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难忘的谈话：刘复之心目中的邓小平。

刘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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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小平同志曾和我有过两次重要的谈话。他对文化工作和公安工作提出了精辟的意见。

　　1977年底我到文化部任常务副部长。1978年8月29日上午10时，黄镇部长和我应约来到小平同志的住处，向他汇报文化部清查运动和工作的情况。文化部是被“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清查整顿任务相当繁重。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搞得不错嘛！”当黄镇讲到文艺界的一些情况时，小平同志说：“各协会都要抓紧搞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谈到如何处理文艺界的一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对待。过去本来是错了的，就不要去翻了，翻它有什么意思？！大事情弄清了就行了。我们过去的某些批评，批评错了的也有，因为毛主席是得到间接的情况后说话的嘛。最近，东北方面反映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小平同志特别交代，在清查工作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察干部的一条标准。他说：“只是表现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现一般的和表现特殊的要区分开。”

　　当汇报到文化工作的规划设想时，小平同志说：“就照这么办。搞个几年规划，调动积极性。我看，总得两三年才能出成果，也急不得。我这里书架上摆了这么多刚出版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写作水平、技术水平还都不行。思想性、艺术性更谈不上。看个开头就知道结尾了。电影也一样。”谈到电影创作，他说：“可以分给一些老作家看看，人称夏衍是电影医生，可以请他多看一点。”在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小平同志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实际上就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小平同志说：“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要敢于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有些人就是不敢想问题，还没有从‘四人帮’搞的框框中突出来。像作品中不敢写恋爱，生活中怎么能没有恋爱，不要搞庸俗的黄色的就是了。但是，思想不解放，就是不敢讲。”小平同志这番谈话，显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文化部的清查运动和各项业务的开拓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3年春，我从司法部调到公安部工作。

　　那几年，治安形势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为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如东北有个姓王的两兄弟，持枪到处杀人抢劫，被称为“二王”抢劫案，还有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唐山“菜刀队”流氓团伙案等，社会反响强烈，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我到任后，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起草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送中央审批。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很快就看了，并对报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7月19日上午，我应约来到小平同志住处。主管我们工作的彭真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踏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寒暄几句话之后，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他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小平同志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小平同志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小平同志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小平同志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小平同志的这篇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准确地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严打”开展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特别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行动快，来势猛，给犯罪分子以重大打击。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战役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开始闹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征兆，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不安。在1985年的全国政法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这样，使得第三战役能够顺利地进行到底。

　　回顾历史，我想，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决心和刚毅，要把“严打”斗争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谦虚地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的历时3年、持续3个战役的“严打”行动，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小平同志是我的老首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我曾在他身边当过秘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等率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华北敌人后方，以太行山区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部队进行了一系列著名战斗，同时，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在敌人后方的一个大战略区。

　　1940年4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政委指定我任军政委员会的秘书，以后当主任秘书。当年4月，小平同志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参加了著名的“黎城会议”。我作会议记录。那时，小平同志年仅36岁，精力过人、睿智果敢，领导着太行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他留着光头，穿着和干部、战士一样的棉布灰军服与布鞋，生活十分简朴。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941年1月初，邓政委找我谈话。他说：“要调动一下你的工作。有两个工作由你自己来选择，向政治部蔡主任（蔡树藩）汇报去。一是到师直属队当总支书记，一个是到政治部锄奸部。”他嘱咐说：“你年轻，聪明，可要注意不搞自由主义。”当时，在一些年轻人中存在自由主义现象。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我始终牢记，受益终身。几十年以后，锄奸部的老战友说，我调入锄奸部前，小平同志曾对锄奸部长卜盛光说：“你们那儿老红军干部多，我给你们调一个知识分子。”那时，我才是个24岁的小青年，文化程度也不高，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从这里可以出小平同志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培养，可以看出他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贯思想。

　　（作者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编辑：姜志）

hagar

Posted by 刘沁沁 at 2005-2-1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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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小平同志曾和我有过两次重要的谈话。他对文化工作和公安工作提出了精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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