”的？畲民天天仍在说畲语，又何必“可能”“必须”，用得着来“倒推”吗？难道只有按专家的指令，叫“活聂人”祖先的鬼魂在南北朝时跟着“瑶、客同途”学“布努语”学“客家话”，又将客家话“储藏”千年后再在“明弘治”后起用才不“荒唐”吗？只有叫畲族先民与苗、瑶、客一次次到“黔中”去“同途迁徙”的逻辑才叫“顺推”，这样“研究”畲语的专家才是“语言马列”吗？所以专家才会说“斯大林说的有关民族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民族而言的，对我国的民族（甚至对资本主义民族）不能生搬硬用”了。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概念是什么？难道“民族”“语言”也分国别、有阶级性的吗？肯定“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生搬硬用，那为什么不把“有自己语言”的汉族客家定为“犭客族”？
第四，“畲族并不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存在于一个没有汉族的国家单位之中，而是与说汉语的民族共存在一个国家之内……硬将汉语说成是某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更不符合科学”。在专家看来，畲族是与汉族对立的，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就“大逆不道”了，就是搞分裂，闹独立，“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观点和立场的问题”了。说得够清楚了，畲族不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存在于一个没有汉族的国家单位之中，你要坚持“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就是要分裂国家，就是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政治问题。畲族只能不敢“有”了，怎么又“必须”有布努语？这到底是哪家的“语言政策”和“民族政策”？到底又是谁肆意地践踏党的“民族政策”？
这封所谓与蓝周根“共勉”的上纲上线的信，不寄给蓝本人，却寄给他的上司中国共产党丽水县委，其意甚明，即想借刀杀人。当时的县委自然看懂了信的份量，就组织各常委传阅签字、研究如何查处蓝周根的“严重问题”。一时谣言四起，满城风雨，弄得他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彼时蓝是政协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蓝周根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中央统战部写了信。中央统战部办公室专门为此事发文“主送中国共产党丽水县委”（1982年12月28日统发文第1111号），明确指出“关于畲族语言问题的争论，属于学术问题……不是什么立场问题和政治问题”，揭穿了权威的阴谋，蓝周根同志才免遭迫害。在拨乱反正后形势大好的1982年，专家还企图制造这么一起“文字狱”，这就是罗美珍的“共勉”！
事后蓝周根同志才看到这封暗藏杀机的信，但语言界是万马齐瘖、一片太平了。如曾小聪《汉畲文化的接触¾¾以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为例》（30）就把“布努语”词与真正的畲语词混为一谈，结论说“使许多畲民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一向治学严谨的严学窘先生也说“今潮州少数畲族所操畲语与瑶族语言无异……瑶、畲同源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广东博罗、增城、惠东等的畲语属瑶语布努语，跟金秀的‘炯奈’、湖南的辰溪、洞口自称‘唔奈’的相同、相近”（31）。看后很使人奇怪，见文末说明“本文承毛宗武……等同志精心细校，纠正错误……”原来如此！本来，“凤凰山是畲、瑶分界的分水岭”，如今“战果”又扩大了，潮州的畲族也说“瑶族语言”，看来他们又“不放弃”了，又打了自己的嘴巴。因此一些少数民族的《史略》《文化史》都众口一词，照搬罗、毛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权威的“正确”。
因为畲族的语言问题，有的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甚至想借刀杀人，岂不正说明其“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历史，更不符合科学”的恐慌吗？“学术腐败”可见一斑。真正高水平的专家，研究问题是不会背离畲族事实，不会强*畲族民意的。
[ Last edited by 山客yoroo on 2005-12-2 at 12: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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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 21: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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