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时期,近600年时间,“三山国王”信仰的发展,应该说达到了高峰。其表现,已由过去的个人、家庭的崇拜,发展为全村、全族乃至整个“河婆六约”的有组织有固定的礼仪形式的大规模游神赛会。
“三山国王”信仰的原发形态,虽然历经隋唐宋元七百多年,潮梅惠三州“在在有祠,岁时走集,莫敢遑宁”,但始终离不开“庙食”、“祠祭”的形态。其原因,应该与潮州尤其是河婆地区的经济、文化乃至人口发展有关系。其时,河婆尚未成圩,其地仅是揭阳县霖田都的一部分,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文化未盛。明代以后,客家入主,河婆成圩,勤劳的客家人在此及其周边大片土地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三山国王”信仰的发展,使“三山国王”信仰在原发阶段的基础上,进入了鼎盛的继发形态。
文字传播方面。文字传播是文化传播中重要的方面,已知有如下几种情况:1、明《永乐大典》全文刊录刘希孟《明贶庙记》。《永乐大典》在清末被八国联军从北京抢走,载于其中的《明贶庙记》是上世纪末才由饶宗颐教授从巴黎图书馆复印回国的。
2、明代海阳进士、曾任礼部尚书的盛端明写了《三山明贶庙记》,元、明、清三代编修的《三阳志》、《潮州府志》、《揭阳县志》、《嘉应州志》等均收入《明贶庙记》。
3、清初著名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收入《明贶庙记》。
4、清嘉庆朝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有“三山国王”的篇章。其中既转录《明贶庙记》内容,又记述其家乡淇围赛神及“三山国王”“显身御寇”的逸事,于传播上影响重大。
5、明代饶平陈天资编撰的《东里志》,记载了当地大埕乡重建“三山国王”庙的史实,追溯至霖田祖源,在传播方面的作用也不小。
这些“正史”的传播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尤其是它们对于“传说”的传播,以“正史”的面目而取得特别的功效。如《揭阳县续志·杂记》载:巫师张汉青与“三山国王”斗法失败身死后仍以巫力与之苦斗,终至三山神与之讲和,“让居座左,乡人塑像祀之”。三山神既法力无边,斗赢巫师,又“得饶人处且饶人”,和谐相处。“三山国王”成了这一地区超凡世界的统治者。
游神赛会方面。明、清、民国时期,近600年时间,“三山国王”信仰的发展,应该说达到了高峰。其表现,已由过去的个人、家庭的崇拜,发展为全村、全族乃至整个“河婆六约”的有组织有固定的礼仪形式的大规模游神赛会。
所谓“河婆六约”,指的是以河婆为中心,联结周边“六约”的大片地方。元末明初,基层社会行“乡约制”,河婆周边“六约”就是象门约、狮头约、员埔约、龙潭约、南山约、马路约,地域包括今河婆、良田、西田、坪上、龙潭、南山、灰寨等镇广大范围200多个村庄数十万人口。这里都是客家群众的居住地。“河婆六约”的“三山国王”信仰,其实也就是客家群众的信仰。
1、游神与祀神。
“三山国王”每年都要出巡河婆六约一次,时间在农历正月初二至廿四日,六约所有村庄无一疏漏。但是,名为“三山国王”出巡,“国王”真身却是不出大庙,仅以“指挥大使”和“木坑公王”两神为代表。据传,“指挥大使”和“木坑公王”是当年奉旨莅潮敕封“三山国王”的朝庭官员,因留恋此地环境风俗,故请旨留居,卒葬庙后,世代庙食。又据《韩氏族谱》,“指挥大使”韩姓,是其太始祖。“指挥大使”和“木坑公王”两位“特使”全权代表“三山国王”出巡,因此也被称为“大庙爷”。
每年腊月廿四日,要由大庙“庙祝”在“三山国王”像前奏准出游,然后跌筊杯决定出游路线。如果从大溪下,细溪上的杯,路线就是走象门约→员埔约→马路约→南山约→龙潭约→狮头约最后回大庙。如果是从大溪上的杯,路线则相反。
正月初二早起程时,“指挥大使”以文官装扮,“木坑公王”以戎装打扮。在庙里作别后,随行的那班“香公”、“庙祝”、“神夫”等也鱼贯而出。他们多是大庙附近庙角村的刘姓乡民(多为建庙施主后裔)。他们借着“三山国王”(实际仅是“指挥大使”和“木坑公王”)巡游的声威,享受着各村最高规格的接待。走在最前头的是擎旗手,其所擎之杏黄旗,称为“饭顿旗”。随后是两面旗,一面“风调雨顺”,一面“国泰民安”。如队伍走到该留宿的村庄,“饭顿旗”就在住地高高悬起,当地乡绅就得领头准备留宿及安排伙食,盛情款待。不然,“三山国王”会怪罪的。如遇小村庄,又不想留宿的,为了满足当地群众的愿望,就“歇马”,即不高悬旗帜,仅将旗帜斜靠在屋檐,随时准备过境而去。又:河婆六约各村寨迎大庙爷分三种规格。最高一级是“歇一夜”,其次是“吃午饭”,最末等是“拦社”,即仅在村里禾坪停若干时刻,待村民跪拜后即由下站村民接走。这些,都体现在“饭顿旗”的“旗语”之中。这是惯例,不得擅改。
王爷进村后,村民即在全村最中心或最重要的大祠堂,甚或大禾坪,各家各户摆上最丰盛的五牲糖果,如各户从上年之初专门饲养以供拜大庙爷的大鸡、大鸭、大鱼。全村民众都在暗暗较劲,谁家的鸡鸭最肥大。除了该村轮值作为“福首”的祭品放在最前面外,往往是富家大户老早就选好正位摆上“八仙大桌”安放自家祭品,小户、贫户则是两三户合用一桌。
祭神过程,先由“庙祝”诵读祭文,并带领全村信众三跪九拜。祭毕,“庙祝”代表随行队伍接受“福首”代表全村赠送的“红包”。
随后是游神,大庙爷的队伍深入村头巷尾“巡视”,一路接受村民的夹道参拜。村里的鼓乐队、舞狮班也一齐出动,加入这一“巡视”队伍之中。一直到全村游遍才停止。这期间,全村最诚心的信士担任本村出巡大使,穿上长衫、戴上毡帽,也跟在队伍中接受各家跪拜。队伍过后,村民赶紧收拾事前铺于地上专供“王爷”队伍践踏的稻草等,取回家中放于猪圈或鸡窝,以祈六畜兴旺。
游神的高潮部分是“举王爷”。下面专节叙及。
2、“举王爷”
“举王爷”就是“耍王爷”。“举”就是玩耍之意。王爷游巷毕,就要被抬到村外空地或禾坪去接受火的洗礼。这时,场上已燃起山草火堆,周围早已站满围观的人群,年内新娶的新娘还要盛装站在高处或临时搭建的高台上供人认识、欣赏。场中,数十甚或数百青壮年拖着神像,围绕火堆跑着、跳着。他们清一色穿内衣短裤,有的则只穿袜子不穿鞋。他们拔掉“王爷”的胡须,摘掉“王爷”的帽子,拿下“指挥大使”的双手(原设计为活动的),让百十支鞭炮竿压近身边、颈上,鞭炮雷鸣,火光冲天,全然不顾。这时,场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场下这阵阵狂呼“举呀!举呀!”一片欢腾。整个过程,可谓“原始、粗野、勇武、壮观”。
鞭炮将近、火堆将灭。这时,“举王爷”的勇士们才带着遍体鳞伤,准备退场。待王爷冲出火场,“举王爷”者即先后下跪,表示“请王爷恕罪”,并将王爷的胡须、帽子、双手仍旧装戴好之后,护送至下一个巡视点接驾的地方完成交接。
“举王爷”活动有如一幅古老而纯朴的民俗风情画,类似原始氏族渔猎归来欢庆丰收的狂歌浪舞,而实质上,更是客家群众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战斗画卷。
3、太平醮与施孤。
“醮”是道士设坛祭神的活动。“太平醮”即道士(或和尚)设坛为人祈福超度亡灵的活动。其内容中即包含“施孤”,即施与“无主孤魂”。
与每年一次的游神不同,“打太平醮”是60年(一个甲子年)一次,在大庙门前的禾田上以竹木搭起高达7层的“醮棚”,请道士(或和尚)诵经超度亡灵,祈求驱邪降福。据载,此活动仅举办过两次。首次是清同治癸亥年(1863),再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
清同治癸亥年的首次“打太平醮”,已没有人能描述出来。但第二次即民国十二年癸亥(张肯堂先生言为民国十三年)那最后一次太平醮,旅居马来西亚的张肯堂先生后来幼年亲历其事,则有详细描写。他说:“‘太平清醮’是河婆(六约)人的一件大事。那时,每一个乡村都矗立着无数高耸入云的高灯,高灯竹是用石肚运来的眉竹,竹尾留着尾巴,上面系着一个红灯笼,入夜后用轮子系索挂上去。高灯在半空中大放光明,全河婆(六约)每一个村庄点缀得花团锦簇。”
“打醮时,全河婆六约的人名,都沐浴斋戒十天,封山封水,严戒杀生,吃素十天,并解除赌博淫邪杂念。”
“河婆市的上、下圩街道上,上面盖着布幕,遮着风雨阳光,不见天日,每家每户,张灯结彩,乐声悠扬,爆竹连天。”
“大庙的七层高的醮楼,每一层殿门都安置着活动的人像,栩栩如生。入夜后,各层楼的檐瓦上点着齐整的香油灯,大放光明,金碧辉煌,人山人海。大庙的左侧,用色纸糊成的巨大神像有山大王、大伯公、牛头王三尊大神像,高约一丈多。山大王头上放着观音娘。此外还有……”
“这些纸兵神像,是在施孤散醮后,一起火化。在火化前,阳间的人都在争夺那座观音娘像,据说夺到了会行好运。”
“很多潮籍妇女,缩着小脚,携男带女,挑着香篮,一步一拐地走在不平的沙路上,吃力异常……她们不远百里,餐风露宿,跋山涉水,异常辛苦,前来参加庙会。”
张先生对儿时所见的描述,读起来就像在展开一幅奇异的风俗长卷。
民间传说方面。除了《明贶庙记》和《韩江闻见录》所收民间传说之外,之后关于三山国王的传说很多,可见继发形态一斑。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仅略记大端。
1、关于宋代善士刘崇德、刘崇盛、刘崇义三兄弟修建三山祖庙的传说。
2、关于清代河婆枫宸乡刘昆兰致仕后扩建神庙的传说。
3、关于三王爷出身及排座次的传说。
4、关于大庙爷正月十九日回良田乡出生地的传说。
5、关于大王爷夫人是韩屋楼人的传说。
6、关于韩指挥大使和张木坑公王的传说。
7、关于大庙爷制止两姓民众械斗的传说。
8、关于大庙爷“显灵”击落日军战机的传说。(待续)
(本文照片均为李维照摄)
(编辑:李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