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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已很難延續了。”廈門大學建築系教授戴志堅利用幾年時間,走訪調查福建省內40個古村落,之後得出這一結論。上週末,“中國古村落保護與發展研討會”在廣州花都舉行,戴志堅的觀點引來了學者們的關注。
戴志堅認為,首先,古村落代表的是農耕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思維,今日社會很難認同。其次,古村落建築的材料是土木結構,今日是鋼筋水泥結構,建築材料很難相通。第三,各級政府急功近利思想和開發商的推波助瀾,使矛盾更加激化。第四,老百姓急於改變生存現狀,出現了大量空心村和城中村。“在當下,保護和發展古村落太難了。”戴志堅說。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的說法是,中國古村落大概有5000個,但受到保護的大約只有100余個。此次研討會上,花都區炭步鎮正式被授牌為“廣東古村落文化保護基地”,廣東省梅縣水車鎮茶山村則被授牌為“中國古村落”,它成為廣東的第一個“中國古村落(客家民居)”。
不少國內民俗專家指出,雖然中國各省都進行了古村落的普查工作,還向不少古村落授予省級或國家級古村落的稱號,但目前古村落的保護和發展問題並沒有現成的“良藥”。
廣州城中村成“重災區”
提到古村落,當大家把目光投入到偏僻古巷時,民俗學家們卻提出,靠近城市的有開發價值的古村落,如今都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典型就是廣州的城中村。
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湯國華指出,一些城中村改造,除了受國家文物法保護的文物保護單位外,所有有價值的歷史建築將全部消失,成為古村落保護的“重災區”。他說,以廣州獵德村為例,農民住進了與現代城市高層住宅一樣的新民居,而公共祠堂、寺廟等卻被拆除集中重建,這樣的“城中村”開發模式,無異於全村拆除。
“如果政府不參與,古村落會很快消失。”中國民協副主席曹保明告訴記者,他在考察中發現,許多古屋持有者的保護意識非常強,他們出國後,把在海外掙的錢用於古屋的修繕上。政府應該對古屋的居住者和持有者予以重視,加強他們的自主意識。
古村落不能建成博物館
“每個古村都是一個文化藝術的博物館,許多民間工藝,如石雕、陶雕、木雕、彩繪等,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工藝。”曹保明說。
近年來,不少古村落都進行了整體保護開發,或規劃為博物館向外界開放。比如,廣東梅縣南口鎮僑鄉村聚集著31座清末民初興建的百年客家圍屋,曾一度擬規劃為“客家民居建築博物館”加以開發,卻引來學術界不同的看法。
“目前一些古村落中的古民居無人居住,便被弄成博物館,把其他地方的桌子、椅子搬過去,裝飾成不倫不類的樣子。”曹保明提出,古村落的這種“博物館現象”不可能真正保護這些古村落。“保護古村落,一定要以挖掘本土文化和區域文化為基礎,而非從別處‘拿來’。真正的開發保護要使得古村落的發展在自身的形態中展示背後的情感美、儀式美和文化美,而不是裝飾它、打造它,要謹防過度開發。”
馮驥才認為,古村落在開放保護中缺少有生命力的內容區填充。“我們到過許多古村落,但進去以後覺得很空洞,只有一層皮,裏面沒有東西。一種非常深厚的文化遺產變得很空虛了。”
古村落文化面臨“斷代”
“中國古村落文化最危險的是‘斷代’,如果連古村落的居民都不知道其歷史,那麼古村落文化也岌岌可危了。”廣州市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曾應楓認為,文化傳承人是村落文化的保護者,村落文化多是一代代人通過口傳身授傳承下來的。
“很多古村落都有一批老人被稱為‘長老’,少數民族則稱為‘酋長’,他們往往是古村落生命的延續者。”曾應楓認為,村落文化多是口傳身授傳承下來的,如廣州珠村等地的“乞巧文化”曾一度消失,但1999年,在中斷近半個世紀後,珠村4位古稀老人率先帶領珠村婦女施展巧藝,在村裏小祠堂恢復“擺七娘”,後來“乞巧節”就越過越紅火了。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教授陸元鼎則從學理上指出研究古村落的意義:“中國傳統的宗族文化載體就是村落,古代社會的歷史發展、社會經濟,除官方記載以外,絕大多數蘊藏在村落裏。古村落就是民間歷史的載體。”他指出,城市建設得越快,古村落毀壞得越快,因此,“保護有傳統機理和傳統文化的古村落”特別重要。
曹保明則提出,保護古村落要注意挖掘靜態美背後的“活態美”,“活態美”指的是古村落自身的生活情感和生活儀式,比如絕活和手藝。要挖掘古村落本身的儀式,這個儀式指的是古村落自己的節日,是除四大中國傳統節日以外的,如花都區炭步鎮水口村的“投燈節”、揭陽市漁湖鎮長美村的“搶老爺節”等都值得保護。“古村落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就是它自己的節日,傳統節日才能使古村落真正活起來。”曹保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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