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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客家散文的审美品格
▓ 杨文丰
原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客家散文的研读、概括,认为客家散文的审美品格为:表现客家文化性、亲近自然性、泛真性、离散性、泛我性和多维情结性。
[关 键 词] 散文 客家散文 审美品格
[作者简介] 杨文丰,男,1957年秋出生于广东梅县,客家人。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 广州, 510640。
所谓客家散文,是指以文字形式表现包括客家人、物以及客家民间风尚习俗等客家文化的散文。迄今为止,自觉的客家散文尚不多,客家作家写作的客家散文更少。对客家散文的审美评论,更是寥若晨星。本文主要通过考察两本优秀客家散文集,即谭元亨教授所著《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迷》和黄发有教授所著《客家漫步》,对客家散文的审美品格,提出一孔之见。
客家散文的审美品格,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表现客家文化性
表现客家文化性,是指客家散文在写作内容上有意识地表现客家文化的审美
品格。
表现客家文化,为客家散文题中应有之义。不表现客家文化的散文,即便出
自客家作家之手,也非客家散文。
在客家散文中,客家文化的表现,可谓异彩纷呈。
客家文化中的风尚风俗,是客家散文通常表现的内容。客家文化是中原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原传统文化,渗透在客家人的诸如饮食等日常生活中。谭元亨在客家散文中,认为客家“酿豆腐可算是典型了,在以米食为主的南方山区,客家人把他们对北方饺子的感情寄托在酿豆腐上。而这细小的生活内容,却充分体现了客家人在文化传统上的良苦用心。”(1)黄发有在客家散文中,写到客家人办喜事时,“驱赶上门的乞丐,就会种下‘恶缘’。一般来说,主家会送一个红包给乞丐,让他高高兴兴地走路。如果乞丐坚持要‘入席’,主家也只好照办。”(2)“客家人总是把修路架桥看成积福修身的好事,同时也强调表里如一的真诚,意即只有德艺双修才能进入完善境界,否则便是收买人心的假仁假义。” ( 3 )
客家文化强调对路人的礼遇关照和对子弟的德育教化。客家散文对此也多有表现。“在客家聚居的山岭间行走,哪怕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要有路,你就一定会不断地看到默立路旁的简陋山亭,……供过往的路人歇脚。”(4 )福建客家民居永定振成楼之横匾为“澡身浴德”。楼主解释说,“你身体肮脏的时候要洗澡,洗澡的同时,连自己肮脏的头脑也一并冲洗。”(5)这种苦心独运,体现了客家人的道德境界和人生追求。
客家民系之来历等有关“根的意识”,在客家散文中的表现,更是形式众多。“汉族八大民系中,独有客家人,不以地域而命名,……,而是一个没有地域归宿的名字‘客家’。也许,正是这个称谓,注定了他们上千年间流离失所、浪迹天涯。”(6)这是从地域上写“根”。也有从“纸”上写“根”的。“客家人在发黄的谱牒上记载着生命的来处,这是纸上的故乡。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走回生命的‘老地方’,所以他们在碾转流离中依然贴身存放着家谱、祖宗牌位与生命共存亡。纸上的故乡是移动的故乡,祖宗牌位是能够行走的生命之根。纸上的故乡既远在天边又近在脚下。”(7)在谭元亨散文中,还从客家的“创世纪”“葛滕坑”写“根”,从客家开基地写“根”,从引入文中的客家山歌“客家来自黄河边,水有源来树有根”写“根”。等等。在客家散文中,“根”的意识,云遮雾障,神思迷离,沧桑、无奈而又带些自傲的历史情愫,深长而凝重。
祟学,不但点燃了客家文化的“千年圣火”,更是客家人何以能在文化、艺术上人才辈出、名人爆炸、一啸冲天的根本动力和原因。祟学,其实业已成了客家文化的一种精神,毫无疑问,也会导引客家散文的写作流向。谭元亨的客家散文《千年圣火》,黄发有的客家散文《风雨寒窗》,都是写客家祟学的篇章。祟学精神如雾,弥漫在许多客家散文篇章中。确实,一个迁徙千里、流落天涯,立身远山僻壤的民系,除了寒窗苦读,还能凭什么博取功名,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实现自己的社稷抱负呢?还能赖什么自矜。
谭元亨认为:客家方言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语言本身,也凝聚有这个民系的历史、气性、品格,或者说,整个的精神。因为语言本身,保持了这个民系珍贵的文化遗产,使得他们在千年迁徙,万里长旅中,教这个民系永远是一个风雨不动的精神共同体。”还认为,客家方言有自己的语汇特点:一、单音词多,从简,如皮,即皮肤。索,即绳子。惊,即害怕;二、保存有较多的古汉语词,如拗,即折断。颈,即脖子。衰,倒霉;三、有些词语与粤方语一致,如“雪”“冰”不分。抵,即划算、便宜;四、客家话独有的词语,如“牯”为雄,“赖”为儿子。“斋嬚”称尼姑。(8)在客家散文中,客家话的这些特点,对形成客家散文的审美品格,作用是无容置疑的。但由于客家方言也属汉语,所以,客家方言的特点,在多数客家散文中,凸现得还不够明显。客籍散文家对运用客家方言写作的自觉性,有待强化。客家散文在强化客家方言上,还存在极大的可能。
二、 亲近自然性
所谓亲近自然性,是指客家散文在写作内容上表现自然物,或者记述人从自
然物得到谕示以及笔涉与自然有关的物事的审美品格。
客家散文亲近自然性的审美品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自然景物进行状写式讲述。这是一种内蕴作家分析、感受甚至议论的描述方式。此种描述方式,又可分为段句式解析式描述和全文式解析式描述。全文式解析式描述是有可能的。较常见的是段句式解析式描述。譬如,“村庄周围的群山,海拔多在一千米以上,野荔枝林多生长于夏日阴凉、秋日挂霜的半山腰。野荔枝成熟时已是秋天,在黄叶纷飞的林子里,那一颗颗通红透亮的果实分外惹眼。”(9)
二是表现自然的“影像”,即客家人的行为或创造物是一种自然的神似物。譬如,黄发有的客家散文《蝙蝠掠过窗前》,由蝙蝠背负幼子飞行,而写到客家乡村的母亲们,常常是背带着孩子干活。至于客家土楼,“这些由客家人用生土夯筑的民居,与周围的地形融成有机的整体,就像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蘑菇群。”(10)“影像”的构成,是设喻的过程。
三是自然物与人划等号式地互可自况。这种审美取向在黄发有的客家散文中有更多的表现。在《鹧鸪的前身》一文中,作家描述一位被卖到财主家的丫头蔗姑,盼谷子黄了父亲就把她赎回。没想到谷子未黄,父亲已死。为逃避财主的霸占,蔗姑只得纵身跳下山崖!翌日,朝阳照在山崖上,一只鸟儿从崖下飞起,对天悲号:“谷子黄哩,爹爹!”人们同情蔗姑,遂把这种鸟儿唤作鹧鸪。这是以自然物(鸟)况人。相反,也有以人况自然物的。“我都觉得客家人有着一种中国地瓜性格,……譬如都有落地生根的适应性和耐受力,……我自己同样是一颗‘大番薯’,将根深植于乡村,薯藤却越出乡村的篱笆,蔓延进城市的地界。”(11)
四是通过自然物表达文化性暗示或启示。客家散文中,写水的文化启示,就各不相同。南流的汀江,“她在苍茫中流向如一只直指南海的巨臂,向客家儿女昭示着光前裕后的方向”。(12)“客家人对大海具有浪漫的幻想。在客家人的眼里,大海仅仅是世界的开始。”(13)
五是自然物与神话传说相联系。客家山村多呈三面环山的壶形格局。在黄发有的笔下,壶形客家山村始自一个神话传说:九天九夜大雨之后,村庄里只乘两个异性童男童女,各骑一只大葫芦侥幸逃生。他们漂漂停停,终于来到一风水宝地——葫芦形山谷,从此结为夫妻,安居乐业,养儿育女。(14)
六是客家散文常有对客家民居的描写,而客家民居“与周围环境的整合,达到‘可谓阴阳调和、天圆地方、大吉大利、完美无缺’,‘是客家人在追求一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15)客家散文的这类文字,无疑又是包含间接亲近自然的情怀的。
客家散文之所以出现亲近自然的审美品格,究其原因,在于客家人世世代代皆生活在自然(山区)之中,而文学恰好反映了这种生活的缘故。
三、泛真性
散文作家对待题材,总是“求真”的。若不求真,散文势必丧失文体存在的
价值,至少会被小说所取代。
然而,即便本身真的题材,要呈百分之百的真实,又是不但不可能,
而且,也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客观对象被主体精神所纳入之际,它的客观实在性往往不再完全保持其本原状态,它在作家吸收、过滤的过程中被创作主体的创造性思维所分解,作家剔除了与他要表现的主旨无关的成份,而选择了那些与他的作品所要表现的主体精神相一致的内容,正是由于客观对象失去了某些自身所有的特性,才有可能融入作家特定的心境与情绪中,达到与作家精神境界的融合,进而承担起艺术的使命。”(16)其实,这里面还有个心到能否笔到的问题。
对于客家散文来说,其面对的题材却又是有所不同的,其特殊性便是客家散文的题材,本身便夹杂了许多不够真实或者至少含有有待考证的成份的,这种品质,本文称之为“泛真性”。
客家散文所写的千年迁徙,以及客家文化习俗,诸如民间口头传说、族谱等文字记载以及民间风水等,由于年代久远,不可排除其中会有虚假或不够真实的成份,抑或说是亦真亦幻的东西,具有泛真性。譬如:“凡是认了树、石或厕所做母亲的孩子,他的家庭在逢年过节时都必须备办祭品,焚香秉烛烧纸,以示感恩,并祈求更多的福佑。”(17)其中,至少“拜茅厕姑姑”或“拜厕神紫姑”之习俗,恐多是久远的传闻,有理由认为其该属于泛真性题材。
关于客家的“创世纪”之说,认为客家神话中的“诺亚方舟”为“葛滕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滕坑移民”。(18)此类文化意味甚强的神话,在客家散文中,其实亦属于泛真性题材。
客家散文题材的泛真性是较强的。这与客家民系的源流历史云遮雾障分不开,与作家在创作中可能认为亦真亦幻的题材,更富有审美意味分不开,而且,与作家,尤其是客籍作家,出于对客家文化乃至题材的自恋和张扬而不想辨别真幻、真假的心理也分不开。
其实,客家散文题材的泛真性,对形成客家散文独家的审美特色,是起到了相当作用的。
四、 离散性
客家散文的离散性,是指客家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其篇章结构呈现离散的
审美品格。
客家散文的离散性,主要由四个方面决定:其一,是由于“题材的广阔和无所不包的矛盾,使它不得不采取随机和散漫。”(19)“题材的广阔随意必然带来结构上松散的特点。”(20)客家民系,迁徒流离,沧桑风雨,躬耕苦读,“盛世”蛰伏,千年圣火,独领风骚,特立独行,冲天一啸,……。客家文化题材之杂之多,是客观存在的,散文家在写作时,也是易生多学科视角的,诚如黄有发在《客家漫步》后记中所云:我“试图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谱牒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我的客家故乡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客家文化进行散点透视。”(21)如此成篇的客家散文,篇章结构上必然是深具离散性的。即以黄发有的客家散文《杨梅花》为例,作家先由一节客家山歌写起,然后说引用它在于它的最后一句:“莫作杨梅暗开花”。接着写客家人对杨梅花怀着一种敬畏心理,因为谁看见谁就得死去。尔后,讲一个心灵手巧的编花匠,为编梅花,不惜夜里躺在梅花树下,第二天含笑而死,手中的梅花编了一半,继而又写作家童年逃课摘杨梅的经历及相关故事,最后写到人生感悟。通篇散文的篇章结构呈现出散漫的特点;其二,是由于客家散文的淡情节甚至无情节,导致篇章结构缺乏连续性。读谭元亨、黄发有的客家散文集,绝大多数篇章皆是无情节的,即便有些小故事,充其量也仅仅是整篇散文中小小的片断,并不影响作品篇章在整体意义上呈现离散性;其三,是由于客家散文家的行文笔法,本身就是繁杂且存在矛盾的:既要叙述,又要抒情,还要议论,等等。这种笔法势必使客家散文在写作上,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会出现“散点透视”或“多向性透视”,不可能满足于单视点的“一线式”表达,因此,所形成的作品,从思想到内容必然会由于“东翻西找”,“东拼西凑”而产生离散式征象。以谭元亨的客家散文《客家围——夯土的史书》为例,作品在笔法及内容上依次是:叙述客家围的神奇;议论式提出何以如此神奇;叙述客家围的作用、位置;对客家围的人文取向、内涵的抒情、议论;楼联诸例及其内涵的议论;叙述某某祖上建房的遗训;作者关于客家围之谜万字论文的有关观点介绍、衍义和客家围对人性张扬、艺术升毕的议论及抒情;推荐客家围研究同仁的摄影作品并对有关作品进行叙述、议论。全文洋洋洒洒,视角转换仿如移步换形,仿如积木叠累,在篇章结构上确是离离散散的;其四,便是客家散文家在行文过程中,抒发性灵和诉诸心灵的随意性、自由性、张扬性,也必然导致作品不羁地冲决不利于离散的模式、框框和秩序,其结果同样会促进作品的离散性。这是客家散文普遍的情形,也是散文的文体特征,毋需再引例证。
客家散文在文类上隶属于散文。即便从散文之形神关系考察,也可推出客家散文离散性的审美品格。散文的形神关系,不外乎四种类型:形神俱散;形聚神散;形散神不散;形神俱不散。(22)四种类型中,前三种非形散就是神散,皆具“散味”或“离散性”。第四种“形神俱不散”,也只是相对来说较不“离散”罢了。以辨证的观点观之,绝对形神俱不散的散文,是不可能存在的。其实,任何类别的散文,皆具离散性的审美品格。
当然,说客家散文具有离散性的审美品格,并不等于说客家散文就是一盘散沙。实际上,客家散文既然是在客家文化的大背景上产生的,其实就杜绝了陷入“一盘散沙”的可能。
五、泛我性
所谓泛我性,是指客家散文中所表现的“客家民系人文形象之我”(以下简
称“客家我”)和“作家之我”(以下简称“作家我”)的审美品格。
客家散文出现“客家我”,离不开客家文化的深远、厚重。
客家散文中“客家我”的形象,是动态的,且如同蒙一层秋雾般朦胧。归纳起来,“客家我”的形象,大抵离不开这样一组“关键词句”,即:千年迁徙,来自东方文化或中国、中原文化的“活化石”,人性和善,尊师重教,耕读传家,敬祖睦宗,克勤克俭,修身齐家,格物致知,崇文尚武,开拓进取,自信自强自立,重功名礼教,有些没落士族气而又有那么一点自卑心理,不甘沉论,自由放达,特立独行,冲天一啸,安邦治国,等等。
散文家对“客家我”形象的建构,尽管是“代言”或“准代言”,而在客家散文中,则多是通过细节或者再略附评论来表现的。对上文之“关键词句”,今试述其一、二。譬如,客家散文通过对客家妇女天足的叙述和议评,至少利于树立客家人“自由放达”的形象。又如,黄发有在《牛的四季》中写到:“挑着菜担的村妇感觉后面的畚箕被拽了一下,以为是哪个男子在和她开玩笑,就骂一句:‘拽什么,又不是你妈!’回过头去,却见一头牛正在扯菜吃。她往牛嘴上踢了一脚,骂道:‘喂老虎的!’牛又扯了一棵菜,扯下来后扔在地上,跟在后面的牛犊接住,美美地啃起来。村妇没再出声。脸色忽然变得柔和起来。”(23)这样的细节,不是在读者心中建树客家人和善的形象么?!
现在转论客家散文中表现出的“作家我”。不论作家是否客籍人氏,其只要写出的是成功的客家散文,就必定能体现出有他“这一个”“作家我”在。
客家散文中的“作家我”,从题材归属的角度观之,无非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情形:
其一,在客家散文里,主观题材天然有“作家我”在。倘若客家散文家,还是一个地道的客家人,那么,作品中的这个“作家我”,还会打上客家烙印。
其二,客家散文中的客观题材,其实,也是已被“作家我”化了的。对此,用作家洪深的“卤汁说”,最能说明问题:“小品文的可爱,就是那每篇所表示的个人底人格。不论什么材料,非经过作者个人底情绪,是不会‘够味儿’的。粗糙一点的说,作者底人格,他的哲学,他的见解,他的对于一切事物的‘情绪的态度’,不就很像卤汁么!如果这个好,随便什么,在这里渗浸过的材料,出来没有不是美品珍品”。(24)事实上,写作成功的客家散文,至少其题材的选择、分解、排列,是少不了“作家我”的印痕的。
关于客家散文中体现的“作家我”,尚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阐述:层面之一是客家散文作家行文时所通常选择的第一人称“我”,最利于直抒胸臆、率直而本色地表现“作家我”;层面之二是“作家我”在客家散文中的个人体验和生命体验,多是内审视的、“过去”时的。例如,黄发有在《燕子双双飞》一文的文字:“作为候鸟的燕子不断地迁徙,这和客家人‘千年漂泊’的历史命运如出一辙。而燕子在艰难奔徙途中相濡以沫的深情不能不引起客家人的共鸣”(25);层面之三是“作家我”,在不同作家的客家散文中,同样表现出个性。对此,从谭元亨和黄发有写客家“石笔”的客家散文片断,足见一斑。“支支石笔巍然如华表,那种蘸雨书云的气势衬托出了偏僻山村的逼仄,却折射出客家山民内蕴的豪情壮志。尽管‘石笔奇观’也常常被一些外人用作讥贬客家人的物证,他们借此说明客家人为功名礼教所缚的庸俗,但是,他们并不清楚‘石笔’中深藏着客家人独特的家族观念与人文理想。”(26)黄发有这一段文字,与他的客家散文集《客家漫步》的风格一致,清丽、温宛、平和、柔情之中,泛淡淡的哀愁。“这拔地而起、冲天直立的石笔,更是客家人文化精神的写照!石笔,它绝不是为了炫耀功名,它铭刻着历史,它给后人以启迪。它那不甘沉沦、宁折不弯、冲天一啸、傲视千古风云的形象,代表了客家民系的精神。……成为了一个民系的历史记忆,一个民系的永远的良知,用来表达对人类文明的坚信,对愚昧野蛮的拒斥……”(27)谭元亨的这一段文字,与他的客家文化散文集《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迷》的风格,十分和谐:沉雄而悲壮,文化视野开阔,述论兼具,哲理与诗情交融于一体。
客家散文中的“客家我”依靠“作家我”而体现。然而,“客家我”却又并非“作家我”的机械拼凑。
六、 多维情结性
散文具有抒情性,早为学界公认。“散文所表现的,主要是作品的感受——
或感物之情,或所感之物,都离不开‘感受’二字。感受,即情也。”(28)“从广义上讲:触景生情,借景(物)抒情,乃是散文创作之基本规律。”(29)
其实,抒情还是散文难得的一种修辞手段,其产生两个作用:一是作为作者思想贫乏的填充。君不见大凡抒情性强的散文,思想性或思辩性大都是较弱的;二是作为叙事、议论的一种调剂。
但是,客家散文作为散文的特殊类别,其除了具有一般散文的抒情特质外,
更多而且更鲜明的,是其还具有远比一般散文的抒情性浓重、强烈得多的情结性,且是“多维情结性”。
客家散文的多维情结性,是指客家散文中体现出来的、作家积郁深厚、浓重
的、与客家民系相连的多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化情绪和情感的审美品格。
客家散文中的多维情结表现如下:
一是乡愁情结。“乡愁,是一种地理,一种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也是对生长之地的山川与人事的回想与悬想。”(李元洛:《月光奏鸣曲》)客家人是独独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个没有地域归宿的名字‘客家’”(30)这种历史渊源注定了客家散文无法回避乡愁情结。“客家人在发黄的谱牒上记载着生命的来处,这是纸上的故乡。”(31)“乡愁无色无味,但在游子皱眉面对索然无味的饭餐时,它就具体成了油盐酱醋与酸甜苦辣,它就成了一种最为神奇的调味品,它就成了一种永远的饥饿。”(32)
二是苦难情结。客家民系的历史,本身就是流离失所、贫山僻壤包围的苦难史。“进一步地说,客家文化,更是一种苦难的文化,是由落难者所创立的。”(33)因而,客家散文家,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表现苦难情结:“想到那些浩浩荡荡地搬家的蚂蚁,想到它们背上背的大过其体积的酷似饭粒却不是饭粒的东西,我就牵强附会地联想到我的客家先民,他们将家背在背上,他们艰难的南迁和蚂蚁搬家有什么区别呢?”(34)
三是崛起情结。表现在客家散文中客家民系的崛起情结,是以不受辱为平台的。客家人作为“闯入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歧视,甚至被土籍侮称为“客家佬”、“客贼”。客家人深知唯有崛起,才能受到尊重、尊敬,才有出路。崛起,路在何方?在于教育。因而,客家人在崛起情结的驱动下,形成了尊师重教的风尚。这种风尚,在客家散文中,自然多有表现。甚至,“在闽西南的客家地区,客家人将七月七日定为私塾或族塾先生的节日,其根据是七月七日为孔夫子的诞辰。”(35)这大抵称得上是古代的教师节了。
四是亲近自然情结。作为客家散文的重要审美品格之一,这部分内容前文已专门论述。
五是遗民心态情结。遗民心态,使客家人以拥有正统文化自居。“作为‘闯入者’的客家人永远地失去了名正言顺的故乡,这些中原南迁的汉人之后以一种傲气和固执竞相用谱牒记下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他们在家谱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中原远祖的辉煌,亦以衣冠士族自居,借以秉持着一种尊贵的精神血缘。”(36)在客家散文中,这种遗民心态,如同黄昏薄雾,隐现在字里行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5)(6)(8)(13)(15)(18)(27)(30)(33)谭元亨:《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68、137、2、47、177、142、10、122、2、4页。
(2)(3)(4)(7)(9)(10)(11)(12)(14)(17)(21)(23)(25)(26)(31)(32)(34)(35)(36)黄发有:《客家漫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
第14、158、134、5、130、146、13、115、120、49、201、91、94、160、5、194、177、163、4页。
(16)(20)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海天出版社,1997年,第19、23页。
(19)楼肇明:《散文美学随笔》,见楼肇明著《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
(22)杨文丰:《散文形神论》,《作品》,1993年第8期。
(24)引自郑明娳、丘秀芷主编:《文艺天地任遨游》,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84页。
(28)(29)佘树森:《散文创作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32页。
(全文总字数8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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