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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28日上午，我集团办公厅收到广东省委“谢非同志办公室”传真给昝云龙同志（当时兼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收的关于谢非同志逝世的讣告，以及参加谢非遗体送别仪式的注意事项等等。谢非是昨天（27日）14时50分在广州病逝的，享年67岁。
下午，我向昝总报告此事，并建议：1、以集团和昝总个人的名义，送两个花圈；2、派代表参加谢非的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昝总10月30日要到北京参加大型央企主要领导人的重要会议，谢的送别仪式肯定参加不了。我说：“您去不了，是否可以考虑派一个代表去参加？因为谢非毕竟是政治局委员，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对广东是有重要贡献的。”昝总说可以，派谁去呢？我说：“如果您觉得合适，我想去一下。”昝总同意了。我与集团吴锡源副总经理说，他也同意了。
为慎重计，我按讣告上的联系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打了电话，说明昝总去不了，可否派代表？对方同意，并嘱咐要把讣告或书面通知带上，才能进入。紧接着，省政协办公厅来电，询问昝总是否能参加？秘书处梁滨说昝总去不了，准备派集团办公厅游主任代表。省政协说，那要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才行。小梁又与省委办公厅电话联系，对方同意，说并不是一定要领导都参加。小梁将此意见告知省政协办公厅，省政协说既然省委办公厅同意了，就行了。
第二天下午（29日，周五），我想来想去，给《南方周末》副主编兼办公室主任李益伦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想跟你说一个事。我跟你说这个事，其实也是多管闲事，因为我已不在报社工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但我想了一下，还是要给你打这个电话。你大概看到报纸了，谢非同志死了。我们昨天接到通知，11月2日下午3时，在广州殡仪馆举行送别仪式，到时候我可能要去一下。我建议南方周末也应该有个什么表示。因为你知道的，1993年10月，南方周末发生了《袭警案》事件，面临灭顶之灾，中宣部下令南方周末停刊整顿，等于已经拉上刑场了，是谢非同志把我们救下来的，是他把南方周末、把我们保下来的，否则，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南方周末了，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历史也许就会改写了。我觉得，报纸要有报格，做人要有良心。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也不管南方日报怎么样，南方周末应该有所表示。”他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并且说南方日报社长李孟昱到华东出差了，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带队到从化开业务会去了。他问我，让我能否直接给南方日报社委办主任郑炳初打电话说一下？我说，我不会给南方日报打这个电话的，做不做，该怎么做，是他们的事。你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向上请示，也可以先跟省委办公厅联系一下，比如，以南方周末的名义送个花圈，发个唁电？也可以争取看能否派代表参加遗体送别仪式？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一些纪念文章，如果你们够胆，甚至可以考虑发一个纪念专刊。具体做法你们去考虑，我只是给你们提个建议。而且，你最好不要说是我游雁凌的建议，否则，该做的事情可能因为是我说的，也许就不做了。他说好的，他会跟有关领导商量去。
放下电话后我就想，他们不会有什么表示的。我打这个电话，与其说是希望他们有所表示，倒不如说，只是想表达或排遣我自己复杂的、无以言说的某种内心世界。一时间，我的思绪又回到1993年10月，那场惊动境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发生在南方周末的《袭警案》风波。
11月2日上午，我陪同集团周展麟副总经理，到沙头角中英街参加“新一佳”商场的开张典礼。11时，我让昝总的司机王德利到沙头角接我，然后直奔广州。下午2时，我到达省政协，准备转坐20号车（车上都是已经退下来的省政协的一帮副主席们），前往广州殡仪馆。
省政协一位工作人员，约50出头的老大姐，对我的到来不怎么欢迎，她一再强调我“不是副省级”，“你可以不去”。见我不为所动后，她又说，如果一定要去，也可以，但不能与副省级的领导在同一间休息室，也不能与他们一起进入送别大厅，必须先在外面休息，而且只能参加最后一批送别，而送别之后，省政协的车就走了，不会等我。
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约二十七、八岁），我说我是某某集团的。她马上热情地说：“嗬，你是游主任吧？”这时，那位老大姐又走过来，又向我重复了一遍她已讲过的话。这位年轻的女同志大约不好表态，借故走开了。
这回我不高兴了，很严肃地对这位老大姐说：“我来之前，是让我们秘书处跟你们联系过的，你们让我们请示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同意了；后来又跟你们政协办公厅联系了，你们也都同意了，我才来的。我虽然不是副省级，但我是昝总的代表……这样吧，我坐你们的车进去，进去以后怎么样，我自己会掌握，返回时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有车，这总可以了吧？”大约她也觉得有点过分了，只好马上说：行。
下午2时正，我坐上20号车（前面的19号车是郭荣昌等现职的省政协正、副主席们）。年轻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后来知道她叫刘芳）给了我一份参加活动的名单以及有关事项的资料，她在车上悄悄关照我：“你别理她。你除了不能与副省级的领导一起进去送别外（因为电视台要逐个单拍领导人），其他的你都可以。包括可以到副省级领导们的四号休息室，可以坐我们的车来回；在送别时，你可以在副省级之后，和省委各部委办的领导们一批进去。”
从省政协到广州殡仪馆的一路上，沿途似乎交警都封了路。到达四号休息室后，里面座位不多，已坐满了领导。我和同车到达的其他副主席们，只好坐到室外的走廊中。这时，遇到了谢非医疗小组负责人、省人民医院高干病区的麦建明主任。
他一见我，眼睛就红了，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地摇，很快又流出了眼泪，说：“真是对不起啊，我们没能留住他……”
我说：“麦主任，别太难过，你们已经尽力了。”
他说：“是啊，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但没有留住他。”
接着，他告诉我：谢非是1999年1月19日入住省医院高干区3号楼的，把最高的第四层全腾出来了，中央一次拔了500万元专款。听麦主任说，江泽民总书记还把电话打到了设在医院的医疗小组，亲自询问谢非的病情，要求尽一切努力救治。本来在入院之前，谢非没有任何症状，是因为右眼下表皮上有一块异斑，以为是不小心碰的，准备要点药水擦擦就可以了。麦主任们当然不敢大意，认真一检查，发现是白血病，且已高度，便马上入院。当时有医生判断，只能捱3个月了。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换血，广州血站每天要送几包编号为“一号”的血浆去医院。
今年50年国庆，阅兵，政治局委员要在天安门上集体亮相。为了保证谢非能上天安门，医疗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国庆那天，谢非终于站到了天安门上，等电视台摄完相，他很快就顶不住了，也就十来分钟，就提前下来。当时麦主任就跟在天安门上，站在谢非的后面。
从北京回来后，谢非身体马上就不行了，复发，癌细胞成倍以几何级速度增长，很快，心肝肾肺等内脏全都泡满了癌细胞，没办法了。
在广州殡仪馆的一号大厅里，江泽民等中央常委们全都送了花圈。大厅顶上悬挂着“沉痛悼念谢非同志”的黑底白字横额，中间挂遗像。谢非戴着眼镜，静静地躺在那里，清瘦的脸上，还是那副儒雅的气质，遗体上盖着鲜红的党旗，周围是绽放的一盆盆鲜花。
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中组部长曾庆红、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代表中央专门来广州送别。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不在广州，他率中共代表团到智利访问去了。
我和省委的部委办领导们一起，五人一组，一并站立在谢非遗体的脚前，三鞠躬，绕行一圈，与家属握手，便离去。
当我离开送别大厅门口时，再回头，驻足，最后凝望了谢非的遗容一眼，心头涌起感慨万千。人生封候封王，出将入相，或者富可敌国，名盛天下，再怎么大富大贵，大红大紫，短短几十年后，最终都难逃一死，死了就万事皆空。人生如梦，人死如灯灭，人生如白驹过隙……一连串的念头与伤感闪过脑际。
离开广州殡仪馆时，我对麦主任说：“等你忙过这一段后，请你到深圳来休息几天，换个环境，调整放松一下。到深圳后，一切由我负责安排。”
他答应了。
1999年11月4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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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8-1 11: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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