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田乡墓碑“天运”年号探源
刘俊合(西田苦笋)
我国的传统纪年,源远流长。《书。伊训》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书。太甲中》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商时,年称祀。商太甲元祀、商太甲三祀,分别约相当于公元前1580年、公元前1578年。因此,我国使用传统的纪年方法,至少有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数千年文明史,在时间上主要以传统纪年维系。要了解华夏文明,就难以绕开传统纪年。
诚然,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也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中国历史上的年号,据统计数目在数百以上。梁启超的统计是316个;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纪年表》的统计是500多个。
据我查阅揭西县人口较为集中的几个客家姓氏的族谱,发现来揭西开基的年代,均是在元朝中后期至明朝初、中期之间。如:灰寨李氏在1441年;五经富曾氏在元朝中期;河婆下滩张氏在1500年;蔡氏在1744年;刘氏1488年;坪上黄氏在15世纪40年代。他们的迁移路线多数是从中原至福建、江西至广东梅州地区,然后再迁至河婆、五经富等地,至今有五百年左右。而据我多年清明时节参加宗族祭拜祖坟时从墓碑上看到,从清道光年后所立墓碑中,很多并未使用清朝年号,而出现“天运”年号,如:“天运乙未年” 、“天运庚子年” 等等,查阅史书并未发现清朝使用过“天运”这个年号,那么这个年号究景出现在清朝哪个时期?揭西县良田乡客家人又为何要使用这个年号呢?要想解开这个谜团,我们不得不先要去了解客家人历史背景以及同洪门帮会、太平天国的历史渊源。
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主体,尤其是基本队伍,从金田打出广西,就是由广西客家人组成的。而它的领袖人物,早期的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均为客家人,后期的洪仁玕 、李秀成、陈玉成,也一样是客家人。而这场革命的酝酿之地,广东花县,是客家人聚居所在,而揭竿而起的金田村,更是客属地。张之洞称太平天国“兴于梅县、灭于梅县”,是指洪秀全等领导人的祖籍在广东梅州梅县,而太平天国最后一支队伍汪海洋部,就是在梅县坚持下来的。正是太平天国,让世界第一次知道懦弱无能的大清国居然还有有客家民系这么一个桀骜不驯、具有“硬颈”精神的民系存在,惊讶于这个民系的历史能量,瑞典人韩山文根据洪仁玕所述,著有《太平天国起义记》;日本学者山口县造更为此称:“翻阅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与客家人无关……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英国人呤利更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称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客家人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从太平天国军队的组成看,客家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作为农民起义的政权,太平天国是建立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的。战争的胜负决定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命运,而兵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军队的质量,进而决定战斗的胜负。 据广西《蒙山县志》记载:“永安大批贫苦农民加入太平军,尤其东乡夏朝村和冲刁仓村的客家人为最,太平军一时壮大了数千人。”翼王石达开还在东乡组织了一支客家军,成为太平天国的主力部队。当时,洪秀全指挥的五千人的太平军,与围剿的十多万清军精兵进行了大小数十次的战斗,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却始终不能攻入永安城半步,只能哀叹“孤城在望无人近,半载甘从壁上观”。
在同一时代的广东香山(今中山),还出了一个刘丽川(1820-1855) ,清末上海小刀会(属天地会支派)首领。刘丽川曾以草药治伤为业。1845年在香港加入洪门。洪门也称天地会,是产生于清代的民间机密结社。关于洪门的初创历史,史学家有好几种不同说法,但都肯定了洪门“反清复明”的目标。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反清认识相对较强的中国南方地域。正是由于对满清政权的仇视,洪门兄弟不愿运用清朝年号。但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内部的文书、揭帖又难免会触及到关于年代的记载。由此,大约在清代中期起,洪门内部开始用“天运”作为年号,“天运”本是《庄子》中的篇名,即《庄子。天运》,犹言天命,含有借助上天旨意,兴汉亡满之意。运用中通常的做法是“天运”+“干支”,如“天运庚子年”等。历史上详细的天运元年,曾经有过两个,一为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台湾天地会喽罗林爽文在彰化起义后,采用了会党中的“天运”年号为自己政权的年号,这一年即为“天运元年”,但第二年就改年号“顺天”,一年多后即被清军镇压。二为清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上海小刀会(天地会分支)领袖刘丽川起兵,在其张贴的安民告示上也运用了“天运元年”。 刘丽川1849年到上海,成为上海小刀会首领。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他联合陈阿林,周立春、潘起亮等发动上海小刀会起义。9月7日占领上海,建立政权,称大明国,自任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后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派人上书洪秀全,表示接受领导,未果。在上海坚持与清军和英、法、美侵略者战斗。1855年2月17日弃城突围时,在虹桥牺牲。这两次的运用都十分短暂,所以并没有改动会党中“天运”+“干支”的运用习惯。就连后来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后,也沿用了洪门的“天运”年号。冯自在《华裔反动开国史》中就记载了“清末,孙中山先生倡导反动常用天运纪年”。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独立,有用黄帝纪年者(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也有用天运干支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年,即为天运辛亥年)。孙中山回国后,面对当时的历法紊乱情况。以为有矫正朔求统一之必要,倡议征引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暂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从此天运年号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此得知,“天运”为中国清朝时期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的年号(1853年八月—1855年正月,或作大明),前后共3年。之后在洪门会党的推进影响下,广东各省以及东南亚地域的华人社会也开始将“天运”年号和清朝年号并行运用,而良田乡客家人的墓碑以“天运”年号代替清室帝皇年号,说明不接受清朝的统治,碑上的年号真实反映了死者的“政治倾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原载<<揭阳日报>>2011年7月24日"揭岭风情"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