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客家”界定新探

azrael

“客家”界定新探
○胡希张
【摘　要】　“客家”界定众说纷纭。本文就客家民系、客家人、客家先民、客家后裔等概念进行了辨析,提出了新的看法,力求准确地把握它们,以促进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关键词】　客家基地　闽粤赣边区　族源　客家文化素质
较早提出客家界说的客家研究宗师罗香林先生在写给罗干青教授的信中说:“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 广东东北部, 为基本住地, 鄙意凡属客家之基本住地,自赵宋以来之文物或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认为客家之文物或活动。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固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域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所活动之迹象。”①罗香林的这个客家界说,包含有时间、空间(地域) 、文化、语言等四个要素。
后来,一些客家研究者发现罗香林先生的界说还不够完整,不够科学,将它用于现实生活,不能适用于某些类型的个人。于是,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新的界说。例如:
“客家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形成的一支重要且又特殊的民系,它以自己在语言、文化、风俗、民情诸多方面的独特属性与其他汉族民系相区别,是汉族大家庭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②
“对于何谓‘客家’? 应作出简单扼要而又十分明确之解释,否则不足以说明问题。窃以为‘凡说客家话(以客家话为母语者) 就是客家人。’如按方言划分,则区别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并非难事。不仅国内如此,在海外华人中,区别客家人与非客家人,也只有以说客家话为主要标志。”③
“凡是具有客家民系特征的人或群体,不管其血统如何,皆可称为客家人。”④
但是,上述各论看来依然难以成为人们期望的 “能包罗无遗的公认的适当界说。”⑤
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诸多界说都难尽人意?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界说的对象具体区分清楚。有人已经察觉到这一点,提出应该分广义的 “客家”与狭义的“客家”。实际上,客家界说所面对的对象不只一个,或者说包含有好几个层次。“客家”有民系与个人即整体与个体之分; 个体又有“客家先民”、“客家人”、“客家后裔”之别。(其中“客家人”一词也往往被当做“客家民系”的同义词使用) 这些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各有既相同又不相同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有其各自的界说。祈望一言尽括、包罗无遗,犹如祈望缝制一顶适合各种尺寸脑瓜戴的帽子,则是勉为其难的。事实上,许多人早就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这几种概念了,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因而难免带有盲目性,难免出现歧见与尴尬。在学术界和生活中那种被称之为“泛客家论”和“纯客家论”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混用错用这些概念所造成的。
由上可知,对于“客家”的界定,需要具体分解,逐一研究,才能奏效。现在,就客家民系、客家人、客家先民、客家后裔的界定问题分别探讨如下:
一、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的界定,可否表述如下:客家民系是南迁汉民于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在赣闽粤边区与畲瑶等土著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特方言、文化、风俗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
在上述界定里,民系的形成时间、形成地域、族源和文化特征都是构成客家民系的要素。其中的每一项,都有待取得共识。
关于民系的形成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从东晋至清中叶的每一个时期几乎都被提到了。鉴于客家民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笔者提出了起迄时限。起始的时间定在南宋末年,即滞留在鄱阳湖的南迁汉民再度南徙的时候,因为这是大批南迁汉民进入赣闽粤边区(后来成为客家基地) 的时间,也是滞留鄱阳湖南迁汉民分道扬镳、日后分别成为客家人、广府人、福佬人的时间。舍此时间再往前推移,便很难有止境了;更主要的是那些中古远古的汉民,是汉族许多民系的共同祖先,不能只视为“客家先民”。迄止的时限定在明末清初,这是因为大量的史料表明,直到这时,南迁汉民才与本地土著完全融合,客家文化、方言等才基本定型,也就是说,客家民系这时才最后形成。
关于民系的形成地域,只限于客家基地闽粤赣边区,这是已有共识的民系形成的地域。至于客家人现今分布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这是民系形成后衍播的事,作为民系的界定,没有必要尽揽无遗。
关于族源,一共提出了两个。作为族源,对南迁汉民是早有共识的,问题在“畲瑶等土著”。大量的资料表明,南迁汉民来到赣闽粤边区的时候,这里的原居民(土著) 全是畲瑶等少数民族。后来,这个大族群的“淡出”,不是被消灭,不是被迫迁,也不是被“汉化”,而是与南迁汉民融合了。这是土、汉两个大族群的大融合,是南北两种文化的大融合,在融合中诞生了客家民系。客家文化的主要成分无疑是中原文化以及江淮文化,但也不乏土著文化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带有客家特点的种种文化现象,几乎无一不与土著文化有关。可以说,没有土著的融入,南迁汉民就不会演变成这样一个客家民系。因此,本地土著理应作为族源之一反映在界定里。
关于文化特征,本来,方言、风俗、特性也属于大文化,单独列出是为了加以强调。特别是客家方言,它是构成这个民系的、与其他汉族民系相区别的决定性因素,不能不从“文化”中突出出来。
二、客家人
“客家人”的界定可否表述为:凡具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要素中任何两项的人,都是客家人。“客家血统”是指祖宗是客家人; “客家文化素质”最主要的是能操客家方言,也包括客家的生活习惯等;“客家认同意识”即承认自己是客家人。
上述三项要素,住在客家聚居地的客家人,特别是世居客家基地的客家人,全都具备,当然是最标准的“客家人”。那么,为什么不把上述三项都作为必备要素? 这是因为,不用说三项,即使其中任何一项作为必备要素,都会将众多的理应是或现实生活中早已是“客家人”的人排除在客家大家庭之外。又为什么要具备二项要素,而不是一项呢? 因为那样会将理应不是或现实当中本来就不是“客家人”的人,也算做是客家人了。举例说明如下:
关于“客家血统”。有客家血统的,不一定就是客家人,换句话说,仅仅具有客家血统的,一般地说都不是客家人。例如香港李嘉诚先生,他是李姓客家人开基祖李火德的后裔, (李火德第14 世孙李明山于清朝初康熙九年由福建上杭县迁潮州,传至李嘉诚为23世。⑥) 他具有客家血统,但他生长在潮汕文化的氛围中,没有“客家文化素质”,也没有“客家认同意识”,自认是潮州人,公认也是潮州人。类似例子,在国内并不少,在海外也很多。相反,没有“客家血统”的,倒不一定就不是“客家人”。例如,在闽西、赣南和南雄县有近15 万客家人由汉族恢复为畲族,但他们的“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并没有因族属改变而改变,他们理应依然是“客家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种非“客家血统”的客家人。如兴宁(纯客市) 有1000多人是蒙古族后裔,“明天顺四年(1460 年) ,龙川沙氏(蒙古族) 移居兴宁,繁衍至今已有千人,其后裔已全部汉化。”⑦在武平县(纯客县) 有一些人是潮汕人的后裔, “抗日战争期间,广东潮汕沦陷区部分难民逃居武平,抗战胜利后,大多数返回原籍,留下武平的约1000 余人(多数是妇女) 。”⑧武平县这种情况,在客家山区普遍存在。还有,客家人有买女婴做童养媳、买男婴“驳香火”的习俗,有的婴儿是从非客家地区买来的,不是“客家血统”,他们长大以后,不管知道自己的身世与否,都是十足的“客家人”,邻里也不以外籍人相看。曾任香港嘉应商会会长的刘宇新先生,人所共知原籍是兴宁县泥陂黄垌村人,但最近刘先生自己披露:“我自幼在战乱中被辗转贩卖,连真正的祖籍都不知道,是善良的客家养母将我抚养大”⑨。更加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洛杉矶企业家熊德龙先生,他出生印尼,是印尼人种,幼婴时遭遗弃,被侨居当地的一位梅县籍客家妇女收养,抚养长大,成为出色的企业家。他奉这位客家妇女为母亲,认梅县为祖地,有深厚的客家文化素质,说一口地道的梅县话,自认是梅县客家人,对客家情真意切,热爱桑梓,慷慨解囊,为客家社会衷心欢迎和接受,成为梅州市首批荣誉市民。此外,还必须提及一种新的情况。全国解放后,通过多种途径来到梅州地区的外地人,他们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尽管夫妇双方或一方不是客家人,但他们的下一代已与当地客家人融为一体,原籍观念多数都很淡薄,再过二三代以后,有谁能以无“客家血统”而否认他们是新的客家人呢? 所有这些都说明,“客家血统”虽是“客家人”的重要要素,但并不是必备要素。
关于“客家文化素质”。缺乏“客家文化素质”的,不能说就不是“客家人”。例如,朱德、郭沫若、韩素音,他(她) 们具有“客家血统”,尽管生长在四川、海外文化氛围中,缺乏“客家文化素质”,但知道自己的身世,承认自己是客家人,如若以“不会讲客家话”为由而否认他(她) 们是客家人,那就太不近情理了。事实上,他(她) 们已被列入世界客属第12 次恳亲大会的《客家名人展》中。又如侨居海外的客家人,有的第三代、第四代年轻人,已经全盘“洋”化了,不仅不会讲客家话,连讲普通话、认汉字也很困难,但他们仍承认是客家人,并与父辈祖辈携手归来,寻根问祖,体验乡情,增进乡谊。这些人依然是客家乡亲,当然不能以无“客家文化素质”而拒之“客家人”门外。相反,仅仅具有“客家文化素质”的人,肯定不能算“客家人”。例如,外籍神职人员,外籍客家学者,为了事业的需要,入乡随俗,会说客家话,适应客家生活习惯,具有不少 “客家文化素质”,但他们绝不会有“客家认同意识”,别人也绝不会视他们为“客家人”。又如,有相当一批外来干部,在客家地区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不少人熟悉客家文化,操一口客家话,生活习惯也基本上本地化了,就“客家文化素质”来说,他们比许多长期在外地供职的客家人还要强许多,即使这样,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外地人”,而不是“客家人”。所以,“客家文化素质”也只是“客家人”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必备要素。
关于“客家认同意识”。一般地说,有“客家认同意识”的人都是客家人,因为, “认同意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必然还具有“客家血统”,或“客家文化素质”,或二者都有。那么,有没有缺乏“客家认同意识”的“客家人”呢? 现实生活中是有这种人的。有的人从少年时代或青年时代开始,就生活在非客家的族群 (人群) 中,他极力以这一族群的身份出现,对自己的 “客家人”身世讳莫如深,对周围的人、对老乡、甚至妻儿从不提及。这种人的“客家意识”被生活泯灭了。但尽管他不认同,实际上他还是客家人,只要换一种适当的氛围,他的“客家认同意识”就会立即“复苏”。
综上所述,三项要素都是构成“客家人”的重要因素,但无一是必备要素,没有哪一项,有它就是“客家人”,无它就不是“客家人”。这就是提出“三项要素必备其二”观点的依据。

azrael

三、客家先民
在提出界定之前,先要弄清一个问题,即这里说的客家“先民”,与某姓氏的“祖先”是不是一回事? 举例说吧,客家李姓的开基祖是上杭县人李火德,据《李氏源流》载,李火德属陇西李氏,一世祖是李利贞,传至李火德已是七十六世。而李利贞也还不是李姓的源头,其源头是轩辕皇帝,皇帝的次子昌意下传十一代才是李利贞。因而李姓四大始祖第一人就是轩辕皇帝,还有老子李耳、射骑将军李广、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⑩那么,这些被追溯为李氏祖先的远古人物,能不能也说成是“客家先民”呢? 显然不妥。《李氏源流》称:“李氏族人遍布寰宇,为数约有八千万人”。既是“遍布寰宇”,肯定汉族八大方言系都有李姓人,那么这些远古人物就是全中国李姓的祖先,独揽为“客家先民”连李姓也是通不过的。这里的区别在于, “李氏祖先”是就一姓而言,“客家先民”则是就一个民系而言,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恰恰把两者等同起来,采用“寻根问祖”的方法去确认“客家先民”,以致“客家先民”越举越泛,越考越古。
在准确把握了“先民”的含义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探讨它的界定了。“客家先民”的界定可否表述为:凡客家民系形成之前生活在赣闽粤边区、其后裔中有客家人的南迁汉民和本地土著都是客家先民。其中, “时间”要素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地域”要素是 “生活在赣闽粤边区”;“血缘”要素是“后裔中有客家人”;“对象”要素是“南迁汉民和本地土居”。这四项是必须同时具备的要素。
关于“时间”要素,有下限(客家民系形成之前) ,无上限。既是“先民”,当然只限于民系形成前的人。这个下限时间,实际上是区分“客家先民”与“客家人”的一条时间界限,有了它,就不会把本来只是“客家先民”的客家基地内远古中古居民,如唐朝张九龄、郭子仪,宋朝欧阳修、文天祥等,说成是“客家人”了。此外,客家民系形成之后,仍不断有外地人迁入而逐渐形成新的客家人。对这些新客家人的祖辈,显然不能也冠以“客家先民”称谓。有了下限时间,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不设上限时间,是考虑到土著 (包括宋末以前迁入定居的汉民) 世居的连续性,不应人为地从中“砍断”。
关于“地域”要素,限定“生活在赣闽粤边区”,主要是针对南迁汉民提出来的。就是说,南迁汉民中只有那些到达并定居于“客家基地”者才算是“客家先民”。这是因为再往上追溯的中原流民,曾驻足中原、江淮数百年之久,是汉族众多民系的共同祖先;而且,距离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空间、传承等都相去甚远,说是“客家先民”实在很勉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有了地域限定,就可避免“客家先民”泛滥,如将岳飞、薛仁贵等也说成是客家先民。此外,有了地域限定,那些非“客家血统”客家人的祖先,那些“新客家人”的祖先,也就免被泛称为“客家先民”了。
关于“后裔”要素,主要是针对“土著”提出来的。就是说,符合“时间”、“地域”要素的古代居民,不能就算做是“客家先民”。因为,有的早已阖家他迁,有的早已成了绝户,他们与日后才形成的客家民系毫无瓜葛,当然不能成为“客家先民”。有了“后裔”限定,就可以防止这样一种现象:凡在客家基地住过的古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视为“客家先民”甚至“客家人”。
关于“对象”要素,提出“南迁汉民”“本地土著”两个方面。如前所述,客家民系的族源有两个,那么, “先民”包括两个方面就不言而喻了。
四、客家后裔
凡具有“客家血统”的人,都是“客家后裔”。“客家人”都是“客家后裔”;客家后裔不一定都是“客家人”。那些只具有“客家血统”而不具有作为“客家人”的足够要素的人,就不是“客家人”而只是“客家后裔”。如李嘉诚先生,虽不是客家人,说他是“客家后裔”却未尝不可。又如毛泽东,近年来有人撰文考证他是客家人 ,引起了不少争议。根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他的祖先确是江西客家人。但他本人生长在湖南的文化氛围中,是百分之百的湖南人,不仅没有“客家文化素质”,甚至连这“客家”身世他都很可能不知道。否则,他在井岗山客家地区斗争那么久,并在著作中讲到当地客家人的事,那他一定会表明自己的客家人身份,以利于联络感情,发动群众。这就是说, “客家人”三要素毛泽东只具备“血统”一项,据此说他是客家人,引起争议那是必然的事了。如果只说他是“客家后裔”,大概就容易被人们接受了。像这种虽有客家血统,却并不是客家人而只是客家后裔的现象,在国内各地是很多的,在国外也不少。
总之,客家民系、客家人、客家先民、客家后裔这些名称,都不是新名词,人们经常在口头上、书面上使用它们。只是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把握它们,混用、错用的现象随处可见,令人莫衷一是,甚至引起当事人的不快。所以,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不仅有待深入研究和阐发,更需要有众多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地宣传它,准确地运用它,以利于客家社会的进步事业。

①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10 月版,第42 页。
②王东林:《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 《客家学研究》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2 月出版,第30 页。
③史式:《试论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之关系》, 《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12 月版,第142页。
④罗逵:《关于客家血统问题的思考》,闽西客家学研究会主编《客家纵横》( 二) ,1993 年9 月出版,第74 页。
⑤钟嘉谋:《客家研究之我见》,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编《客家研究辑刊》1995 年第1 期,第87 页。
⑥沈松声编:《李氏八闽始祖火德公裔孙名人世系简明表》(上杭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
⑦《兴宁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4 月出版,第782页。
⑧《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10 月出版,第120 页。
⑨林亚茗、杨耀:《赤子情怀迎回归———访香港省政协委员刘宇新》,载《南方日报》1997 年6 月9 日第1 版。
⑩《李氏源流》台湾世界李氏宗亲总会1990 年5 月20 日出版lv沛楚:《毛泽东客家祖籍查明》,载台湾《客家》第46 期第6页。
来自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azrael于2004.4.2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