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陈彦儒

放牧星群

　　陈彦儒，作家，出生于1975年，曾用名陈镜堂，男，籍贯广东兴宁。    陈彦儒曾任百年老报——香港《大公报》记者，《珠江晚报》记者，曾任房地产网站主编，兼电子杂志《珠海楼志》主编，现任中央媒体——“中国新闻社”珠海、中山支社记者，数年发表了约165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散文诗；及425万字新闻作品，曾获2012年广东新闻奖等荣誉。作者2009年出版作品集《放牧星群》,2014年底出版长篇小说《白天失踪的少女》。作者散文集《印象兴宁》正在筹划出版中。

放牧星群

　　著名评论家黄自华先生为陈彦儒写的评论文章——


　　“底层生活意识形态”的文学表述
　　读《放牧星群》


　　一、 主流语境下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


　　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不仅左右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甚至也在我们的心理定势、潜意识和语言中显露出来。作家是一个种族的触角，文学作品是对种族记忆的保存。历史一再地昭示，每当一个时代处在巨大的转折时期，敏感的文学写作者常常会从自身的经历中攫取某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事物，作为自己宣泄和寄托内心隐秘感情和思绪的参照。二十多年来，文坛上涌现一批以打工生活为主体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也自然成为无法回避的事情。“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之一，让我们窥见到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曾经用焦虑和愤懑传达过底层真实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者，经过这些年的分化之后，一部分人现在也挤进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圈内，也开始书写一些传统的喜庆氛围，筑构底层甜蜜惬意、诗意温馨的作品。曾经在他们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本十分熟悉的那个底层世界，似乎已经与他们的写作渐行渐远。他们的心灵，已经被一些强劲渲染了的“幸福”寓言所感化。沉浸在空前“盛世”的环境里，遍地都是美感的镜像，满脑子的感激都写不完呢，还哪里顾得上审视底层那些苦涩的脸庞到底是什么模样！
　　主流话语的目标，就是建造一个个围绕“和谐”、“幸福”、“盛世”的当代快感文化。准确地说，他们只在乎昔日无望无助的人群，在快感文化中如何被改变，变得如何安详、快乐、诗意的事，而不在意建造出来的快感文化氛围如何遮蔽、歪曲这些人真实处境的事。别尔嘉耶夫对奴役人的“个体人格”的诸多因素有过精辟的见解，其中在谈到美感的诱惑与奴役时，他写道：“宗教的唯美主义全副身心地关注宗教仪式，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由此进入麻醉状态；道德的唯美主义以人的美和美感代替人的具体生存和人的个体人格；哲学的唯美主义，则放弃追求真理，仅朝向审美者，仅注重人的某种激情状态，仅关心和谐与不和谐的建构；而政治的唯美主义则摈弃正义、自由，跟哲学的唯美主义一样，仅仅钟爱某种激情状态。当表层的期许得到了‘政治’的许诺，准确地说，受到了被批判者发出的神话般意识形态幻觉的轰炸。”于是，一些“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者便在温馨怡人的氛围中被驯化，从批判者而成为歌颂者。这一角度的转化至关重要，因为它既肯定了底层者之所以为底层的社会学意义，同时，它的修辞策略和话语方式即便还是批判性的，那也是在主流话语范围内并且拥有政治上的正确性。
　　底层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真正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总是能够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的理想的文化品格；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民众，尤其是那些飘泊的都市边缘人群和“打工者”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就是在这个深邃的底层空间，纠葛着诸多的矛盾、焦虑和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经验中的一个痛点和敏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本身具有巨大的书写潜力。而这个写作空间，却长期被主流文学所遮蔽，被精英作家所鄙视。所以，在打工者群体中出了一批“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者，这样一个现象的意义超过了目前他们作品的意义。
　　在当前中国文坛，尽管“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处于弱势的地位，面临来自文学精英阶层的鄙薄和主流意识形态“快感文化”的解读。但是“底层”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主体。只要文学一息尚存，只要人们的心灵还需要艺术的慰藉，只要人类对美的感动和自由创造的热情不至枯竭，底层作为维护、保存、延续和酝酿文学创造活动的必要和基本的场所、防线就永远不会消失。


　　二、“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的现实指向


　　难能可贵的是，绝大部分“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者，依然还是顽强地坚守着“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的初衷。陈彦儒就是这类“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者中，至今仍然敢于直面人生现场和第一体验，撞击概念化、公式化写作模式，以拙重质朴的意象直接叩响读者的心扉的作家。《放牧星群》中，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和大量的时评，都记录着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沉重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且以文学痛感的方式触及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系列问题及其背后折射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上层之间不和谐的关系；陈彦儒还借助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语言谱系，营构出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形象地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有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陈彦儒在物质痛苦、身心煎熬甚或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以自己的艰辛的写作，建构起他在人生旅途上丰盈的精神家园和栖居异地的文化故乡，其抵抗资本异化的救赎意义不言自明。
　　那么，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卑微的个体或群体如何在历史的边缘和阴暗的角落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超强的现代性主流叙事的语境中，被排斥的底层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建构？也就是说，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底层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意识？底层是现代性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力量还是必然的缺席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既是一种写作策略，更是一种积极的文化认同策略和话语实践。《放牧星群》中的大多数小说，顽强地呈现了一种底层身份焦虑和觉醒的姿态。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陈彦儒以这种“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方式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主体身份的建构。陈彦儒以自己的文学作品向世界表达了这样一种权利：在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进程中，卑微的个体不再渺小，不再是被边缘化的他者，而是叙述的主体。“陈彦儒们”正在顽强地书写着时代的宣言和自我的历史。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历史的主角，如果他们自己不说话，无法指望文学精英或者主流叙事会为他们说话。
　　“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的真实与力量，并非来自于来自底层的这些业余写作者的写作水平与技巧有多高，而是源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感同身受与熟悉。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体验与发现，是自己的苦痛与忧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放牧星群》中看到一种全新的生活与体验和作品中人物与细节的真实。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是具体而具象的现实，而不是抽象、想象与写意的现实。由于作者来自于社会生活底层，所以能够摆脱那种被抽象化的时代情绪，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一面，始终与真实保持着直接的感性认识，所以陈彦儒能够让自己的文学作品对现实发出“呵呵！人不如狗！呵呵，人命不如狗眼值钱……”（《狗事》）的指控与挑战。
　　“阿婷看到儿子跑着跑着，被工地的角铁绊倒在地，儿子，阿婷下意识伸出手，突然她脚下一滑……阿婷就像只鸟儿一样飞下，在漫天的惊叫声中，她最后想到的却是：‘拿回血汗钱，儿、子、就、能、吃、上、白、斩、鸡、了……’”（《爬吊塔讨债的女子》）在田园的远逝与城市的冷漠中，在历史的缠绕与环境的错谬中，在积郁满腹的烦恼苦痛与无法表达的失语状态中，“爬吊塔讨债的女子”阿婷演绎的生存绝望的故事，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所有那些生活在都市边缘的被忽视的人群，被抛弃的人群，被侮辱的人群，被伤害的人群，无望无告的人群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意味着忍受生活的侮蔑，生活就意味着痛苦，生活就是挣扎。他们是生活在自己祖国的难民，他们的命运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不道义的事情。造成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而更是整个社会的无行动。
　　“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是在由渣土、废旧铁丝和油污构成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早期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文学作品，除了粗糙的真实，就是直接的疼痛。它有着深刻的体验，但缺乏完美的修辞；有着浓烈的情感，却缺乏准确的表达。很长一段时间，它在寄托和承载底层群体的精神与梦想的同时，也在艰难地完成着自己的蛹蜕。虽然到目前为止，“底层生活意识形态”文学作品还没能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学形态，便已经被迫不及待地推到了台前，这源于“底层生活意识形态”文学作品接受群体的不断扩大，他们的文学诉求得不到主流文学的倾听和回应，更切合自身生活体验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文学作品因此得以迅速枝繁叶茂。


　　三、“底层生活意识形态”的非典型性表述


　　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是完成内心道义的自我反省与确证。来自农村而生活在都市底层的打工群体，面临着经济吸纳和社会拒绝的悖论性生存处境，而对这种先天的社会不公，从他们进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必须无条件地表示默认，并同样默默地遵守。他们和城市的距离感如同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反差那么遥远，遁入自我的阴影心态使得这些打工者的边缘地位愈来愈明显地突兀出来。但是阴影是任何一件事物都无法掩藏的根本属性，阴影也为“底层生活形态写作”提供了认识时代生活的另一个特殊角度。于是陈彦儒在跨越阴影意识或者在宣泄阴影意识的同时，还更多地表现在对社会的抗争和寻求世界的认同和理解上。
　　陈彦儒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基本上属于一种文学与生活近距离甚至是无距离的原生态写作。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发生的故事，几乎都是作者身边，也是我们眼前经常发生并继续延展着的故事。小说《死不瞑目的小偷》其实是一个很具新闻色彩的“法制故事”，但陈彦儒通过文学艺术的再创造，便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宽敞的人性探索空间。中国特有的“江湖文化”在这里被重新放大并隆重渲染——在当底层面对的新的人生课题和危机重重的生存境遇，无法用正当手段和道德伦理解决时，人们往往会通过违法犯罪的途径，甚至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小说《死不瞑目的小偷》就隐含着底层苦难同个体反抗、暴力自救的“江湖文化”的逻辑关系，在法律求助缺席的情况下，底层只有通过个体反抗、暴力自救才能保护自己，才能脱离苦海。通过这个由农民工阿丁被逼上梁山变成以恶抗恶、以暴制暴的“贼”和“绑票”嫌疑人，最后却又为了营救落水的“票”而毅然献出自己生命的故事。作者是在揭示人性善与恶的因果报应，还是在暗示着一种底层命运的归宿，抑或是在指控那个罪恶的生存空间呢？当然，任何暴力行为总是敏感地牵动人类的道德神经的，脱离了道德制约的“江湖文化”式的暴力叙事，可能会具有严重的社会文化后果，但无可否认的是，阿丁对于不公正遭遇的反抗，也使得暴力具有道德的某种合法性和正当性。应该说，陈彦儒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是从“江湖文化”传统中借助到的一种对当今社会现实的自觉而艰难的回应。生活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作品的思考向度，这种写作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历史前进的脚步才能作出最后的回答。
　　飘泊是一个沧桑的词，这个词常常与孤独、卑微、惆怅、叹息、疲倦、疼痛、麻木、迷惘、悲凉、饥饿、耻辱、呐喊、绝望这一系列具有精神质感和控诉性质的词语相伴。翻开《放牧星群》，我们可以看到 “飘泊者”在都市生活的种种境遇。陈彦儒小说中“飘泊者”的形象是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受到冷落与歧视，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渴望真正的尊重与身份的认同的史实性的、记录性的，反映着生活的粗糙和本真的非典型性形象。陈彦儒的小说中因为记录了时代的声音，因为拥有生活沉重而苦难的底色，因为体现了一种不屈和奋斗的精神，所以能够让读到它的人难以忘怀。
　　无病呻吟的文学作品终究是矫情的。与此相比，陈彦儒的小说中却有着无可替代的真情实感。生活的境遇和磨难，都市的霓虹与诱惑，生存的压抑与奔波，梦想的追逐与迷茫……这些都让作者饱尝了生活的百种滋味，对生活的艰辛有着切肤入里的体验。这就为陈彦儒积攒了独特的文学创作优势，使他能够以敏感的触须探入生活的根系，与生活血脉相融，写出了像《宠物生活研讨会》、《死不瞑目的小偷》、《高手绝招》这样一些生动、鲜活的“底层生活意识形态”作品。短篇小说《升官符》，则以平民的视角对官场腐败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深切关照。
　　而且陈彦儒“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的真正价值在于现场感受、独特体验和精神姿态，作者来自生活的第一现场，携带着对时代的切肤体验，陈彦儒在以形象的文字书写底层个体生存境遇的同时，也记载了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记载了当代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过程中的精神历程，为当代文学渗透进了鲜活的“中国经验”。陈彦儒的小说，以短篇为主，尖锐、粗砺，像岩浆和煤，是底层被压抑的生命激情的喷溅与爆发，它们真实而疼痛。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语境下，一个个背乡离井的活生生的人的嫁接之痛，它可能也是个体生命在国家现代化城市化伟大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陈彦儒的小说因为真实，所以高贵！它让我们读到了自己内心的深深感动。

[ 本帖最后由 放牧星群 于 2009-10-6 12: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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