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凉山的河源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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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凉山的河源客家人
　　李星星的《西昌黄联关客家社区调查》显示：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黄联关镇和中坝乡，生活着一群河源客家人后裔，他们的迁徙经过和生存状态，颇能说明河源客家文化的某些典型特征。
　　首先，河源客家人在当地占绝对数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包容性。黄联关镇总人口11362人，除2189个是彝族外均为客家人，而在刘，黄，张，谢，林，蒋客家6大姓中，河源客家占据了前4位。中坝乡总人口约10000人，客家人有4000人。大凉山彝人曾经在红军长征时期和刘伯承留下了滴血为盟的千古佳话。而经过数百年的垦殖开发，以龙川人为代表的河源客家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说明他们很好地继承了赵佗时期“和辑百越”的传统。
　　其次，河源客家人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崇先敬祖意识。根据谱载和口述，源流分述如下：石坝，新镇黄姓来自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老虎石狮子口。谱载：始祖讳建四，号黄盖秀文，原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乡。明洪武年间迁广东省广州府兴宁县西厢五里外太平约上大塘立业。乾隆23年在龙川起程迁川。东坪黄姓来自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犁头约上下黄村。谱载：仝从世于广东惠州府龙川县犁头约上下黄村老屋里居住，于嘉庆9年9月20日携家从去西川。新镇刘姓，据村民刘绍先口述，来自“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入川时间约在1790年。谢姓，龙川一世祖谢君用于洪武3年，由江右锡州迁于惠之龙川，定居于东坑之祠。至14世谢凤麟“终于清乾隆46年6月，葬于原乡”，其妻骆氏(终于嘉庆13年)携子文云和文濂入川。入川时间约在1780年前后。东坪骆姓，谱载：吾祖粤东人，传流13代。前祖排行：子明文谦公凤钺永琥秀碧仁绍。绍登公弟兄4人维祖志在四方，由广东惠州府龙川县犁头嘴，乾隆40年迁至四川省宁远府西昌县黄连坡。
　　再次，河源客家人的丧葬习俗反映出对中原儒家文化的继承。如新镇村黄世光家藏黄家入川始祖黄晋成墓志铭：公粤东惠州府龙川县人业，行三，生平蕴经纶，尚道义，勤俭持家，谨慎裕后，凡乡里交戚皆服其义而戴其德。自乾隆28年来宁，以至家成业就，悉由一人干济之能，洵人杰也。享年七十三春。子女一，孙八，福寿两全，所谓天向吉人，地开吉穴也。铭曰：两水潆洄，两山环抱，大德所钟，吉星拱照，其人公正，其行敬慎，古道经营，一方所敬，天马迢遥，沙堤永潮，奕世富贵，瑞聚山椒。所谓“勤俭持家，谨慎裕后”，是客家人历来赞颂提倡的传统美德，如今在河源地区乡村丧礼中，仍然可以听到这样的古老葬词。而这些美辞，与儒家的中庸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所谓“天向吉人，地开吉穴”，说明当时对墓地的堪舆是非常隆重周到的。堪舆之风，以江西赣南为鼻祖，而赣南，则是中国的“客家摇篮”。再看其子黄初珍妻谢氏的墓志铭：…孺人姓谢氏，大惠公之女，年数岁归太翁晋成公之子初珍公。是时，太翁由粤东迁蜀，定居西昌之黄连坡，家室艰难，以贸易糊口…孺人奉翁姑事事尽礼，井臼自操，辛勤毕至…故宗族乡党靡不心识其贤。厥后家道日兴，初珍公置田业，孺人处之自然，并无矜张之意，虽食指繁重，约束颇艰…孺人所犹难者，初珍公之胞弟初盛公年卅余早逝，遗四子二女，皆幼，孺人抚之如己出，婚嫁事宜代为完毕，或农，或儒，或商，各称其才。少子体元人最沉静，则极力培植，以大器望之。体元亦能发愤自强，仰承先意，于咸丰四年入邑佯，拨宁远府学…孺人生四子三女，长子启第年四十余蕡志以芟，长女适曾门，次女适赖门，三女适魏门，以及三子启昆俱早逝。现存者仅次君四君，卓然自立。为克家，令子孙十人均崇儒…“孺人”之称，源于文天祥抗元时客家妇女救宋皇的故事，是皇帝赐予客家妇女特有的一种荣誉。谢氏人生艰难，在丈夫胞弟早逝，倾力抚育其遗六个子女的情况下，更逢自己三子死其二，还能助初珍置田兴业，可谓勤勉终生。这是不断迁徙流离的移民历史造就的独特的客家妇女精神，在谢氏身上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黄联客家考妣同墓的情形，证明他们保留着河源客家盛行检金葬的古老习俗。而这一习俗，一方面反映了客家人由于迁徙频繁只好通过二次葬的方式来怀念先祖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受土著文化的影响而融合而成的丧葬方式。据专家考证，在客家人进入南越，闽西之前，当地苗瑶畲僚之族，皆有此一习俗。而黄联客家的二次葬，应该更多的是对河源客家丧葬方式的继承，而和当地彝族丧葬习俗并无直接联系。
　　第四，福建“葛藤坑”应该是河源客家的一个重要中转站。黄联“保十三”的传说其实是福建“葛藤坑”传说的另一个版本。“保十三”是说当年张献忠剿四川(或说黄巢剿四川或清兵剿四川)，见人杀人。某日遇一妇人背一大童而牵一小童，异而问之。答曰，大者乃叔之子，俱芟而留其一也，当加倍爱护。叹其贤，因嘱曰，归家取柳枝插门为记，可免杀。妇人归而告知相邻十二家，皆免杀。而福建“葛藤坑”是说黄巢起义杀至福建宁化石壁村，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小孩，大的背着，小的却让他自己走。黄巢问其故，妇人回答说，大的是叔叔家的，全家都死光了，就这一独苗。小的是自己的孩子。宁可自己的孩子多吃苦，也要保全叔叔家的火种。黄巢大为感动，叮嘱她回家后折一葛藤插在门上，这样可免受剿杀。妇人归去后告诉全村人皆取葛藤挂之，而保全村幸存。后来宁化石壁村也叫葛藤坑。查黄联客家和河源客家的谱牒，多有记载从宁化石壁迁移入粤的历史。可见，福建宁化在客家迁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河源的古龙川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客家先民的落居地这一说法，涉及到客家迁徙究竟是五次还是六次的问题，应该专章另说。这里暂且撇下。
　　第五，现存的客家文物表明，保护客家文化遗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是祠堂和族谱作为四川客家人身份的重要物证，正在趋于衰落散失，尤其是祠堂消失得更多。族谱多为手抄本，有的记载不详，有的损毁严重。当地最有名的祠堂，是源于龙川的黄家祠堂，八十年代被拆。刘家祠堂原为拥有八个天井的大祠堂，现仅存旧房一间。谢家祠堂建国后被毁。骆家祠堂现为民居。二是会馆和寺庙作为客家人聚会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据作者描述，黄联关过去有不少会馆和寺庙如：万寿宫，城隍庙，祖师庙，观音庙，南华宫，禹王宫，五显庙，五省庙，东岳庙，三官庙等。如今除武显庙尚存一殿外，其余已经完全或部分拆除。而反映客家建筑美学的围龙屋在这里是看不到的，甚至连曾经有的碉楼都已经消失殆尽，如今见到的旧式民居，大多是民国时期的。这和龙川佗城的状况颇有相似处，佗城号称岭南第一古县，赵佗建立南越国前的革命摇篮和“兴王之地”，拥有和广州一样的2222年的悠久历史，但目前的文化遗址保护和开发却显得极为滞后。在拍摄《从佗城出发》期间，镜头中呈现的事物却让我们的心又急又忧：南越王庙只剩小小一进，虽然游人不绝，里面除了一尊赵佗塑像和几块胡乱躺在地上的碑石，可看之物寥寥无几;赵佗故宅仅留荒地一块，故宅旁边的越王井虽有遗存，昔日“可汲千人”的井里却堆满了垃圾，当年的考棚也是剩下危房数间;古龙川八景的鳌湖秋月如今只存一条小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修筑的苏堤内现在是农田一片，只有堤上气势不凡的风雨亭隐隐使人想起当年“鳌湖湖水映金波(苏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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